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国内外学术交流逐步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新的姿态汇入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潮流之中。一方面，在全球化和跨学科的视野下，“汉字文化圈”和“域外汉学”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包括早期中国在内的“轴心时代”各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也成为热点；另一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关于文本“稳定性”和“流动性”的讨论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潮流。此外，随着网络普及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者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文献的普及和使用，深刻影响到每一位研究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打开国门汲取西方各种知识、理论的同时，也为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学术的成果所吸引，认识到与海外汉学进行对话，通过域外汉学的研究成果来反观自身的研究和认识，有助于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于是对域外汉学的研究迅速升温，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成果。鉴于汉学本身的历史比较悠久，又在东亚、俄罗斯、欧洲、美国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汉学研究也随之包罗很多方面。限于体例，仅就与文学相关者简述之。

对日本和西方汉学界的相关成果进行译介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此方面的文献笔者所见有刘柏青等主编的《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自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辑后，陆续推出六辑。还有王水照主编的《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1991）、《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1994），乐黛云等主编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1996、1998）等。此外，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地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都有大量的翻译。

相关学术会议也时有所闻。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2013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海外汉学名著评论”论坛，并将收到的论文结集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16）。2016年11月，武汉大学文学院举办了“域外汉学汉籍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材料”研讨会，内容涉及近十五年来域外汉籍出版的现状和趋势，重视对海外所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的发掘和利用等。2017年4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动向”论坛，提交论文内容涉及近年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趋势、海外重要学术观点与论争的评述、海外新刊著作的评介等。

对域外汉籍的出版整理也是域外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自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辑以来，已连续出版十七辑。编者在发刊词中说：“这门新学问的意义在于：它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进而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对新材料、新问题的研究往往引领学术潮流，而域外汉籍和汉学的研究显然具有这样的特点。

电子计算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一新生事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入我国的时候，部分有远见的学者看到了电子计算机在处理文献方面的潜在优势。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星举行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利用电子计算机来研究后四十回的真假问题。这一方法对彭昆仑颇有启迪，于是他利用电子计算机对《红楼梦》的时间进程和人物年龄建立数学模型。“它使红学的许多研究课题有了坚实的基础。它对于研究《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等提供了清晰的时间概念。”[※注]1985年镇江市科委与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合作完成了《红楼梦》数据库，深圳大学完成了“红楼梦多功能检索系统”。专家们以为：“《红楼梦》数据库的创建，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成绩卓著，不仅对红学，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研究均有促进和启迪作用。”[※注]1985年起，在钱锺书先生的推动下，其助手栾贵明带领的团队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研发的“全唐诗速检系统”还获得了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至20个世纪90年代后期，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进入快车道。书同文公司启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国学时代文化传播公司的《国学宝典》系列、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的《中国基本古籍库》等也都是90年代末启动的古籍文献数字化工程。古籍文献数字化和古籍数据库建设方面的成就巨大，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此外，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铎教授主持开发了“全宋诗分析系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唐诗分析系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两个软件都能智能化地分析古代诗词的格律信息。此外他还与国家图书馆联合，主持开发了“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2010），该系统重构书目数据，综合分析存世文献著录数据和历史文献著录数据，其设计理念是基于知识本体建构综合性古籍文献知识库，挖掘海量书目数据背后隐藏的知识。

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从“人文计算”演化而来的“数字人文”一词受到高度重视。而在我国，实际上在这个名词传入之前也已经存在着相关研究，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比如李铎教授与《文学遗产》王毅编审的两次对话：《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和《数据分析时代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性空间——兼就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的互动问题答质疑者》（《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等对数字化时代文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进行了颇富前瞻性的探索。另外，李铎教授还有《从分析到检索——计算机知识服务的时代》（《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等论文，也对文献数据库未来的建设方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王兆鹏、郑永晓、毛建军、刘京臣、严程等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若干在相关领域进行探索的论文。

