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
二 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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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地理语言学指“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比较国内外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其异同概括如下：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语料,是可验证的语言事实，也是研究的基础。根据《方言调查字表》调查记录单点方言的音系，归纳其演变规律和例外，快速有效。分区图侧重于从时间到空间，从历史比较法出发，根据方言（特别是语音）某些代表性特征的演变类型，看其地理分布，并“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汉语地理语言学在创立之时，就一方面继承了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借鉴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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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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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语言学 汉语 方言 调查 方言区 方言地图 演变 地理 语言 汉语方言 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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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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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地理语言学在创立之时，就一方面继承了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借鉴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
1.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包含着明确的地理语言学的意识，即关注方言分类和分区。西汉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包含700多条词汇条目，和大量方言地理及其分布的信息。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注]根据词汇条目地理分布次数进行统计，把当时的方言分为12区，分别是：（1）秦晋方言区（含秦、晋、梁益三个次方言）；（2）周韩郑方言区（含周、韩、郑三个次方言）；（3）赵魏方言区（含赵、魏两个次方言）；（4）卫宋方言区（含卫、宋两个次方言）；（5）齐鲁方言区（含齐、鲁两个次方言）；（6）东齐海岱方言区（含东齐、海岱两个次方言）；（7）燕代方言区；（8）北燕朝鲜方言区（含北燕、朝鲜两个次方言）；（9）楚方言区（含楚郢、北楚、江淮三个次方言）；（10）南楚方言区（含江湘、沅澧、九嶷湘潭三个次方言）；（11）南越方言区；（12）吴越方言区（含吴、越、瓯三个次方言）。
张振兴（2013）认为：上述分区，“至少有三点值得提出。第一，这个分法可能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第二，除了齐楚有交叉重见的以外，这个分法是最少含糊或两可的。从理论上说，方言分区有时候需要含糊和两可，但从实际应用来说，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干净利落。第三，这个分法有二位区分，从大区里划分次方言，这个也可能更加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注]
2.西方的地理语言学，关注方言特征及其分布。19世纪70年代，欧洲历史语言学青年语法学派提出了“语音演变无例外”。德国学者舒哈尔德（Hugo Schuchardt）强烈反对这一学说。他的瑞士学生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受其影响，制定了一份约有2000个词语的调查表，并专门训练了一位名叫艾德蒙（Edmond Edmont）的调查者。艾德蒙一个人实地调查记录了法国约650个地点的方言词语，编制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12册（1902—1914年，1920年）。在这项研究中，吉叶龙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相抗衡。（徐通锵，1991）[※注]其实，这种分歧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或旨趣，历史语言学侧重于研究系统演变的规律性，地理语言学侧重于研究例外演变及其原因。
地理语言学，又称作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
把西方的地理语言学理论引入中国，最早见于岑麒祥《方言调查方法概论》（1936）第六章。分绪言、调查方法、地图的拟制、地图的解释四个部分，还列了五种参考书[※注]。把西方地理语言学付诸实践的是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illem Grootears，1911-1999）。贺登崧1941年至1943年在山西大同市东南、桑干河南岸的西册田村传教，期间调查了大同方言以及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1948年回国，1950年申请到日本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发展。1945年至1958年，贺登崧整理了当年在大同调查的材料，先后发表了4篇论文。这些文章由岩田礼和桥本爪子编辑删节，并加上详细的注释，先后出版了日译本《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1994）和中译本《汉语方言地理学》（石汝杰、岩田礼译，2003）。也就是说，贺登崧在中国所作的地理语言学，到90年代中期经由日本二次引入。
3.现代中国学者非常重视汉语地理语言学。他们在借鉴西方地理语言学理论之初，便根据汉语方言的实际进行了改造。汉语方言的实际，一方面是汉语方言的分歧直接体现在语音上，而汉语属于单音节语言，文字形音义兼备。汉语传统的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众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有《广韵》《集韵》之类的韵书，归纳方言语音系统的演变规律、找出例外非常便利。另一方面是地理语言学要求密集布点调查方言词语，短时间内无法积累到足够的调查语料。因此，进行单点或区域性的调查研究是当务之急。
4.20世纪20年代末期，现代汉语方言学建立。其时，汉语方言纷繁复杂，分歧（特别是语音）巨大，但几乎没有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于是，在1928年到1946年的近20年间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主要有赵元任在两广（1928—1929），白涤洲在陕西关中（1933），罗常培在皖南（1934）和江西（1935），赵元任等在湖南（1935）、湖北（1940）、云南（1940）和四川（1941—1946）。
在后来出版的调查报告里，几乎都含有方言分区（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图。主要有赵元任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含66幅方言地图。杨时逢整理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含65幅图。杨时逢整理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含53幅图。杨时逢整理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含47幅图。白涤洲调查、喻世长整理的《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33年调查，1954年出版）含42个地点、23幅地图。“赵元任以及史语所的研究包括了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两方面的目的，这种研究模式对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曹志耘，2006）[※注]
方言特征图有王辅世的《宣化方言地图》（1994）。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1948年7—8月间，跟随贺登崧在河北宣化县调查方言和庙宇。1950年8月把调查结果写成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个地点、35幅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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