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机遇与思想准备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东西方文明在贸易诉求的前提下以战争的形式正面冲突。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的大门，外患内忧相互交织，启蒙与救亡并存。从西方文明发展的背景来看，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发生了思想文化启蒙和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迅速从中世纪一千年的思想黑暗中苏醒。文艺复兴不但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同时也使欧洲文明迅速成为世界文明的统一标志。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已经先后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1885年，日本“脱亚入欧”，率先倡导全面西化。

从自然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近代哲学的兴趣集中在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研究。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西方哲学进入了现代哲学发展的时期。19世纪30—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内容，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传播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产生了实证主义、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各种哲学流派。这一时期相应地已经有了人类学与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社会学与宗教、实用主义宗教观、现象学对宗教的研究、存在主义与宗教等。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科技、人文学科持续不断的推新，裹挟着所有文明进程。

在西学强势冲击下，中国传统儒学一方面承受着外来西方思潮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承受着内在自身解体的危机。儒学地位和影响不断被削弱，日益衰微，最终失去了主流和统治地位而被边缘化。儒学已经无力抗衡，儒教也陷入“去中（儒教为主导）不能，欲西不达”[※注]的困境。是推行“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排斥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还是主张中西调和，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一批批有担当的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西学的冲击中试图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新出路，他们反观自己的精神文化发展概貌，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文化主张，构建中国文化的独立精神。

（一）尊孔复古还是文化革新

1892年，康有为在其《孔子改制考》中，就儒教的发生、发展和儒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详尽的考论，之后又撰写了《孔教会序》等系列文章，提出了“儒教为孔子所创”“孔子创儒教改制”“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注] 等观点，主张立儒教为宗教、国教，从此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力的儒学宗教化、国教化运动；1912年，袁世凯在全国发动成立“孔教会”，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1913年，陈焕章等人发表“尊孔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提出尊孔读经，全国掀起尊孔复古热潮。

1915年，由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由胡适、陈独秀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一场波澜汹涌、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这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对立。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一批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形成与中国的“孔圣人”势不两立的局面，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儒教的主人公地位丧失殆尽。

（二）儒学宗教性的现代反思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儒学就面临着内发性解体和危机的到来。西方思潮的侵入，不仅加速了这一解体的步伐，由于其与儒家思想的异质性，导致这一解体的方向呈现出其独有性质与研究转向。百年儒学，风雨飘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行进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儒家学者以“继往圣之绝学”的使命感，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辱使命，殚精竭虑，以新的文化视角，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弘扬儒学的精神价值，而上下求索。

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新儒家学者，形成了新儒学。新儒学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家的学说。新儒家学派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价值系统，并融合会通西学，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展示和体现了当时儒学研究的新水平和取得的新突破。

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主张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援释入儒。以熊十力、梁漱溟等为代表，建立生命哲学中的心性本体论。第二阶段，贯通中西哲学。以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为代表的，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也不同意中国文化本位论。他们要接着宋明理学讲，要贯通中西哲学。第三阶段，建立道德心性学说。以唐君毅、牟宗三等为代表，引进康德的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建立以“良知”价值主体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心性学说。第四阶段，对话传统。以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为代表，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诠释中国的传统哲学。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对话。

在挖掘传统儒学的宗教精神时，梁漱溟认为，在整个儒家思想中，包含着道德信仰的特质，但前提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因此提出“以道德代宗教”，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之后，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冯友兰则提出“以哲学代宗教”，认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1958年元旦，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标志着新儒家在“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上已初步达成“共识”。[※注]

二 “儒教是教”问题的提出

1978年底，任继愈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主旨为“开展无神论研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报告，重新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任继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哲学史的视角出发，通过与中世纪世界史的对比，揭示了“儒教是宗教”问题的本质，阐释了儒教形成、儒教教主、儒教的神职人员、儒教的特征及解脱方式、儒教的社会作用及影响等。“儒教是教”说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的提出，标志着20世纪伊始的中国儒教研究的正式“出场”。

任继愈认为，孔子学说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产生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具有宗教雏形；第二次改造在宋代，产生了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这是儒教的完成。先秦的儒家学说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由儒学发展为儒教这一演变过程，是伴随着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教派及传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有所谓十六字真传。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注] 儒教没有入教的仪式，没有精确的教徒数目，但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大量信徒。儒教的信奉者绝不限于读书识字的文化人，不识字的渔人、樵夫、农民都逃不脱儒教的无形“控制”。儒教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注重内心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些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具备的落后东西，儒教（唯心主义理学）也应有尽有。[※注]

儒教不去改造客观世界，而是纯洁内心；不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不去认识世界的规律，而是去正心诚意当圣贤。圣贤的规格就是儒教规格的人的神化，即典型的僧侣主义的“人”。儒教不主张出家，而是注重现实人伦日常之用，带有很强的世俗性。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解脱的道路就体现于日常的生活之中。宗教所宣扬的彼岸世界，只是人世间的幻想和歪曲的反映。有些宗教把彼岸世界说成只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儒教和其他宗教不同，它不是先虚构出一个彼岸世界，然后逐渐挪到现实世界中来，而是把现实世界中的“三纲五常”进行宗教的加工，使之转化成为一个彼岸世界。宋明儒教反复讨论所谓“下学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主张从下学人事去上达天理，在人伦日用之常中去追求所谓高明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实质上就是一种彼岸世界。儒教不重视个人的生死问题，却十分重视家族的延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把断子绝孙、不能传宗接代看作极端可怕的事情。

任继愈认为，儒教限制了新思想的萌芽，限制了中国的生产技术、科学发明。明代（16世纪）以后，中国科技成就在世界行列中开始从先进趋于落后，造成这种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的生产关系日趋腐朽，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而儒教体系对人们探索精神的扼制，也使得科学的步伐迟滞。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顽固，儒教的作梗应当是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就当时学术研究的背景来看，自1949年以来，学界已经着手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论述的宗教问题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全面的整理、分析、研究和系统梳理探讨，试图从整体上勾勒出其基本学说体系，学术界一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讨论的局面。这一时期，纠正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解上的“左”的趋势，并检讨认为，这种偏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达到了顶峰，形成对宗教的“口诛笔伐”，其基本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以此强调宗教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这样，在1978年之前的中国理论界和整个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误解和认识上的明显偏离或歪曲，基本上对宗教持负面或否定的态度。[※注]

因此，任继愈将宋明理学看作儒教，认为“儒教是宗教”论题提出，犹如一石入水激起千层浪。它冲击了人们的思想，颠覆了人们固有观念。自兹厥后，儒教研究又经历了40多年时间。

三 主要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儒教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牟宗三的《作为宗教的儒教》（载《人生杂志》1960年第20卷第1期），唐君毅的《儒教之能立与当立》（载《新儒家》1972年第3卷第1 期），周予同的《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载《学术月刊》1962年7月30日），陈申如的《外国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与儒教的关系》（载《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