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开始，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重新回到正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则在反思中重启。原有的基础是“十七年”所确立的文学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具有一定规模的史料建设成果，若干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的文学史著作，以及两代人的学科梯队。与国家其他行业一样，文学领域也在进行拨乱反正，所谓“正”，即是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回到“十七年”的传统中去。但原有的研究范式已经很难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此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大量涌入，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的文学史著作给研究者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前被屏蔽的作家作品重回历史地表，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更具专业性的文学批评操作方式，都令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震惊且压力重重。新的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海外学界的启发和挑战？这门与近现代史关系密切的学科应该如何加以管理和引导？……正是背负着上述的重重疑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了自己的再出发。

第一节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划归社科系统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社科系统一如既往，在国家文科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就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影响最大的便是由文学研究所主导的基础史料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文学研究所现代室便在唐弢、陈荒煤等人的带领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料编纂工作，如《鲁迅手册》《鲁迅论文学与艺术》《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左联回忆录》等，以及大量的文学选本的编选，如《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国现代经典诗库》《中国现代独幕剧选》等，上述工作可以视为接下来大规模史料工程的序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现代文学的第二代研究者开始成为此学科的核心力量，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马良春等人着手进行一项大型史料整理项目，经过1978年北京日坛路全国总工会招待所会议和1979年山东青岛会议的筹备，项目的基本雏形得以确定。他们计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为总标题，出版三套丛书，总计接近200种。这三套丛书包括：

甲种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思潮流派、社团资料；

乙种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

丙种丛书：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总目、总书目、作家笔名录。

甲、丙两种丛书的选目，由马良春和徐迺翔开列，乙种丛书的作家名单则由张大明根据几种通用的现代文学史确定，最终定稿时包括约180人。

此类大型工程，自然需要动员全国该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此后文学研究所开始联络全国各高校及文化单位，征求意见，并寻找承编者。随后成立的编委会囊括了全国知名的现代文学方面的专家或资深编辑，如文学研究所的陈荒煤、许觉民、唐弢，北京的王瑶、孙玉石、杨占升、王景山、常君实，东北的孙中田，山东的薛绥之，江苏的芮和师、范伯群，上海的贾植芳、丁景唐、魏绍昌等。参与者则包括了三四十家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及有实力的讲师，各地研究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各地文联系统、作协系统的热爱文学的相关人员，各出版社的编辑，部分作家家属等。此后，又有约16家出版社参与了此书的出版工作。

在1983年3月的全国学科规划会议上，由陈荒煤主编、马良春具体负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被列入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此后又进入“七五”“八五”重点项目。在编写原则中，特别强调“《资料汇编》力求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的发展变化面貌，努力加强革命的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与社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兼顾不同倾向和流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活动的材料，同时注意过去被忽视的正面和反面史料的搜集”，要求编选者“务必注意资料的可靠性，应认真核查并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初版书籍上选录”，[※注]在很大程度上，此类原则正是唐弢的文学史观念的核心部分。早在20世纪60年代，唐弢便为来文学研究所进修人员开列过必要的期刊阅读目录，此后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也要求参与人员系统地阅读原始期刊，“文化大革命”后，唐弢的得力助手严家炎首先将此书目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并充分利用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要求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阅读原始资料。从此意义上说，资料汇编项目也是对现代文学青年研究者的一次学术训练，形成了该学科某些研究方法上的共识，亦培养出一支有着自觉史料意识、精通资料整理和使用规范的学科队伍。

