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是在青藏高原孕育的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佛教派系，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佛教三大语系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其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即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79—1999年，即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00—2019年，即创新阶段。

第一节 初创阶段（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项科学研究工作逐渐有序开展起来。1953年，在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创办《现代佛学》期刊；1956年，在北京成立中国佛学院，喜饶嘉措大师任第一任院长；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组织科研人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又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历史做了必要的补充性调查，其中藏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多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收集了不少有关藏传佛教历史和现状的第一手资料，为开展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研究人员虽然人数较少，但是均为佛学功底深厚，且精通汉、藏双语并长期致力于藏传佛教研究的专家，如吕澂、法尊、王森、隆莲、牙含章、张建木等。诸学者中以吕澂、法尊、王森贡献最大，如王森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影响深远。因此，1949年后藏传佛教研究起点较高，当时问世的研究成果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大多成为流芳百世的佳作。具体如下。

一 历史与人物研究

在历史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法尊的《西藏前弘期佛教》（载《现代佛学》1956年第8期）《西藏后弘期佛教》（载《现代佛学》1956年第6、7期），王森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1965年铅印本内部发行）。这些研究成果讨论了诸如“佛教的传入”“佛教史的分期”等重要问题，为以后藏传佛教断代史、通史等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物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张建木的《宗喀巴大师传》（载《现代佛学》1957年第12 期），郭元兴的《莲花生》《布敦》（载《中国佛教》第二辑），法尊的《克主杰》《嘉曹杰》（载《中国佛教》第二辑），王森的《宗喀巴年谱》《宗喀巴传论》（1965年撰写，后附录在《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之中）等。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是人物研究领域比较系统的一部专著，详细介绍了历辈达赖喇嘛的生平等内容，其中，重点介绍了第五世、第七世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深入认识达赖喇嘛活佛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综上可知，当时国内对格鲁派人物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更注重对格鲁派的研究，这也可谓是这一时期人物研究的特点。

二 宗派与经典研究

在宗派研究方面，法尊的《西藏佛教的宁玛派》（载《现代佛学》1957年第10 期）、《西藏佛教的噶当派》（载《现代佛学》1958年第2期）等，阐述了宁玛派和噶当派的形成、传承以及教义等特点。此外，法尊还发表了《萨嘉派》《香巴噶举派》《迦举派》等研究宗派的文章；观空的《西藏佛教格鲁派概观》（载《现代佛学》1957年第12期）则具体阐述了格鲁派的名称由来、宗喀巴的生平、格鲁派的特点等重要的宗派研究问题。这些文章促进了对藏传佛教宗派的全面了解，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经典研究方面，法尊的《四宗要义讲记》（载《现代佛学》1951年第3、4期，1952年第5、6、7、8期）、《〈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载《现代佛学》1954年第11期）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载《现代佛学》1957年第12期）等论文，系统研究了佛教四部宗义，以及宗喀巴的道次第思想；吕澂的《西藏所传的因明》（载《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系统梳理了因明学在西藏的建立与发展，认为桑浦寺时期、萨迦四祖时期、甘丹宗喀巴时期是因明发展的节点。事实上，在藏传佛教思想中，道次第与因明逻辑是备受关注的基础性学问。此外，还有王森的《现观庄严论》（载《中国佛教》第三辑），郭元兴的《大圆满》（载《中国佛教》第四辑），隆莲的《造像量度经》（载《中国佛教》第四辑）等专著。可以看出，诸位学者中法尊、吕澂、王森三位的学术贡献最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此外，法尊等还翻译了《格西曲扎藏文辞典》（民族出版社1957年版），这一藏汉辞典的问世，为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书。

