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1世纪，道教研究承前启后，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的道教研究，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不仅在研究领域上不断拓展，而且在研究范式上有一些新的转变。此前的道教研究，侧重于对道教历史文化的解读以及对道教文献的整理诠释。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继承研究道教历史和文献的传统，研究不断深入；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现实道教，并挖掘道教内部所具有的文化资源，以运用于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从而更多地关注和肯定道教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不仅体现了道教研究领域的拓展，更体现了道教研究视角和范式的新趋向。

21世纪的最初10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10年，经过前20年的积累，道教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有所转换。据初步不完全统计，2000—2009年的10年间，共发表道教相关学术论文上千篇，平均每年100 篇左右；出版道教相关学术论著约300 部，平均每年30部左右。

道教研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国内环境有关，道教学术研究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学术研究机构的继续成立和学术刊物的创办；学术人才的培养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各种课题资助的数量和力度加大。

在此期间，一些大学的宗教所和研究中心成为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出版多种著作和刊物，培养研究人才，有力地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如1999年，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更名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以道教史研究、道教思想史研究为主要特色，承担了大量各级科研项目，培养了众多道教方向的研究生。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被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以研究所为主要依托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学科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01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道学研究中心；2006年，山东师范大学正式成立了全真道研究所；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下设老庄学研究室、全真道研究室、地方道教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该中心于2009年获批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厦门大学成立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学术刊物《道学研究》；2003年，西南大学成立宗教研究所，2004年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研究生；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明道道教研究所，开展正一道教史、上海道教史等课题研究。

与此同时，在道教学科人才的培养上，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成立较早的宗教（哲学）所系继续培养人才之外，其他院校随着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科研骨干的引进，也成为新的学位授权点，培养了一批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学术新人不断涌现。如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挂靠历史文化学院，依托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在专门史学科点招收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了不少专门型人才。此外，如西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均可以培养道教方向的硕士生。

除此之外，在各级各类课题的申报上，道教学科也得到了较好的机遇。据统计，1991—1999年，道教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有24项，平均每年不足3 项。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4年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国家项目数量大幅增加，道教学科也获得较多的资助。据统计，2000—2009年，道教研究项目共获得52项国家社科资金资助，平均每年有5项多。[※注] 在国家政策扶持和项目资助的良好环境下，我国的道教研究在21世纪初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道教历史研究

21世纪初，道教历史研究继续深化和拓展。20世纪已经完成出版了两部奠基式的《中国道教史》，此后这两部道教通史不断进行修订和重印。如2001年，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经过修订，分为上下册再版重印。在此期间，虽然有一些通史类新著出版，但都比较简略，而道教历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转向断代史、区域史、教派史等方面，出版了众多著作。

断代道教史方面，有张广保的《唐宋内丹道教》，李大华等的《隋唐道家与道教》，汤一介的《早期道教史》等；区域道教史方面更是成果突出，有郭武的《道教与云南文化》，樊光春的《陕西道教两千年》，福建省道教协会编的《福建道教史》，张宗奇的《宁夏道教史》，萧霁虹等的《云南道教史》，杨世华等的《茅山道教志》，任颖卮的《崂山道教史》等。

教派史方面，有王志忠的《明清全真道论稿》，张金涛的《中国龙虎山天师道》，赵卫东的《丘处机与全真道》，吴亚魁的《江南全真道教》，刘固盛的《道教老学史》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道教历史的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

（二）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关于道教文献的整理，在新时代也进一步深化，呈现出新的气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大型道教文献整理项目的完成和出版；二是宫观山志、道教碑刻、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等新材料的进一步搜集整理和出版；三是道教经典的专题研究。

自1996年至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与中国道教协会、华夏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起《中华道藏》的编修工程，这是明代以后中国首次全面整理编修《道藏》的大工程，全国各地科研院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编纂和点校工作。2004年，张继禹主编的《中华道藏》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全书在《明道藏》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等，计1526种，分为49册，约6000万字。

