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标志着现代学术向当代学术的转型，也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表现在学术研究中就是强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作家创作中的“人民性”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讨论中，政治因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4年关于《红楼梦》的讨论由具体的红学研究而涉及对俞平伯、胡适等学者的批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除此之外，在古代文学领域还有很多讨论和争鸣，例如关于文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讨论、关于古典文学中爱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中间作品”问题和古代作品社会意义问题的讨论等。篇幅所限，不可能对所有讨论和争鸣问题一一梳理，仅对其中几个比较重要者稍作梳理。

关于古代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的讨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引入中国，只是在30年代以前，“现实主义”一般被称作“写实派”或“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则被称作“理想派”。30年代，苏联文学中的相关概念被引入中国，称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我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领域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讨论持续数十年之久。这一讨论和争鸣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同样有广泛而深入的表现。1952年第14期《文艺报》发表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1956—1959年，刘大杰先后发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中国古典文学史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等文章[※注]，姚雪垠发表《现实主义讨论中的一点质疑》。伴随讨论与争鸣的逐渐深入，又有廖仲安、何其芳、张炯、张碧波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参与讨论。由于对现实主义概念理解的歧义，大家对古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刘大杰认为，现实性和现实意义并不等同于现实主义。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来概括中国三千年文学史，并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中国的现实主义在唐代杜甫、白居易时才发展成熟。廖仲安等则以为，不能机械地套用欧洲的概念，把人物形象当作衡量古代诗歌的标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从《诗经》开始，《孔雀东南飞》《悲愤诗》及汉乐府的部分民歌与杜甫的名篇相比没什么不同。1958年《文艺报》第1期发表的茅盾《夜读偶记》（后出版单行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何其芳则不认同茅盾的观点，以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并非贯穿整个文学史。比如很难确认《诗经》里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是否有斗争，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是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并不等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关于浪漫主义，何其芳认为，不能把积极浪漫主义列入现实主义范畴。刘大杰认为，从《楚辞》到李白，现实主义在民歌中成长，而诗人中的代表作家，则几乎全是浪漫主义的。廖仲安则不以为然，以为汉乐府诗中有现实主义因素，直接继承汉乐府的建安诗不能归类到浪漫主义。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于是学术界又开展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茅盾、胡经之、蒋和森、梁超然、冯其庸等各有论文参与讨论。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与争鸣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如1980年敏泽发表的《关于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对于此前的相关论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也很值得回顾和总结。1955年8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陈培治的《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的〈虞美人〉看法的意见》，同期并有詹安泰的答复。由此揭开了关于李煜词的争鸣与讨论。参与讨论者包括谭丕模、游国恩、邓魁英、聂石樵、毛星、许可等。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对李煜其人和南唐社会的评价问题、对李煜爱情词之描写和人民性问题、李煜后期词与爱国主义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浦江清认为，南唐繁荣是统治者对人民让步的结果。吴组缃认为，江南人民爱南唐政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宋对南唐的兼并，是落后势力征服了进步势力。陈赓平、邓魁英、聂石樵等则认为李煜是历史上最荒淫的君主之一，对李煜的政治生涯持否定态度。关于李煜前期爱情词的评价，吴颖认为，尽管有某些消极因素，但总的来说与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感情是有所区别的，是通向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吴组缃也认为李煜不像一般封建帝王那样蔑视女性，对男女关系还是严肃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李煜前期词表现了其豪华和淫靡的宫廷生活和空虚无聊的思想境界，与人民是绝缘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以为李煜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腐朽与无能。邓魁英、聂石樵等人的文章持近似的观点。关于这次讨论的主要论文，《文学遗产》编辑部将其结集为《李煜词讨论集》，由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

关于陶渊明的讨论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讨论缘起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评价，该书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主线来描述中国文学史，把陶渊明划入到‘反现实主义’的行列”[※注]。这一评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参与教学改革的课程讨论上引起广泛讨论，并逐渐波及全国。1958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40期发表第一批讨论文章，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二班第一组学生的《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郭预衡的《陶渊明评价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的《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综合报道》等。自此到1960年3月底，《文学遗产》编辑部共收到有关陶渊明的文章二百五十一篇，共计一百二十四万多字，不同观点的文章得到了充分交锋。关于陶渊明是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除了少数文章否定外，绝大多数文章是持肯定态度的。

