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印象中，诞生于人文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科并不像归属于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那样重视研究方法，甚至认为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历史演进几乎是与本学科特质无缘。然而，梳理新中国70年乃至更早时期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发现这种印象是一种想当然的偏见，事实是，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新闻传播学科共生共长。新闻传播学逐步由无到有，由弱到强，新闻传播研究方法也同时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越趋科学化。

一 新中国成立前（1918—1943）新闻学的诞生及研究方法的提出

1918—1943年是我国新闻学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选择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是，首先，学界历来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我国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标志，而在1943年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之前，中国的新闻业受到西学东渐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基本是民主自由、学派多元的格局态势。在19世纪20年代，民国时期的一批新闻人如徐宝璜、任白涛、邵飘萍、戈公振等人有关新闻实践的著作陆续出版。但是，虽然这一时期新闻学已诞生，但其研究也仍以报刊创立、发文采编为主，加之当时国人办报救亡图存的意义远远大于报刊著述本身，所谓的“新闻学”研究并不是新闻业关注的重点，在研究方法层面，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书面关照。[※注]

而这一时期提到并对新闻学研究方法进行概述和总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公凡，另一个是黄天鹏。李公凡在1931年出版的《基础新闻学》中专门开辟了《新闻学研究法》的专节，提出要用正确的方法认识新闻学。“没有方法，或是方法不对，则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或虽有结果而不正确。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对学问始有正确的认识，同样要对新闻学有正确的认识，也就必须有正确的新闻学研究法。”[※注]李公凡提出了四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的、观察的、比较的和实际的。历史的研究法指要在信任和了解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认识“新闻学的学科根据”；观察的研究法强调的是新闻学者根据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精锐的观察”，而观察的准确与否，则取决于个人科学训练的程度；比较的研究法要求学者根据许多不同的理论来加以比较研究；实际的研究法注重让学者“实际地走到报馆或者通讯社里面去”，重视新闻的实践特性。[※注]

1933年4月，黄天鹏出版了《新闻学入门》一书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研究新闻学的方法，中篇为研究新闻纸的方法，下篇为研究新闻事业的方法。在该书中，黄天鹏将新闻看作一种实践活动，除了提出了读报看报的方法外，也提出了注重实践、运用比较、唯物史观、从大众出发等研究方法。[※注]该书是我国第一本专门论述新闻学研究方法的著作，成为我国新闻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之作。

二 新中国成立前30年（1949—1978）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盛行

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日渐紧张，国家内外矛盾的日益激化，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救亡图存的宏大历史主题下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李大钊1922年2月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就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众多思想启蒙流派中的一个，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在后续的思想传播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发展。1937年，张友渔出版了《新闻之理论与现象》一书，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阐释报纸、政治和舆论的关系，受到了当时青年人的欢迎。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正式确立是在1943年。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受毛泽东指示，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该文在一开头便表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新闻学的姿态，并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法西斯新闻学”划清了界限。[※注]通过对新闻层面“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剖析，该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领域的指导地位，“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次影响解放区的‘范式革命’”。[※注]

自1943年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三反五反”、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余年中，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具体思维方法成为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主导甚至唯一的方法论支撑。这一时期，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一度被政治化，成为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注]因此，该时期鲜有关于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方法的探讨，即便是部分有关新闻学的阐释，也主要以口号、语录、工作指示为主。张振亭认为该时期的新闻学研究方法是“异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用马克思基本原理取代新闻规律、二分的无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脱离历史和实证的曲解。[※注]

在后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批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反思与批判。甘惜分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表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能等同也不能取代于新闻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使用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艾丰在阐释新闻的性质时，区分了作为“手段”的新闻和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认为后者作为一个独立里的范畴，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注]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思想和政治上起伏不断的变革和革命，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新闻更多的是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非独立的学科。虽然学者们当时的反思影响有限，但是这些声音为后续新闻学的“拨乱反正”开了先河。

三 1979—2000年传播学的引入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整个社会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都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社会科学（包括新闻传播）也是在这种较为开放的社会氛围中开始萌芽。当时的报纸杂志和电视等大众媒体高速发展，“大众传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根支柱，社会要求推进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廖圣清）。[※注]在整个社会的这种风潮下，传播学初期引入的一些科学化的概念，包括“受众”“传播效果”“把关人”等，让长久以来受“宣传”“阶级斗争”等观念影响的学者感到了新鲜，“他们还通过突出传播学的科学性，把传播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来获得研究与思考的自由空间”。[※注]