第二节 发展阶段（1979—1999）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科研工作全面恢复，科研人员和资料建设得到全面加强，藏传佛教研究也得以顺利展开。这一工作首先从各大民族院校发起，以中央民族学院的东嘎·洛桑赤列、王尧、王辅仁；西北民族学院的才旦夏茸；青海民族学院的夏尔东等著名教授为代表。他们不但亲自著书立说，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相关人才，为藏传佛教研究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时期，国家成立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机构，如1979年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西藏佛教研究会；1978年筹建并于1985年正式在拉萨成立西藏社会科学院；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7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988年在甘肃夏河县成立甘肃藏学研究所等。同时创办了许多重要期刊，如1979年《世界宗教研究》创刊；1980年《世界宗教文化》创刊；1981年《西藏研究》创刊；1988年《中国藏学》创刊，以及主要民族学院的学报等期刊都相继创办。这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的成立与创办为藏传佛教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尤其在人力、资金和成果发表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使藏传佛教研究进入全面的发展轨道，科研成果纷纷问世。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藏传佛教的制度、僧侣、宗派、密宗以及寺院等主题，同时也涉及藏传佛教的典籍、历史、教义、哲学、仪轨、艺术、寺院经济、宗教现状等内容，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此外，藏传佛教的主要研究资料也在这一时期大多被译成汉文，特别是敦煌文献与吐蕃金石等资料的整编为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因此，这一时期是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期。具体如下。

一 制度研究

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或一整套制度，如政教合一制度、赏赐册封制度、活佛转世制度、金瓶掣签制度、寺院教育制度等，其中政教合一制度是最为凸显的制度之一。

在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上，主要以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为代表，该书第一次突破藏族传统的经院式研究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藏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全面剖析，在藏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活佛转世制度和金瓶掣签制度的研究上，主要有蒲文成的《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参考》1985年第18期），周炜的《活佛转世揭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庆英、周炜等的《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廖庆炜的《清朝金瓶掣签制度的设立及其历史意义》（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7期）。这些研究成果梳理和分析了活佛转世制度和金瓶掣签制度的历史脉络、理论依据和发展进程等，进一步推动了活佛转世制度和金瓶掣签制度研究。

在寺院教育制度的研究上，周润年、刘洪记的《中国藏族寺院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寺院教育的创立与发展、各教派的教育实践，以及对寺院教育的特点和改造等内容；许德存的《西藏传统寺院教育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载《中国藏学》1999年第3 期）一文，梳理了寺院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在肯定寺院教育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寺院教育对于藏族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二 僧侣研究

（一）活佛研究

活佛虽是藏传佛教中的特殊人物，但如果仅从“僧人”的身份来研究活佛，也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主要有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羽新的《清代四大活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庆英的《章嘉·若必多吉年谱》（一）（载《青海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若松宽、房建昌的《哷图丹锡呼图克图考——清代驻京呼图克图研究》（载《蒙古学信息》1990年第3 期），王云峰的《活佛的世界：金席大师贡唐仓·丹贝旺旭传》（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以历史为线索，从“僧人”的角度，阐述了历辈活佛的生命历程，提供了认识活佛的新视角和新路径。

（二）高僧大德研究

在藏传佛教出家僧人中除了转世活佛，还有很多高僧大德值得关注。中华佛学研究所推出的《阿底峡与菩提道灯论释》（东初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英的《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班班多杰的《宗喀巴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王尧、储俊杰的《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启龙的《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成果都展现了对藏传佛教主要宗派的高僧大德的研究，而对这些高僧大德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藏传佛教人物思想。

（三）大众僧尼研究

大众僧尼是佛教存在的组织基础，但也往往被研究者忽视。对于大众僧尼的研究，房建昌《尼姑在藏传佛教中的产生及其发展》（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2 期）一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了藏传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尼僧，如意希措甲、玛吉拉珍、多吉帕姆、洛钦卓卡等，同时概括了藏区出家女性的一般特征；宁世群的《苦行与乐趣——藏传佛教僧侣生活》（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共设五章内容，作者用平实的话语阐述了僧侣的新生活，以及活佛的生活，特别回眸寺院内外、透视小僧的心灵等，对于认识僧侣内心世界，以及新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 寺院研究

寺院是佛教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场所，而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主要有：阿芒·班智达的《拉卜楞寺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何周德、索郎旺堆编著的《桑耶寺简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蒲文成编著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冉光荣的《中国藏传佛教寺院》（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次旺仁青主编的《色拉大乘洲》（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熊文彬的《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拉科·益西多杰的《塔尔寺史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以藏传佛教的重要寺院为对象，介绍寺院的兴起与发展、艺术与考古等内容，有助于学界对佛教寺院的了解与认识。此外，许德存的《关于西藏寺院发展的一点思考》（载《佛学研究》1995年第4 期）一文，从转变观念、寺院经济、开放心态三方面，对今后藏传佛教寺院发展提出建议，认为寺院要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广泛开展自养运动，积极发挥自身的教育、医疗等优势，服务社会，这种理性反思是我们辩证认识寺院的重要前提。

