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是一个非常新的名词，20世纪末，由于宗教社会学家们的使用才逐渐被人们接受，而逐步取代了以往的通称——“膜拜团体”[※注]（Cult），常用来指“19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的，脱离了传统宗教的常轨并提出了某些新的教义、新的礼仪的宗教团体和宗教运动”[※注]。其“新”的含义主要包含时间和内容两个标准：一是出现时间相当晚近，大多数是在19世纪中后期甚至是在20世纪之后才出现在世界宗教舞台上；二是在信仰内容和信仰实践上与传统宗教不同，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新兴宗教发展迅速，在美国、日本、韩国以及非洲南部等许多地区十分活跃，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明显，是当代人类的宗教生活中值得关注并重视的社会力量，也是当今世界宗教现象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研究“新兴宗教”的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之前的30年中相关研究不多，能查阅到的文献非常少，多是从历史学视角，把其性质归为社会革命运动谱系。比如：董蔡时的《试论川楚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纳忠的《伊朗巴布农民运动及对“巴哈主义”的批判》《巴布教徒的起义与阿密尔·尼扎姆的改革》，张桂枢的《伊朗巴布教徒起义》等。[※注]

第一节 1980年至1989年：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兴宗教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此时国内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宗教活动逐步恢复，宗教类图书大量出版，一些海外的新兴宗教也进入中国，很多教义被译成了中文。一些新兴宗教思想，以及一些处于隐蔽或半隐蔽状态的新兴宗教活动，逐渐显露在民间。这时期对外学术交流也日益增多，学术著作相互流通，“走出去”的学者接触到了国外学者关于新兴宗教的相关研究资料，尤其是在一些具有“邪教”性质的新宗教团体（如1978年美国人民圣殿教、1986年日本真理之友教等）造成轰动世界的惨案之后，中国的宗教学界开始关注新兴宗教，在引起警觉的同时，也展开了初步探讨。

这是新兴宗教研究的起步阶段，以观察和介绍分析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外的新兴宗教状况为主，研究成果比较零散。相关主要文献有：史志的《对日本宗教盛行的几种看法》，世界宗教研究所组编的《各国宗教概况》，金宜久（化名沈清）的《巴哈教今昔》等。

第二节 1990年至1999年：逐步深入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新兴宗教团体在多元社会文化的现实世界中此起彼伏、迅速发展。据《大英百科年鉴》统计，1990年新兴宗教人数已升至1.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5%[※注]，其影响范围和受瞩目度日益上升，加之又出现了大卫教派、太阳圣殿教、奥姆真理教、天堂之门等所谓“邪教”所进行的震惊世界的轰动事件，新兴宗教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并引起中国宗教学术界的重视。

这时期对新兴宗教的研究主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主，逐步深入，取得了实质上的进展。世界宗教研究所于1992年成立了当代宗教研究室，加强了对当代世界宗教现象，包括新兴宗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将新兴宗教列入了宗教学重点研究课题，由世界宗教研究所部分学者组成的“新兴宗教研究课题组”承担了相关研究任务。这时期有了更多学术交流实践，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1995年派出周燮藩研究员等一行学者，赴美调研了威尔梅特的巴哈伊灵曦堂、芝加哥的巴哈伊研究中心[※注]，通过实地考察和学术对话，促使中国学者对巴哈伊这一新兴宗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部分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的新兴宗教研究中心，如山东大学于1996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巴哈伊教研究中心。

戴康生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是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宗教学重点课题“新兴宗教”课题组成员的集体成果，探究了新兴宗教的定义、特点、类型和社会根源等基本理论问题，介绍分析了美国、韩国、日本等国一些影响较大，或比较活跃的有代表性的新兴宗教团体，还探讨了当代邪教的定义、特点及其与新兴宗教的关系等，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新兴宗教的著作。

这个阶段涉及新兴宗教研究的著作还有：陈训明的《当代西方邪教》，段琦的《美国宗教嬗变论》，何劲松的《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邢东田的《当今世界宗教热》等。还有一些相关新兴宗教研究的文献：高师宁的《试论现代化与新兴宗教》，于光的《新兴宗教？！》，金宜久的《巴哈教的世界主义》，许正林的《世纪末宗教热透视》，张新鹰的《台湾“新兴民间宗教”存在意义片论》等。