1961年5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将部分讨论文章编为《陶渊明讨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关于这次大讨论，该书“前言”作了五个方面的概括：对陶渊明的总评价；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对他描写隐逸生活的作品的分析和评价问题；陶渊明作品反映现实的程度和方式问题；对《劝农》诗的理解问题；对《桃花源诗》的评价问题。总结认为下面的一些意见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而且也是比较正确的看法：陶渊明基本上是现实主义诗人，而同时在他某些诗篇中又带有较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色彩；陶渊明不满门阀制度，但又没有力量反抗，所以就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他的归隐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不与统治阶级合作，另一方面是逃避现实斗争；陶渊明的某些诗篇反映了部分的社会现实、社会动乱和侧面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如《归园田居》的第四首就反映了在当时黑暗统治下经受了军阀战争破坏的农村中的一些景象，《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是形象地描画了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历年来的饥荒事件。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编的《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上、下编）（中华书局，1962），二书广泛搜集了历代陶渊明研究的资料，作为大讨论的副成果，对之后陶渊明研究的继续深入有很大推动作用。

对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真伪问题的讨论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近代余嘉锡曾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夏承焘撰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发表在1962年4月出版的日本《中国文学报》第十六册上，《浙江日报》刊登摘要。此文在余氏基础上进一步补充相关证据，否认岳飞对此词的著作权。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此问题在海峡两岸都有热烈讨论。大陆方面梁志成、吴战垒等支持余、夏之说。而持肯定之说的学者更多，如唐圭璋、徐沁君、喻朝纲、周汝昌等。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连续发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再论岳飞〈满江红〉不是伪作》[※注]，认为从确为岳飞写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看，可以证明此词必为岳飞所作，并逐条反驳了否定论者的观点，认为《金陀粹编》搜访不认真，贺兰山是泛指，“三十功名”二句与岳飞生平十分吻合等。王克、孙本祥、李文辉的《从“贺兰山”看〈满江红〉的真伪》[※注]对“贺兰山”问题作了详细考辨，认为“贺兰山”乃实指河北省磁县之贺兰山，此为岳飞早期军事生涯活动中心。“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之句，不仅不能成为否认此词出自岳飞的依据，恰恰有力证明，此词只能出自岳飞之手。关于此词真伪之争一直持续。21世纪以来，又有王霞的《岳飞〈满江红〉词“新证”辨析》、周楞伽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之我见》、王树人的《岳飞〈满江红〉的真伪之争》等[※注]。争论双方迄今未能说服对方，在没有出现更有力的证据之前，争论似乎还将继续下去。

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红楼梦》大讨论”（即批俞、评红运动），是红学史上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该运动波及社会各界，目的是要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于是，在“《红楼梦》并非只是家庭家族悲剧，而是反映了封建社会末世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的基础上，产生了著名的“农民说”（阶级斗争论）和“市民说”（资本主义萌芽说），两种观点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现存《红楼梦》抄本绝大多数都出现在这一时期，随着《红楼梦》己卯本、庚辰本、戚本等进入图书馆及各种版本影印本的出版，走出版本收藏和研究独断时代的红学迎来了版本综合研究的新纪元。以对甲戌本凡例、底本、过录时间等的研究为发端，红学界对己卯本、庚辰本、蒙古王府本、戚序本、列宁格勒藏本、郑振铎藏本、舒元炜序本、靖藏本等各种版本的正文、批语、成书年代、祖本、收藏者和抄写者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尤以对题有“兰墅阅过”字样的杨继振藏本（即《红楼梦稿本》）和涉及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脂本和程本的过渡本“甲辰本”的学术争议最大，引发了红学版本研究史上空前绝后的讨论热潮。虽然此时提出的一系列版本问题能够有定论的少而又少，但却是红学版本研究中几项重大问题的发轫，之后三四十年间的学术讨论仍然主要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