四 密宗研究

密宗研究可谓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成果有：张曼涛主编的《密宗仪轨与图式——仪轨·真言与手印》（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八辑）》，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和《密教大辞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此类有着工具书性质书籍的问世，对准确解读密教文献具有辅助意义。许德存的《西藏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阐述了无上瑜伽续的重要内容，以及其在藏地的流传，同时分析了藏传佛教各主要教派最高密法以及藏密在国外的传播；李冀诚《密宗道次第广论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 期）分析了密宗的由来、理论结构以及核心观点等内容，是较好的密宗理论研究成果；尕藏加的《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全面研究密宗的发展、特点以及西藏的密宗大师，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密宗的修行理论和仪轨、藏密各派的主要密法，以及密宗艺术等；东主才让的《藏传佛教密宗奇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阐述了密宗传入西藏的历史过程、无上瑜伽续的传承，以及密宗的修习仪轨等内容。可以说，密教研究是藏传佛教研究中的难题，它要求研究人员要对密教的传承、教义、仪轨等有全面的了解。从以上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学者已经从历史、教义、艺术乃至全新的视野对藏传密宗进行了研究，特别在密宗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上最为突出，这些成果可谓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藏传密宗研究的基础。

五 宗派研究

在宗派研究的成果上，主要有李冀诚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在国外的传播》（载《世界宗教资料》1988年第3 期）；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的《雅隆尊者教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阿旺·贡嘎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的《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蒲文成、拉毛扎西的《觉囊派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冀诚、许德存的《西藏佛教诸派宗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刘立千的《藏传佛教噶举派》（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许德存的《宁玛派三根九乘的判教理论》（载《西藏研究》1996年第4期）。这些成果大多系统研究了主要教派的教义、传承等内容，同时加强了对藏传佛教宗派的国外传播，以及对一些相对较小教派的研究。研究的拓展，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藏传佛教宗派具有极大启迪意义。

六 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许德存的《客观评价佛教对藏民族政治文化的影响》（载《西藏研究》1995年第4期），才旦夏茸的《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王尧的《吐蕃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丁汉儒的《藏传佛教源流及其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释妙舟的《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丹珠昂奔的《藏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才让的《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研究成果不但系统梳理了藏传佛教的生成发展史，而且深入解析了藏传佛教的教理思想，尤其以社会学的视角，描述与反思藏传佛教文化在藏族社会所起的具体作用。

七 典籍资料

典籍资料的翻译与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这一时期翻译和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译藏文典籍

汉译藏文典籍主要有，格罗·宣努贝著，郭和卿译的《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智贡巴·官却丹巴热杰著，吴均等译的《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布顿著，郭和卿译的《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恰白·次旦平措等编著，陈庆英等译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些藏文典籍具有代表性，可谓传世经典，是全面了解藏族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故对这些文献资料的翻译和整理，无疑是为藏学包括藏传佛教的研究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尤其是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的《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系统梳理了印度、藏地、内地等的主要佛教流派及思想学说，是汉译文献典籍中的佳作，也成为研究藏传佛教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汉译外文文献

汉译外文文献主要以戴密微著，耿昇译的《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为代表。吐蕃僧诤是藏传佛教研究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焦点问题，作者整理了敦煌等处的相关资料，详细分析了摩诃衍辩论失利的原因，耿昇先生高水平的翻译也使得该书成为研究吐蕃佛教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此外，王尧、陈庆英、张值英等人主编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共十四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1998年版），从另一个侧面加强了国内学者对国外藏学研究进展的认识，同时也促进了国内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

（三）敦煌文献与吐蕃金石

敦煌文献与吐蕃金石的整理和翻译，主要有王尧、陈践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陈践、王尧编注的《敦煌本藏文文献》（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王尧、陈践译注的《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王尧编著的《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王尧、陈践编著的《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翻译不仅为藏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依据，而且促进了藏传佛教的深入研究。