到目前为止，该丛书已经出版80来种，离原来规划虽尚有较大距离，但已有部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价值巨大。如丙编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便是由北京大学的唐沅、封世辉等人和山东师范大学的韩之友、顾盈丰等人合作完成，双方此前均在资料整理方面有一定积累，并参考了原山东师范学院内部出版的《1937—1949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共收录期刊276种，每种刊物前撰写有简介。期刊收录标准明确、核对极为严格准确，此书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现代文学研究者资料的查阅，几乎成为研究者案头必备资料。同样重要的还有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内容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共五卷，辑录1917—1949年的现代文学著作约13500种。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项目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它的编选过程，也是对全国图书馆藏资料（书籍、报纸、期刊）的较为彻底的普查，使得现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真正了解了学科的基本资料储备情况。文学研究所主持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自有其历史传统，从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开始，便着手整理出版《中国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本小说丛刊》等文献资料，他同时身兼国家文化部部长，这使得他可以依托文学研究所专业化的学术团队，并调动全国力量加以支持。现代文学领域，此类大型工程的开展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汇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文学研究所最后一次有效地组织动员全国的学术力量进行的大型项目建设，此后，随着高校的不断壮大，教育部和宣传体系职责的分离，以及社科系统科研管理职能的不断弱化（如社科基金的审批权限转交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办公室），社科系统在整个学科中的影响力在逐步减弱，从现代文学专业看，80年代的史料工程渐成绝响。

承续此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上海书店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名义，系统影印出版现代文学作品集，一般每一辑包括十余种图书，如第一辑包括了胡适的《尝试集》、陈梦家编辑的《新月诗选》、陈源的《西滢闲话》等，极大地方便了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原始期刊的需求。至90年代初，该社共影印160余种作品集，其中包括了许杰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作品集”、陈子善主编的“新月派文学作品集”、倪墨炎主编的“创造社作品集”、魏绍昌主编的“海派小说专辑”、姜德明主编的“京派文学专辑”、贾植芳主编的“现代都市小说专辑”，各收书10种，每辑前有主编者的题记，对该流派进行评介。此类出版活动较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著作更有长久的价值。上海书店还曾影印过30多种现代文艺期刊。[※注]

《新文学大系》的编撰工作也重新启动，从1982年起，在丁景唐、赵家璧的主持下，1927—1937年部分开始启动，至1987年陆续出齐，周扬为此书作序。此后，1937—1949年、1949—1976年、1977—2000年部分，分别于1991年、1997年、2009年出齐。山东大学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则于1990年出版，所选篇目多为以往文学史较少关注的作家，对当时的科研工作颇有助益。此外，作家文集、全集的整理工作也陆续展开，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858年版的基础上推出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除补充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三册外，又收录了 1912—1936年的日记（1922年缺失），以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书信，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调整了作品注释。该版本是目前影响最大、使用最为频繁的版本，极大地推动了鲁迅研究的兴盛。1982年起，《郭沫若全集》陆续出版，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至2002年出齐。因逸文较多，近年在郭沫若纪念馆的牵头下，又重新加以补充修订。《茅盾全集》也于1984年开始陆续整理出版，至2006年出齐，共计43卷。其他作家的全集、文集、选集等也在积极的出版中，如1984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12卷本的《沈从文文集》、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4卷本的《张爱玲文集》，都对当时研究工作的发展助益颇多。

综合性的资料也在大量汇编出版，如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辑于1981年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学资料丛书》、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史料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主编的《1923—1983年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丛书》《新文学史料丛书》《江苏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汇编》等，都在陆续出版。如樊骏所言，按照专题，将有关的各种材料汇集在一起，为深入探讨这类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注]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截至当前，此刊物为史料领域最为重要的期刊，发表了大量书信、日记、年谱、回忆录和研究之作。1985年在经过数年筹备后，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大批量收集、整理、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日记、信札、藏书等文献资料，如唐弢等人的藏书均捐赠给该馆，此机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保存方面最为重要的机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家回忆录的撰写出版，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如1981年起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陆续发表，1985年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出版，此类作品再现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生动细节，也对研究者理解文坛活动帮助巨大。与此相关，文献的考证辨析工作也卓有成效地展开，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朱正为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一书所写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为现代文学史料考证作出了范例。

文献资料方面的丰硕成果，也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趋于自觉。1982年唐弢提出“应该大力抢救资料”[※注]，1985年，马良春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1986年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出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现代文学搜集整理、考证、版本、校勘、目录五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阐述，规定了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范围、任务和方法，展现了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工作在方法论层面的成就。

从基础史料入手，重现现代文学原有生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应对海外汉学界冲击的最为有效的方式。长时间的屏蔽，使得较为年轻的一代现代文学研究从业者，对于夏志清等人重点关注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者较为陌生，话语方式的转型也尚需时间，但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有其独有的优势，这里毕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地，虽经历次运动，但文献资料的保存量，远非海外学界可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的研究资料整理工作，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出发时的最佳原动力。

