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汉传佛教研究历史沿革

现代意义上的近现代中国佛教研究肇始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佛教研究历经70年风雨兼程，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完成了其自身的体系化、学术化、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建设，为中国宗教研究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民国时期佛教研究主要集中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个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汉传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成绩，开启了现代中国佛教研究的先河。中华民国汉传佛教研究主要以杨仁山、欧阳渐为代表的金陵刻经处系，太虚法师为代表的改革派僧人系，韩清净为代表的三时学会系为中坚科研力量，研究方向主要涉及佛教义理哲学和佛教史等方面。南京金陵刻经处和北京三时学会着重研究印度佛教义理，尤其是对唯识学说的阐扬。太虚法师系的大勇、持松等人则从日本引入了久已失传的唐代密宗（真言宗），开启了从1911年到1948年唐密研究昙花一现式的短暂中兴，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胡适、汤用彤、吕澂、高观如、黄忏华、周叔迦、范文澜等人也开始接受现代佛教研究方法，尝试将佛教作为客观对象，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学者吕澂、高观如、黄忏华等人在佛教史、佛教哲学等方面都相继发表了重要著作。

汤用彤是从史学角度研究佛教的代表，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经成为佛教研究的经典著作。胡适实际上也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史学考据与研究上，撰有《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等。

此阶段在佛教义理思想方面进行研究的有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侯外庐等人。梁漱溟主要讲授印度哲学，止步于资料的罗列与归类；冯友兰有进一步的研究，但也正如他自己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评价一样，“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也不能讲透”[※注]；熊十力借佛教的名相，以印度佛教唯识学为依托，杂糅诸家，自成体系，撰成《新唯识论》等，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侯外庐则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对佛教思想进行分析。[※注]

再者，此时期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周一良、陈寅恪、许地山、陈之佛、季羡林等人也发表了部分关于汉传佛教研究的文章，为汉传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中国佛教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其中任继愈、季羡林、杜继文、黄心川、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等老一辈学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创新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培养科研梯队等各个方面为汉传佛教研究指明了道路，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佛教研究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至2019年，是中国佛教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新的一代汉传佛教研究学者从崭露头角到独当一面，进一步在拓展研究领域和发表成果等多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填补了诸多汉传佛教研究的空白。

1949年以后的中国汉传佛教研究主要经历了几个明显的时代分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是我国汉传佛教研究的奠基与起伏期；1979年至1988年是我国汉传佛教研究的恢复发展期；1989年至1998年是汉传佛教研究的繁荣兴盛期；1999年至2008年是汉传佛教研究的深入拓展期；2009年至2019年则是我国汉传佛教研究的创新转换期。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汉传佛教研究的奠基与起伏（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汉传佛教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研究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于195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64年5月，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任继愈任所长，宗教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分组进行，这标志着我国宗教研究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的宗教研究的新篇章。当年，佛教研究组的成员主要有任继愈、侯外庐、黄心川、郭朋等。1964年到1976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的筹备阶段，这一阶段佛教研究组的主要工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佛教历史、教义等基础知识，并且调查研究各国的佛教现状。1977年5月7日，经党中央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6年到1980年，佛教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各国的佛教现状、佛教研究成果，为《世界宗教研究》提供稿件，为深入开展中国和亚洲佛教的研究积累资料。1980年，佛教研究室正式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兼任主任。此后，佛教研究室的人员不断增加，研究室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佛教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佛教研究成果纷纷涌现。

此阶段汉传佛教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研究基本上都处于奠基起步阶段，发表成果有限，但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佛教研究成果是，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佛教研究方法及研究体系，与中华民国时期的佛教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当代佛教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此阶段研究成果多以油印等内部资料形式出现，也有部分内容掺杂于哲学史、思想史等著作中发表，主要有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5卷）（人民出版社1949—1960年版）、《中国哲学史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汤用彤撰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黄心川撰写的《印度近现代哲学教学资料》（北京大学印行1958年版），任继愈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季羡林翻译的《优哩婆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吕澂撰写的《佛教研究法》（台湾汉声出版社1972年版）等。在此时期，方立天也在《新建设》等杂志上，刊载了多篇关于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新建设》1964年）、慧远的《佛教因果报应说批评》（《新建设》1964年）、《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65年）、僧肇的《形而上学》（《新建设》1965年）等。

另外，此时期的《现代佛学》也曾经发表了一些有关印度佛教的哲学、圣迹等论文或译文，特别是在1956年前后，世界佛教界沉浸在庆祝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的气氛里，中国佛教协会先后组团访问了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尼泊尔、越南等佛教国家，于是登载了一些有关这些国家佛教历史文化的文章。此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者对于佛教的研究日趋减少，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也不多，主要是吕澂的一些文章。中国佛教协会整理了一些中外佛教交流史料，油印成册。[※注] 1978年以后，佛教研究活动逐步开始恢复，汉传佛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二节 汉传佛教研究的恢复发展期（1979—1988）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中国带来了希望，也使汉传佛教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此时期的佛教研究现状主要是以汉传佛教研究为主，兼顾藏传佛教研究和南传佛教研究。这一阶段的汉传佛教研究主要以恢复为主，研究方向集中于对佛教历史、佛教思想、《大藏经》等佛教文献、工具书、普及性读物等大方向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阶段后期汉传佛教研究逐渐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纷纷涌现出诸多优秀成果。此时期，我国与世界佛教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开始起步，主要以汉传佛教为主，国内诸多著名汉传佛教研究学者先后赴日本和欧美等国进行讲学与合作研究，为日后中国佛教研究与世界佛教研究接轨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各科研单位在研究生培养上取得了成绩，为汉传佛教研究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队伍。197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率先招收佛教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大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成为各有关单位科研与教学的骨干力量。其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诸多高校也先后开设宗教专业并招收佛教研究生。此时期的汉传佛教研究，一方面是老一辈佛教研究学者，如任继愈、吕澂、郭朋等继续发挥了巨大的学术科研实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版、再版，其中不少成果成为新时期佛教研究的必读经典著作；另一方面，此时期中年学者人才辈出，发表了大量的优秀科研成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黄心川、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季羡林、高振农等一批人。汉传佛教研究基本上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自身的体系化与学术化建设。

