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文学评论的广泛开展

文学评论向来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作家与读者的桥梁，文学评论不仅向读者阐述和评论作家的作品，而且向作家和创作反馈读者的反响。它既要独具慧眼地反映作家的创作成就与不足，又体现特定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论观点和批评标准。宏观的文学评论还要对创作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作具有历史眼光的评价与分析。因而文学评论又必然为文学史研究积累重要的参照，也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思考的契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同样起着上述的重要作用。

总体上说，虽然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发展并不平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文学评论的成绩是主要的。毫无疑问，七十年来文艺报刊在发展当代文艺评论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文艺评论版，以及《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扬子江评论》《文艺报》《文学报》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评论报刊，在组织开展评论，发表重要评论文字方面，都作出引人注目的贡献。在它们的培养下，成长起一代又一代卓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

七十年间对当代文学评论作出贡献的评论家，既有“五四”时期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著名的茅盾、成仿吾、冯雪峰、胡风、周扬、林默涵、陈荒煤、李何林、何其芳、蔡仪、以群、罗荪、秦兆阳、胡采等，也有50年代后产生影响的陈涌、朱寨、冯牧、李希凡、蓝翎、阎纲、严家炎、陈丹晨、谢冕、张炯、杨匡汉、刘锡诚、顾骧、缪俊杰、蔡葵、张韧、王愚、樊发稼、韩瑞亭、思忖等，更有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雷达、曾镇南、范咏戈、陈思和等。21世纪以来，新一代的批评家也登上了文学舞台。这些批评家或者出版了多本评论集或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专著，或者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在文坛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当代文学学科资料的积累与编纂

当代文学学科所需的资料十分广泛，它既包括作家生平、作品创作、流派形成、思潮涌动方面的资料，也包括作品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资料，如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活动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资料，等等。涉及国家档案、作家回忆、记者采访以及文学作品出版、传播的状况等资料，散见于作家自述、报刊文章和书信、日记、采访记录等各种文字中。当然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乃是作家的作品呈现，包括作品创作的过程、出版的日期与不同的版本，作品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等等。此外还有多种作品选集的出版，如《新文学大系》的当代诸卷，荒煤和冯牧主编的《新文艺大系》的当代部分、作家出版社邀请名家分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林非主编的《当代散文大系》、谢冕和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新诗萃》、谢冕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谢冕和孟繁华合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等，均深具选家眼光，也都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当代文艺报刊在资料积累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及时反映和追踪文学发展状况的报刊，如《文艺报》《文学报》，还有《人民文学》《诗刊》《当代》《十月》《收获》《钟山》《花城》等发表作品的报刊。它们都为当代文学资料的积累作了突出的贡献。各种出版文学作品、文学史料的出版社，同样功不可没。

此外，大量尚未公布的档案资料和内部刊物也保存有可供当代文学研究的大量资料，如各级作家协会的重要会议资料和刊登文学发展动态的资料（如《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报》编辑部、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编辑的内部资料刊物等）。

在资料的系统编辑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出资支持编辑、由二十多家出版社承担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丛书分作家研究专集与作品体裁研究专集两类，前者收集作家生平传记（包括自述）、作品出版年表以及有关作品的评论。已出版87卷，所选均为有定评的作家。后者已出版《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四卷）。尚有《诗歌研究专集》等五种已编就，因经费不足，未能出版。此套丛书最初由复旦大学唐金海、杭州大学何寅泰、苏州大学卜仲康等发起，联合33所高校教师分头编辑，后申请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文学研究所张炯和蒋守谦作为常务编委、何火任作为编委加入，历时十多年共同编辑出版。其后，王尧、吴义勤等继续推进此项工作，又出版了若干卷。上述已成规模的丛书编撰与出版，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留下了宝贵档案。此外，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张炯主编的《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卷》的史料部分，也均选有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史料。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年鉴》、白烨主编的《年度文学纪事（1999—2018）》和《年度文情报告（2003—2018）》，还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纂出版的内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坚持四十年之久，也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而像南开大学张学正等主编的《1949—1999文学争鸣档案》，武汉大学於可训等主编的《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等资料汇编，也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第三节 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专题研究成果的出版

