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我国佛教界与南亚、东南亚南传佛教国家的交流日益活跃，僧俗两界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南传佛教在世界佛教发展中的地位和在佛教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开始了对南传佛教的关注和研究。

学界较早关注南传佛教研究的是汤用彤先生。1924年，在其《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一文中介绍了南传阿毗达摩的一些名相概念及特色之处；1928年的《南传〈念安般经〉译解》一文将南传经藏《中部》的《念安般经》（Ānāpānasatisuttaṃ）译为汉文。[※注] 教界对南传佛教的关注以太虚法师为代表，他曾积极筹建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并数次派员留学锡兰（现称“斯里兰卡”）、暹罗（现称“泰国”）等国研习交流，培养了一批熟悉和了解南传佛教的人才。此外，南传佛教典籍的汉译工作也有所开展，在1943年《普慧大藏经》编修过程中就从日译南传《大藏经》转译了部分南传经典。

事实上，上述南传佛教研究尚在萌芽状态，中国真正全面系统的南传佛教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起来的。可以说，南传佛教研究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1949年后南传佛教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南传佛教研究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研究数量虽然不多，但得益于一些著名学者对南传佛教的关注，取得了一些成绩。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也留下许多遗憾。第二阶段从1979年到1989年，南传佛教研究逐渐从沉寂中复苏，中国云南地区的南传佛教受到重视，中国南传佛教研究这一特殊领域开始形成。从1990年到1999年是第三阶段，南传佛教研究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十年，填补了一些研究空白，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2000年到2009年是第四阶段，这一时期南传佛教研究迈出了走向繁荣的脚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突破。第五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的十年，南传佛教研究进入成熟期。

第一节 南传佛教研究的奠基与起伏（1949—1978）

受多种因素影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南传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1949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此一时期的研究数量不多，成果展示平台也极其有限，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发表在《现代佛学》[※注] 杂志上，就研究性质而言，也多以介绍性、概观式的研究为主。得益于吕澂、叶均、季羡林等佛学造诣深厚的名家参与，这段时间我国南传佛教研究在某些领域也达到了较高水准。

在南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方面，叶均的《锡兰佛教杂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锡兰佛教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番概略考察，而其《锡兰佛教的传播及其宗派》一文，则深入探讨了锡兰佛教的传入、发展、宗派、影响、衰落、复兴的历史过程。吕澂的《谈南传的佛灭年代》，立足佛灭年代这个重要问题，围绕《慈恩传》所载的四种佛灭年代，参照西藏所传的资料，以及《善见律毗婆沙论》中“圣众点记”的说法，分析了南传佛教中存在的公元前544年和公元前 486年两种佛灭年代的说法，探讨了其差异及其可能的原因。[※注]

这一时期，南传佛教思想研究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吕澂和从锡兰留学归来的叶均。吕澂的《略论南方上座部佛学》，以南传佛教整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宏观把握，从部派、典籍、学说、实践四个方面对南传佛教的主要特色，以及研究价值给出了简明而深刻的评判，成为南传佛教研究的经典之作。叶均的成绩主要来自他关于南传阿毗达摩的一系列论文，《南传的八十九心》《八十九心的十四作用与心识活动》介绍了南传阿毗达摩思想体系中最为繁复的“心法”的名称、分类、结构及其在心识活动中的作用；《南传的五十二心所法》总结了与“心法”相对应的52种“心所法”。《南传上座部的色蕴》，探讨了“色法”的有关内容，对了解南传阿毗达摩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南传佛教典籍研究方面，谷响的《巴利语系三藏典籍》，对巴利三藏及藏外典籍的形成过程做了较为全面介绍，详细说明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主要作品。叶均的《觉音清净道论的简介》介绍了觉音论师的生平、造论的原因以及《清净道论》的结构和主要内容；《阿耨楼陀及其〈摄阿毗达摩义论〉》则对中世纪著名论师阿耨楼陀的论书《摄阿毗达摩义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总结。在经典汉译方面，叶均在锡兰留学期间，曾将南传《法句经》进行了汉译，后经印顺法师润文匡正，1953年在香港出版。[※注]

