中国近代文学既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国家走出中世纪的步武，中国文学体系开始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就学术史而论，1949年迄今七十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建立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最近二十年，学者分别从民国文学和跨学科等方向进行突围，尝试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出现

1957年前，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尚未建立，但学界对近代文学的拓荒性研究早已展开。五四运动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872—1922）》，申报馆，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世界书局，1932），均把清末到作者著史时为止的文学作为相对独立的段落考察；均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均把此期文学分为旧文学（或古文学）与新文学两个系统；均以为此段文学具有过渡性质。其迥异处在于：胡、陈站在进化论立场，扬新而抑旧；钱氏较为客观，但其护惜古文学的心思则隐藏于纸背。三位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规定了此后近代文学研究的大致方向。

1957年，教育部所颁《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根据新旧民主主义理论，参照历史学界的相关论述，提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文学”命题。学界对此迅速作出回应。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55级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8），皆设了“近代文学编”。1960年，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60）专设“清及近代部分”，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撰的著作径直取名《中国近代文学史》（1960）。1963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最后一编就是“近代文学编”。至此，与古代文学学科、现代文学学科相对的近代文学学科的断代地位正式确立；近代文学研究中首个范式“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初步形成。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近代文学的上限，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其下限；以反帝反封建文学为论述主体；以前后脉联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学、改良文学和革命文学为叙述框架；以泛政治化原则和进化论史观为指导，对进步的、革命的作家给予肯定，对复古的、保守的作家给予否定；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式主义、拟古主义等术语论析作品的创作方法，等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近代文学编”由季镇淮撰写。季镇淮用“文学潮流”的概念来论述近代文学的演化过程；对有些研究对象的艺术把握精辟独到，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发轫期的最好成绩，成为近代文学学科此后发展的基石。

第二节 开掘“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

1978年后，改革开放，思想解冻，编纂近代文学史的事业达于鼎盛。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1987）、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管林和钟贤培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1）和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1990、1991、1993）梓行。这四部著作既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所笼罩，又对这一范式作出大幅度调整：纠其偏颇，匡其不逮，填补其空白。该范式的学术潜力由此被挖掘殆尽。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出版的近代文学史著作相比，这四部作品的创获在于：编纂者摒弃了单纯以政治标准鉴人衡文模式，力图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事求是态度著史；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审视近代文学活动；在凸显近代文学反帝与反封建、救亡与启蒙主旋律的同时，展示各种体裁、流派和作家创作的审美特征；肯定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对于中国文学变革的意义；等等。

在上述四部著作中，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规模最为宏伟，内容最为富赡。郭延礼在20世纪50年代末登上学坛，迄今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耕耘六十载，出版专著数十种，发表论文百余篇，其成果有力地推动着近代文学研究向前发展。《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郭延礼的代表作。作者沿着胡适、陈子展、钱基博和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等开辟的学术道路，在80年代精神烛照下，将近代文学研究带向新的境界。作者以为：“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八十年全部文学创作表明：近代文学是作家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经过痛苦反思之后所形成的觉醒的、蜕变的、开放型的文学。”[※注]这一总括不离“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更有溢出其外者，昭示着近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已经到了取得突破的时刻。

第三节 建立“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

1997年，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出版。其中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由王飚主纂。在这部《近现代文学编》和一系列自撰论文中，王飚综合学界已有成果和自己独立思考所得，尝试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突围，为近代文学研究建立一个更符合历史实际、更具解释力的范式。他以为：“中国不像欧美那样存在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资产阶级文学生长、成熟的完整过程，近代中国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但不足以构成一个时代。所谓近代文学，只是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的文学。因此，应该以探索中国文学独特的近代化历程为中心，来构建研究体系。”[※注]根据这一思路，王飚为近代文学构筑了一个可以命名为“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研究范式”的研究范式。

“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研究范式”要点有三：第一，该范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体系各构成要素，包括作家队伍、文学观念、创作内涵、形式体制、文学语言、传播方式和发展途径等，次第发生了现代性转换。这一转换到“五四”文学革命后逐渐完成。揭示中国文学体系各构成要素转换的成因、轨迹、特点和经验教训，是近代文学学科的特殊价值所在。第二，近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由衰变和新变两股潮流组成。在传统和现代两种力量作用下，沿袭传统的作家和文学流派虽然也进行自我调整以求延存，但终究无法扭转颓势，是为衰变；努力挣脱传统的作家和文学流派积极面向西方，追求改革，势力由小而大，是为新变。这两股潮流尽管互相渗透，但发展方向截然不同。19世纪中后期，沿袭传统的作家和文学流派仍占主导地位；19世纪末至“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努力挣脱传统的作家和文学流派逐步走向文坛中心。第三，近代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只能是文学本身的演进节奏，而非政治、历史等。由于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开始于近代、完成于现代，因而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应该归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单元。从文学自身的演进节奏看，近代文学应始于鸦片战争前二十年，终于文学革命发难的1917年。