当代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在建构当代文学学科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当代经典作品的形成，也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并有助于促进文学理论的发展。

七十年来由于众多评论家和学者的努力，一大批对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著作获得出版，包括作家论、作品论和作家评传。如晓雪的《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创作》，叶子铭的《茅盾的创作道路》，董健的《田汉传》，陈丹晨的《巴金传》，周良沛的《丁玲传》，曾镇南的《王蒙论》，於可训的《王蒙传论》，杨匡汉、杨匡满的《战士与诗人郭小川》《艾青传论》，戴光中的《赵树理传》，严家炎的《金庸小说论稿》，张炯、王淑秧的《丁玲创作论》，易彬的《穆旦年谱》，陈为人的《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赵勇的《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刘可风的《柳青传》，邢小利的《柳青年谱》《陈忠实年谱》《陈忠实传》，李建军的《陈忠实的蝶变》，厚夫的《路遥传》，航宇的《路遥的时间》，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罗银胜的《杨绛传》，赵泽华的《史铁生传》，房伟的《王小波传》，郑恩波的《刘绍棠全传》，傅国涌的《金庸传》，张国华的《汪曾祺传》等，总共有数百种之多。

除了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外，还有对文学流派、现象和地域文学的研究，如关于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等都有不止一本研究著作问世。曹文轩的《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和其他著者的《雪域文化与雪域文学》《山西文学五十年纵横论》等便堪称文学现象和地域文学研究的著作。此外，张炯、吴子林主编的《闽籍学者文丛》近三十卷出版，也为研究当代闽籍文学评论家的成就，提供了丰富的成果和资料。大批当代作家文集和全集的出版，如《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曹禺全集》《艾青全集》《丁玲全集》《何其芳全集》《郭小川全集》《汪曾祺全集》《路遥全集》《史铁生全集》《王小波全集》《杨绛全集》《金庸全集》以及柳青、贺敬之、王蒙、宗璞、蒋子龙、铁凝、王安忆、贾平凹、韩少功等大批作家文集，都为研究这些作家的成就提供了可靠的作品根据。

第四节 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展和成果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我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至关重要。这种著作必须从基本的文学史实——文学作品出发，反映国家、民族和地域文学的历史发展，揭示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它虽然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有区别，却又并非与国家、民族、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无关。因此，文学史著作常常被认为是文学学科确立的必要形态。

曾经有种意见，认为当代不宜写史。因为距离太近，许多历史形态和历史情况尚难完全呈现。例如，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时任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荒煤提出文学研究所应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唐弢先生还认为当代文学距离太近，不宜写史。实际上，如上所述，50年代末即有当代文学史性质的著作问世。到80年代初，更有大批当代文学史著作出版。先后不仅有综合性的文学史，还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分体裁的文学史和分地区、分民族的文学史等出版。

如上所述，七十年来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可分为以下几波：第一波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最早的著作初见于1959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与那时各条战线都需要总结十年成绩有关，文学战线也出版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一册，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则编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一书。前者由毛星、陈伯吹、王燎荧、朱寨、王淑明、贾芝、邓绍基、樊骏、董衡巽、卓如、陈尚哲、张国民等十余人分别撰写，分绪言、小说、诗歌、话剧和新歌剧、散文、儿童文学等六章，附有《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纪事》。全书13万字。诚如该书“编者说明”所言：“负责编写的同志都不是专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平时积累既少，编写过程中又研究得不够，因而虽经几次修改，仍然写得不能令人满意。现在送到读者眼前的这本小书，只能说是对我国十年间文学情况的一个很不全面的简略叙述，距科学的概括是很远的。所以把它出版，是设想它对于有些读者想了解这段文学历史的情况或者还多少可供参考。”当然，其中作者多为名家，有些作者其时还很年轻，所以各章写法和笔调也不一致，但可贵的是对十年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有所介绍，而且包括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对读者了解十年文学的发展概貌还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出版于1962年，应该是最早出版的叫“史”的描述当代文学的著作。但如上所述，像是重要作家作品的专论汇集，缺乏“史”的必要分析和梳理，还难以真正叫作“史”。而这个编写组后来执着地在当代文学领域耕耘和追踪，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代文学史编写潮的第二波掀起，他们又推出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后来受国家教育部委托，又编写出《中国当代文学》（主编王庆生）两卷本的教材。如果说第一套只写了十年文学中的若干著名作家的作品，第二套参加编写的就有十六人，内容扩展到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三十多年，具有真正的“史”的规模和内涵，出版于1983年。该书“编后记”中说：“考虑到高等学校特别是师范院校教学的需要，本书以分析、评论作家作品为主，兼及史的论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以文学成品为主要对象。只有按照文学发展的脉络，紧密围绕每个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进行教学，才能使学生认识当代文学的特点和规律，提高鉴赏、分析、评论当代作家作品的能力，对当代文学有一个轮廓的了解。”这部文学史的第三套，基本上也体现上述要求，但内容延伸到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而显得笔墨更为精练、扼要。