第三节 创新时期（2000—2019）

21世纪的中国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社会文化在此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国内的藏传佛教研究也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各个专业领域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研究范围之广泛、涉及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这一时期，国内的藏传佛教历史研究囊括断代史、宗派史、域/地域史以及通论性；藏传佛教的教理研究涵盖佛教哲学思想、藏传因明量论和密宗要义等专题；僧尼研究涉及活佛转世制度、各派高僧大德和大众僧尼等专题；宗教社会文化研究涉猎宗教生态、宗教艺术和寺院文化等专题；在新时代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一历史主题，也渐渐走入研究领域。同时，在学科交叉和大批不同领域的学者的推动下，诸如藏汉佛学（教）比较研究、女性视域下的藏传佛教研究以及藏传佛教与现代科学的交叉研究（如藏传佛教与心理学）等成果也涌现出来。

一 历史研究

藏传佛教历史研究，既是一个传统的课题，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在此之前不乏重要的论著问世，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至今尚未出现全面系统的藏传佛教通史类著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前辈时贤在这一学术研究进程中勇于探索，继往开来，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推动我国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随着新文献资料的发现和考古学的新发现，解决了以往研究中遗留的很多难题和错讹现象。可以说，藏传佛教历史无论在断代史、宗派史，还是在通论性、区域性等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断代史研究

藏传佛教的断代史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不仅要搜集、整理和翻译第一手藏文文献资料，同时，还要投入相应的人力和财力支撑。所以问世的相关研究成果不算很多，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虽覆盖了自吐蕃直至元、明、清时期，但其研究重点多侧重于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节点，学者们先聚焦于前弘期（吐蕃时期的佛教），后逐渐向各个时期展开。其中尕藏加的《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以新的研究视角、翔实的史料为这一领域的工作开辟了先河；此后问世的黄明信的《吐蕃佛教》（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是这方面的力作；尕藏加的《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对清代藏传佛教发展史做了全景式的梳理，从宗教史学的角度对清代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流布、演变做了细致的论述，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清代藏传佛教的仪轨制度、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金瓶掣签制度、册封赏赐制度、度牒制度、僧团管理方式等，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以翔实的藏汉文史料将各教派重要的人物、事件逐一还原，刻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清代藏传佛教历史图景；李德成《藏传佛教史研究：当代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研究分析了当代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论述了当代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文化艺术，并附以当代藏传佛教大事记、当代藏传佛教管理法规索引等，这些论著充分展示了近年来在藏传佛教断代史上取得的创新性成绩。

（二）宗派史研究

藏传佛教拥有众多宗派，诸如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等。从历史上看，各宗派的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宗派流行时间很短，有些宗派经改宗而融入他宗，有些宗派则支脉繁盛。同时，中国历代王朝对各宗派所持立场或关注度有较大差异，元代推崇萨迦派高僧及其帝师，明朝青睐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清代尊崇格鲁派及其活佛世系。因此，研究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时期，在宗派史研究方面问世了数部著作，包括唐景福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诺日尖措的《藏传佛教萨迦派》（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古格·次仁加布的《藏传佛教噶举派》（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达尔查·琼达的《藏传佛教宁玛派》（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项智多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蒲文成、参看加的《藏密溯源——藏传佛教宁玛派》（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成果主要讨论了藏传佛教各个宗派的历史源流、教法义理、仪轨制度、文化艺术等内容。此外，德吉卓玛的《藏传佛教觉域流派探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讨论了觉域派教法在其他宗派中流传，以及觉域派教法等内容；同期，她的另一著作《藏传佛教觉域派通论——一个藏族女性创立的宗派》（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则讨论了觉域派立教、源流、教理、修行特点，是系统研究觉域派的重要著作。作者同时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对觉域派作了全面深刻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产生较大影响。

（三）通论性研究

随着藏传佛教成为一门显学，藏传佛教通论性的研究成为近来藏传佛教研究中的热门，因而问世的相关论著数量也比较多，如尕藏加的《西藏宗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版）和《雪域的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才让的《西藏佛教》（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克珠群佩主编的《西藏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吴均的《藏传佛教面面观》（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弘学的《藏传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王尧的《藏传佛教丛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孙悟湖的《藏传佛教》（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尹邦志的《藏传佛教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王尧的《走近藏传佛教》（中华书局2017年版）等。这些论著成果对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演进历史、高僧大德的人生轨迹、藏族百姓的信仰模式，以及宗教仪轨、建筑艺术、政治文化、寺院教育等，作了全景式的宏观描述和个案式的微观论证，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