近年来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如王兆鹏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堪称数字人文基础建设方面的重要成果。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华大学刘石主持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获得立项，预示着数字人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将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

21世纪以来，随着文字学界与史学界对出土文献的释读和考证不断完善，文学学科也逐渐开始重视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和利用。最早的研究，侧重于借助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进行校勘、考证，为传世文献补充史料，纠正谬误。其中最典型的成果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之于《诗经》《论语》，郭店楚简之于《老子》，晁福林、徐正英、陈桐生、傅道彬、姚小鸥等学者均利用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

随着研究的推进，文学研究者开始针对出土文献提出更多基于文学本位的议题，例如罗家湘的《出土文献的文体学意义》[※注]认为出土文献改变了“依经立义”的文体观，可据此重新推演文体发展的路线。此外，《诗经》《楚辞》及汉赋相关相究，也在出土文献的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新见。其中，《诗经》研究重在文字训诂、异文考释和儒家诗论方面；《楚辞》研究集中于利用战国至秦汉的简帛材料探讨楚文化的特质，考证《楚辞》中作家、地点等具体问题；汉赋研究以汉简中的佚赋为研究对象，并据此对“俗体赋”作出进一步研究。

围绕出土文献所作出的众多考证结果，也对文学史的既有定见造成了影响。为此，赵敏俐、董乃斌、廖名春等学者提出应当吸收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补写甚至重写文学史。[※注]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目前关于出土文献的文学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点在于：在内容上，宏观性成果居多，微观性成果较少，更多停留于文体研究，对文学议题的深入发掘仍有欠缺；在方法上，以“二重证据”法对传世、出土的互相印证居多，方法单一，有待利用更具理论价值的研究方法介入出土文献研究。[※注]

先唐文献的记录和传播方式，多依赖于特定形式的书写或刻写。从商周至秦汉，文字载体经历了甲骨、彝器和简帛，并在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推广，获得更便利的传播渠道。基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异质性的思考，并受西方写本研究理念的启发[※注]，21世纪以来，有研究者关注到先唐文献的这一特殊性，提出应当重视“抄撰”这一行为在文献传播中起到的作用，亦即注意早期文献生成演变过程中存在的“流动性”。刘跃进在《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注]中提出五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早期文献的来源非常复杂，“原始文献”这一概念并不可靠；二是早期文献的传播途径不一，秦汉以来的文献中广泛存在互文问题；三是部分早期文献未必只存在一位作者，其思想或是时代性和区域性的体现；四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早期文献有被遮蔽和篡改的可能；五是早期文献具有口头性和表演性，同时也与“图像”存在关联。

将周秦汉唐视作“钞本时代”或“写本时代”，有别于宋以后的“刻本时代”，重在提示先唐经典生成过程的流动性。至于这种流动性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先唐经典不具备稳定性，则值得进一步讨论，例如从以《文选》为核心的汉魏六朝诗文文本来看，早已形成固有的经典传统，其“凝固”与“稳定”的特质绝对压倒了“流动”与“变异”的因素。如何在出土文献不断提出新问题的情况下，更好地理解经典文献和学术传统，当下仍是唐前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于经典文献“流动性”的研究成果，近年主要有徐建委、程苏东等对《春秋》《诗经》《史记》《汉书》等经典文献作出的一系列专题研究。倾向于文本系统之“稳定性”的学者，则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的典籍学习和传承，有着严谨的学术传统，这就保证了文本内在的稳定性，如傅刚在《中国上古时期文献写、抄特征及其文献学意义》[※注]中提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抄写，与刻本时代的写、抄本并非一个层面的概念，也不适用西方写本研究的范式。[※注]也有研究者从“早期书写”的特征出发，如赵敏俐的《中国早期书写的三种形态》[※注]认为，包括甲骨文、金文、典册文在内的“神圣书写”都拥有特定的文化功能，其文化精神具有连续性。