第二节 文学史观的更新与多样化文学史著作的编写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显学”，这门学科获得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进程。

在最初，现代文学学科的关键词是“拨乱反正”，学科的复原和大批作家的平反密切相关，如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高校组织的对“国防文学”的讨论，80年代初西鲁（鲁迅博物馆）、中鲁（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和东鲁（文学研究所鲁研室）之间有关左联内部人事纠纷的论争，以及徐州师范学院组织编写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文学研究所组织的“左联回忆录”等资料项目，均使得大批被打倒的作家、被否定的文学路线，重回公众视野。此时的文学资料整理、文学论争讨论，对于作家有着落实政策的意味，获得了他们的热烈响应。

此后，随着资料整理项目的大规模展开，诸多作家、社团和文学流派的回归，大大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所要涉及的内容，以往的新民主主义阐释框架无法涵盖如此丰富的文坛现象，重新找寻阐释体系及理论方法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夏志清等人的研究成果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研究范式的转型势在必行。新的研究范式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为学科提供支撑。

第一，能够充分关照到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正纳入到世界文学发展的主流中加以评价和考量。“十七年”期间，我们关注较多的是新文学与苏俄文学之间的关联，这个视野对于整个学科而言，过于狭窄，如实地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接受到的外来文化的滋养，与世界主流文化产生呼应，找寻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坛的契机，恰是此时期文学研究所要承担的任务之一。

第二，能够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将“五四”新文学视为传统文化在近现代历史背景下的转型和创造性再生，而非断裂。此前的阐释框架对于传统文化资源作出了过于简陋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自身文化的传承，也无法全面理解现代作家复杂的文化背景。

第三，能够在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之间建立起更为有效的关联，如实地展现不同时段的历史发展需求对于文学形态的影响，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学活动都能够给予恰当的评价，将文学真正置放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评价其作用和意义。

第四，能够充分注意到文化的多个面相，能够从民俗的、语言的、思想史的多个层面去触及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文学的雅俗问题、地域形态问题、文体问题、语言表达问题都能够真正有所深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进行重估。

第五，能够和此前的新民主主义学术范式产生有效的对话，对于该学术范式的价值和局限有明确的认知，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此前时段的成果进行有效的扬弃。

基于学科发展的上述诉求，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文学新的阐释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关注一直备受瞩目。最为重要的是对社团流派的关注。唐弢在《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一文中，提出“应当有对五四以来的各种风格、各个流派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分析的经得起考验的现代文学史”，此应视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注]1981年和1983年，文学研究所现代室连续召开了两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话题集中于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理论问题及传统和外来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唐弢、王瑶、钱谷融、贾植芳、卞之琳、冯至、袁可嘉、敏泽、孙席珍、陈冰夷、丁守和、蒋和森、刘柏青、鲍昌、冯健男、严家炎等都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论文结集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注]此后，该研究被纳入国家“七五”计划项目。以社团流派为切入点，80年代的学术界迅速出现了大批突破性成果。在小说研究领域，1982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课程，其讲稿1984年起在报刊连载，在国内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此领域更为详细的研究则有杨义在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该书的写作曾查阅2000多种民国原版书，是对现代文学小说创作的全面普查；从研究视角上看，该书将社团流派的观点贯穿始终，恰是对唐弢从社团和流派角度著史思路的有效落实。诗歌研究方面，社团流派意识更为清晰自觉。1981年，诗集《九叶集》和《白色花》出版，在袁可嘉和绿原分别写的序言中，对“九叶派”（中国新诗派）和“七月派”的流派特色和历史沿革有清晰的介绍，此后对此二课题的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领域最具活力的生长点之一。此后，孙玉石1983年出版《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陆耀东1985年出版《20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蓝棣之1988年出版《正统的与异端的》均为此领域坚实成果。社团流派的思路深刻地影响了新一代研究者的文学史观念，1988年温儒敏出版《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一书、1989年吴福辉发表有关京海派研究的系列论文，在他们此后的文学史写作中，此原则延续至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于1993年由上海书店出版，共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目1082条，其中社团1035条，流派47条；正目667条，参考415条”，为此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有效的推助。

