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49—1978）基督教研究

基督教来华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此后因各种原因被中断三次。鸦片战争之后虽然靠着列强的势力，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在表面上获得了成功，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势力有着密切联系，由此潜伏着许多危机，在中国发展并不顺畅，我们从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众多教案和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可以看出，它在中国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始终被视为“洋教”，是一种异质文化。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要求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再受外国势力（帝国主义）的掌控，教会学校和医院收归国有，绝大部分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停止运行。在这种政策下，基督教只留下少数几种教会内部发行的、数量有限的刊物。

由于无神论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视为负面的事物，由此对基督教的研究也仅限于对它们的批判。实际上，1949年至1978年基督教的研究完全被边缘化。由于基督教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党和政府着力对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的工作就是使之切断和外国势力的联系，反帝爱国成为社会和教会内有识之士对基督教研究的主旋律。当时中国没有专门从事基督教研究的机构，与基督教相关的文章主要由研究历史或哲学的学者或相关的教牧人员、教会工作人员和神学院校的教师撰写。

1964年在毛主席的过问下，全国第一个研究宗教的机构诞生了，这就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所最初归属北大，不久便转归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研究所成立时，北京青年会总干事赵复三被调入，专门负责组建基督教研究室。最初的研究人员从翻译积累资料开始，但研究工作刚要进入正轨，全国性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基督教研究难以开展。1972年周总理让哲学社会科学部在河南干校的全体成员返京。从该年下半年开始，宗教所开始慢慢步入研究正轨。基督教研究室在赵复三的领导下，首先订阅了一批海外基督教报纸杂志，又从相关单位陆续调入研究人员，包括外语人才，从外文报纸杂志上翻译文章，了解世界宗教动态和积累资料，但这些动态和资料属内部保存，没有公开出版。尽管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从1964年便已建立，但直至1977年都没有公开出版过影响较大的研究文章。20世纪70年代中期，赵复三（笔名杨真）完成《基督教史纲》，其打印稿由宗教所内部出版，正式出版则是在1979年，它可以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由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基督教史专著。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1949年到1978年间，基督教研究状况在全国范围内很单薄，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和译著很少。相关文章大多集中在少数几种教会杂志上，以及散见于社会上的报纸、大学学报、与文史哲相关的刊物和内部资料中。

一 基督教研究专著及译著

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学者写的与基督教相关的专著寥若晨星。在这些少量的专著中，大多是揭露基督教和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阐述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宗教来侵略中国等内容。此外，还有几本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相关的著作，尤其是1951年正值抗美援朝之际，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以及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的这类专著在国内更为集中。

这些专著包括黄雪痕编著的《华东浸礼会百年史（1843—1943）》（上海浙沪浸礼会1950年版），田文群撰的《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梵蒂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刘良模的《美国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青年协会书局1951年版），《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等。这些专著中只有极个别的属于中国教会史的内容，其余均带有反帝爱国的政治色彩，要求国内基督教切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相比之下，译著的内容相对多元。大体分为几类：一是从唯物主义无神论角度揭露基督教及其经典不可信，如《基督教的本质》[※注]《圣经是怎样一部书》[※注]《上帝的起源》[※注]。二是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兴起，如《基督教之基础》[※注]《基督教的起源》[※注]。三是有关中世纪的历史和哲学，如《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注]《十字军东征》[※注]。四是以汉译名著形式出版的基督教著作，如《忏悔录》[※注]。上述这几类译著除了《忏悔录》之外，大都译自苏联和持社会主义立场或有唯物主义倾向学者的基督教论著，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五是带有反帝反天主教色彩的译著，如《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天主教哲学》[※注]《梵蒂冈：和平与民主的敌人》[※注]《梵蒂冈的反动思想与政策》[※注]《梵蒂冈：宗教、财政与政治》[※注]《耶稣会士徐日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注]，这些译著大都出自苏联学者之笔。六是介绍苏联的宗教，如《苏联的宗教》[※注]，该书以介绍苏联各宗教情况为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东正教的情况。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视为中国的榜样，故他们的宗教情况也是中国人民亟须了解的。这些译著反映了当时中国基督教研究主要是吸收苏联的反宗教模式，认为宗教需要批判。

二 基督教研究相关的文章和译文

这一时期与基督教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章或译文形式出现的，这些文章或译文除了刊登在仅有的几种教会期刊上外，大多刊登在社会上的报纸杂志上。它们可分为如下几类。

1.有关宗教、神哲学、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和译文。如赵紫宸的《漫谈神学》（载《基督教丛刊暨真理与生命合刊》1949年第3期），吴耀宗的《基督教与新时代》（载《基督教丛刊暨真理与生命合刊》1950年第1期），陈泽民的《中国教会神学的任务》（载《金陵神学志》1956年第5—6期）等。

2.对海外基督教的研究。这些文章和译文主要是从历史研究、现状研究两个层面进行，且研究成果涉及内容广泛。相关学者对于基督教兴起及其早期发展的理论大多来自恩格斯的分析，认为早期基督教是罗马帝国下层民众的运动，该教之所以能从犹太教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得到发展，与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分不开。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这一时期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均持否定态度，把它视为黑暗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梵蒂冈掌控的天主教和美国掌握的新教都持揭露的目的，把它们与帝国主义侵略直接相连。对苏联宗教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并无贬义，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性的介绍；但到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对他们的宗教也持批判态度。