一 佛教史研究

佛教历史研究历来是汉传佛教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后也一直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至今，相较于其他汉传佛教研究领域，佛教历史研究方面首先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断代史、通史、宗派史等多个方面发表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1979年，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两部书出版，这是根据吕澂在20世纪60年代初，受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托，举办的佛学研究班的讲稿整理而成，代表了他中年以后的成熟观点，是大陆佛学通史的代表著作。两书篇幅虽然不长，但内容精深丰富，对中印佛教史上各学派与宗派的思想特征、学术渊源与流变作了细致的辨析。

此时期隋唐佛教断代史研究是一大热点，多位学者出版了专著，其中有郭朋撰写的《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79年版），范文澜撰写的《唐代佛教（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1982年，由汤一介整理的汤用彤20世纪30年代的授课讲义《隋唐佛教史稿》在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虽然是未完稿本，但凝聚了作者对隋唐佛教的诸多思考，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说，这些著作成为新时期佛教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为后来的佛教研究树立了典范。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汤用彤撰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代表，我国的佛教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1949年以后还缺少一部上下通贯的通史性著作。1981年，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人执笔的《中国佛教史》作为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的佛教史研究项目开始启动，该书拟写8卷，1981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卷（共计136万字），内容包括了从佛教初传中土到南北朝佛教。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贯彻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的科研方针，无论在资料的考订使用方面，还是观点的论证阐述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可惜的是，计划中的后面5卷（隋、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一直没有面世，“通史”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断代史”。

郭朋于1935年在北平广济寺弘慈佛学院出家，1941年就读于太虚法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48年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之后又入平山党校学习，1949年入党，1952年参与筹备中国佛教协会。20世纪80年代，郭朋以个人之力，在没有助手协助的情况下撰写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版）、《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79年版）、《宋元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系列专著，其后又将上述几本著作修订汇总成为三卷本《中国佛教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该书努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佛教进行研究分析，在国内外佛教研究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二 《大藏经》等佛教文献研究

1949年到2000年，我国的佛教文献学研究主要是基于汉语系经典和资料进行，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虽然这一阶段季羡林、徐梵澄、巫白慧等老一辈印度学、佛教学专家也进行了一些梵语经典的研究和探讨，但科研力量和业已发表的研究成果都未形成规模。2000年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我国的佛教文献学研究在梵、藏、巴、汉文献对堪比较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甚至很多研究领域都走在了世界学界的前沿，为梵汉、藏汉、巴汉佛教经典的文献学研究与国际化合作提供了可能。

吕澂于1980年出版了其历经多年的研究成果《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版）一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发表的汉文《大藏经》目录研究，此目录分类科学合理，堪同精准严谨，考辨务实求真，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

1982年，由任继愈负责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校刊完成，在众多专家、学者13年的共同努力下，于1998年出版106册，其中分正、续两编，共收录佛教典籍4200余种，2300余卷，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藏经版本。同时传统《大藏经》之外的汉文佛教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展开，并汇集为《藏外佛教文献》逐步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的佛学专家进行佛教经典的整理、校释工作，并陆续出版了一批重要的佛典注释书，以“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的名义出版。如郭朋的《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方立天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汤用彤的《高僧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苏晋仁的《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周叔迦与苏晋仁校注的《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韩廷杰的《三论玄义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成唯识论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高振农的《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等。这批著作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佛学研究基本资料缺乏的问题，并带动了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

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人合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共4卷10余册，这部书旨在“为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研究或讲授中国哲学史，提供比较系统而简要的中国佛教思想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供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专业工作者参考”，在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时期，由任继愈任主编、杜继文任副主编的《佛教大辞典》的编纂与出版，也是这一阶段我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成果。该辞典是1949年以来我国佛教研究学术界推出的第一部大型佛教工具书。

三 佛教思想哲学研究

佛教思想哲学研究始终是汉传佛教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以往的佛教思想哲学研究，“以经解经”的方法论比较突出，较为注意范畴的自我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继愈、侯外庐等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应用到佛教哲学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谓“凤毛麟角”。

此时期，任继愈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后，一再增补再版，并被翻译为外文，成为佛教研究者必读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还有方立天撰写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吕澂撰写的《因明入正理论讲解》（中华书局1983年版），赖永海撰写的《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楼宇烈撰写的《神会的顿悟说》《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等论文与专著。

四 佛教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把宗教看作一种重大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观点日益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汇合，在展开中国传统文化诸元分析时，必须重视佛教的文化品位，从而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赵朴初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等文章中，多次谈到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关系，认为佛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充实自身，同时佛教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雕刻、音乐、舞蹈、绘画等各方面的文化艺术。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研究历史上佛教与传统的文化艺术交流和相互影响。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对中国文化的反思相结合，形成对佛教文化的研究高潮，一批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并研究佛教的著作相继推出。

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出发，主要围绕着心理性格、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等方面来研究禅宗。张曼涛主编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一书，涵盖了23篇相关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囊括了佛教与文化、禅宗、文学、艺术、心性等多个方面。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从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论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禅思与诗情》等著作，对汉译佛典的文学性质、六朝以来佛教的文本形式与思想观念，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编写的《佛教文化面面观》，是一本介绍佛教知识的普及性读物，内容涵盖了佛教基本教义、重要历史人物、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简史、以中国为中心的北传佛教重要派别、佛教基本典籍、佛教艺术等多个方面。