这一时期，语言学被应用到南传佛教研究当中，对澄清一些疑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1956年季羡林发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介绍了后世对于此巴利文文献中关于“sakāya niruttiyā”[※注]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种种争议。文章认为南传佛教圣典语言巴利文并非摩揭陀语，而是一种古印度西部方言，也不是佛陀本人使用的语言。1958的《再论南传佛教的语言问题》，主张“原始佛教有一种用所谓‘原始语言’写成的佛典，这种语言就是印度古代东部的方言，所谓古代半摩揭陀语”[※注]，指出巴利文并不是这种原始语言，并对巴利文的性质做了进一步阐释。这两篇论文虽然并非专门研究南传佛教，但却对南传圣典语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研究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云南地区的南传佛教进行了初步探讨。如义方的《佛牙在边疆》，记述了其护送佛牙到云南德宏、耿马等地的见闻，并介绍了当地南传佛教的有关情况；张天幼的《西双版纳佛教长老升级纪略》介绍了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举行的一次南传佛教升级典礼活动，是一份生动的现场记录和田野资料；无忧的《谈谈我国的傣文佛典》，对我国傣文佛典的源流和基本构成情况做了概述，1962年他又发表《我国傣族和布朗族僧阶名称语源》一文，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两族七级僧阶的名称来源及其与巴利语的关系。以这些研究为开始，南传佛教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中国南传佛教研究开始形成。

第二节 南传佛教研究的复苏（1979—1989）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南传佛教研究也逐渐复苏。一些佛教研究期刊纷纷恢复或创刊，陆续有相关研究论文、译文发表，一些学术专著、译著也纷纷问世。学术交流活动日渐活跃，如1982年召开的“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就对中国南传佛教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关南传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路线、派别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引发了学者们长期的关注和讨论。

在南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方面，经历了多年沉寂之后，学术界迫切需要对南传佛教现状进行了解，由于资料的缺乏，译介国外的相关研究是一个快速解决方案，因此这一时期的译文、译著为数不少。除译著外，有关南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大多还是概述性、介绍性的，但也有一些研究开始尝试聚焦具体问题，如王兰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与僧伽罗民族主义》探讨了近代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与僧伽罗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89年，宋立道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南传佛教在当代社会生活、政治活动，以及文化思潮中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由于尚处学术研究的恢复时期，南传佛教思想研究比较少，但是学者们还是关注到南传佛教思想的实践性这一突出特征，对其禅修思想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叶均的《略谈南传佛教修定的方法》，从禅修实践的角度介绍了南传佛教的十遍、十不净、十随念、四无量、一想、一差别、四无色等禅修方法的特点和作用。黄夏年的《觉音的〈清净道论〉及其禅法》对《清净道论》的禅法，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进行了探讨。

在这一时期，南传佛教典籍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中国佛教协会印行了叶均翻译的《南传法句经》《清净道论》及《摄阿毗达摩义论》三部重要的南传佛教典籍。其中，《清净道论》的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汉译这部重要著作，在整个佛经翻译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1982年黄宝生、郭良鋆将南传佛教《本生经》（Jātaka）中的《竹蛇本生》《狮子皮本生》《阎浮果本生》《速疾鸟本生》《豹本生》译为汉语。1985年，二人将《本生经》中更多的章节译出，汇集成《佛本生故事选》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郭良鋆对南传三藏《小部》之《经集》（Suttanipāta）进行了研究和汉译。

此一时期的跨学科研究仍然以语言学、文学为主。季羡林在《巴利文与不定过去时》和《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修正了此前的观点，认为巴利文是一种东部方言，并且属于摩揭陀语的一种形式，这个结论否定了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支持了南传佛教的传统说法。郭良鋆的《印度巴利文佛教文学概述》，是从文学角度对巴利文佛教典籍进行的阐释，介绍了经藏中大量文学性的诗歌和故事，为了解南传佛教典籍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文学视角。蔡祝生的《巴利语文学与上座部佛教国家文学》，论述了巴利语文学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云南上座部佛教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中国南传佛教。1983年，“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与会学者就南传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此外，刀述仁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一文，对在我国云南弘传的上座部佛教的历史、教派、典籍、寺院和僧侣、主要节日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阐述了开展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南传佛教研究的快速发展（1990—199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南传佛教研究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十年。在研究方法上，由概观性、零散性研究向系统性、自觉性研究转变；在研究内容上，南传佛教与其传播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研究成为新的热点；从研究成果上看，这一时期相关论文、专著的数量、质量都有提升，许多领域的研究空白被填补，显示了南传佛教研究的不断深入。