“稳定性”与“流动性”之别，是近年引发学界讨论的关键节点，而这两种概念本身，实质是基于不同方法论和历史观的自由探索而呈现出的初步印象。更深刻的讨论，仍需要研究者超越“信”“疑”的二元对立观念，在理论层面作出更进一步的碰撞。

21世纪以来，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讨论依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否最好、最早、最接近作者原作的本子；《三国志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底孰先孰后；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静轩诗是原有的还是后植入的，及其对版本系统形成的影响；《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和《三国志演义》三大版本系统的各自特点和相互比较等。除此之外，21世纪《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和朝鲜铜活字本相继在韩国发现，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其一，从研究铜活字印刷史的角度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实物。它表明，早在16世纪，在我们的邻邦，就已出现了用汉字铜活字印刷的中国长篇通俗小说作品。其二，从研究中韩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说，这有助于深入研究《三国志演义》等小说作品在域外的流传情况。其三，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角度说，这有助于深入探讨《三国志演义》以及其他长篇通俗小说（例如《水浒传》）在嘉靖年间以及在嘉靖之前以抄本、印本流传的情况。而这在当前的学术界仍处于薄弱甚至空白的阶段。

关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明清以降就有多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学术争鸣更是延续到21世纪也未曾停息。从以《录鬼簿续编》记载的“罗贯中，太原人”为主要依据的山西“太原说”，到以弘治甲寅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记载的“东原罗贯中”为主要依据的山东“东原说”；从两种学说之间在到底是“太”为“东”之讹误，还是“东”为“太”之讹误之间的争论，到各种“故土性”论据的提出，再到《罗氏家谱》的发现；从简单援引到多元论证。关于罗贯中籍贯问题的研究到21世纪初才开始从各执一端的论辩转到学术反思上来。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批评学术失范现象的文章开始出现的同时，关于罗贯中生活的时代及其与《续编》作者的关系、三本《罗氏家谱》、“太原”说与“东原”说论争、罗贯中生平资料的梳理和还原等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学术焦点，其中“罗学”概念的提出和“罗贯中研究会”的成立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乃至古代小说研究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21世纪以来，《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依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除继续围绕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这五大作者说展开的论辩之外，新的作者人选还在被不断提出，到目前为止，几近百人。而由作者研究同时引发的关于集体创作抑或个人创作、作者社会地位、作者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等论争的新观点更是层出不穷。但是百年来几乎占据了金学史一半研究内容的作者之争，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且以推测代替事实者多，以确凿内证参考者少。

《金瓶梅》甫一问世，便因“有秽语”而被认为会“坏人心术” “决当焚之”、被贴上“淫书”标签，遭禁毁厄运。四百多年来，关于“洁本”与“秽本”之争、淫书与非淫书之争，既是对文本中性描写应存在与否的论争，也是对《金瓶梅》的价值的论争。自明代至今，始终存在两种主要研究角度，一是污名化《金瓶梅》，二是力主“去污名化”。前者主要是对小说中两万字的性描写大加笞挞与抨击，认为那是小说作者的终极创作意图，从而否定《金瓶梅》的价值；后者则要“让文本自己说话”，通过文本阐释回应一切“污名化”的虚无主义，通过性描写的作用（如在揭示主题、暴露现实、刻画人物、展开情节等）、作者的实际创作态度、晚明社会风气、读者接受心理、小说的社会意义等方面的论证，为《金瓶梅》“去污名化”。随着“去污名化”进程的不断展开，《金瓶梅》研究也同时在经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对于《金瓶梅》的接受，从来都是毁誉并行的。从抄本流传开始，便有“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同时说部，无以为上者”的美誉，为“四大奇书”之一，其文学价值、史学价值、社会价值一直为几个世纪的读者所认可。因此，“去污名化”之后，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金瓶梅》研究必然迎来“经典化”的新时代，很多研究都围绕着肯定《金瓶梅》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而展开。目前，《金瓶梅》是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的经典作品的说法，已经得到学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