纵览这个时段的新兴宗教研究，逐渐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也日趋丰富，除了有更多介绍分析国外新兴宗教的著作文献面世，学术界开始逐步深入研讨新兴宗教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包括定义、特点、类型、产生的根源、历史、经典教义、社会影响及其发展趋势等内容。此外，受西方的“邪教”（也称“破坏性膜拜团体”）事件的影响，以及随着数个“邪教”组织被定性和查禁取缔，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对所谓“邪教”的探讨，扩大了新兴宗教的研究视阈。

第三节 2000年至2009年：泾渭分明

在这个阶段，中国关于新兴宗教的研究显现出鲜明的二分特色，即学者们根据新兴宗教外显的社会作用，对其做了泾渭分明的判断和区分，表现在研究内容上即是，一方面，热衷于对危害社会的邪教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关注研究那些表现出积极的社会作用、发展比较成功的新兴宗教，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宗教研究。

一 对邪教（破坏性膜拜团体）的批判研究

图10—1 是检索中国知网（CNKI）得到的数据图表，可查到2000—2009年有关批判研究邪教的文献3500多篇，而搜索同时段关于新兴宗教研究的文章却只有110余篇。可见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启动了国内学者对邪教的批判研究热情，这股热潮持续上升到2001年达到高峰，之后虽有大幅回落，但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一直不少。在这期间，不止宗教研究机构和大学相关研究专业，还有法律、公安、新闻等多部门介入，大家围绕邪教的定义、界定、特点、社会危害性，以及邪教和新兴宗教的关系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探讨，相关出版物数量急剧上升，各种关于邪教或新兴宗教的报道和文章层出不穷。

“邪教”是宗教吗？如何界定？它与新兴宗教的关系如何？这一系列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宗教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虽然并没有达成全部共识，但学者们基本认同，“新兴宗教中的一小部分宗教团体在其发展过程中触犯了国家法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就称其为邪教”[※注]。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于2000年11月在北京主办了“首届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录在《论邪教》一书中，世界宗教研究所也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主办了两次“膜拜团体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对邪教批判研究的著译数量在这阶段海量增长，仅在此列举部分：世言编著的《阳光下的罪恶：当代国外邪教实录》，王跃主编的《世界邪教：人类的公敌》，佩佩·罗德里格斯的《痴迷邪教》[※注]，孔庆峒编著的《人类文明的黑暗：透析邪教》，哈桑的《走出邪教：摆脱邪教的控制》[※注]，罗伟虹著的《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郭安主编的《当代世界邪教与反邪教》，中国社会科学院邪教问题研究中心主编的《破坏性膜拜团体研究》等。

二 对发展较好、积极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新兴宗教重点关注

随着新兴宗教现象的不断丰富和复杂，随着国际交流条件的改善，学者们一方面在大力剖析批判邪教；另一方面也在重点关注研究一些发展比较好、积极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新兴宗教团体。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国内学者对新兴巴哈伊教的研究。自山东大学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于2000年3月31日成立了国内第二个“巴哈伊研究中心”，由来自不同学科和宗教研究背景的科研人员组成。两个中心经常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议题既有对巴哈伊教的多视角深度探析，包括其历史与现状、经典、教义、组织制度、教育、伦理道德、话语构建及社会行动等方面，也有开放的跨学科、跨宗教的国际学术对话交流探讨。例如，于2001年和2003年分别主办了两届巴哈伊教专题研究会；2006年10月，在澳门对“新世界秩序”理念和“巴哈伊教的教育思想”两个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2007年5月，在山东青岛大学国际学术中心举行了“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注]，部分论文后被收录在《宗教与内心和谐——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注]和《心灵教育——探讨巴哈伊新视角》[※注] 书中；2007年9月，在周庄召开的“科学、宗教与社会及经济发展：巴哈伊教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思考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次会议论文后来辑录为《巴哈伊的社会发展观》[※注] 一书。

学者们多数都认为，巴哈伊教是当代比较有代表性的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新兴宗教团体，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比较成功的新兴宗教之一。巴哈伊文化中的大同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相似性，加上其追求和谐、积极服务社会的实践，以及“服从政府、不参与任何政治党派纷争”的态度等，都促进了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热情。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巴哈伊教不是新兴宗教，因为不仅西方关于新兴宗教研究的书中很少提及巴哈伊教，而且其有自己成熟的经典、教义体系、组织结构、社会服务模式等，目前已是中国澳门地区的五大宗教之一，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多元宗教生态中很重要的一员，甚至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已成为主流宗教之一，在联合国也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