此时期除了以上发表的科研成果以外，在世界佛学著作的翻译、印度佛教研究、因明学研究等各方面亦有所开展，如李荣熙翻译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国台湾佛光出版社组织翻译的日本镰田茂雄著的《中国佛教通史》（全8卷，已经翻译出版5卷），周叔迦撰写的《法苑谈丛》（中国佛教协会1985年版），季羡林撰写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杨廷福撰写的《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田光烈撰写的《玄奘哲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等，在相关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关注。

第三节 汉传佛教研究的繁荣兴盛期（1989—1998）

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汉传佛教研究整体上处在研究的恢复阶段，尤其是在研究领域开拓以及培养人才方面。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腾飞，各项社会文化事业得到了积极的开展。此时期，一大批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将我国汉传佛教研究带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新的学术中心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学者不断成长，新的成果不断涌现，整个汉传佛教研究进入了繁荣兴盛时期。仅仅是90年代初，我国每年发表的佛教研究的论文数量，就已经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总和，每年出版的佛教书籍高达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后期甚至超过百本。此外，近些年还先后创刊了《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哲学研究》《中国佛教》《佛教文化》《佛学研究》等一批佛教专业学术刊物，仅在这些刊物上，每年发表的佛教论文便有数百万字。佛教研究俨然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再者，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汉传佛教研究队伍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从这一时期开始，汉传佛教研究既包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也涵盖了诸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佛教界的教内研究队伍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支重要且有特色的科研队伍。其中，各科研机构与高校的研究人员至今仍为汉传佛教研究的科研主力军，佛教界内部的科研队伍在这一阶段也开始逐渐发表诸多学术文章与专著，如赴斯里兰卡留学的“新时代五比丘”，后来都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成绩。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数量而论固然比之近年来有所不足，但多数研究成果学术价值之高，为我国近年来的汉传佛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整体而言，此阶段我国的汉传佛教研究，无论是科研队伍，还是研究成果等多个方面都开始走向了成熟和繁荣，各科研团队虽在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乃至师承学风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我国汉传佛教研究至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宗教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的方法论，在此时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此阶段后期，“以教论教”的研究方法论开始逐渐为诸多学者所了解。后一种方法论不仅反映在“在教言教”的佛教界研究人员中，也逐渐开始反映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人员中。[※注]

一 佛教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汉传佛教研究可谓是较为新兴的学科，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尽管研究方法非常明确，但是撰写符合新时代学术研究的佛教史著作，无论是对佛教自身研究，还是对学科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949年后先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三卷）问世，影响很大，但是尚未有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性著作诞生。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汉传佛教研究界依然极为重视汉传佛教历史研究，这一阶段出版的杜继文等撰写的《佛教史》作为一部简明的世界佛教史，填补了汉传佛教研究在世界佛教史研究的空白。另外，在此时期，各汉传佛教宗派史、思想史、断代史，以及日本、韩国等域外佛教史也接踵发表，为我国汉传佛教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禅宗史方面，杜继文、魏道儒撰写的《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是最早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禅宗通史性著作，提纲挈领，大笔如椽，公允不偏地全面叙述了从印度禅学到清末禅宗的流变历史。潘桂明撰写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反映了禅宗思想发展的总体趋势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特点，介绍分析了宋代之后的演变，弥补了同类书的不足。洪修平撰写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旁征博引，对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作了条分缕析的深刻阐述，论证充分、可靠。葛兆光撰写的《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全面叙述中国禅宗思想历史的同时，对胡适以来的中外禅学研究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质询、商榷。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集中论述了宋以后的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发展。吴立民、徐荪铭等撰写的《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进行写作，在结构上改变了以往禅宗史头重脚轻的通病。

二 域外佛教史研究

中国佛教史研究历来局限于中国佛教领域，而在中国佛教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隋唐及唐以前，又以显教研究为主。另外，把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较多，注目区域性佛教研究的较少。此时期，除了以上中国佛教史研究成果外，在与汉传佛教研究相关联的印度佛教史、日本佛教史、韩国佛教史等诸多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开创了先河。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而日本、朝鲜等国的佛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但以往我国对印度佛教的研究较为薄弱。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印顺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力图改变这一局面。这两本书，前者原为讲义，偏重于论述作者的研究心得；后者则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印度佛教思想的全貌。印度佛教是在与印度其他各宗教哲学派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讲，不了解印度哲学就无法真正了解印度佛教。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全面地论述了印度哲学，包括印度佛教哲学，成为佛教研究者必备的基本参考书。李志夫的《中印佛学之比较研究》则是中印佛教比较的第一部重要的研究专著。

杨曾文撰写的《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是中国第一部日本佛教通史专著，作者结合日本社会历史背景对佛教在日本的初传、民族化过程及其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做了系统的考察，为我国学者了解日本佛教、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高洪撰写的《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以论述现代日本佛教及其由传统佛教派生的新兴宗教为重点，考察了佛教同日本社会政治事务的种种关联形态，试图通过剖析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阐明当代日本佛教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何劲松撰写的《韩国佛教史》（上、下卷）（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主要记述了韩国自4世纪直至近代以来佛教的传入、传播、演变和发展过程，详加论述了韩国各个时期佛教的消长、教派的兴衰以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除了以上著作以外，还有杨曾文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黄有富、陈景富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以及黄心川关于中朝佛教的一系列论文，对日本佛教、朝鲜佛教、中朝佛教往来等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三 汉传佛教宗派研究