这一时期南传佛教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1991年，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南传佛教史的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该书以国别和地区分类，详细介绍了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我国傣族地区的佛教简史。

在南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方面，郭良鋆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南传佛教思想内容的文章，如《佛陀形象的演变》《佛教涅槃论》《佛教神通观》《佛陀的无我说》《佛陀的神话观》等。1997年，其又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补充整理，出版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依据巴利文原典资料，系统介绍了南传佛教的文献与典籍、佛陀的生平，以及原始佛教的主要思想，是这一时期南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

20世纪90年代，又有一批重要的南传典籍完成了汉译工作。1996年，韩廷杰翻译的《岛史》[※注]和《大史·斯里兰卡佛教史》[※注]两部著作出版。其中《岛史》成书于公元4—5世纪，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编年史诗，记录了南传佛教早期的重要历史；《大史》号称斯里兰卡国宝，是以佛教发展为主线的王朝史，二者都是南传佛教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同年，邓殿臣与斯里兰卡维摩拉拉特纳合译《长老偈·长老尼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巴利三藏《小部》中的两则偈颂体篇章，记载了佛陀时代佛弟子修行证道的体悟和感受。1997年，巴宙翻译的《南传弥兰王问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出版，此经是南传上座部佛教非常重要的藏外经典，[※注] 与我国东晋时期汉译的《那先比丘经》同源，但非属同一部派，对南北传佛教典籍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

这一时期，南传佛教在南亚、东南亚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与传承中的意义与作用问题受到特别关注。如贺圣达《关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几个问题》，杨学政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化经济交流中的作用》，傅增有的《小乘佛教对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的影响》，邓殿臣的《佛教与僧伽罗民族文化》，钟智翔的《试论小乘佛教对缅甸文化的核心作用》，宋立道的《佛教与现代化的关系考察——以南传佛教国家为案例》等。而张英的《东南亚佛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详细梳理了南传佛教在东南亚传播的历史以及发展演变的现状，论述了南传佛教对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教界及学界有关人士对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一次系统反思，呼吁继续加强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注] 深入挖掘这一文化资源宝库。这一时期，很多研究仍然聚焦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这个热点问题。如刘岩的《南传佛教入滇历史简述》提出“十四世纪南传佛教从老挝或清迈传入西双版纳为上限，公元十五世纪从景东传入是下限”的论点；罗廷振的《从出土文物看小乘佛教在西双版纳的传播》运用出土文物与史料相结合，论述了南传佛教在西双版纳的传播情况；段玉明的《南传佛教入滇考》对汉唐之际、南诏时期，以及大理时期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进行了一番考察。另一个研究热点则集中在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方面，如王懿之、杨世光编的《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了不少有关云南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文化的研究论文；刘岩的《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对傣族南传佛教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介绍。

第四节 南传佛教研究走向繁荣（2000—2009）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南传佛教研究开启了迈向繁荣的脚步。在教史方面，既有深度的通史研究，也有展现历史断面的巧思；在思想研究方面，触及当代南传佛教最鲜活的思想脉动；在典籍研究方面，对傣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彰显了中国南传佛教这座文化资源宝库所蕴藏的巨大价值。同时，南传佛教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度嬗变，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在中国南传佛教研究方面，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将中国南传佛教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在南传佛教史研究方面，净海的《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出版，该书以国别分类并划分章节，详细介绍了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历程。全书资料充分，内容翔实，是南传佛教通史研究的力作。而宋立道的《从印度佛教到泰国佛教》（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一书，考察了佛教从古代印度到斯里兰卡，再到遍布东南亚的流播过程中，在教理与教义、经典与习俗等诸多方面与当地社会文化的适应与融合，展现了南传佛教的历史变迁；惟善的《缅斯两国佛教的相互依存和发展》另辟蹊径，对缅甸和斯里兰卡这两个重要的南传佛教国家之间的佛教交流史进行了一番考察，探讨了两国佛教的交流互动与相互影响，为南传佛教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南传佛教思想研究方面，林欣的《上座部佛教止观禅法》介绍了当代南传佛教止观禅修体系，对缅甸帕奥禅师依据巴利圣典与《清净导论》中的记载，而教导的止观禅法和次第进行了介绍。在止禅的部分介绍了安般念修法，“佛随念”“慈心观”“不净观”“死随念”四护卫禅，以及修习止禅的功德；在观禅的部分介绍了从修习四界分别观、分析色聚、辩识名法、透视缘起法的环节、培育观智，直到证悟涅槃的过程，并对在此过程中次第成就的“十六观智”以及四种“道果智”进行了说明。