20世纪80—90年代高校还出版有云南大学李丛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发展史》、浙江师范大学金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而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两卷中便有一卷撰写当代文学。

实际上掀起第二波当代文学史编写潮最早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钟、佘树森、洪子诚等的《当代文学概观》（1979）。其后修改补充再版，改名《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前者仅反映前三十年文学，后者延伸到新时期初年的文学。其间，由陈荒煤任顾问，北京师范大学郭志刚等联合11所院校老师共同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和复旦大学陆士清联合22所院校教师共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也于1980年出版。上述两部史著都只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学，但论述的作家作品比以往的几部史著更多也更详细。

20世纪80年代中外文化交流对文学学术界也产生明显的影响。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以个性解放为标志的人道主义思潮、新历史主义思潮迅速进入学坛，新的方法论和学术研究方式一时风靡。在此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界出现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代表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不止一部。其中1999年出版的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体现了个人写作的特点。洪著把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影响列为文学史研究对象，陈著则把“文化大革命”期间未能发表的作家作品列为“潜在写作”加以发掘和绍介。虽引起争议，却引人注目。这两部著作因篇幅适中，被多所高校作为教材，但因未能涉及我国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失于完整。90年代全面书写当代文学发展的有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本中的当代文学部分。该书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科研骨干参加编写，还得到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和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于1997年出版。到了21世纪该部分经过修改补充，列入《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于2011年重新出版。成为第一部涵盖中国各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当代文学史。内容涉及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杂文随笔以及电影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

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还出现分文体、分地区、分民族的史著。如洪子诚与刘登翰合作，出版了《中国当代新诗史》，金汉、汪名凡分别撰著的《中国当代小说史》，古继堂的《台湾小说史》，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和《香港文学史》，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还有吴海主编的《江西文学史》、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撰写的《黑龙江文学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伯海主编的《上海文学史》，都涵盖当地的当代文学。80年代中南民族学院李鸿然主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中央民族学院吴重阳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西北大学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综史》和90年代以来河北师范大学李扬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21世纪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以及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在理论叙述中所含史的内容，都对填补当代文学史的空缺，起了积极的可贵的作用，从而为当代文学成果的整合作出各自的贡献。而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大辞典》于1996年出版，全书190万字，也为当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参照。大批当代文学史著作的问世，无疑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当代文学学科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学术会议和报刊讨论的彼此交流，以及众多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学界对当代文学分期问题逐渐产生比较统一的意见，大多学者都认可三分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后来又增加了新世纪文学，但对前三十年文学和后四十年文学的评价上却产生差异。由于两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价值取向以及思想与艺术标准的不同，学者中既有贬低“十七年”文学，否定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学而全面肯定新时期文学的，也有肯定“十七年”文学而对新时期文学采取负面评价的，后来也有对“文化大革命”文学不一概否定，如肯定“样板戏”和某些未受“左”倾思潮影响的作品。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便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分歧，但之后大多著作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既不以新时期文学的眼光去否定以往的文学，也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思想和艺术取向来否定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学。而论述不同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土壤及其取材、思想特色、表现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原因，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成就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第五节 建构大文学：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新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进程中，当代的文学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长篇小说创作而论，21世纪的头十年，年创作量达5000部以上，最近数年来，更是每年超过了8000部。而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形成了两个热潮和冲击波。

