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宗教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但是1976年之后，形势慢慢好转。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研究工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恢复生机，大环境的回暖，为印度佛教研究提供了助力。这一年有三件大事对印度佛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由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创办的南亚研究所，成为专门研究印度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的科研与教育机构，所长由季羨林担任，副所长由黄心川担任；其次是创办的《南亚研究》期刊，很快成为南亚历史、文化与宗教的核心平台；最后是组织全国的南亚研究人员，成立中国南亚学会。研究所、学会、杂志的成立与创办为中国后来的印度佛教研究提供了人才、组织与平台保障，很快就促使国内的印度佛教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除《南亚研究》外，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办的《世界宗教资料》、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等杂志，也是刊发印度佛教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等，是从事印度佛教文化研究的主要学术团体，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大学的研究所及有关学者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季羨林、金克木、黄心川等人成为从事印度佛教的领军人物，各自取得许多开创性的成果，同时也共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在印度佛教历史、哲学、语言文化，以及印度佛教的跨文化传播与比较诸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与突破，同时也奠定了21世纪以来印度佛教研究繁荣与创新的基础，至今仍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 印度佛教历史研究

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吕澂的《印度佛学渊源略讲》，该书是吕澂1961年在佛学班授课时的讲稿，采用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将印度佛教分为“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学”“中期大乘佛学”和“晚期大乘佛学”六个阶段，其内容翔实、丰富，在重点关注印度佛教史时，也旁及印度思想史与文化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系统讲述印度佛学历史的力作，至今仍是印度佛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杜继文师从吕澂，对佛教经典与教义有精审的研究，他主编的《佛教史》[※注] 是一部佛教通史著作，地域上涉及印度、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内容上包括佛教的历史、教义哲学、典籍艺术等，作者秉持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进行研究，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印度佛教史研究著作。

杨曾文的《佛教的起源》[※注] 论述了佛教从原始佛教的产生和教义到部派佛教再到大小乘佛教这一发展过程，思路清晰明确，言简意赅；西北大学学者高扬等的《佛教起源论》[※注] 是一部以“原始佛教”为核心，系统论述原始佛教思想的作品；崔连仲的《从佛陀到阿育王》[※注] 讲述了佛教兴起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历史，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这是一本佛教史，更是一本印度断代史，该书资料丰富，立论新颖，视野开阔，将国内对佛教史和印度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另外还有韩廷杰的《印度佛教史》，[※注] 周叔迦的《印度佛教史》[※注] 等著作也颇受读者关注，显示出此时期印度佛教历史研究的良好状况。王镛的《印度美术史话》[※注]介绍了印度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王朝时期的雕塑、绘画、建筑等艺术的发展与消亡，佛教美术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除上述佛教史著作外，《南亚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法音》等宗教学期刊，也刊发了不少印度佛教史的论文。如郭良鋆在此期间发表了多篇以梵语和巴利语文献学解读为基础的学术论文，其中《佛教神话中的摩罗》[※注]《印度教三大主神的形成》[※注]和《帝释天和因陀罗》[※注] 是对印度教和佛教中神灵的研究，《梵语佛教文学概述》[※注]《佛教譬喻经文学》[※注]和《〈因明入正理论〉梵汉对照》[※注]（上、下）是对佛教相关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其在1994—1997年陆续发表了《佛教神通观》[※注]《佛陀的无我说》[※注]《佛教涅槃论》[※注]《佛陀的社会观》[※注]和《佛陀的神话观》[※注]，这一系列文章都是借助文献和语言学的考察，从而解析佛教教义，展现出作者扎实的语言学功底。葛维钧在《阿育王法与佛教的法不应混同》[※注] 一文中否定了“阿育王的法即佛法”诸如此类的观点，并且从语言、历史等多角度论证，阿育王的“法”是对当时印度诸多宗教思想的吸收和发展，而非仅仅是佛教思想。