对现代作家所受西方文学资源的影响的考察同样成为炙手可热的选题。此话题从当代文学的创作讨论起步，很快变成现代文学研究者重新接续文学传统的努力。诗歌领域成果最为集中，1983年，有着西南联大创作背景的王佐良、袁可嘉分别发表了《新诗中的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派与九叶诗人》，全面肯定了与西方现代派关系密切的20世纪40年代诗歌创作。在此前后，关于鲁迅的《野草》、李金发和戴望舒等人的诗歌所受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注]此后，田本相对于中国现代剧作家与西方各戏剧流派关系的考察，严家炎、叶渭渠、吴福辉等人对于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研究，引起学界对此课题的持久关注。[※注]在80、90年代之交，钱理群的著作《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博士学位论文《反抗绝望》以及解志熙的博士学位论文《生的执着》更是展现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巨大影响。

对于旧派文学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师范学院的范伯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扬体均有重要论文发表。[※注]范伯群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关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资料整理项目起步，得益于苏州当地丰厚的文献资源和研究者艰苦的资料爬梳工作。在范伯群的带领下，苏州大学迅速成为民国通俗文学研究的中心，培养了大批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

对文学区域的考察同样展现出巨大的活力。抗战时期，中国因政治因素被分割为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尤其是后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几乎空白。1980年，美国学者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在美国出版，迅速引发国内对此话题的关注。沦陷区文学独特的生态景观以及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为国内学者提供了重新理解现代文学成就与活力的契机。沈卫威、黄万华、金训敏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均有重要论文发表，[※注]而此领域真正震撼人心的成果则在90年代陆续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近现代史、党史、思想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样对于现代文学学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最为明显的当推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为文学研究者阐释现代作家心路历程提供了有力支撑。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13卷，198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则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

1985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工作和专项研究的展开，新的文学史观渐趋明晰，在所有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和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三人共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在陈思和看来，“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被政治分期截断成“现代”和“当代”两个部分，而忽视了其内在脉络的延续性，因此提出应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成一个开放型的整体，从宏观上把握其内在精神和发展规律。[※注]陈思和的思路显然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段纳入到了现代文学的考察范围之中。黄子平等三人共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其根本着眼点在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此前研究中那些令人瞩目的学术生长点，如外来文化、本土文化、政治空间、雅俗关系、流派特色等均被包含在内。在时间跨度上，它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大大前提，将晚清民初的时段纳入到现代文学的考察范围之中，这实际是对“五四”起源观点的某种扬弃，而清末民初文学的研究在此后确实诞生了大批开创性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和认知，如陈平原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刘纳1998年出版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等均为此领域的力作。

文学史观的变化推动了重写文学史的实践。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针对以往文学史中的定论展开系统讨论，就发表的文章看，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成为“再解读”的主要对象，对于以往文学史观中较为狭隘的“文学为政治服务”、庸俗社会学方法有集中批评，对于此前文坛秩序和作家排名亦有较强的冲击，“重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新旧研究范式之间的对话，是20世纪80年代新孕育的文学史观在对旧有研究范式的挑战中找寻自身表达策略和发展空间的尝试。

新时期文学史观的调整也推动了专门史的编撰。20世纪80年代末，陈白尘、董健主编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此后该书的资料部分又以《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2003）为名出版，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现代戏剧研究方面的中心。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林非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开创了现代散文史著述先河。此后福建师范大学的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于1988年出版，全书凡50余万言，资料详尽、体制宏大。其资料部分如《中国现代散文总书目》《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等，亦对此领域研究的开展帮助巨大，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逐步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中心——从研究项目的偏重到学科中心的形成，此可视为新时期现代文学学科再出发时的一大特色，亦形成了当代现代文学研究生态群落的布局。散文中的杂文分支，历来为研究者青睐，80年代末西北大学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加深了研究者对于杂文艺术特征和历史演变的理解。小说史和流派史方面则有前面提到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和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前者共计150余万字，涉及作家600余人，以其社团流派的视角和对现代小说艺术品格的深入开掘广受赞誉；后者则明确以社团流派为讨论对象，亦可视为现代文学的第二代学者所进行的学术示范。由于著史活动的相对滞后性，此时期新的学术观念的影响力将在此后数年中陆续得以显现。