三 新兴宗教研究的理论进展

21世纪初期，国内出现批判邪教的热潮，之后逐渐从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探讨，回归到更加理性的学术研究之上。在对于邪教或新兴宗教产生原因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心理与社会因素，对新兴宗教的探讨也延伸到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管理等更宽泛的领域。

在2005年9月，北京大学国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内首次专门探讨新兴宗教的会议“当代世界新兴宗教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新兴宗教的相关英文定义（Sect、Cult、New Religions）、新兴宗教的认识和界定，以及世界各国的新兴宗教做了深入思考和讨论，[※注] 为新兴宗教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促进了中国学者对新兴宗教的正确认识和思考。

高师宁的著作《新兴宗教初探》是本阶段新兴宗教研究主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它是《当代新兴宗教》一书的延续、扩大与深化。该书进一步研究了新兴宗教的定义、特征、类型、产生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对新兴宗教的影响、新兴宗教的构成因素、社会心理学分析等方面。

此外，还有一些主要著述和文献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了新兴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的《世界新兴宗教100种》，蔡德贵的《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张大拓的《新兴宗教与日本近现代社会》《日本新兴宗教教理的现世性》，戴桂菊的《俄罗斯的新兴宗教与律法》，吴云贵的《从〈确信之书〉看巴哈伊教的渊源》，李维建的《巴哈伊信仰与现代性》，高师宁的《摩门教何以在美国立足？》，黄夏年的《对当代新兴宗教现象的思考——兼谈新兴宗教在中国》等。

第四节 2010年至2019年：多元拓展

一 跨界跨学科领域的多元探讨

有学者认为2010年是中国新兴宗教研究的一个转折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召开的“新兴宗教发展趋势研讨会”为标志。[※注] 该次会议首次出现，学界、政界、教界共聚一堂共同探讨新兴宗教问题的场面，从不同角度，更深入全面地分析了新兴宗教在国内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了新兴宗教的运作及演变特点，以及新兴宗教与其他传统宗教、与社会大环境的互动等内容，标志着我国在新兴宗教研究领域，进展到了一个更加广阔多元的新天地。

这时期关于新兴宗教研究的对话交流平台更宽阔，研究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元，不仅有狭义上的对具体新兴宗教的深度探索，更多是在广义上的对新兴宗教与社会大环境相关的诸多因素所做的多元研讨。比如，有关新兴宗教团体治理、新兴宗教与可持续社区发展、宗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宗教、科学与发展等跨学科领域的探讨等。与此同时，世界宗教研究所领头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包含有新兴宗教相关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新兴宗教，更注重构建一个跨学科、跨研究方法、跨认识论派别的对话平台，力求在进行理论交流和反思实践的同时，立足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探讨宗教的性质、宗教的功能，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内涵。

二 主要著作及理论成果

自2010年以来，中国学者们对新兴宗教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拓展，不再是单一片面的研究，而是把新兴宗教放到了整个宗教生态谱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中去思考和探讨，研究方法也是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并重，涉足宗教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视阈。

这时期涉及新兴宗教研究的理论成果以卓新平、邱永辉主编的《宗教与可持续社区研究》为代表，该书以宗教和可持续社区发展研究为主线，收录了30多篇相关主题研究论文，既有传统宗教，也有新兴宗教与社区发展相关的探讨；作者中既有资深的宗教专业研究学者，也有教育研究者，还有经济学家和社区工作者，这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宗教研究的多元化，开始更多地注意宗教在现代社会外延的意义与作用研究。

这个阶段的新兴宗教研究拓展到了人类学等许多领域，如陈进国著的《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该书立足于“文化中国”的跨区域网络及全球化视野和宗教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将道（教）门或教派宗派归回到“正常化”的中国宗教谱系中重思，用“济度宗教”特指近世以来那些借助“应世救劫”之中心母题，进行创教演教的各类教派宗教运动。该书紧扣“济度宗教”范畴，从宗教发生学的视角，通过翔实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侧重济度宗教与地域崇拜、济度宗教与神启权威、济度宗教与修行实践、济度宗教与位育教育、济度宗教与区域网络五个关系向度，深刻分析了当代济度宗教之存续和创生的动力学机制，有很多意义非凡的洞见。该书的田野研究个案里包括了对一些新兴宗教的分析研究。