朱锡强的《佛教在印度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兼谈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的关系》[※注]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去分析佛教兴衰的原因，同时，他提出“耆那教，佛教，是由吠陀教和它的支派决裂出来的宗教”[※注]，就本质而言，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三者之间并没有区别，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许鸿棣在《论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注] 中指出，印度佛教对于古代商人阶级的兴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朱明忠在《印度教与佛教问题》[※注] 中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是同一宗教的不同发展阶段，因为它们的本质，即经典和信仰的神灵都没有发生改变，而印度教与佛教之间是一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关系，二者相互斗争，相互影响，最后趋于统一；刘欣如在《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注] 中认为，在贵霜王朝时期，印度佛教艺术和文学中的世俗主义倾向，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市民文化的一种映射。

庄万友在《拉杰普特时代印度宗教的发展与变化》[※注] 中叙述了印度7世纪中叶到13世纪这一混战割据时期各宗教的情况，婆罗门教转变为印度教，发展出毗湿奴、湿婆和性力派三大教派，迅速超越佛教成为印度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而佛教则逐渐衰落，转变为密教，后因13世纪穆斯林的入侵和毁坏，在印度本土几近消亡，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传入印度，拉杰普特时代宗教的发展和变化，为印度今日宗教之局面奠定了基础。

1992年，段晴的《戒日王的宗教信仰》，[※注] 综合运用了中印文献对戒日王个人的宗教信仰进行研究；如吉的《印度佛教瑜伽学之纲要——〈显扬圣教论〉结构试析》，[※注] 对瑜伽行派纲要典籍《显扬圣教论》第十一品的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其整体上是按照教、理、行、果的顺序进行安排。

在这一时期，关于印度佛教历史研究的译著比较丰富，翻译质量颇高，为人们了解与研究印度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教与佛教史纲》，[※注] 该书从全球文化背景去考察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区别，对印度教和佛教的起源发展、教义思想等作了详细的介绍。诚如译者李荣熙所说：“（这本书）引用资料相当丰富，治学态度严谨客观，对东方宗教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注]

张建木译自藏文的多罗那它所著《印度佛教史》，[※注] 在教义思想等方面多有独到见解，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经典之作；王世安译、渥德尔著《印度佛教史》，[※注] 佐佐木教悟等人所著的《印度佛教史概说》，[※注] 皆堪称教科书式的经典之作，出版后即成为众学者赏读之作。

二 印度佛教哲学研究

巫白慧是研究印度哲学的名家，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多篇关于印度哲学研究的文章，文中也涉及佛教哲学，诸如《印度古代辩证思维》[※注]《印度逻辑及其源流》[※注]《龙树的中观论及其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注]《略论大乘佛教哲学空有二宗的理论实质》[※注] 等，这些文章大都基于对梵文佛典的解读，在与印度其他宗教哲学的比较中发明新说。

黄心川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印度哲学与佛教哲学的大家，对印度佛教哲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研究印度哲学与佛教哲学的弟子。198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注] 用十四章的篇幅，按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方法，全面论述上古至中世纪印度的宗教哲学，其中佛教哲学发展史是其探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部分内容中，黄先生主要依据中国保存的汉译佛经的史料，并参考国内外成果，对印度佛教的起源、教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作重点阐述，把印度佛教的产生和发展置于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加以探讨，揭示佛教与其他印度宗教派别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在区别，把宏观考察和微观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勾勒了印度佛教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作者指出，印度佛教哲学经历了由简至繁的发展过程，它还包含了一些辩证法等合乎情理的内容，因此在世界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79—1999年，黄心川发表多篇文章，对包括佛教哲学在内的印度哲学作了开创性研究，其《试论龙树的中观哲学》[※注]《印度数论哲学述评——汉译〈金七十论〉与梵文〈数论颂〉对比研究》[※注] 代表了其研究内容与方法。

方广锠师从黄心川学习印度佛教哲学，在此期间发表了《〈那先比丘经〉中的灵魂观》[※注]《龙树及其著作与思想》[※注]《关于佛教起源的几点思考》[※注]《佛教的时间与空间》[※注]《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几个问题》[※注] 等多篇论文，对佛教史上的重要观念、人物与问题作出富于启发性的探讨。