综观此时期的各汉传佛教宗派研究，比较而言，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硕的还是禅宗研究。在中国佛教诸宗派中，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因此禅宗研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超出了对其他佛教派别的研究。当然，这也与明清以来中国佛教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的禅净争辉与其他宗派的没落，为禅宗和净土宗打下了坚实的信仰基础。

禅宗研究方面有方广锠的《印度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洪修平与孙亦平合著的《如来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董群的《祖师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梁晓虹的《日本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六祖慧能思想研究》，洪修平等著的《慧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东山法门”与禅宗》（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石头希迁与曹洞宗》（岳麓书社1997年版）等论著，或追根溯源，或一门深入，对禅宗前史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或派别都作了认真的探讨。

净土宗研究方面有黄念祖撰写的《佛说大乘无量寿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于凌波的《净土与唯识》（佛陀教育基金会1997年版）等。

华严宗研究方面有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是近年来华严宗研究的力作，全面研究了我国的华严经学与华严宗学。

律宗研究方面有劳政武的《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从世俗法律学的角度考察佛教戒律，具有独特的意义。

三论宗研究方面则有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华方田的《吉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等。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有“三时学会”创办人韩清净居士，精研法相唯识的系列著作，如《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科文》《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别释》《缘起三科经科释》《摄大乘论科文》等，并于1998年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重新编辑，由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另外，还有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等。此时期的汉传佛教密宗研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与一批珍贵唐代文物的发现，促成了汉传佛教唐密的研究，其中吴立民、韩金科等人的成果较为引人注目。另外，还有严耀中的《汉传密教》以及吕建福撰写的《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四 佛教思想哲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汉传佛教研究，在佛教教义哲学方面也出版了部分专著性作品。杜继文撰写的《大乘起信论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版），对《大乘起信论》的真伪之争，《起信论》产生的佛教背景及其流布、其哲学体系等多个方面详细诠释了《大乘起信论》。陈兵的《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阐扬了禅定的理论及修习方法，详细介绍了禅法理论与气功养身、现代医学、心理学的关系。姚卫群撰写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深入地对佛教般若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除以上著作之外，还有中国台湾学者陈英善撰写的《天台缘起中道实相论》（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版）等。

五 《大藏经》等佛教文献研究

佛教文献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在古籍整理、典籍考释研究，尤其是敦煌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此时期，在禅宗典籍的整理方面，有诸种敦煌本《坛经》录校本问世，其中主要有杨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周绍良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主张敦煌本《坛经》就是慧能的原本。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陆续出版了《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等禅宗灯录。

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此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黄夏年等主编的《中华佛典集成》（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杨曾文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版），林世田《禅宗精典精华》（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崔玉卿的《五台山传志选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林世田点校的《密宗经典校释》（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对《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等密教经典作了详尽的点校考释，其中不乏新见。

另外，曹仕邦的《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对古代佛教典籍的翻译、译场等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经典考释方面有何梅、魏文星的《元代〈普宁藏〉雕印考》（载《佛学研究》年刊1999年）等。

六 佛教文化研究

此时期佛教文化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了部分优秀作品，主要有魏道儒撰写的《宋代禅宗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薛克翘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编写的《佛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89年版），文史知识编辑部编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志远主编的《宗教文化丛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黄夏年主编的《佛教三百题》（建安出版社1996年版）等。另外，此时期出版的一系列佛经注释书、白话佛经、佛教故事、禅宗公案等著作，也推动了佛教知识的普及和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

七 僧官、寺院等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佛教研究的细化也催动了僧官制度、佛教寺院、僧人生活等各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僧官制度方面有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佛教寺院研究方面有张弓撰写的《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八 区域性佛教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佛教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全国各地对当地佛教资源的开发越来越重视，陆续召开过若干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批成果，如冷晓的《杭州佛教史》（杭州佛教协会1993年版）《近代杭州佛教史》（杭州佛教协会1995年版），胡恩厚的《甘肃佛教简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王荣国的《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韩溥的《江西佛教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何建明的《澳门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蔡鸿生的《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佛学研究的普及，以及新时代综合性佛教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节 汉传佛教研究的深入拓展期（1999—2008）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政通人和，国家在文化事业上的大力支持和投入、中国经济的腾飞，为此时期的汉传佛教研究顺利发展提供了支持，研究也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2000年至2010年，不仅仅是中国快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逐渐完成“地球村”的演变过程，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研究的交流合作都为汉传佛教研究展开了新的画卷。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辈佛教学者的奠基，此时期的佛教研究更进一步深入拓展，在我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研究趋势，在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并肩发展的同时，还是以汉传佛教研究为主，藏传佛教研究作为后起之秀，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另外，梵汉文献的对勘研究、汉藏佛教对比研究等佛教研究领域逐渐被学者重视，并得到了顺利展开，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此时期，开展佛教研究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也逐年增加，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的一大批相关佛教研究学者逐渐从崭露头角开始走向成熟，并最终成长为当代佛教研究的中流砥柱。伴随高校扩招和研究进一步深化，此时期各科研机构均在自身科研梯队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研究规模上也形成了规模化发展，并开始迈向研究的现代化转变。

从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我国汉传佛教研究更加细化，各研究领域在均衡发展的同时，仍然以中国佛教史、佛教文献、佛教宗派等研究领域为主，部分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列，部分研究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与认可。另外，在梵藏汉佛教比较研究，以及多种语言文献学比较研究方面，此时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 佛教史研究

此时期的佛教史研究，得力于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新时代科研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培养为完成佛教史这样的大课题提供了支持。研究成果主要有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高令印撰写的《中国禅学通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和杨曾文的《宋元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二 佛教思想哲学研究