最近四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大的收获是涌现出一批以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为主题的著作。代表性著作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1992）、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1998）、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1998）、连燕堂的《从古文到白话》（2000）、马卫中的《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2000）、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2003）、么书仪的《晚清戏曲的变革》（2006）、郭延礼的《中国文学的变革：由古典走向现代》（2007）、耿传明的《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2010）、宋莉华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2010）、左鹏军的《晚清民国杂剧传奇文献与史实研究》（2011）、张天星的《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2011）、张俊才和王勇的《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2012）、彭玉平的《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2015）、段怀清的《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2015）、王风的《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2015）、郭延礼和郭蓁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2016）、胡全章的《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2017）、郭浩帆的《近代报刊视野下中国小说转型研究》（2018），等等。就其同者而观之，这些著作皆可归于“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研究范式”之下，皆可视为对这一研究范式有效性的检验、丰富和完善。

第四节 近代与现代之间

在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中，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都来自新旧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将“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作为划分民主主义新与旧的分水岭。相应地，1919年也先天性地成了近代文学学科与现代文学学科的界碑：1919年前的文学属于近代文学范畴，1919年后的文学属于现代文学范畴。“五四”界碑的出现，给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都带来了严重损害。其实，在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拓荒期，胡适、陈子展和钱基博都将“五四”前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1978年后，分属两个学科的学者重新发现并继承胡适等创辟的学术传统，相向而行，同时突围，跨越“五四”界碑。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11、12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注]这一概念将20世纪50年代之后横亘于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之间的界碑掀翻，引起震动。1988年，陈思和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提出“重写文学史”命题，引起新的震动。接着，根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路，文学史开始了重写实践。严家炎、钱理群主编的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最先提上日程，由陈平原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1989）是该书第一卷，很快发行。随后，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和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也陆续问世。1998年，王德威发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载王德威撰《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1998）、《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载王晓明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998），论述晚清现代性的文学史价值，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命题基础上，用现代性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打成一片。

陈福康、张福贵分别于1997年、2003年提出“民国文学”的说法。最近十年，有学者试图以“民国文学”替换现代文学学科的名称，完成一部全新的现代文学史；有学者试图在“民国文学”框架内，包容旧体文学、通俗文学和新文学；还有学者试图从民国史角度诠释现代文学问题。目前，以民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尚未出现。孙郁撰《民国文学十五讲》（2015）将民国时代的新文学、旧文学纳入论述范围。李怡、张中良主编的“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2015）则是从民国史视角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在近代文学研究者看来，民国文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新文学、通俗文学、旧体文学。论述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专擅，阐释旧体文学的任务则主要由近代文学研究者所承担。十多年来，近代文学研究者研究民国旧体文学的著作指不胜屈。其最要者，旧体诗词研究方面有：孙之梅的《南社研究》（2003）、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2005）、尹奇龄的《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2011）、付建舟的《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2011）、杨萌芽的《古典诗歌的最后守望》（2011）、李剑亮的《民国词的多元解读》（2012）、胡迎建的《陈三立与同光体诗派研究》（2013）、张晖的《晚清民国词学研究》（2014）、马大勇的《二十世纪诗词史论》（2014）、张煜的《同光体诗人研究》（2015）、曹辛华的《民国词史考论》（2017）。戏曲研究方面有：梁淑安的《南社戏剧志》（2008）、左鹏军的《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2011）。文论研究方面有：黄霖主编的《民国旧体文论与文学研究》（2017）。此外，研究民国桐城派、骈文派的论文也琳琅满目。这些论著出而行世改写着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的版图。

第五节 走向文学之外

在研究方法上，七十年间，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一是泛政治化视角的确立；二是从泛政治化视角回到文学本身；三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走向文学之外。从泛政治化视角望去，物物皆着政治色彩，扭曲历史真实和文学史真实的事时常发生。回到文学本身，作家的创作个性、作品的审美属性得以凸显，但学者仅与文学周旋，分析套路单一、见解主观、对重大文学史问题缺乏解释力的弊端也显露无遗。走向文学之外后，学者或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对文学史问题进行讨论；或挨着其他学科的边缘行进，以文学现象为材料，结合非文学文献，对相关学科的问题进行研索；或干脆进入其他学科另辟蹊径。虽然走向文学之外导致文学研究有空心化之虞，但总体而论，学者在跨越学科边界后所取得的成就则是有目共睹。这些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女性研究。夏晓虹对晚清女性论题作了精深探索，先后出版了《晚清文人妇女观》（1995）、《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004）、《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2016）。作者从报刊取材，从个案入手，回到历史现场，呈现大时代中文人女性观的新变和知识女性的新气象。黄锦珠的《女性书写的多元呈现：清末民初女作家小说研究》（2014）借鉴女性主义理论，对清末民初十余位女作家如何书写女性经验、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等作了探讨。