1992年，姚卫群的《印度哲学》[※注]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论述印度各教派的哲学思想；第二编介绍了哲学中比较有争议的理论；第三编则是选译了各派比较有价值和代表性的资料。1996年，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注] 全面介绍般若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发展过程，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般若思想的学术专著。姚卫群关于印度哲学的论文有多篇，诸如《印度古代哲学的因果观》[※注] 论述了印度数论派、胜论派、吠檀多和佛教的因果观念；《佛教哲学的否定型认识及其与婆罗门教哲学的渊源关系》[※注] 提到佛教的许多理论是对婆罗门教的借鉴和发展；《佛教早期的“中道”思想》[※注] 论述了大乘佛教之前的“中道”思想的核心要义，认为它的产生与婆罗门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方立天在《印度佛教本体论简述》[※注] 一书中，根据佛教的发展历史，认为佛教的本体论虽然经历了从一切有部提出的“本体实有论”，到大乘空宗时期的“本体性空论”，再到瑜伽行派时期的“本体心识论”这一发展过程，但是贯穿其中的根本精神即宇宙缘起性空论，则是一致的。

尚会鹏在《马克斯·韦伯的印度宗教观、种姓观浅析》[※注] 中，介绍了马克斯·韦伯有关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论述。他认为韦伯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来考察印度社会和宗教，因此他将印度的落后归咎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宗教有失公允，但是韦伯将宗教与经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考察方法值得借鉴。

这一时期因明学的研究出现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如1981年上半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因明论文集》，收录了1949年以后国内学者研究因明的论文19篇，其中有吕澂的《佛学逻辑——法称的因明说》《因明学说在中国的最初发展》《西藏所传的因明》，虞愚的《玄奘对因明的贡献》《因明学发展过程简述》《因明的基本规律》等9篇文章。这些论文涉及因明的多个方面，如因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因明的意义、对因明的评价、因明经典著作研究等。1983年8月，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在敦煌召开，会议论文后来结集为《因明新探》，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收录学术论文18篇，国外因明学者的译文4篇。

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于1985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书提纲絜领、简明晓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因明学的学术著作。巫寿康的《〈因明正理门论〉研究》一文，以罗素的数理逻辑为工具，研究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认为是正美国、日本学者之误解，探求其本意。[※注]

三 印度佛教文献与语文研究

《大唐西域记》系唐代高僧玄奘在弟子辩机辅助下，根据自己在印度的游学经历，所编撰的一部印度求法实录，该书记述了128个国家和地区的都城、疆域、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生产生活、物产风俗、宗教信仰，是继晋代法显之后又一取经游记巨著。书中除生动描述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印度雁塔传说、那烂陀学府，以及诸如佛祖成道、佛陀涅槃等无数佛陀圣迹外，还有很多佛教传说故事。内容全面系统，翔实生动，先后被译为英、法、德、日等国文字广为传播，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佛教历史及交通史、民族史的珍贵资料。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季羨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印度宗教尤其是印度佛教、中印文化交流史的扛鼎之作。该书由季羨林等人分工完成，其中范祥雍负责全书的标点、校勘工作，朱杰勤、张毅、蒋忠新和王邦维负责其中的印度部分，杨廷福负责原书的序言、佛教名词及词语部分的注释工作，全书的梵文本对勘由蒋忠新负责，季羨林负责定稿和前言。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印度佛教的必备工具书。