第三节 学术队伍、学会建设、学术项目与学科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还有三个重要因素，即学术队伍的扩大、学会的成立、学术项目的持续增加。

首先，学科队伍的扩展，第三代学人成为学术骨干。如王富仁、钱理群、刘纳、杨义、赵园、吴福辉、温儒敏、蓝棣之、陈思和、王晓明、汪晖、陈平原、艾晓明等，他们是在1979年后随着高考和研究生学位制度的恢复而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这批研究者非常迅捷地吸收了唐弢、王瑶这代学者的学术优长，又对西方的理论方法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同时在个人发展中，被称为第二代学人的樊骏、严家炎等人又给予他们积极的推助，这使得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便迅速崭露头角，以较其师友辈更为急切的心态迅速推出了大量有质量的学术成果，在科研领域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所能释放的巨大活力。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会成立。1979年1月，在教育部现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与会学者倡议成立现代文学研究会。随后在西安现代文学教材会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选举王瑶为会长，田仲济、任访秋为副会长，并创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学会会刊。王瑶为该刊物的主编，而具体编务工作由樊骏负责。学会的成立非常有力地增强了学者之间的横向联系，使他们在学术规划、师承关系等方面可使用的资源大大拓展，它改变了此前国家对于科研和高校教师队伍过于简单的垂直管理，更多地将操作主动权留给了学者所建立的共同体。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的交接过程中，学会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也推动了某些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随着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研究对象划分的各作家研究会也纷纷得以成立，规模较大的如鲁迅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茅盾研究会等。

最后，学术工程的项目化也成为主流。国家社科基金在1983年设立。在该年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外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上，总共确立了28个选题为“六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注]其中，中文方面有13项，和现代文学专业直接相关的为唐弢的《鲁迅传》和陈荒煤主编、马良春具体负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注]后者作为一个大型资料整理项目，吸引了全国各院校的积极参与。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从1980年开始设立，和中国文学学科相关的立项从1986年开始，共有6个课题被列入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占中国文学方向的绝对优势，分别如下——

1986年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北京大学 严家炎

1986年 中国新诗思潮史 北京大学 谢冕

1986年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钱谷融

1986年 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 复旦大学 贾植芳

1986年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苏州大学 范伯群

1987年 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及经验 北京大学 王瑶

一方面，从整体发展看，学术研究的“项目化”取代了以往的“任务化”，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90年代成为主流，此后深刻影响了该专业的考评晋升机制，塑造了当代学界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80年代，社科体系在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中的作用更为明显，他们是社科基金项目的主导者，项目规模更大，从而可以有效地动员高校教师参与。捎带的，这也影响了社科体系的研究者对自身角色的理解和定位，他们更愿意成为该学科发展的引导者，去做更基础、更具全局性的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讲，只有80年代的社科体系才能产生如樊骏这样的研究者，他不仅将这个学科视为研究对象，也将其视为管理和引导的对象，将个人的学术气质，通过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跟踪评价和与更年轻一代学者的私人联系，深刻植入到该学科的发展蓝图之中。这种学术权力带来的优势在90年代初不复存在。

1953年8月，樊骏毕业于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樊骏作为唐弢的助手，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和定稿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他从1982年至1998年长期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及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副主编和主编。樊骏是现代文学专业最早具备明晰的学科意识并大力加以提倡的研究者，他在新时期自觉承担了整理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总结学科经验、勾勒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工作。这些工作恰是以学会为主要媒介来展开的。具体的方式有两类。

第一是学科年度综述的撰写。从1980年起，他以“辛宇”为笔名，带领现代室的青年研究者如张建勇、孟繁林等，对每年学科发展中的热点进行评述，不仅向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展示学科发展的趋势，还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直接的批评。年度综述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人员必读的文本，通过此方式，每个人也都被组织进了学科发展的进程中。在樊骏的坚持下，写作学科综述成为现代室年轻学者的“必修课”，一直坚持至今。此工作意在使写作者和阅读者真正了解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并在个人研究方向的选择上有的放矢。