三 汉传佛教宗派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汉传佛教研究势必会更进一步细化，汉传佛教宗派研究方面细化程度逐年提高的同时，在通史性著作以及研究深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对而言，此时期的汉传佛教宗派研究除了禅宗研究仍然占据主流以外，其他教派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均衡发展。

禅宗研究方面，杨曾文撰写的《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佛教中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禅宗在唐五代时期的成立和迅速兴起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龚隽的《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禅学界的禅史写作匮乏无趣和研究方法陈旧，援引当代西方禅学研究的观点，展开了新的讨论。龚隽、陈继东合著的《中国禅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分别对中、日、英三大语系禅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讯。杨文斌的《一心与圆教——永明延寿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版）以永明延寿的佛学主旨为研究对象，以《宗镜录》所立“一心”范畴为考察基点，系统辨析了延寿佛学的核心精神和理论特征。吴言生的“禅学三书”——《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禅宗思想渊源》（中华书局2001年版），分别从宗教、哲学、文学等角度将禅宗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选取自后汉以来传入中土的几部最重要的禅经，对其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分析。

唯识宗研究方面，通史性的著作有杨维中撰写的《中国唯识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系统考察了中国唯识宗的兴起、发展和衰微的历程，展现了唯识宗由学派到宗派，再到唯识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并揭示了唯识宗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黄心川主编的《玄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是两部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外100多篇研究玄奘与唯识宗的学术论文。另外，还有周贵华的《唯识，心性与如来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和《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净土宗研究方面，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净土宗研究的通史性著作，详细叙述了净土信仰、弥陀信仰发展而为净土宗的历史进程；魏磊（释大安）的《净土宗教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从历史渊源与理论践行两个层面，对净土宗教理史迹、净土宗的理论框架、西方净土依正庄严、净业修持的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吴信如的《净土奥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将顾净缘的净土五经述要和净土演坛编著成书，基本上综合了净土五经的要义，对净土宗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三论宗研究方面，董群撰写的《中国三论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是第一部三论宗通史性著作，全书分九章，系统地考察了三论宗的兴盛与沉寂历程；李勇的《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以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吉藏的著述为中心，对三论宗佛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佛性等思想的形成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律宗研究方面，王建光撰写的《中国律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律宗通史性著作，详述了律宗在唐代直至中华民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对律学和律宗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

三阶教研究方面，张总撰写的《中国三阶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论述了中国三阶教的创立、发展、被禁，最后湮灭的史实。全书从历史梳理到思想分析，从修行实践到社会影响，对三阶教做了较好的研究，是三阶教研究方面的“开荒之作”，填补了此时期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四 区域性佛教研究

1999年至2008年的区域性佛教研究，在短暂的十年间涌现出了诸多研究成果，较之前一时期论述更加细致，篇幅和研究深度都有所增加和提升。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海涛的《云南宗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陈荣富的《浙江佛教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昆明宗教局和昆明市佛教协会编的《昆明佛教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徐荪铭、王传宗主编的《湖南佛教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的出版，对于地方性佛教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尚有《上海宗教史》《近代江苏宗教》《长安佛教史》等论著相继出版。

五 《大藏经》与佛教文献研究

1999年至2008年这一阶段，是佛教文献研究的重要阶段，方广锠、李富华、何梅、罗炤等学者在敦煌文献、《大藏经》文献、房山石经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果。在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撰集方面成果丰硕，形式上、内容上、涵盖面等都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既有原有藏经的翻印，又有新的佛教文献丛书的撰集；整理撰集者既有学界的专家学者，更有教界的高僧宿德。而对于汉文佛教文献的理论，学界也有一些讨论。

佛教典籍考释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扈石祥、扈新红的《〈赵城金藏〉史迹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何梅的《山西崇善寺〈碛砂藏〉本的价值》（载《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2期），董志翘的《〈高僧传〉校点商议》（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1 期），韩廷杰校释的《成唯识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其中鲍金华的《〈高僧传〉校点商议》（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参考了目前国内不易见到的两种日本国藏《高僧传》写本（石山寺本、七寺本）及有关中古文献——主要是对中华书局1997年第3次印本的《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的校勘、标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新发现可商榷之处几百余例），该文择其中36例而成，研究价值甚高。

就经录与藏经的研究而言，此时期方广锠在敦煌遗书的研究和整理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果，出版了《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06981号—斯08400号，工具书），《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下册），《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已入藏文献综录》等专著，其中，《敦煌已入藏文献综录》是“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之一，共收录敦煌遗书中的佛教经录380余号，按照其流传情况与实际功用，分为十个部分。该书对绝大部分敦煌遗书佛教经录都作了研究性或介绍性的题解，附有作者的长篇前言，对敦煌遗书的佛教经录作了总体的研究与介绍。

在刻本藏经方面，先后出版的有李际宁的《佛经版本》，李富华、何梅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李际宁的《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等。

《开宝藏》为我国最早的雕版大藏经，然而时移世变，《开宝藏》全藏基本亡佚，所存零卷又分藏各地，难得一见。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广锠、李际宁搜集主编的《开宝遗珍》，为我们了解《开宝藏》提供了最为详细而可信的资料。

除了影印原藏外，这两年教界学界重新编撰的佛教丛书蔚为大观。由传印法师主编的《中华律藏》在2009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全藏共60巨册，集戒律文献之大成，涵盖了历代律部文献及相关著述。传印法师尚编有《中国佛教护国文献集成》（中国书店2010年版），全书共8册，全面收录了与佛教有关的护国文献。

与《中华律藏》相呼应的是净慧法师编撰的《历代禅林清规集成》（中国书店2009年版），全书共8册，收录了自宋迄今的禅宗清规，是佛教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历代禅林清规的结集。