在季羨林指导下，参与《大唐西域记校注》的王邦维先后完成对唐高僧义净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与《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的校注工作。这两本书同样成为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参考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推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义净时代中土僧人赴印度求法者的籍贯乡里、西行所经的路线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等情况。文虽简短，却保存了当时许多印度佛教的重要史料。《南海寄归内法传》系义净由印度归国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停留时，依据说一切有部所传撰成。书中详细介绍了印度及其所历南亚诸国所行佛教仪轨40条，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历史、地理和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是王邦维在季羨林指导下攻读硕士与博士的学位论文，分别由中华书局于1988年、1995年出版。以此二书的校注为基础，王邦维又完成了一系列研究印度佛教历史与宗派的学术论文，诸如《论义净时代的印度佛教寺院》[※注]《部派、大乘和小乘》[※注]《略论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和大小乘问题》[※注]《跋梵文贝叶经说出世部比丘律Abhisamacarika》[※注]《释迦牟尼时代以后的提婆达多派》[※注] 等，堪为此时期印度佛教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颇多孤鸣先发之见。

季羡林在这一时期就原始佛教的历史和语言问题，发表了诸多精彩的见解，如《商人与佛教》《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等，这些文章在之后大多被收录在《印度古代语言论集》[※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注]和《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注] 中。与季羡林同时期的金克木也是著名的翻译家，精通梵文、巴利文、印度语等多种语言，著有《梵语文学史》[※注]和《梵佛探：梵竺庐集（丙）》[※注] 二书，前者对吠陀时代、史诗时代和古典时代重要的文献作品进行全面的阐释，后者则是一本收录了金克木关于印度文化、梵文文献、语言、思想研究的论文合集，佛教梵语与文学是两部著作探讨的重要内容。季羨林与金克木的论著都是基于梵、巴原始文献的解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与可信度，其研究路径与范式影响对其弟子有深刻影响，蒋忠新、郭良鋆、葛维钧、王邦维等人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

蒋忠新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首屈一指的梵语古抄本辨读考释专家，他先后读出和转写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旅顺博物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处所藏的多种梵文《妙法莲华经》和其他佛典抄本。他的《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于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国内外梵文学界的广泛赞扬和重视。季羡林先生赞誉这部转写本“具有在国际学术界扬国威的意义”；1997年，他又整理出版《旅顺博物馆藏梵文法华经残片影印版及罗马字版》，由旅顺博物馆与日本创价学会联合刊出。

四 印度佛教的跨文化研究

朱谦之《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注] 一文，从宗教传布、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三个方面考察了印度佛教和基督教的关系，认为印度佛教对基督教有极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综合运用文献学、民俗学和考古学等方法，资料翔实，考据有证。同时作者还在每个翻译名词之后附上原文，方便读者查阅，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朱锡强在《略论罗马基督教兴盛与印度佛教衰落原因之比较》[※注]中通过对比，分析了印度佛教的衰亡和罗马基督教的兴盛，认为宗教的兴衰不仅与外在的社会阶层，统治阶级息息相关，还与宗教自身的教义和组织活动有关；另外，他还考虑到宗教斗争方式和人民群众的态度对宗教兴衰的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历史命运之比较》，[※注] 则是对印度佛教和中国道教的兴衰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何乃英的《印度佛教与亚洲文学》[※注] 详细论述了佛教对印度本土、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各国文学的影响，作者认为不同国家所受影响程度之深浅与各国接收佛教之程度成正比，作者还采用辩证法对这种影响作了积极和消极之分，认为佛教在增加了文学的创造性、丰富了内容形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悲观主义和束缚性；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在《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注] 中，对“佛偈”在印度的起源发展等情况作了说明，并且比较了佛偈的汉译版和梵本，认为汉译佛偈虽失去了音乐性，但增加了文辞美，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深远影响。

常青和李志坚在《印度佛教塔堂窟概述——兼谈对中国石窟的影响》[※注] 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印度佛教塔堂窟这一建筑类型的发展演变情况，该文图文并茂，可读性较强；1994年，韩廷杰发表《婆罗门教神话和佛教神话比较研究》，[※注] 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婆罗门教和佛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婆罗门教的神灵是对吠陀教的继承和创新，而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对婆罗门教的神灵进行直接继承和改造，表现了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复杂关系；高华和黄超在《从印度古代文化看早期汉译佛经中妇女观和禁欲观的变异——兼论中国早期菩萨像男性化的原因》[※注] 中提出，中国早期佛像全是男性形象这一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妇女观和禁欲观改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