在这样的社会情景和知识场域中，受众研究成为这个时期浓墨重彩的最大亮点。正如王怡红指出的“一些以媒介多功能理论为研究假设的受众调查，直接冲击了新闻媒介的单一喉舌理论，激发了新闻媒体的公众意识，培育了信息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受众观念，将受众的重要性与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一起推向了传播研究的前台。”[※注]在学术实践领域，1979年复旦大学的学生做的受众研究，卜卫在80年代对妇女儿童做的一系列受众研究，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和首都新闻学会所做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读者、听众、受众调查等等，都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标志性事件。特别是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从事的受众调查，是“中国研究人员第一次尝试用量化的思维来解决新闻传播中的问题”[※注]，被安岗誉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次突破性的行为”（崔清活，2007）。[※注]从1980—1988年，在各类新闻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受众研究的论文共计有226篇，[※注]受众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当时传播学研究中“有所突破，取得成绩最大的”研究领域。[※注]

在研究方法的学术研究中，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祝建华，1985年他在《新闻大学》发表了《传播研究的实地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控制》三篇介绍性论文。1987年祝建华发表的论文《传播学量化研究的科学起源》，被认为是最早的以科学方法论为对象的论证文章。[※注]这篇文章提出了当时看来超前的观点，例如学术的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结论要通过证据或逻辑支撑。

1992年之后，伴随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传播学研究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原来寻求促进新闻领域变革的问题不再是传播学术思想领域的中心，研究者开始把学术立场和研究兴趣转向了传播学与经济变革和文化建设相互联系等方面[※注]。与此同时，整个新闻传播学术界也在蓬勃发展，1997年第五届传播学研讨会关于传播学的方法和规范问题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注]这和整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密切相关的。90年代，学术领域关于方法规范的探索成为“学术界的一大学案”。[※注]在新闻传播领域，因为历史、文化和学术训练等多方面原因，存在着很多“记者式研究”，[※注]“随感录”“夹叙夹议的散文”。[※注]特别是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为一级学科，学术地位的提升和研究不够深入的尴尬局面，研究方法和规范被寄予厚望成为寻找突破的点（张振亭，2009）。[※注]

20世纪90年代，在研究方法的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卜卫和刘晓红成为这个领域当仁不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刘晓红发表了多篇论文将心理学方法介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注]卜卫1996年开始在《国际新闻界》连续发表七篇研究方法的介绍。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在从1994—1996年三年时间里，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与设计”，其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更是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需要承认的是，尽管进步巨大，但是这个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相关研究基于对这个时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分析统计发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大量的文章还是介绍和探讨型的，定量研究的数量非常非常少。[※注]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12年间，《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三本期刊的计量统计发现，共计只有80篇实证研究的论文，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调查统计（主要是问卷）是使用最多的方法，其次是内容分析法，实地调查和实验法是最少被使用的方法。[※注]如果我们将中国的研究放置于与同时期美国的比较中，会更加清晰地看出当时的学术知识特征。根据李彪对于中美学术期刊基于随时抽样的比较分析发现，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中国的研究方法使用比较简单，且大部分是“二手资料法”，美国的研究方法则比较多元且平衡。[※注]

四 2001—2018新闻传播学的大繁荣和研究方法的演变

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媒体和社会变迁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这其中，我们将研究方法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2001—2010年，学科高度发展与研究方法的进步甚微；2011—2019年，研究方法的大繁荣和学术共识的缺乏。

进入新世纪后，方法类专著和译注大量涌现，研究方法逐渐被纳入日常教学科研中。在研究方法的各种教材和书籍的翻译、引入和撰写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2000年戴元光和苗正民编著的《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2002年王锡苓的《传播学研究方法》，2003年柯惠新、祝建华等人编著的《传播统计学》。在其基础上，不少高校将研究方法纳入传播学的教学体系，但有研究者指出，目前的实证方法课程不仅课程质量上不够规范、在设计上缺乏连贯性、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着方法和概念之间的不衔接。[※注]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因为研究方法领域优质师源的缺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学科内能够真正掌握研究方法的学者数量较少，这就导致了一些高校教师在自身尚不熟悉研究方法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进行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工作。”[※注]研究方法的训练直接影响了本领域的知识生产，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博士生的论文写作。有研究通过对1988—2011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516篇博士论文的内容分析发现，“在2003年以前，量化研究的使用基本为零”，总体上，51.55%使用了质化方法、30.62%属于思辨研究，11.05%采取了质化量化混合方法，6.78%属于量化研究。[※注]

