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
第七节 辞书规划与辞书发展状况
|
来 源
：
|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3 | ||
|
摘 要
：
|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语言中的每个词语都有一个“语言故事” “文化故事” ，辞书编纂梳理和诠释着语言中的这些故事，也是在整理人类的文化与智慧，构建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2019年3月，中国辞书学会举行了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会议提出,平面辞书要向融媒体辞书的转变，辞书研究要特别重视辞书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研究中心以《新华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托，整合优势资源，统筹领导既有的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和新设立的《新华字典》编辑室（新华辞书社） 、新型辞书编辑室，切实担负起辞书编纂领域国家队的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加强辞书理论与编纂研究，努力打造传世精品。 | ||||||
|
关键词
：
|
辞书 辞书出版 专科 字典 民族 专科辞书 现代汉语词典 语言 出版 汉语 双语 |
||||||
在线阅读
第七节 辞书规划与辞书发展状况
字体：大中小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语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就某种意义而言，一种语言拥有的词汇量，代表着这一语言及其所负载文化的发达程度。语言中的每个词语都有一个“语言故事”“文化故事”，辞书编纂梳理和诠释着语言中的这些故事，也是在整理人类的文化与智慧，构建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一 辞书出版规划
辞书历来被视为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手段，由政府出面制定规划，组织专家学者编纂辞书，并运用政府行为保障规划的实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出版部门制定了3次辞书出版规划，对我国的辞书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
二 汉语辞书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人民群众学习文化和推广普通话的需要，在党和政府的组织规划领导下，专门的辞书编纂机构得以组建，《新华字典》很快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组织编写。[※注]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结束了我国没有历时性详解汉语大型语文辞书与现代百科全书的历史；《辞海》《辞源》修订，让原有品牌辞书适应了新社会的读者需求。
三 民族语文辞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取得了很大成绩，几乎所有教学中的民族语言都有其规模不等的民族语文词典。就辞书的语种而言，单语辞书、双语辞书、多语辞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单语辞书如《新编藏文字典》《蒙文分类辞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等。双语辞书如《汉维词典》《彝汉大词典》《汉朝字典》等。多语辞书如《维汉俄辞典》《英语—日语—纳西语象形文字小辞典》等。大量民族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充分反映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互相学习语文及进行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等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9年8月，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民族辞书编辑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专门就民族辞书进行学术研讨，对整合编辑力量、提高民族辞书的编辑水平很有帮助。
代表性民族语辞书如：《维汉俄词典》（包尔汉编著，民族出版社1953年版）、《新编藏文字典》（青海民族出版社1979年版）、《藏汉大辞典》（张怡荪主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汉蒙词典》（达·巴特尔主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中朝大词典》（崔奉焕编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四 外语辞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对外语辞书产生了巨大需求。不少大型外语辞书列入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并顺利出版，同时，一些以外语辞书编纂与出版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也得以设立。但毋庸讳言，基于国外品牌辞书研发的双语辞书对我国原创辞书的编纂与出版造成很大冲击，今后应特别重视并努力提高原创辞书特别是中小型学习词典的编纂质量，增强品牌竞争力。
代表性外语双语辞书如：《俄汉详解大词典》（赵洵、李锡胤、潘国民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张柏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英汉大辞典》（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上卷1987年版、下卷1989年版）、《汉俄大词典》（顾柏林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汉法大词典》（黄建华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
五 专科辞书
1978年至2008年，我国汉语专科辞书出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30年间汉语专科辞书共出版了2755部，占30年汉语辞书出版总量[7466部（卷）]的36.90%，高居各类汉语辞书之首。从总体上看，基本上各学科都有了自己的专科辞书。专科辞书中，学科词典数量最多（共1066部），最少的是术语词典（200部），两者分别约占专科辞书出版总量（2755部）的38.69%以及7.26%。术语词典比重过小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术语研究水平及专科辞书编纂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当前，各主要学科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专科工具书，市场需求相对饱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汉语单语专科辞书已渐渐难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变化。如何更好地组织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词典研编者通力合作，借鉴术语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改变专科辞书“词汇对照表”式的设计理念，应是未来专科辞书编纂与出版努力的方向。
代表性专科辞书如：《中药大辞典》（吴贻谷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7年版）、《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魏天定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历史大辞典》（郑天挺、吴泽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史为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毛泽东著作辞典》（李捷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六 数字化辞书
当前，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社会正在进入“互联网+”和语言智能时代，科技进步与创新正在驱动着出版行业产生深刻变革，辞书电子化、融媒体化成为大势所趋，辞书的内容、载体、用户习惯都发生着重大变化。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线上辞书缺乏权威；平面媒体辞书有权威，但已经不是首查、常查辞书。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融媒体辞书，传统辞书与数字化辞书融合发展，线上线下有机结合。这需要我们创新编纂理念和手段，拓宽辞书学研究领域，把辞书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把网络辞书的灵活性和传统辞书的扎实内容融合起来。2019年3月，中国辞书学会举行了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注]会议提出，平面辞书要向融媒体辞书的转变，辞书研究要特别重视辞书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
辞书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在工具书数字出版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将工具书资源和各种相关资源融合，实现由图书向内容、由产品向服务的转化，进而达到融合出版的目标。[※注]该馆研发的《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App分别于2017年、2019年面世，在品牌辞书的数字化进程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七 辞书国际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当下全球化的大形势下，辞书出版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当下全球化的大形势下，辞书不能仅囿于国内市场，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不仅有利于助力汉语国际化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有利于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给不同母语及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量身打造一套轻松学汉语的特色工具书，2008年，商务印书馆启动了“汉语图解词典系列”出版工程，10年来，已开发了80个语种，大小共160种书，其中有49个语种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注]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国际推广工作也在积极推进。《新华字典》汉英双语版已于2013年出版，《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现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都陆续启动。对内向型词典而言，外向型词典的编写还比较薄弱，我们还缺少为大家所认可的专为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权威辞书。
为适应数字化和国际化的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2017年8月新设了新型辞书编辑室，承担数字化辞书、外向型词典的编纂与研究。该编辑室正在组织编写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
2017年7月，为了搭建编纂与研究的更高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并于11月举行了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研究中心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托，整合优势资源，统筹领导既有的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和新设立的《新华字典》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新型辞书编辑室，切实担负起辞书编纂领域国家队的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加强辞书理论与编纂研究，努力打造传世精品。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