这一时期关于南传佛教典籍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围绕《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编辑整理展开的。从2001年开始，云南有关方面开始着手将西双版纳等地发现的傣文贝叶经整理出版，这项工作历时九年，最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上千年中国南传佛教典籍的一次全面整理，对西双版纳的历史文化以及南传佛教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注]

在南传佛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姜永仁的《论佛教与缅甸现代化进程》探讨了佛教对缅甸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宋立道的《传统与现代：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考察了南传佛教在现代东南亚社会中的现状，探讨了佛教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继续保持主流文化地位，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为信众提供精神服务的问题；正道的《南传佛教中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宣方的《试析南传佛教恢复比丘尼传承运动的制约因素与行动策略》《当代南传佛教国家佛门女性解放运动之考察》等文章，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佛教妇女解放运动，介绍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的佛教妇女，要求恢复比丘尼制度和参与社会服务的诉求及抗争，反映出现代男女平权思想，与当代东南亚某些传统佛教制度之间的矛盾。

中国南传佛教研究向来都不是佛教学科的专有对象，学者们从多种学科、多个视角，对其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南传佛教研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郑筱筠一系列论文如《佛教故事与傣族〈召树屯〉故事渊源》《傣族〈兰嘎西贺〉故事不同版本原因初探》等，从文学角度对中国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章立明的《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社会性别分析》，从人类学的角度揭示了南传佛教社会性别制度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保明所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对西双版纳傣语的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南传佛教对傣语的影响；谭乐山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村社经济》和罗莉的《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略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南传佛教的考察；陈勉的《论傣族村社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世俗化与发展趋势》，探讨了南传佛教的世俗化问题；郑筱筠的《凡尘使命——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的探索与实践》关注的是南传佛教在社会慈善事业中的责任与担当；吴之清的《贝叶上的傣族文明——云南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社会研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以西双版纳为切入点，对云南傣族佛教的历史与现状、伦理道德、生活习俗、艺术、医学、天文、历法、文学、庆典等进行了系统介绍。

第五节 南传佛教研究步入成熟（2010—2019）

2010年以来，经历了多年的研究积累，我国南传佛教研究从繁荣向成熟迈进。2016年，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在云南举办，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几部南传佛教研究通史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教史研究水平提升了一大截，巴利三藏经典的研究和汉译工作稳步推进，显示出南传佛教研究的功力越来越深厚。在南传佛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的视野更开阔，格局更广大，开始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审视南传佛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传统的热点领域——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也硕果频出，出现了不少高水准的研究成果。

在这一时期，南传佛教史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几部极具分量的南传佛教通史著作问世。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佛教世界通史著作《世界佛教通史》编辑出版。郑筱筠完成了其中南传佛教史的部分，包括第8卷《中国南传佛教》和第12卷《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两部著作。对中国云南地区以及南亚、东南亚佛教的发展史进行了最全面、最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勾勒出南传佛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发展的过程。张公瑾、杨民康、戴红亮参编的《中华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也在这一时期完成，该书以三章的篇幅介绍了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宋元明清时期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以及近现代的分布与变异等历史。

在南传佛教思想研究方面，释永仁的博士学位论文《佛陀的教学方法研究——以巴利语三藏为基础》，以巴利三藏文献为基础，探讨了佛陀的教育方法及其所蕴含的教育哲学思想；萧贞贞的《巴利佛典〈长部〉中有关“梵”的思想研究》探讨了南传佛教对梵天的看法和观点；宋立道的《南传佛教的义理和特色》按照境、行、果的思路，介绍了南传佛教的认识论和以止观禅修为特色的解脱实践；何石彬的《法舫法师所译〈阿毗达摩摄义论〉之法相学体系初探》梳理了《阿毗达摩摄义论》的法相体系。在这一时期，一些作者还尝试以现代哲学概念诠释南传佛教思想，如冯天春、吴正容的《南传佛教的“新人文”视域》，吴远稳、吴正容的《南传佛教的生态实践关怀》等。