特别是随着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深入，各领域理论和资料的完善，藏传佛教通史的研究也逐渐被大家所关注，而尕藏加的《中国藏传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堪称开辟了先河，该书以两卷本的篇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形成、发展流变过程，尤其广泛引用藏汉文及国外最新成果，详细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吐蕃时期、复兴时期、宗派形成与发展时期、萨迦达钦法王时期、帕主第悉法王时期、噶丹颇章政权时期、噶厦政府时期和近现代的发展演进历史。总之，该书资料丰富、理论准确，在藏传佛教通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有王尧的《中华佛教史》（西藏佛教史卷），对西藏佛教发展的历史做了简明的介绍。

（四）区域性研究

在区域性藏传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较高，成为藏传佛教历史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绩。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蒲文成的《青海佛教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金成修的《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丹曲的《卓尼藏传佛教历史文化》（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乔吉的《蒙古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德成的《藏传佛教与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赵改萍的《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嘉木杨·凯朝的《中国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等。此外，张保见的《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于洪所的《北京藏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胡日查、乔吉、乌云的《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杨学政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佳的《东北藏传佛教历史源流和发展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昂巴的《安多藏区藏传佛教实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这些论著成果涉及内容广泛、应用资料丰富、研究思路清晰，有着很强的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大大加强了国内的藏传佛教区域性研究。

二 教理研究

藏传佛教教理研究，是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具有深度、广度和难度的课题。藏传佛教将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金刚乘佛教（密教）三乘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建构了既有戒律传承、系统教义、宗派见地，又有密宗传承、修持次第、成就境界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对此，不少学者知难而进，在教理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思想、藏传因明和密宗要义三个方面。

（一）哲学思想研究

藏传佛教各宗派在遵循佛教经论、严守佛教戒律的基础上，建立了各自的教理仪轨，并形成各个宗派的核心教义，而且，藏传佛教对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人生哲学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历史上藏传佛教极大地发展和提升了藏民族的哲学思想水准。

哲学思想研究方面主要有，洲塔的《佛学原理研究——论藏传佛教显宗五部大论》（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李元光的《宗喀巴大师宗教伦理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朱丽霞的《宗喀巴佛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李元光等的《藏传佛教直观主义认识论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刘宇光译的《知识与解脱：促成宗教转依体验的藏传佛教知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吉美桑珠的《藏传佛教宇宙观与当代科学宇宙观比较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藏文版），徐东明的《宗喀巴中观哲学诠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这些论著成果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作了大胆的尝试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此外，刘俊哲的《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阐述了藏传佛教哲学的缘起性空论、中道观、因果论、心性论、认识论、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伦理道德观、修行论等理论范畴的丰富内涵；乔根锁、魏冬、徐东明的《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通过对佛教哲学中最核心的几个方面，如宇宙观、因果报应论、缘起论与中观思想、心性论、修行实践论及汉密（唐密）与藏密等问题，对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间不同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探寻两种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共性与差异，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刘宇光译的《藏传佛教中观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主要论述了宗喀巴对佛教中观哲学有独特的诠释，书中还附有译者刘宇光对宗喀巴中观哲学的相关论文，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藏传佛教中观哲学。

（二）藏传因明研究

因明学，虽源于印度，但在藏地得以创造性地发展推演，并形成自成体系的藏传因明，既列入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成为藏族传统十明学之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学僧运用和发挥陈那的《集量论》（本论）和法称的《释量论》（释论）等因明学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路径，著书立说，破除印度外道四派学说，确立内道四派观见，以期达到建立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所以，因明学被誉为开启藏传佛教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并作为一种探求真理和知识的方法论，而颇受广大学僧和学者的重视。近年来，在藏传因明学研究领域，问世了不少重要论著，主要有王森的《藏传因明》（中华书局2009年版），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中华书局2009年版），祁顺来的《藏传因明学通论》（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剧宗林的《藏传佛教因明史略》（中华书局2006年版），多识的《藏传佛教认识论——开启量学（因明学）宝库之金钥匙》（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和郑堆主编的《藏传因明研究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对藏传因明的发展历史、结构体系和文化传承等作了系统梳理和精细解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沈剑英的《佛教逻辑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第一编阐述了从印度古因明、新因明到中国因明学以及藏传因明的源流；第二编论述了立宗、辨因、引喻、有体与无体等问题。

