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文代会，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影响巨大，会上郭沫若作了《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代表国统区文艺界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代表解放区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三者均特别突出了革命文艺的历史地位，认为“五四”新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其中延安的文艺实践在中国新文学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运动、社团、作家则依照它们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亲疏重新划分了等级，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以阶级政治为基本评价标准的研究思路。

配合文代会的基本思路，1949年5月起，新华书店推出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周扬、柯仲平、陈涌等人编辑），开明书店则推出了“新文学选集”丛书。前者包括解放区文艺作品58种，共计170多篇。

小说：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种谷记》，欧阳山的《高干大》，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草明的《原动力》，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邵子楠等人的《地雷阵》等。

通讯：华山的《英雄的十月》，周而复、师田手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刘白羽的《光明照耀着沈阳》等。

诗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萧三、艾青等人的《佃户林》等。

剧作：贺敬之、丁毅等人的《白毛女》，阮章竞的《赤叶河》，柯仲平的《无敌民兵》，阿英的《李闯王》，傅铎的《王秀鸾》，王大化等人的《兄妹开荒》，马健翎的《穷人恨》《血泪仇》，魏凤、刘莲池的《刘胡兰》，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韩起祥的《刘巧团圆》等。

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第一套“五四”以来作家的选集，按已去世和在世分为两辑，共收入作家24人，前者包括了鲁迅、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许地山、蒋光慈、王鲁彦、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后者包括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丁玲、田汉、巴金、老舍、洪深、艾青、张天翼、曹禺、赵树理。

从总体上看，上述两套丛书基本划定了共和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解放区文学备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而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典范”[※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若干作家，则依照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亲疏远近，有限度有选择地进入现代文学学科的视野。其中鲁迅无疑是研究的重点，现代文学的第一代研究者多有此方面的力作问世，如冯雪峰的《鲁迅的创作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论鲁迅的美学思想》、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李长之的《文学史家的鲁迅》、林辰的《关于〈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年代》等。[※注]郭沫若同样备受关注，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包括了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陈瘦竹的《郭沫若的历史剧》等，此外如茅盾、郑振铎、老舍、巴金、赵树理、丁玲、田汉、曹禺、夏衍、闻一多、冰心、朱自清、郁达夫等人亦有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随着1949年后的历次批判运动，如1955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8年对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批判，1960年年初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生的批判，使得大批作家成为研究禁区，现代文学所能涉及的范围被迫逐步缩减。

被划为新民主主义文艺对立面的实际是小资产阶级文艺和自由主义流派，这使得曾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基本只在历次批判中出现，对他们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付之阙如；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尚处于创作黄金时期的沈从文等人则基本被剥夺了继续写作的权利。同样受此影响的还有都市通俗文艺，正如有的学术史研究者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在此方面存在着矛盾的态度：对于传统的、农民的文艺活动往往会给出高度的评价，但对于当下的市民通俗文学则严加批判，[※注]如果考虑到新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同构性，这种选择则有其必然性——当整个国家的基层组织被充分动员起来时，通俗文学只能保留其基本的形式，而它的内容则由国家重写和审核，以保证它不会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牾。因此，以往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创作基本被摒弃于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张爱玲、苏青、梅娘、徐訏、无名氏等针对新市民读者群体进行写作的作家同样受此影响。

学科初建，基本资料的整理与话语方式的建构同等重要。新民主主义话语方式并未延续至今，但当年的基本资料建设却在重重困难中卓有实效，直接影响了此后现代文学学科的规模和成就。史料建设方面最为突出的个案无疑在鲁迅研究领域。

1952年冯雪峰调任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同年该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成立，成员包括王士菁、杨霁云、孙用、林辰四人。经过几年极为艰苦的努力，1956—1958年，陆续出版了10卷本的《鲁迅全集》，和1938年版相比，这部全集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收录了部分书信，最为重要的是，该版本带有详细的注释，极大地方便了鲁迅研究和教学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的回忆资料大量结集，鲁迅二弟周作人撰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和《鲁迅的故家》（1957），三弟周建人（乔峰）的《略讲关于鲁迅的事》（1954），夫人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1951）、《鲁迅的生活》（1954）和《鲁迅回忆录》（1961），学生冯雪峰的《回忆鲁迅》（1952）等，均提供了鲁迅生活及创作的大量细节以及当事人对于鲁迅的理解和评价，对于我们全面了解鲁迅的生平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研究仍未止步，诸多研究者进行了大量扎实有效的资料梳理工作，如20世纪7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编室完成了二十多种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工作，为20世纪80年代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打下了基础；按照地域划分，陆续整理出版了《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北京》《鲁迅在日本》《鲁迅在广东》《鲁迅在杭州》《鲁迅在上海》《鲁迅在厦门》等资料汇编以及鲁迅与女师大学潮、鲁迅与三一八惨案等历史事件的资料集，为新时期鲁迅研究向纵深发展作了基础性的铺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基层科研工作者对于鲁迅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张能耿，从1951年起，陆续走访了鲁迅的亲友邻里，此后陆续结集出版了《鲁迅世家》《鲁迅亲友寻访录》《鲁迅亲友谈鲁迅》等著作，抢救性地保留了大量材料。又如鲁迅的学生许钦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针对教材中鲁迅作品的解读等问题，出版了《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一书，作者结合个人对于鲁迅的了解及中小学课程的特点与需要，对鲁迅作品的背景资料、写作风格、意象内涵等，进行了较为细致合理的串讲，极大地方便了中小学语文教师对鲁迅作品的把握和推广。

在期刊目录方面，1958年阿英编辑了《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在薛绥之、冯光廉等人的带领下，编写了《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和《1937—1949年中国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等资料，20世纪60年代曾内部发行，后者成为80年代最为重要的学科工具书《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资料来源。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艺期刊目录（初稿）》（1961）和《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1962），二者同属该社“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的部分。此外，1964年湖北省图书馆等单位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著作联合目录（1937—1963）》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对于本学科清查“家底”意义重大。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从1958年开始出版，部分书目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该丛书分为甲乙两辑，甲辑主要是研究资料的编目，如《鲁迅研究资料编目》《郭沫若著译书目》《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等，乙辑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期刊的影印本，所选刊物以左翼期刊为多，如《我们》《北斗》《拓荒者》等，也包括如《文学》《语丝》等在文坛影响巨大的杂志，共计34种。同时，该社还影印出版了赵家璧的《新文学大系》。[※注]

通俗文学方面的资料整理也卓有成效，尤其是郑逸梅撰写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等资料，较为系统地整理介绍了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鸳鸯蝴蝶派刊物的数量、分布及基本发展情况。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研究资料甲种里也有《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这些工作在“十七年”中不曾引人注目，但它们成为此后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