第二是樊骏个人的研究多以现代文学学科为对象。这种主动选择与他对现代文学历史价值的估价和对学术工作的特殊理解密切相关，即强调研究工作是对真理的寻求、发现和捍卫而不是个人的自我表现；因此他以“科学工作”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研究，把学术工作看成凝聚几代人智慧的“社会化”的精神劳动。他经常思考的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全局问题，并对学科建设发表战略性意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则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以推进学术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其发展处于樊骏的密切关注之下，在1982年的第二届年会上，樊骏回顾了该学科的产生发展历程，着重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左”倾思潮的干扰和危害，并总结了近几年学科的新的进展，并对如何推动该专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设想，此后，该演讲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题，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上。在1984年的第三届学会上，樊骏又发表了《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长篇论文。结合他每年所坚持的年度学科述评工作，整个研究界的发展被较有计划地统筹起来。

此后，樊骏在学科研究方面还发表过《既要分工，又要综合》《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等文章，也系统总结过陈瘦竹、唐弢、王瑶等第一代学者对学科的贡献，如《唐弢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学史家王瑶》等。

在20世纪80年代学科的快速发展中，樊骏提供了某种难能可贵的自觉意识，他作为第二代学者，非常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人文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融合在一起，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与当代性不可偏废的原则，前者强调现代文学学科必须“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具备历史研究的成分和特点；后者要求学术研究要有现实的关怀，“把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对历史进行新的审视结合起来，历史感和现实感并重，实现历史主义和当代性的统一，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必由之路”。[※注]在80年代开始的理论热、方法热中，樊骏有着积极的推助，他自己对此问题也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强调研究者应该打破过于狭隘的学科分工，尝试“多学科交叉的、多学科之间的边缘性的研究”，不仅要吸取外国美学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思维成果，而且应该将视野放得更为开阔，吸取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成果，使得现代文学研究“看重它的学术内容学术价值，注意科学的理性的规范，使研究成果具有较多的学术品格与较高的学术品位，从而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工作”。[※注]

对于研究中出现的斩断现实关联、过分狭隘化、晦涩化的倾向，樊骏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如“今天的资产阶级学者大多徘徊在社会解放、人类进步的时代洪流之外，躲进宁静的书斋，冥思苦想地创立同样宁静的缺乏时代气息的学术体系。他们并不是没有真知灼见，但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者割断文学和社会现实的联系，将文学当作是一种单纯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产物，一种十分抽象、不易捉摸的东西，一种仅仅供人享受娱乐的奢侈品，装饰品”[※注]。樊骏的做法实际给快速成长的第三代、第四代学者确立了价值规范，使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

樊骏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守护者”，他所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在此后更有深入的发展，且成果斐然；但他扮演的学科规划者和监督者的角色，随着社科系统和高校关系的变更，成为不可复制的存在。

第四节 文学研究的深化及其代表性成果的涌现

20世纪80年代学科再出发之际提出诸多命题和学科理念，在90年代以至21世纪的近20年中一一得以兑现，并有深化拓展之势。

黄子平等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尽管有着诸多争议，赞同者对此概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但在实践中，此概念最为有力处便在于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界限，使得研究者可以在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时段中找寻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均被广泛地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此有积极的推助，特开辟了近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栏目。而海外汉学界，尤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如王德威，其学术立足点也恰是晚清，他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提法在国内影响广泛，从交流的角度看，关注晚清等新的学术领域，亦便于双方的对话和相互启发。2002年揭晓的首届王瑶学术奖中便有着眼于清末民初的力作：刘纳的专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与改革开放之初面临西方汉学界时的压力重重不同，经过近20年的学术快速发展，以及坚实的文献修养和积极的理论训练，中国学者在与海外汉学界的对话中占据了优势，能够提供更为厚重且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中，随着高校中文系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文学研究界亦兴起了一个著史的热潮，以“20世纪的中国文学”命名的通史、文体史、地区文学史著作在15种以上，如孔范今、黄修己分别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黄曼君主编的《近百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易新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姚春树、袁勇麟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等。[※注]