第二是白话文研究。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学界论及对新文学的诞生具有重大影响的白话文运动时，总是依照当事者胡适、周作人等的论说，言必称“五四”，而对清末白话文潮流或轻描淡写，或贬多褒少。近年，随着研究的推进，白话文运动肇兴于清末的事实浮出地表。然而，清末白话文运动的整体形态和流变轨迹究竟如何，学界仍然不明就里。胡全章的《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2011）以近代报刊史料为基础，对清末白话文运动展开了系统考索，清晰还原了这场语言变革的面貌，勾勒出其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关联，肯定了其历史功绩。袁进主编的《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2014）运用语言场域等理论，在大量史料基础上，揭示出：在19世纪传教士的创作和所译中文著作里，欧化白话文的规范已经确立，新的文学形态已经出现。这对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对新文学的出世影响既深且巨。

第三是家族研究。张剑的《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2010）选取“孝坊与义庄”“诒砚与承砚”“诗艺与家法”等关节点，对近代杨沂孙家族作了细致的研究。汪孔丰的《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2018）围绕麻溪姚氏的迁转、一门之内自为师友、藏书和编刻书籍、与桐城其他望族姻联等，论述了该族七代学者在桐城派建立、传衍过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借此揭明桐城派的家族化特征和旧中国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

第四是学术史研究。陆胤的《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2015）在西学东渐、东学西来的背景下，论述了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群体在中国近代政教存续和文教转型中的作为。作者贴近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爬梳相关人事脉络、学术理路中，得窥先贤之大体，努力发掘其明道济世和转移风气之功。即使在描述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群体的诗酒交游时，作者着力呈现的，也是酬唱背后的时代感，以及这种时代感所隐寓的政治情怀。

第五是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潘建国的《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2016）以为，新兴印刷技术的引入是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体和新小说发生、发展的物质条件。古代章回小说文本及其图像也借助新兴印刷技术实现了传播升级。栾梅健、张霞的《近代出版与文学的现代化》（2015）从近代出版技术革新、出版政策新变和出版家的文化追求诸层面，讨论了近代出版对于文学现代化的影响。作者以为，民营出版机制的形成造就了一批视野开阔、思想独立的作家；翻译著作的大量出版既带来了现代民主思想，也带来了新的创作手法和技巧，推动着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历史性转折。

第六是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刘再华的《近代经学与文学》（2004）讨论了近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如何在与西学抗衡竞争中与时俱进，利用其自身蕴藏的与现代性相接的元素，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作者以为，学者在经学思想上的分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不同文学派系的生成。作者把某些反经学的文学思潮也纳入论述系统。王成的《“今文学”与晚清诗学的演变：以晚清“今文学”家诗学理论为中心》（2015）描述了晚清“今文学”对诗学的渗透过程，认为“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范式对于“今文学”家的诗学起着规约作用。

第七是广告研究。广告作为报刊上的边角料，一向为学者所忽略。袁进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872—1914）》（2013）别出心裁，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将文学作品生产和流通的一个个交汇点贯串起来，用原始文献中呈现出的历史细节，书写近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刘颖慧的《晚清小说广告研究》（2014）以晚清五家报刊上的小说广告资料为素材，从传播学角度，讨论了小说广告在小说创作、营销、传播中的影响。

第八是图像研究。陈平原开研究晚清图像的先河。他以图像解说晚清历史，又以史料印证图像，在图、史互证中呈现晚清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其《鼓动风潮与书写革命——从〈时事画报〉到〈真相画报〉》（《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论述了画家如何革命、画报怎样叙事、图文能否并茂、雅俗有无共赏等问题。其与夏晓虹编著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2014）采撷《点石斋画报》精华，从中外纪闻、官场现形、格致汇编、海上繁华等视角，还原晚清的社会面貌。其《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晚清画报三十年》（《文艺争鸣》2017年第4、7期）提纲挈领地梳理了1884—1913年的画报史，并从战争叙事、图文对峙等方面论述了晚清画报的启蒙、娱乐和审美功能。作者认为，这些画报以平常语调描述社会主潮、漩涡与潜流，描述都市风情、市民趣味及其日常生活场景，在这些描述中低调地进行着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