在南传佛教典籍汉译方面，这一时期学界与教界均独立开展了巴利三藏汉译工作，显示了南传佛教典籍研究方面的长足进步。在段晴等译的《汉译巴利三藏——经部·长部》（中西书局2012年版）一书中，翻译采用从巴利文直译的方式，经文底本来自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提供的巴利圣典协会最新精校版，同时参考了其他语言的译本，并由法身寺方面“证义”，以提升译文的忠实性。[※注] 同时，佛教界也在进行南传三藏的汉译工作，2015年以来，由杭州佛学院光泉、智圆统筹，慧音、慧观依据缅甸第六次集结版的巴利语本陆续将南传三藏的《长部》和《中部》译出。在南传典籍研究方面，黄宝生的《巴汉对勘〈法句经〉》（中西书局2015年版）详细考察了《法句经》的多种语言版本以及多种汉译本，将南传巴利语《法句经》与维祇难汉译的《法句经》进行对勘，并添加了详细的注释。

这一时期，学者们从区域文化和国家战略的层面对南传佛教问题展开思考。如贺圣达的《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点》指出，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在11—15世纪逐渐形成，其重要原因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逐渐成为与缅、泰、柬、老等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王权巩固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宋立道的《南传佛教的历史地位与现实社会意义》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了南传佛教在整个佛教史上的地位，探讨了南传佛教的社会政治功能，考察了南传佛教在当代社会现代化潮流中适应问题；郑筱筠的《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与文化战略支点作用》将对南传佛教的研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格局之中，提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这一概念，阐述了其在地缘—跨地缘政治层面、民族关系层面、宗教源流层面、国际文化交流层面的不同含义，并指出发挥南传佛教区位优势的文化战略支点作用，因势利导，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积极开拓多渠道宗教外交，以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合作交流机制相互配合，形成文化与经济交流互补的深度融合机制。

这一时期的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仍然继续其热度。郑筱筠的《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中国南传佛教独特的政教关系模式，金字塔形的佛寺、佛塔乃至波章组织管理模式的论述，以及中国南传佛教在寺院教育、寺院经济、节庆活动的社会记忆、佛塔艺术、佛教文学及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展开的社会实践成为研究的亮点和突破；伍琼华、彭多意的《中国南传佛教资料辑录》（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中国南传佛教的历史沿革、典籍研究、组织结构、僧侣教育、建筑艺术、音乐艺术、僧俗庆典与民俗、民众社会生活，以及国际交流九大部分对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黄凌飞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中国南传佛教的音乐文化及生态系统进行了梳理；田玉玲的《供奉与表达——傣族南传佛教艺术与“赕”的关系解析》（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剖析了“赕”与南传佛教艺术的密切关联。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

时间来到公元2019年，南传佛教已经走过2500 多年的漫漫旅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迎来70华诞。70年来，我国的南传佛教研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初期的涓涓小溪汇成今日奔流的江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者们栉风沐雨、弦歌不辍，为南传佛教研究事业呕心沥血，令人动容。

在这70年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南传佛教学术研究成为基本共识，确立了南传佛教研究坚定的政治方向；与南传佛教跨民族、跨文化、综合性等特点相适应，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的多元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南传佛教历史研究不断深入，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均有所涉及，对许多历史疑难问题进行了考辨、探索，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观点；在思想研究方面，对南传佛教的教理、教义、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对其思想特质有了较为深刻的把握；在典籍研究方面，对不少南传经典进行了个案研究，并对重要经典进行了汉译，系统翻译南传三藏的成果也初步显现；在南传佛教跨地区、跨文化研究方面，深入探讨了南传佛教与所在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民族性格等诸多方面的深厚渊源，以及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南传佛教的历史命运。在中国南传佛教研究方面，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云南边陲珍贵的南传佛教现实传承是一座丰厚的文化资源宝库，滋养了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成为我国南传佛教研究最具特色与魅力之处。

在这70年中，南传佛教研究虽有很大发展，但比之传统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尤显不足。一方面，南传佛教虽在我国有弘传，但由于地处边缘，始终未进入主流视野，这其中固然有南传佛教自身思想特点的原因，也受到种种偏见的影响和左右，这种情况自然削弱了南传佛教的研究价值和受重视程度，从而导致经费不足、人才队伍匮乏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也有不少弱项，如关于南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禅修实践和典籍整理等方面以及与这些研究相适应的方法论反思、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不少欠缺，未来应加强对这些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