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观讨论中特别强调的社团流派、雅俗、外来影响和地域等视角，90年代后均有相应的成果体现。如1993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5年马良春、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徐迺翔、黄万华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997年孙玉石撰写的《中国现代主义思潮史论》，1998年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2000年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9年杨义主编并由张中良、赵稀方、李今等人分别承担的六卷本《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等，均为各专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便已提出的有关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话题，在90年代随着香港、澳门的陆续回归，以及国内学术界与台港澳及海外汉学界交流的日益密切，在理论层面力图涵盖上述地区的文学史理念，也成为研究热点。而汉语媒介则成为研究首先关注的因素，如朱寿桐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便试图在语言载体和新文学的价值尺度的结合中找到拓展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契机。

当上述视角成为研究者的普遍共识，现代文学史著作包含的体量急速扩展，如学术型文学史著作张炯、樊骏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现代文学”卷，有学者评析时便指出，该书“增添了以往现代文学史很少写到的通俗文学、电影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并且分别设立专章专节”，此做法“不仅是一个叙述内容的简单增添与研究对象的扩大，而是意味着文学史观念的一个突破。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新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通俗文学的叙述；‘汉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以及‘大陆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台湾文学的叙述；而儿童文学、电影文学、民间文学等的引入，则是意味着‘现代文学’概念的扩张”。评论者进一步提出：“将曾被排斥、遗漏在外的文学重新纳入现代文学的叙述，这不应是简单的拼盘式的‘1+1’，它所引起的是一个研究格局的深刻变化：不再是孤立的分别的研究，而是从‘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二者的既对立、竞争、制约，又互相渗透、影响的‘关系’中去把握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戏剧的生态发展，由此将会展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景观。在这方面，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注]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作为高校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同样为通俗文艺、台港文学等内容提供了专章，意味着此种文学史观念将在更大范围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教学相关，对文学史本身的质疑也颇有意味，若干高校中文系对于过分依仗文学史、忽略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问题有所警觉，因此刻意避免文学史教学，而试图在文本细读和赏析课程中贯穿史的观念，较为折中的做法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实现以点带面的教学效果；较彻底的则有陈平原提出的“假如没有文学史”的思路，并试图通过复现民国时期的文学课堂，为此构想找寻渊源。[※注]

文学史编写形式方面还有两类极具启发意义的尝试。一个是由杨义、张中良和中井政喜开启的“图志”形式，他们广泛收集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较有特色的书影、封面、插图、作者像以及题词、篆刻等图像资料，充分开掘图片本身包含的历史、文化意味，写法上则借鉴唐弢的书话，强调“以图出史、以史统图”，较此前郑振铎等人热衷的插图本操作，“图志”在图文关系上显然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图志的出现正赶上世纪之交社会上兴起的读图热，因此在学术界内外均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图志”命名的文学史著作大量出现。这里面真正具有学术含量和文献价值的则是徐迺翔主编的大型图书《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另一个有启发性的思路则是编年史的写作。1949年之后，“以论代史”还是“论从史出”，一直是治史者争论的焦点。编年史的倡导者显然试图将“论从史出”的思路做到极致，在对资料极其精熟的前提下，尽可能隐藏自己的观点，将倾向性尽数包含在对于资料的编排之中。编年史最早由卓如和鲁湘元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并以文学研究所现代室的集体力量编写，但此后命途多蹇，直到2013年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00—1931）》的名义出版。[※注]同年出版的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由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以出版业的视角重组文坛发展走向，亦别具特色。但最具学术含量的则推刘福春个人编撰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对1917—2000年的中国（含台港澳地区）新诗创作、出版、评论情况有全面的呈现。作者在新诗资料方面致力多年，对材料极其精熟，近300万言的编年史著作编排资料颇具匠心，既坚持资料直观的呈现，又通过将相关资料加以汇集的方式，拓展编年史的叙述能力。[※注]

