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宗教学研究70年
第二节 南传佛教研究的复苏（197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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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南传佛教研究也逐渐复苏。学术交流活动日渐活跃，如1982年召开的“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就对中国南传佛教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关南传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路线、派别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引发了学者们长期的关注和讨论。除译著外，有关南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大多还是概述性、介绍性的，但也有一些研究开始尝试聚焦具体问题，如王兰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与僧伽罗民族主义》探讨了近代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与僧伽罗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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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南传佛教 上座 佛教典籍 文学 佛教国家 译著 学术讨论会 佛教思想 巴利语 斯里兰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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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传佛教研究的复苏（197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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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南传佛教研究也逐渐复苏。一些佛教研究期刊纷纷恢复或创刊，陆续有相关研究论文、译文发表，一些学术专著、译著也纷纷问世。学术交流活动日渐活跃，如1982年召开的“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就对中国南传佛教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关南传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路线、派别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引发了学者们长期的关注和讨论。
在南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方面，经历了多年沉寂之后，学术界迫切需要对南传佛教现状进行了解，由于资料的缺乏，译介国外的相关研究是一个快速解决方案，因此这一时期的译文、译著为数不少。除译著外，有关南传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大多还是概述性、介绍性的，但也有一些研究开始尝试聚焦具体问题，如王兰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与僧伽罗民族主义》探讨了近代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与僧伽罗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89年，宋立道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南传佛教在当代社会生活、政治活动，以及文化思潮中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由于尚处学术研究的恢复时期，南传佛教思想研究比较少，但是学者们还是关注到南传佛教思想的实践性这一突出特征，对其禅修思想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叶均的《略谈南传佛教修定的方法》，从禅修实践的角度介绍了南传佛教的十遍、十不净、十随念、四无量、一想、一差别、四无色等禅修方法的特点和作用。黄夏年的《觉音的〈清净道论〉及其禅法》对《清净道论》的禅法，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进行了探讨。
在这一时期，南传佛教典籍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中国佛教协会印行了叶均翻译的《南传法句经》《清净道论》及《摄阿毗达摩义论》三部重要的南传佛教典籍。其中，《清净道论》的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汉译这部重要著作，在整个佛经翻译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1982年黄宝生、郭良鋆将南传佛教《本生经》（Jātaka）中的《竹蛇本生》《狮子皮本生》《阎浮果本生》《速疾鸟本生》《豹本生》译为汉语。1985年，二人将《本生经》中更多的章节译出，汇集成《佛本生故事选》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郭良鋆对南传三藏《小部》之《经集》（Suttanipāta）进行了研究和汉译。
此一时期的跨学科研究仍然以语言学、文学为主。季羡林在《巴利文与不定过去时》和《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修正了此前的观点，认为巴利文是一种东部方言，并且属于摩揭陀语的一种形式，这个结论否定了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支持了南传佛教的传统说法。郭良鋆的《印度巴利文佛教文学概述》，是从文学角度对巴利文佛教典籍进行的阐释，介绍了经藏中大量文学性的诗歌和故事，为了解南传佛教典籍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文学视角。蔡祝生的《巴利语文学与上座部佛教国家文学》，论述了巴利语文学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云南上座部佛教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中国南传佛教。1983年，“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与会学者就南传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此外，刀述仁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一文，对在我国云南弘传的上座部佛教的历史、教派、典籍、寺院和僧侣、主要节日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阐述了开展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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