此外，也有专著结合历史与现状，对新兴宗教做了现实层面的剖析和对策研究，如许宏著的《新兴宗教的传播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研究》，该书回顾了新兴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探析了新兴宗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态势及其对国家安全的二重性影响，根据国内外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有效引导和管理新兴宗教传播的对策建议；还有新兴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专著，如蔡德贵著的《儒学与巴哈伊信仰比较研究》，该书从文化比较的视角，站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度探析了儒学和巴哈伊信仰的共性和相通之处以及可相互学习的经验等。

除专著以外，《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中国宗教》《文化纵横》、国内各大学学报等，以及“中国宗教报告”（蓝皮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辑刊等，每年都会刊登不少涉及当代新兴宗教研究的文章，在此列举部分典型作品：卓新平的《以科学发展观研究新兴宗教》，邱永辉的《巴哈伊教的发展话语构建初探》，李均鹏的《新兴宗教运动十题：社会学研究的回顾》，宗树人的《民国救世团体与中国救度宗教：历史现象还是社会学类别？》，卢云峰的《走向宗教的多元治理模式》，丁人杰的《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台湾新兴宗教：历史概述与理论反省》，李政阳的《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中国发展传播探析》《身体、符号与益世康修行》，万兆元的《巴哈伊信仰在北京：历史回顾与现状考察》，梁建华的《巴哈伊社区发展模式探析》等。

结语 反思与展望

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人们的精神追求更加丰富多元，新兴宗教无疑迎合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需求，并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资源，借助于数字化时代的网络空间、网络传媒，跨越了地域和国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全球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以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为大背景，用全球而非局部视野，辩证而非孤立地、动态而非静止地客观看待新兴宗教，应该“将其置于现代化与全球化两大进程之中，采用历史的、多学科的、跨文化或全球文化的观点去了解、研究新兴宗教”[※注]。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对于新兴宗教的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以下两点需要特别重视。

一 探索科学治理和引导新兴宗教团体之相关法规的研究

在中国，新兴宗教虽然由于没有合法地位而不存在公开的宗教活动，但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包容的大境界下，中国民众历来并不排斥外来文化，新兴宗教因其现代性、世俗性、开放性、灵活性和务实性等特点，自然也容易在民间生根发芽。实际上，新兴宗教这种隐秘的活动事实，不仅让研究者很难获得全面的研究资料，局限了学者们探讨的空间，也不利于社会的良好治理。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不仅研究者需要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新兴宗教团体也需要科学的治理引导。牟钟鉴先生曾谈道：“新兴宗教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导致民间宗教与主流宗教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我们能否让它们长期处在灰色地带？五大教的格局不能突破吗？这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注] 立足全球视野，及时研究探索治理和引导新兴宗教团体的新方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当前我国宗教研究者们紧迫的、前瞻性的任务。因为“宗教学研究者对宗教治理理论创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世致用是我国学术研究的光荣传统，国家一直赋予宗教学研究以宗教理论建设的责任，现实宗教问题研究一直就是宗教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注]。

近40年以来，中国学者对新兴宗教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对于新兴宗教团体治理实践策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积极的探索，真正把理论落到实践，及时为国家和社会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健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言献策，让学界、政界和教界携手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 以科学发展观研究新兴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教授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来研究新兴宗教，即首先应该从社会、时代的发展来看“新兴宗教”的产生，及其展示的“新”特色；其次应该从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性，及其“神圣”或“神秘”表达的独特性，来观察、区分不同宗教的共性和特性；最后应该从人类丰富多元的精神及社会生活，来看待“新兴宗教”反应、适应、回应这种生活的形式及效果，论及其张力与和谐、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要实事求是，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与时与地俱进地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现象的本质与作用。”[※注] 我们必须用全球眼光，立足当今中国的国情，紧跟其改革开放、走向繁荣富强的前行步伐，时时反思我们的理论研究成果是否能适应国家当前的发展战略？或许我们在学术观念上需要实现两个转变：“从‘侧重经典论断的逐字解释’转向‘注重方法论观念的继承发扬’，从‘批判性的研究倾向及其结论’转向‘建设性的研究取向及其结论’。”[※注]

目前中国关于新兴宗教的研究正在不断走向多元化，出现了哲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重视角，研究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也不断拓展，但要取得“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开展更多跨界跨学科领域的合作探索。相信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关于新兴宗教的研究，定能与时与地俱进，促进中国文化生态更加健康地可持续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