六 佛教文化研究

杜继文撰写的《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了其多年来在中国佛教与佛教文化论文研究方面的21篇论文，其中多篇论文都极具参考意义。魏道儒主编的《普贤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通过阐释旧经典和研究新问题，比较全面地总结、检视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普贤菩萨的学术成果。李利安撰写的《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将观音信仰纳入了一个信仰体系之中，再通过经典和史料的分析，对观音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等历史进程做了考察。孙晓岗撰写的《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主要探讨了文殊信仰的图像学元素，以及文殊菩萨与山岳佛教对中国的佛教的影响等内容。另外，杨曾文和方广锠主编的《佛教与历史文化》，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的《佛教文化》等著作，都从各自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方面的研究。

七 其他

此时期除了以上研究成果以外，白文固、赵春娥撰写的《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僧尼名籍管理制度的专著，系统探讨了历代政府对僧团及寺院的管理办法。在佛教寺院考古和佛教民众信仰方面，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是佛教考古研究的经典之作。另外，还有李芳民的《唐五代佛寺辑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何孝荣的《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圣凯的《中国汉传佛教礼仪》（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等也各有特色。

第五节 汉传佛教研究的创新转换期（2009—2019）

2009年至今是我国汉传佛教研究不断创新，探索完成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研究运用新科技和大数据等，也成为此时期的特色之一；此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汉传佛教研究在国际研究合作、留学生培养、访学交流等多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开始把握了世界佛教研究的脉搏，不但在多种语言佛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在文献保护、数字文献等多方面也取得了国际领先的地位。此时期，欧美、日本各国佛教研究虽然热度不减，但政府投入和民间资本支持方面都与我国政府对于佛教研究的建设与支持有着明显的差异。近年来，我国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大力投入，为我国汉传佛教研究的进步和引领世界研究走向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09年至今的汉传佛教研究不仅在佛教史、佛教思想、佛教文献等传统强项研究领域里薪火相传，再结硕果，而且在佛教典籍数字化、佛教人物研究、佛教哲学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好的成绩。

一 佛教史研究

在佛教通史研究方面，2009年至今的汉传佛教研究，在佛教史方面首推魏道儒主编、国内外20多位老中青年佛教研究学者参与撰写的《世界佛教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共计800余万字，历时8年完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主要过程，在国内外学术界属于首创。《世界佛教通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并且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进行深入研究。

通史方面研究还有季羡林、汤一介担任总主编，并会聚一大批佛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编纂的《中华佛教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历时15年完成，全书共11卷，上起汉魏，下及近代，涵盖了佛教在我国多民族的传播，以及汉传佛教在日本、朝鲜等国的发展，而且对佛教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论述。

断代史研究方面，杨曾文撰写的《隋唐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分为隋朝佛教、唐朝佛教两编。隋朝编有两章，首章为隋朝社会和佛教，介绍隋朝社会及佛教政策、佛教概况、僧官制度等；次章为隋代佛教宗派，介绍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唐朝编也有两章，首章是唐朝社会和佛教，次章是唐代佛教宗派。周齐的《清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是一部以政治文化为考察视角，来系统研究清代佛教的学术专著。魏道儒的《唐宋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集中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唐宋时期天台宗和禅宗的论文，是一部致力于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宗派研究的著作。

此时期域外佛教史研究主要有，杨曾文、高洪等编著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11年版），李海涛撰写的《韩国早期佛教史论》（载《韩国学术情报》2014年），张文良撰写的《日本当代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梁明霞的《近代日本新佛教运动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等。

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历史上，居士佛学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杨文会、欧阳渐和吕澂，分别作为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居士佛学的典型代表，占据着各自时代居士佛学研究的制高点，对佛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刘成有撰写的《近代居士佛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勾勒出了近现代中国居士佛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并以此为基点探讨了居士佛学的困境、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唐忠毛撰写的《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社会之维：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借助中华民国时期的佛教书刊、报纸、书信以及相关档案、史志、传记等文献资料，对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事业进行了实证研究。

近年来，不仅佛教史的撰写有重大成果出现，佛教史学史的研究也渐受学界青睐，关于佛教中学史的研究既有论文，也有专著。宋道发撰写的《佛教史观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对以往学界不太重视的佛教史观进行了研究；纪赟撰写的《慧皎〈高僧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以梁慧皎《高僧传》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高僧传》的作者、成书背景、版本、分科、史源等，并将《高僧传》与正史、笔记、史地作品进行了比较，最后对《高僧传》所描写的神异、法术，《高僧传》的文学、史学风格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 《大藏经》与佛教文献研究

2009年至今的佛教文献研究不但承袭了传统文献研究的方法，也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相关研究，其中各科研院所佛教古籍整理的数字化以及《大藏经》《敦煌文献》《房山石经》等的数字化研究，是佛教研究与新时代、新科技最佳的合作方式。

蓝吉富的《佛教史料学》（东大出版社2011年版）综合讨论了佛教文献相关的议题，是专为佛教研究者所设计的史料学专书；田奇的《民国时期佛学资料汇编》，全书共30册，收录了中华民国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文献50种，内容涉及佛学图书目录、佛教语言工具书、法会记录等，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佛教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宿白的《汉文佛籍目录》（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主要讲述了汉文佛教典籍的版本问题、目录问题，以及汉文佛籍目录以外的工具书；杨旭主编的《宜春禅宗祖师语录》（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整理汇编了宜春境内佛教祖庭历代高僧大德的语录，时间跨越唐、宋、元几个朝代，内容丰富，校读精准；梁建楼整理编撰的《法舫文集》（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了近代杰出高僧法舫法师的论著，共计约200万字。