（三）密宗要义研究

密宗，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显宗而提出来的，其含义在于显宗为佛教共法，而密宗为不共之法。也就是说，显宗以义理为主，密宗以实践为主。因而密宗在藏传佛教中受到了极大重视，赋予了殊胜意义，时有冠以“果乘”“金刚乘”等尊称，足见其在藏传佛教中的至尊地位。近年来，随着藏传佛教密宗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弘传，也使得密宗这一学科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有刘立千的《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吕铁刚整理编纂的《中国藏密宝典》（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藏密修法秘典》（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曲甘·完玛多杰译著的《藏传佛教神明大全》（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尕藏加的《密宗——藏传佛教神秘文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德吉卓玛的《圣殿中的莲花·度母信仰解析》（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昂巴的《藏传佛教密宗与曼荼罗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彭金章的《神秘的密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吕建福的《密教的思想与密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元音的《大手印浅释》（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论著成果对藏传密宗的文献、传承、义理、仪轨和修持等多方面进行了整理、阐释和探究。

三 僧尼研究

藏传佛教出家僧尼，被誉为“佛教三宝”（佛、法、僧）之一，即“僧宝”，是藏传佛教研究的重要内容。古今中外学者一直在这一研究领域默默耕耘。在国内这段时间将研究重心依然放在活佛、高僧和尼僧三大专题方面，问世了不少重要学术论著。

（一）活佛研究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传承方式。活佛，藏语称“珠古”（Sprul Sku），是根据大乘佛教法身、报身、化身之说而命名，意为佛、菩萨之“化身”。藏传佛教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显，唯有化身随机显现，有成就的正觉身前在各地“利济众生”，圆寂后可以有若干个“化身”。所以，活佛在信奉藏传佛教的群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且在藏蒙地区普遍具有政教双重影响。蔡志纯、黄颢的《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周炜的《佛界——活佛转世与西藏文明》（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陈庆英等编著的《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华旦朋措的《水晶明镜——却西仁波切传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陈新海的《明成祖与德银协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秦永章的《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庆英、陈立健的《活佛转世及其历史定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星全成、陈柏萍的《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与清代治理蒙藏方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这些论著成果从不同角度研究和论述了重量级活佛的生平事迹，同时，也描述和解析了活佛转世这一藏传佛教特有的神秘文化现象。

（二）高僧研究

藏传佛教高僧的研究，近年来亦发表或出版了很多论著，如陈庆英的《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楠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拉科·益西多吉编译的《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白玛措的《藏传佛教的莲花生信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益喜桑格、曲甘·完玛多杰的《藏传佛教顶级密宗高僧——热译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这些著作对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作了系统研究和历史评价，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尼僧研究

藏传佛教尼僧，自公元8世纪产生以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价值取向和宗教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宗教个性和文化特征。而且，僧团组织已遍布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藏区和内蒙古等信奉藏传佛教的广大地域。大众尼僧作为藏传佛教出家僧尼的主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系统的关注与研究。德吉卓玛的《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藏传佛教出家尼僧的演进历史，既揭示了藏传佛教出家尼僧的神秘面纱，又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长期缺失的学术空白。

四 宗教文化研究

藏传佛教文化，不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和蔚为壮观，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文化风格，特别是藏传佛教形成并得到蓬勃发展之后，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历算、法律、科学、医学、建筑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藏传佛教在藏族人的生活中，尤其在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藏传佛教文化展开全面研究，相继问世了不少学术论著，主要集中在宗教生态、宗教艺术和寺院文化三个方面。

（一）宗教生态研究

从文化与生态的关系看，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对于藏传佛教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正在探索的新领域。尕藏加的《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江苏教育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既探讨了藏传佛教与自然环境之间业已存在的因缘关系，又阐述了藏传佛教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所起到的客观作用；尕藏加的《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又是一部专门论述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的专著，主要探讨了藏传佛教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对藏区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样化的宗教信仰，与构建和谐区域社会等现实问题，作了深度研究，是宗教生态研究方面取得的有着创新意义的成果。