因此，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研究方法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这种状态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有研究对1995—2007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四种主要学术期刊的刊载文章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发现主流研究方法是思辨辩证法[※注]。还有研究以1998—2012年15年间四本代表性学术期刊为案例，发现实证研究里以定性研究为主，具体研究方法则集中在个案研究、历史文献等。[※注]如果说四本期刊或者不同时间段存在着差异，还有研究对特定的期刊进行分析，例如1994—2003年《现代传播》的研究发现，定性占比多，定量研究很少。[※注]有研究对2008—2010年《国际新闻界》的发文统计发现，批判或诠释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注]。还有研究对2009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三本主要学术期刊和2005—2009年《现代传播》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295个样本中，定性占85.2%，而且大部分定性采用的是观察研究（69.3%），“倾向于描述和解释传播交流，依靠现存理论的标准来批判传播”。[※注]

当然，如果中国新闻传播学自身作为参考比较，比较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态，从某些维度上很容易得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方法在不断地规范和发展。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早已是全球知识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非常有必要比较这个时期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方法的发展状态。有研究以1996—2005年中美两国新闻传播两本顶级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以下简称《新传》）和美国的《大众传播季刊》）为案例，发现鲜明的对比是《新传》是人文主导，JMQC是实证主导。[※注]如果我们将时间拉长，将《新传》与美国新闻传播学界另一本顶级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简称《传播学刊》）比较分析，更加细致的考察发现，在定量研究中《新传》集中在内容分析，《传播学刊》则在问卷、实验和内容分析上比较均衡；在定性上，《新传》使用最多的是文献分析法和档案分析法。[※注]

近些年，大数据、机器学习等热潮席卷整个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2005年，黄旦和丁未基于对大陆传播学译著的研究提出，“我们总是有一种学科意识或者情结，忙于填补各种空白。目前大陆传播领域教材兴盛，深入研究过于凋零；只见忙于填补所谓的各种‘空白’，不知或不屑做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许多学术的狂热不到一两年，在尚未冷静下来之前，就为新的狂热所代替。这些狂热或许可以给文化活动增添一些作料，但却没留下什么学术发展的痕迹”[※注]。

这种反思在方法大繁荣的今天同样给我们以提醒。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大数据等方法的引入导致了两种极端的态度和认知，这也造成了对此的巨大争议：狂热和排斥。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最基本的方法根基尚未稳健，大量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介绍，如同快速新鲜的研究议题，让不具备研究基础且喜欢追逐新鲜的浮躁学界更加躁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今天你要是不说大数据、机器学习或者高级方法，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你的研究，但实际上我们很多同行连最基础的回归分析都没搞清楚”（XX，2018年访谈）。“目前就是不会走，先要飞”（XXX，2019年访谈）。另一方面，尽管很多研究在呼吁以问题为导向，方法为研究服务，是通过严密的程序方法进行科学的推断和论证。但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同仁并不具备以理论贡献为主要考核的共识，而是——正如前文提到的——以社会现象或者理论性较弱的研究问题为导向。[※注]这也成为大数据等研究方法被攻击的主要依据：缺乏问题意识。这种狂热和排斥之间的争议，集中体现了目前学术界共识的缺乏。实际上，方法、问题和理论是相互佐证支撑。理论和研究问题是论文的核心，方法为理论服务，但任何问题假设需要方法的检验和证明，否则都是一种假说。[※注]

如果我们仍然从期刊论文方法的使用来看，目前新闻传播学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以思辨为主流。正如张国良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方法的两次研究回复，在前三十年（1978—1998）“思辨（其中多有主观臆断、片面武断以及老生常谈的情况）仍然为主流，占65%”，实证方法从无到有，但是尚未成为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乏力、质量偏低”。[※注]2008—2013年张国良再次对这个领域进行回顾，发现思辨仍然是最大比例的研究方法（56%），而在这其中“概念推理”（75%）是最主要的思辨类型。[※注]同样的，我们以中国新媒体研究最火热的案例为例，相关研究通过对2010—2012年6本CSSCI新闻传播期刊关于微博的研究发现，在研究方法层面，思辨性论文近7成；大部分研究停留在诸如意见领袖、社会网络、媒介环境学等单个理论的解释层面，且“85%的研究论文没有进行文献回顾，每篇论文平均引用5.21篇理论文献。”[※注]与此对应，有研究通过对海外54篇关于微信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研究已经不止于单一理论的检验和拓展，而是进入到多个理论整合建构模型的阶段。[※注]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也发现这个阶段美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仍然维持在以量化为主导（50.78%）、兼具质化（32.44%）、同时混合研究方法并存的局面（16.58%）。[※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