一个热潮和冲击波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思潮。改革开放推动了文学的创作，也促进了社会思潮与变革。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贴近当代文学的现实，直面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深入地梳理和分析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争论，如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历史剧问题、现实主义与典型问题、伤痕文学问题、文学艺术的特征与形象思维问题、现实主义问题、新时期文学主潮问题、新观念与新方法问题、文学主体性以及人文精神问题等，不仅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学术见解，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正本清源的观点，而且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张炯、蒋守谦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

另一个热潮和冲击波是“新世纪文学”新潮。进入21世纪，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研究的跨界融合成为一种趋势，文学研究分工也趋于细化。伴随着新时代所提出的新任务、新命题与新问题意识，当代学科表现出了更加开放性的姿态，以及跨学科合作的基础。“新现实主义”和“打工文学”引起了读者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海外华文文学”也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网络文学”创作空前活跃，不仅超越了传统写作模式，而且表现出“多次元”、更复杂的写作风格；不仅产生了许多影响很大的网络写手，而且吸引了大量的网络读者群。同样，网络文学研究也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形成了活跃的研究态势。

“新世纪文学”新潮也体现在文学批评方面。新一代学者和批评家，密切关注当前的文学现状和问题，体现出更加尖锐的问题意识和更加成熟的求真态度，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例如对柳青、王蒙、金庸、路遥、陈忠实、莫言、余秋雨、池莉、阎连科、贾平凹、余华、刘震云和阿来等作家及其作品，以及其他重要的文学问题和现象，例如对“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媒体批评与文学批评”和莫言获“诺贝尔奖”等问题和现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化，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学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请进来”和“走出去”成为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两个重要的路向选择。这必然也给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新的格局和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总结以往的经验，不断拓展学术视野，扩大学术队伍，提高学术素质，以迎接新的挑战。

七十年的新中国文学，四十年的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从生成、发展到走向成熟，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但也要接受新的挑战，在更高的要求下，进行新的探索，将当代文学研究提高到新的阶段和新的高度。

第一，要有更加开阔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意识，通过积极的沟通，打通多个领域的界限，实现文学研究的多元融合。文学研究上的封闭性意识，必然会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只有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打通，主体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打通，大陆文学与港澳台文学打通，北方与南方打通，中心与边缘打通，才能使我们的学科从“封闭的空间”走向“共享的空间”。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及《新中国文学史》（三卷本），杨匡汉主编的《共和国文学6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等国家或院级课题的设计和研究成果，就体现了这种自觉的“打通”意识。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重视文学的生产方式、文学环境、文学体制、作家存在等，在《问题与方法》《材料与注释》等著作中，体现出一种开放的研究意识。李兆忠的《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从异域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日本文化对中国作家精神结构和创作意识的影响，李建军的《重估俄苏文学》则从发生学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俄罗斯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第二，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感，致力于对当代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当下文学现状的描述和文情的把握，对未来文学发展路向的探索，从而形成了多向度、多样态的学术研究形态，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就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来看，有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张炯的《文学多维度》，李洁非的《解读延安》，杨匡汉的《中国当代文学路径辨正》，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张志忠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刘平的《新时期戏剧启示录》等重要成果；从同步研究当下文学的角度看，则有曾镇南的《现实主义研习录》、程光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乔以钢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白烨的《文坛新观察》、陈福民的《批评与阅读的力量》、周瓒的《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陶庆梅的《当代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2）》等成果，以及《文学蓝皮书》等及时、准确地呈现当代中国文学态势新情况、新问题的年度报告。从文学价值观的建构和未来文学建构的角度看，则有李建军的《大文学与中国格调》、贺绍俊的《重构宏大叙述》、王绯的《21世纪新媒体与文学发展》、赵勇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田美莲的《博弈：女性文学与生态》、陈晓明与杨鹏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等研究成果。

第三，立足本土，开掘中国文学的经验资源，建构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大文学”。新时代当代学科面临诸多挑战，即我们的学科发展需要进一步挣脱僵化的类思维、陈旧学术壁垒的桎梏，因此，我们不仅要将目光集中到本土的学科文化建设，更需要有世界眼光，增强对外学术交流，继续处理好“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并坚持“守正创新”，拓展研究空间，最终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为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为走向世界的“中国格调的文学”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