（二）宗教艺术研究

在藏族地区，宗教与艺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形影不离。在很多情况下，艺术是伴随藏传佛教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因为宗教在文化中属于幻想和未来，是人的心理中的一种恒常的内涵，而艺术则成为这些幻想的物化形象。实际上，藏传佛教艺术的特殊魅力，折射出藏族人民高超审美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研究宗教艺术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熊文彬的《西藏艺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版）和《元代藏汉艺术交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谢继胜、熊文彬、罗文华等的《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昂巴的《藏传佛教密宗与曼荼罗艺术》（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靖的《西藏涌泉木刻浮雕唐卡》（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向红笳译的《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论著成果从多视域向人们描述了西藏佛教艺术的瑰丽画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揭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独特魅力，展现了藏传佛教艺术具有的浓郁民族和地域特色。

（三）寺院文化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可展示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场景，诸如寺院组织、教育机制、宗教活动、法事仪轨、节日庆典，等等。而且，因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背景等差异，不同地区的各个寺院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时期，寺院文化研究方面出版或发表了不少论著，包括旺谦的《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录》（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拉科·普西多杰的《塔尔寺史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牛颂主编的《雍和宫——中国藏传佛教著名古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丹曲的《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王磊义、姚桂轩、郭建中的《藏传佛教寺院美岱召五当召调查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群培的《拉萨市藏传佛教寺院》（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才吾加甫的《新疆蒙古藏传佛教寺庙》（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龙珠多杰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黄春和的《西藏丹萨替寺历史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等。此外，陈庆英、李德成主编的《北京藏传佛教寺院》，乔吉主编的《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丹曲、扎西东珠主编的《西藏藏传佛教寺院》，冉光荣、刘勇主编的《四川、云南藏传佛教寺院》，郎建兰、旺谦主编的《甘肃藏传佛教寺院》，蒲文成主编的《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周毛编著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论文选集》等，这些成果论著系统描述和详细解读了不同地区各个寺院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等丰富内容。

五 教义阐释与藏汉佛学研究

（一）教义阐释

结合新时期国内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藏传佛教教义进行新的诠释和阐述，是藏传佛教适应时代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故这一方面的著作也逐渐推出，如郑堆主编的《藏传佛教教义阐释（试讲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分为爱国篇、道德篇、持戒篇、和谐篇四篇，内容涉及国难当头护卫国家，不作国贼、不反国制，报国王恩、庄严国土等。此外，尚有郑堆主编的系列丛书，即《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共6辑，由中国藏学出版社自2012年至2017年陆续出版。该系列丛书主要围绕爱国思想、道德建设、清规戒律与和谐进步四个主题展开，并对相关藏传佛教教义作出阐释，也就是选择藏传佛教部分与主题相关的佛典进行阐释，提出用教义教规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引导宗教面向现实、服务社会、以适应发展变化着的社会，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二）藏汉佛学比较

随着藏传佛教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开展了藏汉佛学比较研究，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著主要有乔根锁、魏冬、徐东明的《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对佛教哲学中宇宙观、因果报应论、缘起论与中观思想、心性论、修行实践论以及汉密与藏密比较研究，从而探寻比较二者之汇通与差异。此外，尹邦志的《宗通与说通——吐蕃宗论的影响与汉藏佛教亲缘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和《王尧藏学文集（卷五）：藏汉文化双向交流》（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亦是研究这一主题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六 小结

回顾70年的学术历程，检阅70年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藏传佛教研究事业长足发展，迈向成熟之道，踏上兴旺之路，故而令人振奋，值得大写特写。但由于文章篇幅、时间要求等主客观条件所限，难免挂一漏万，尤其颇具数量和分量的学术论文，以及用藏文撰述的论著，在此几乎阙如，甚至在汉文著作中也会有不少被遗缺的佳作，有待今后补充。

但从总体上看，以上综述基本上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藏传佛教历史研究方面不但走在世界学术前列，而且体现了当前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也应该承认的是，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还存在许多不足，甚至有不少薄弱环节。例如，教理思想研究就相当薄弱，对于中观、唯识等哲学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进展十分缓慢；对于藏传密宗及仪轨制度的研究，对于藏传因明的研究，都有待于加强和深化。此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藏传佛教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诸如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以及对藏传佛教教义做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阐释，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