学术史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亦有长足的发展，此领域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推中山大学的黄修己教授。他在1995年出版《中国新文学编纂史》，2007年又推出修订版。对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情况有全面的记录和评析。温儒敏等人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则在2005年出版，对于文学史观的变化和重点研究领域的进展亦有较详细的讨论，为中文专业学生了解学科概况较好的入门书。更年轻的学者，如邵宁宁、郭国昌、孙强编撰的《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对不同学人、不同学术思路的传承有较为深入的开掘，展现出学术发展中自觉的流派意识。学术史研究中更具突破性的尝试则是洪子诚提出，并得到程光炜、贺桂梅响应的将“80年代作为方法”的学术思路。洪子诚非常敏锐地注意到80年代学术发展所包含的方法论因子，注意到当年的研究者将80年代和“五四”时代进行同构的心理趋向，并在此意义上反思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发展理念和概念设定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倾向与局限。如程光炜在讨论“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困境时，便提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看法：“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实际是80年代新启蒙的产物，我们在认可了“现代文学”的合法性之后，又用同一套知识代码去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坛，从而将“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性的文学年代。[※注]“十七年”文学对研究者而言，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才可能打通现当代学科的壁垒。

资料建设方面，20世纪90年代至今亦有长足发展，最具突破性的成果无疑是1998年出版的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全书逾540万字，记录文坛大事记略1268条，涉及文艺社团466个，作家611人，报刊1200种，书籍1645种，对研究界而言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为沦陷区文学系统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厚重的资料基础。其中，尤以封世辉的史料卷最为坚实。此后，徐迺翔、黄万华、张泉、陈青生等人分别推出了关于东北、北京、华北、上海等地沦陷时期文学状况的研究专著。此外，各类作家文集、资料汇编等也大量出版，如周作人、沈从文、丁玲、周扬、冯雪峰、唐弢等，一方面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全集、文集编排体例、收录标准的深入讨论。2009年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书目再版，并加入此前未能出版的若干部资料集，使其总量达到100部以上。这是目前最为完整的现代文学资料丛书。2010年，由吴俊、李今、刘晓丽等人组织各高校博士生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出版，收录期刊657种，总字数700万字，该书试图在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以目录学的建设推动研究工作的发展。但该书的收录标准、内容的准确率亦引发研究者的广泛批评，当此前的学术组织方式解体，如何有效地组织大规模的史料建设工程，这实在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资料建设方面的一大进展是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尤其是以“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CADAL及民国报纸系列为代表的网络资源建设，对于研究者的帮助巨大。它们打破了资料垄断，使研究人员查阅民国文献极其便利。这些数据资源基本采用扫描的方式，保持期刊和书籍的原貌，从而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同时大多支持全文检索，极大地提升了资料查找的效率。樊骏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中便已预见到电子资源在推助学术发展中的优势，而此领域在当前更有广阔的前景。

在具体研究领域中，传媒研究成果丰硕。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期刊和图书出版机构的关注长盛不衰，前者如对《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文艺复兴》等杂志的专题考察为数众多，后者则有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书局》、杨扬的《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沉浮》、陈树萍的《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专著问世。王本朝等人致力的文学制度研究同样关注者甚众，尤其是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中，此切入方式颇有助益。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考察则有倪伟2003年出版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引发了诸多研究者对国民政府官方文艺政策和创作实绩进行系统的清理，亦可补以往研究之空白。80年代兴起的方法热，使得心理分析、叙事学、后殖民理论、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常用工具，相关成果众多。

2000年以后，几个传统的研究领域重趋活跃。首先是抗战文学。张中良对表现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文学创作均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对衡阳保卫战、昆仑关战役等战记文学作品的系统解读。文学研究兼具人文属性和科学属性，在讨论历史性较强的话题时，研究者应该有责任也有能力拿出较为翔实周密的数据资料，确保讨论的精确性与严肃性。此实证精神在抗战文学研究的复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转折之际的研究也赢得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大批学人转向了该领域，在扬弃了以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结构文学史的偏执做法后，研究者重新注意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塑造的文学传统对于共和国文学体制的深刻影响，此转折年代恰意味着文学生产方式的重塑，是我们真正打通现当代学科壁垒的关键点。重新思考讲话精神、探寻共和国文学经验，正是当前学术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再度兴盛。随着近代史领域的拓展，研究者对此文学现象的研究，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资料支持，这使得他们对文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再作抵抗性的理解，而是充分意识到政治负载大大增加了文艺的社会历史内涵，进而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形态。从抵抗到理解，亦可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观念层面的自我更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