除了《中华道藏》，还有一些大型文献整理项目也完成出版。如2005年，王卡、汪桂平主编《三洞拾遗》（全20册）由黄山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明道藏之外的道经200 余种。此外，陆续出版的《中国道观志丛刊》（全36册）、《中国道观志丛刊正续编》（全28册），也是大型道教文献整理项目，收录了近百部道教名山宫观的方志资料。

在新材料的发掘和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如2004年，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出版，著录敦煌道教文献800多件，含早期道教文献170 余种，其中有80多种是明《道藏》未收的道书。新材料的发掘，还表现在道教碑刻的搜集与整理，此阶段出版的成果有：杨世华主编的《茅山道院历代碑铭录》，赵世瑜的《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张华鹏的《武当山金石录》，王宗昱的《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吴亚魁的《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张泽珣的《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附造像碑文录》等。

除了各类文献的搜集整理，对于道教经典的专题研究也是本阶段的热点，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王宗昱的《〈道教义枢〉研究》，俞理明的《〈太平经〉正读》，王承文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潘雨廷的《道藏书目提要》，陈国符的《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2005年第三次修订再版），郭武的《〈净明忠孝全书〉研究》，姜守诚的《〈太平经〉研究》，叶贵良的《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朱越利主编的《道藏说略》（上、下册），郑开主编的《水穷云起集——道教文献研究的旧学新知》等。这些著作既有对道藏目录和经典的专题研究，也有对敦煌文献、田野文献的考察研究，反映了新时代道教文献研究的新进展。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在道家与道教思想方面，此阶段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版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如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全四卷）于2009年出版，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此外，李大华的《生命存在与境界超越》，李申的《道教本论：黄、老道家即道教论》，詹石窗的《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刘宁的《刘一明修道思想研究》，吕锡琛的《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道家道教政治伦理阐幽》，郑开的《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全6卷），孙亦平的《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李霞的《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孔令宏的《从道家到道教》，章伟文的《宋元道教易学初探》，李刚等的《道治与自由》，金兑勇的《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道教哲学研究》，刘笑敢的《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唐明邦的《论道崇真集》，丁常春的《伍守阳内丹思想研究》，吕锡琛的《道家健心智慧：道学与西方心理治疗学的互动研究》，李养正的《道教义理综论》（上、下编），朱晓鹏的《王阳明与道家道教》，孔又专的《陈抟道教思想研究》，朱展炎的《王常月修道思想研究》等著作，都对道家道教思想与哲学有深入的研究。

（四）道教科仪与法术研究

20世纪90年代前的道教研究，偏重于历史文献和哲学，随着道教研究的深入，关于道教制度、仪式和方术等领域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关于道教仪式的研究，前期只有闵智亭的《道教全真科仪》，张泽洪的《道教斋醮科仪研究》等少量著作。21世纪初，这方面的研究大量增加，先后有闵智亭的《道教仪范》，陈耀庭的《道教礼仪》，任宗权的《道教科仪概览》，吕鹏志的《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卢国龙和汪桂平《道教科仪研究》等著作出版；在符咒法术方面，也有专门的研究，如王育成的《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刘仲宇的《道教法术》，李远国的《神霄雷法》，张振国的《道教符咒选讲》等，都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关于道教戒律制度等，也出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伍成泉的《汉末魏晋南北朝道教戒律规范研究》，唐怡的《道教戒律研究》，刘绍云的《宗教律法与社会秩序——以道教戒律为例的研究》等。