2013年3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该丛书分为三大系列，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地方志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专题文献选编和整理；何梅的《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分校释、校勘记、对照表、附录及经目索引五大部分，极具学术价值；纪华传的《明清鼓山曹洞宗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整理、收录了明清时期极具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的鼓山刻经，填补了国内对于此处研究空白，推动了明清佛教史的研究；熊娟的《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依据存现状态、语料性质对疑伪经进行分类，梳理了疑伪经在汉语史上的价值；方广锠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于2016年全部出版，这套书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为底本影印出版，是迄今为止披露该馆敦煌遗书藏品最大、最全的一部大型图录。

整理出版的佛教文献有，杨曾文、黄夏年主编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于海波点校的《净土十要》（中华书局2015年版），富世平的《大宋僧史略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王孺童的《〈瑜伽师地论〉注疏三种》（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杨之峰点校的《阅藏知津》（中华书局2015年版），俞信芳的《四明尊者教行录校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谯达摩、姚天恩编著的《慧远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 2011年版）等。

另外，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逐年进步为佛教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更多的有效途径。近些年来，佛教典籍的电子化和电脑网络的普及对佛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佛典的电子化为佛教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原典资料，查询便利，引用方便。特别是被广泛使用的《大正藏》《续藏经》的电子本，以及越来越多的佛学数据库的建立，表明佛学研究已经迎来了网络化的时代。

三 汉传佛教宗派研究

汉传佛教宗派研究历来以禅宗研究最为热门，也是学术界投入人力最多、取得成果最丰富、研究视野最开阔的领域。尤其是近20年来，出现了研究禅宗历史、思想、流派、人物、典籍，以及禅宗与中国文化、禅与东方文化、禅与艺术等方面的大批论文和著作。但其他汉传佛教宗派研究近年来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论文和专著。如，朱封鳌撰写的《天台宗浅谈》（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天台宗的简单历史和主要思想；顾毓琇撰写的《中国禅宗史（英汉对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的英文取自顾毓琇先生用英文所著《禅史》（1979年在美国出版），中文由陈人哲、谈谷铮等人翻译而成；李利安主编的《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其祖庭丛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分别从域外渊源、传入与初期流播、创宗立派、历代传承、祖庭历史沿革、祖庭现状与当代价值六个方面展开论述。

四 佛教思想哲学研究

杨文斌撰写的《一心与圆教——永明延寿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版）一书，以永明延寿的佛学主旨为研究对象，以《宗镜录》所立“一心”范畴为考察基点，系统辨析了延寿佛学的核心精神和理论特征；魏道儒、纪华传主编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是在“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基础上修订编纂而成，收录论文28篇，涉及内容广泛，研究视野开阔，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李玲撰写的《华严十地修行体系》（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首次把华严十地的起源、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和在大乘佛教中的运行状况结合起来进行贯通性研究，并对“华严十地”修行学说的起源、修行体系方面提出了新观点；张利文撰写的《〈成唯识论〉识变问题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以唯识今学“八识现行”与唯识古学“一种七现”的分别为基础，对唯识今学中一些晦涩难解的术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释；净慧撰写的《禅宗心性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从存在、思想和语言三个维度阐明了慧能禅思想的构成，提出要以参禅的方式进入对禅宗美学的理论建构；刘正平撰写的《如来藏与本觉思想比较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从譬喻的角度，从语言的结构性上把握如来藏概念的梯度和广度，以摄受诸法的因果时间序列来阐述如来藏，使得如来藏哲学的大乘意义更加清晰化和条理化；姚彬彬撰写的《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佛学的转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把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史，归纳为从宗派佛教向学派佛教的转型历史；姚卫群撰写的《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是对婆罗门教哲学和佛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想进行的系列专题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发展线索与远古圣典，事物根本与基本构成，思维方法与逻辑推理等方面。除了以上著作以外，还有成建华撰写的《佛学义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江泓撰写的《真妄之间：作为史传家的禅师惠洪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韩传强撰写的《禅宗北宗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白光撰写的《〈坛经〉版本谱系及其思想流变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五 佛教人物研究

王志远主编的《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的优秀成果，集佛学、哲学、史学内容于一身，强调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包含了百年来佛教名僧及著名居士、佛教学者共22人的文汇；李海涛撰写的《普照知讷真心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以知讷的原典著作为文本，以现有的国内外知讷研究成果为参照，运用经典诠释、内在诠释和比较学的方法对知讷的真心思想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普照国师知讷、知讷真心思想的渊源等七章；方瑾的《中国佛教里程碑：道安法师贡献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从中国佛教在道安之前的状况、道安在其时代所做的工作，以及道安对其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使道安作为中国佛教构建者的地位一目了然；王亚荣的《道宣评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全面研究介绍了道宣的生平事迹；林有能的《禅宗六祖慧能迹址探真》（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以考察慧能一生求法、弘法的行迹和现存遗址为重点，力求“厘清六祖慧能迹址的来龙去脉和变化”。

六 区域性佛教研究

杜斗城的《河西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全书自两晋叙起，直至明清，对河西佛教的经典、人物、石窟、写经、义学进行了论述；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对吴越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述，填补了吴越佛教研究的空白；邓家宙的《香港佛教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介绍了香港佛教如何由山林郊野步入繁华都市，由隐居自修到深入社会，由扎根本地到连接国际，具体展现了中国香港佛教由出世到应世的发展情态；郑群辉的《潮汕佛教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潮汕佛教历史文化作了全景式描述，凸显了佛教对潮汕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此外，区域佛教研究的著作还有包世轩的《北京佛教史地考》（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任颖卮、王东升的《青岛佛教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刘正刚的《佛教与佛山文化》（齐鲁书社2015年版），吴道军、纳光舜、马虹的《贵州佛教文化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赵伟的《崂山道教与佛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

