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
三 研究内容：近代报刊史位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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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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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 \ 第一编 新闻传播史理论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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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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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漫长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 70年的新闻史研究虽然是短暂的，却也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超越。通过新闻史论著的语义网络分析可见，中国新闻史研究已是硕果累累，通史类研究屡有突破，专题研究面面俱到，区域史研究全方位覆盖，个案研究多领域深化。毫无疑问，建国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然而，在这繁荣的背后，也有一些问题仍然值得学者们关注。2007年之后， “反思”成为新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主题词，学者们对当前新闻史研究现状进行了多角度思考。相信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开据，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拓展，研究队伍的进一步壮大，中国新闻史研究将更加繁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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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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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 新闻史研究 大公报 史学 事业 新闻史学 新闻事业 报刊 通史 新闻传播 重大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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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内容：近代报刊史位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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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史作为一项关键领域几乎贯穿了中国新闻史70年的研究，近代、晚清和报刊构成了新闻史研究的主要议题。从语义网络图中可以看出，报刊、近代始终居于新闻史研究议题的中心位置，与新闻史、新闻事业、晚清、媒介等词语表里相依。“新闻史—近代”“报纸—新闻”“报刊—近代”的共现频率高，显现这些词汇关系密切。1992年至2006年间共出版与近代报刊史研究相关的专著73本，而在2007年至2019年间超过200本，接近三倍，研究层次、取向和方法比前一阶段更加丰富多元，体现了学界共同进步与创新发展。
报刊史向来着墨最多，成为近代新闻史研究的主力军。以《大公报》为例，一直是报刊史的重点关注对象，1992年至2006年期间，相关著作共计22本。这些丰盛的研究成果离不开方汉奇为其所做的辩诬澄清工作。方汉奇曾撰文列举多项史实证明《大公报》被扣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是片面的、不合理的，事实上《大公报》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注]随着《大公报》的历史评价走向公正与客观，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论文纷纷涌现，周雨的《大公报史》和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是系统深入研究《大公报》的奠基之作。2002年正值《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方汉奇主编《〈大公报〉百年史》相继出版，形成《大公报》研究小高潮。此后任桐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与中国政治改良思潮（1927—1937）》、候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李秀云的《〈大公报〉专刊研究》、俞凡的《新记〈大公报〉再研究》等接连出版，这些扎实的个案研究分别从政治、文学、媒体等角度剖析了《大公报》之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近代史研究热潮的背后，侧面反映出当代新闻史研究的寂寞。早在1982年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方汉奇就谈到要加强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的总结。[※注]囿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几部著作多完成于20世纪末，在编辑体例、涵盖范围、解释的周延性等方面难免有改进空间。还有一些著作涉及1979年以前中国新闻史的部分情况，但主要是作为讨论的背景，而非考察的主体，研究得不充分。其间多少也会前后两个三十年畸轻畸重，往往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严格而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当代”研究，而非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当代史”研究。[※注]1992年出版的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和张涛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可视为当代新闻史研究的开端。随后也陆续出版了一些论著，如方汉奇、陈昌凤主编《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吴廷俊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刘家林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李春著《当代中国传媒史（1978—2010）》等。当代新闻事业史研究推进缓慢，截至目前共出版著作30部，不到总出版量的4%。就媒介发展的丰富多彩现状而言，当代新闻史研究大有可为，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共同书写和完善中国新闻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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