（五）道教内丹与医学养生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内丹与养生就一直是研究热门领域，进入21世纪，该领域依然热度不减，出现了不少相关著作。如张广保的《唐宋内丹道教》，戈国龙的《道教内丹学探微》，盖建民的《道教医学》，杨立华的《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张兴发的《道教内丹修炼》，戈国龙的《道教内丹学溯源》，谢正强的《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杨玉辉的《道教养生学》，程雅君的《金元四大医家与道家道教》，黄永锋的《道教饮食养生指要》《道教服食技术研究》，詹石窗的《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陈兵的《问道：道教修炼养生学》，胡孚琛的《道教与丹道》《丹道法诀十二讲》，霍克功的《内丹解码：李西月西派内丹学研究》，蔡林波的《神药之殇：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等。

（六）道教与文学艺术研究

道教文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历来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关注，成果较多。21世纪初，道教文学艺术研究进一步深化，成果大量涌现，主要有：詹石窗的《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杨建波的《道教文学史论稿》，张松辉的《元明清道教与文学》《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李生龙的《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吴光正等主编的《想象力的世界》，赵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蒋振华的《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曹静芬的《唐传奇的道教文化观照》，吴光正的《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李艳的《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黄勇的《道教笔记小说研究》，刘敏的《天道与人心：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霍明琨的《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王汉民的《道教神仙戏曲研究》，左洪涛的《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田晓膺的《隋唐五代道教诗歌的审美管窥》，苟波的《仙境·仙人·仙梦——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理想主义》，蒋振华的《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童翊汉的《中国道教与戏曲》，李小荣的《敦煌道教文学研究》等。

道教音乐的研究，也有不少新成果出现。如蒲亨强的《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的《道乐论：道教仪式的“信仰、行为、音声”三元理论结构研究》，傅利民的《斋醮科仪天师神韵：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蒲亨强的《道乐通论》，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朱瑞云的《扬州道教音乐考》，刘红主编的《天府天籁——成都道教音乐研究》。

在道教美术、图像学方面，有王育成的《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胡文和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上、下册），肖海明的《真武图像研究》，赵伟的《道教壁画五岳神祇图像谱系研究》，胡知凡的《形神俱妙——道教造像艺术探索》，张明学的《道教与明清文人画研究》，许宜兰的《道经图像研究》等。

（七）道教外丹与其他科学技术研究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家思想中蕴含有丰富的科学思想，古代道士在炼制外丹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涉及化学、物理、医学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开展道教与科技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持续不断的关注课题。进入21世纪初，在道教外丹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如金正耀的《道教与炼丹术论》，容志毅的《道藏炼丹要辑研究·南北朝卷》，张觉人的《中国炼丹术与丹药》，韩吉绍的《知识断裂与技术转移——炼丹术对古代科技的影响》等，对道教炼丹术的经典和理论有所研究；关于道教与科技的关系，有詹石窗的《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盖建民的《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贺圣迪的《古树新枝：道教与中国科技文明》，姜生等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等著作出版，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八）道教与当代社会的探讨

新时期的道教研究，除了继续深化对道教历史、文献、思想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外，人们开始关注道教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关注现实中的道教，并于现实生活中运用道教文化资源，因而对当代道教的研究大大加强。这与道教界本身的文化自觉，以及积极与学术界的合作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学术界本身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与国际交流的扩展有关。关于当代道教的研究，早在1993年，李养正就撰有《当代中国道教》一书；2000年，李养正的《当代道教》出版，可被视为关注和研究当代道教的代表作。

关于道教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既探讨道教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是本阶段道教研究的新动向。2002年，叶至明主编的《道教与人生》一书出版，收录了在庐山召开的两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探讨的主题是道教与现代文明、生活道教，反映了道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道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研究路向。

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道教协会连续举办了四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从不同的角度和专题，学术界和道教界共同探讨新时期道教思想与当代社会如何适应的问题，并对道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05年，宫哲兵、陈明性主编的《当代道家与道教》出版，收录了海峡两岸当代道家研讨会论文61篇，主要围绕道家和道教学说在当代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展开了研讨；2007年，卿希泰的《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一书出版，该书着重探索了道教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及发展方向。总之，对于道教文化资源和现代价值的肯定和挖掘，是此阶段学术界研究道教的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