七 佛教文化研究

“宗教是文化”“佛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等说法，虽然不是新的创见，但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观点突破了以往视宗教为反动迷信的片面僵化的格局，有助于人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和评价佛教，对推动佛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提高对佛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着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一观点还大大拓宽了佛学研究的领域，为佛学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

孙昌武一直致力于佛教文化研究，2009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全书分上、中、下三编，180万字，是一部全面、细致描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阐发中国佛教文化成就、总结中国佛教文化发展规律的著作；刘晓英的《佛教道教传播与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陈述了佛、道两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重点探讨了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中国化的历程；黄夏年主编的《禅宗文化研究文丛》（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包括《生活禅研究》《生活禅研究2》《东山法门研究》（上、下）《禅宗文化研究》（上、下）《六祖慧能研究》五部著作，收录了第三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和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韩焕忠的《佛教四书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既给出了佛教四书学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学术内容，还具体展示了儒佛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传统间彼此互动的历程，对中国佛学史研究具有充实和深化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儒学史研究也具有积极推进作用。有关这些问题的论文也有不少，孙昌武的《北方民族与佛教：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中西书局2015年版）集中讨论了曾南下汉地并创建起政权的信仰佛教的民族的活动。全书共九个章节，论述了十六国时期、北魏、西夏、金、元、清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领导下的佛教政策、佛教发展状况，以及佛教在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柯嘉豪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华书局2015年版）从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入手，考察它们在印度的起源以及流传到中国的过程，尤其注重它们传入中国以后产生的变化，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本身意义的变化，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互动影响。

在佛教文学方面，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对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与渗透是深远而细微的，因而，作为新时期佛教研究繁荣的标志性内容之一，佛教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叉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佛教专题研究成果显著。近十年来，佛教文学的研究颇为繁荣，参与佛教文学的研究者既有学界前辈，又有更多新进后学；既探讨了佛典本身的文学性，又关注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陈允吉多年从事佛教文学的研究，2010年将其多年研究心得结集为《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全书除自序、附录外，共收文章40篇。所选论文涉及佛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诸多方面，如佛经行文结构对文学体制的影响，佛经故事、寓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风格的影响，佛教人物、古印度神话人物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传文学、佛教叙事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佛典本身文学性的探究。此书不仅是作者研究成果的展示，也对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更具方法论意义。

佛教文体的研究向为佛教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李小荣《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其他同类的专著，尚有吴光正等主编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二十世纪“佛教与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陈引驰撰写的《文学传统与中古道家佛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张培锋的《宋诗与禅：禅的智慧》（中华书局2009年版），谭洁的《南朝佛学与文学：以竟陵“八友”为中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刘晓珍的《宋词与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正荣的《佛教文学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宝力高的《蒙古文佛教文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

八 佛教信仰研究

近年来，佛教信仰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邵育欣《宋代妇女的佛教信仰与生活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淑芬的《慈悲清净：佛教与中古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王雪梅的《弥勒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尹文汉撰写的《地藏菩萨图像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

九 其他

总体而言，2009年至今的中国汉传佛教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涉及研究领域非常细化，涵盖内容极为丰富，数量极大，相应的收集整理工作也非常具有难度，实难以论述得尽善尽美。除了以上所论述的传统研究领域以外，近年来汉传佛教研究在佛教科仪、佛教伦理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都有研究专著问世，如侯冲撰写的《汉传佛教、宗教仪式与经典文献之研究：侯冲自选集》（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版）、《眉山水陆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水陆斋意研究——以所见斋意文为中心》（载《以法相会：宝宁寺、毗卢寺、明、清代水陆画展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佛光出版社2016年版）、《回归佛教仪式旧有时空——三论大足宝顶为佛教水陆道场》（载《大足学》第一辑，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佛教科仪与疑伪经三题》（载《佛教文献研究》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李四龙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第六节 中国汉传佛教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2019年的中国汉传佛教研究，每一点进步和发展都与国家的高度支持、社会的稳定，以及高速发展的经济、文化事业等密不可分。70年的中国佛教研究成果证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的宗教研究方法，在汉传佛教研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以来七十周年的中国汉传佛教研究，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真正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2010年开始，我国汉传佛教研究在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同时，历经70年完成了自身的体系化、学术化、规模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建设，引领了世界汉传佛教研究的走向。“从1978年开始，佛教研究文章逐年递增。到1992年，一年发表的论文达到1125 篇，超过1949年到1966年发表数量的总和。1996年到1998年的3年时间里，各种报纸杂志发表与佛教相关的文章3300多篇，各种著作400 余部。进入21世纪，佛教各类成果的数量更为迅速增加。到现在为止，综合已有的各种不完全统计数据，佛教各类文章大约有数万篇，著作大约有数千部。”[※注] 另外，截止到2016年，国内约有52 所大学（含二级学院）设有宗教研究所（中心），其中大部分研究机构都设有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科研梯队。近年来，我国的佛教研究尽管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但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跨学科、跨宗教的对话、交流与整合不断加深；佛学研究资料的获取更为便利；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入；传统优势学科继续发展；新兴的佛教研究领域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科研优势为我国佛教研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我国的佛教研究包括汉传佛教研究与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研究，基于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与国家财力物力的支持和中国佛教研究的传统走向，以及世界各国的佛教研究趋势综合考量，未来的中国佛教研究，在开拓传统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的同时，势必会更加关注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对比研究、基于梵巴藏汉等佛教文献的翻译对勘研究、国际佛教研究的交流与合作等内容。再者，伴随我国佛教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和研究队伍的日渐成熟，多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也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走向之一。

21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高速发展中，已然成长为了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中坚力量，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汉传佛教研究、中国佛教研究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取得更进一步的成绩，也能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拓展学科知识体系作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