3.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文章和译文。相较其他研究而言，中国基督教史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章最多。这些文章比较集中的有：太平天国、来华传教士、反洋教运动、自立运动，此外还有涉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科技、医疗等方面的文章，另有一些较为零散的其他有关中国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些文章中最丰富的是对教案和反洋教运动的研究，这些文章对作为农民运动的太平天国和拜上帝会是持同情态度的，肯定了其革命性，认为洪秀全利用基督教发起农民起义，至于他本人是否是基督徒则有不同看法。在这些讨论中，学者比较一致的是都认为英美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起了破坏作用，他们是导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时期，研究者偏向研究教案类反洋教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立运动、基督教革新运动等，因为它们与“三自爱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还涉及基督教在华的文教、科技、医疗、出版事业，在此不一一赘述。

除上述较为集中的题目外，还有一些史料性的研究。这些文章涵盖面较广，比较分散，时间跨度从唐至近现代，教派包括景教、天主教和新教，内容上大到从整体上看中国基督宗教历史，小到讲述一个村的堂史。由于太分散，难以归类，故把这些文章都集中放在此类。相关的文章和译文包括《唐元时代及东亚之基督徒》[※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注]《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天主教》[※注]《天主教在山西之创始及其发展》[※注] 等。

三 小结

我们从上述综述中可以看出，1949—1978年，对基督教的研究很不成熟，可以说没有对它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最直接的表现是，这几十年除了有几本译著外，中国研究者没有出版过有影响力的专著。正因如此，笔者在写这一阶段研究综述时只能根据文章，而不是根据专著来整理归纳。这与1978年之后的相关综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20世纪下半叶，我国基督教研究历经三个重要发展契机：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三为改革开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些研究主要为不同领域的相关学者所进行的学术引进和独立探索，多以翻译为主，而其侧重点则在于翻译、介绍苏东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说见解。1964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对宗教研究力量的整合，并形成建制性研究机构的系统化、规范化、集体化研究，这对基督教研究亦带来了推动，使同一领域的学者有了更多的交流、沟通，逐渐营造出一种学术讨论的氛围。不过，在1977年之前，中国基督教研究主要是政治局面的思考和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在史料梳理和学术翻译上有所积累，但在深入研究、系统梳理、提出创见上则罕见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随着1978年以来中国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基督教研究在当代中国呈现出一个全新的走向，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评述。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1989年的基督教研究

自1978年中国步入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阶段至1989年的十年间，中国大陆学界的基督教研究，一改之前局限于政治层面思考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局面，呈现出全新的学术走向。在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的崭新研究语境下，基督教研究主要在理论与历史两大领域展开，且南北方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研究旨趣：北方的学术界较多注重理论研究，南方的学术界则更加突出历史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学界出现了学术流派众多、研究方法并存的新格局，初步形成了强调客观、科学、“纯学术”意义的研究立场。改革开放让学术界突破了传统基督教研究的“在教言教”“弘教宣道”之局限，开辟出一条“悬置”基督教信仰、回溯原初语义而对“神学”表述加以学术层面的新解读和新诠释之路，开创了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十年间的研究是我国基督教学术界奠定基础、找准方向、确立进路的关键十年，开始初步建立起基督教研究的学科体系，并形成了教会历史研究、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圣经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文化及文献研究等基本研究分支，形成了基督教学术研究的初步框架，从而为未来基督教研究步入系统化、深入化与全面化的阶段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一 历史研究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基督教历史研究是学界在基督教研究领域的重心，中国学者对基督教历史开始有了比较客观与系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相关外文著作的翻译和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两方面，研究的内容包括世界基督教史研究、早期基督教史研究、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宗教改革史研究、教派史、修会史，以及近代教会史研究等多个领域。

在基督教历史研究方面，无论是翻译，还是著述，主要侧重在篇幅较小的基督教通史著作和相关专史著作；而在教会史略、史纲或简史方面，则成果颇多。从中国学者对基督教历史著作的翻译来看，相关译著包括福建师大外语系组织翻译的穆尔著的《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国学者自己撰写出版的基督教史著作有：杨真的《基督教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马超群编的《基督教二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赵志廉的《基督教简史》（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员会1989年版）。这些通史类著作尝试从宏观上对之进行描述和分析，并从中国学者的视野及立场对其展开评论与解说。

除了对教会通史的初步涉猎外，中国学术界同时开始探究教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历史。其中，关于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译著包括罗伯逊著的《基督教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相关专著有徐怀启的《古代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世纪历史是基督教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改革开放最初十年间的教会史研究，在这一阶段亦有涉猎。论及中世纪教会与西欧社会及其西方文化的著作包括：皮朗著，乐文译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绥的《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霍利斯特著的《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等。此间还有论及罗马教廷及教皇的专著，如舍英曼著的《梵蒂冈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朗克著，施子愉选译的《教皇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孙庆芳编著的《教皇史话》（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宗教改革史一向是中国基督教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内容涵盖对欧洲从中古到近代转型时期不同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研究，以及对“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战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关于宗教改革史的研究相关著述包括：马立臣编著的《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茨威格著，赵台安等译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史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李平晔的《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周正安等译的《马丁·路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郭振铎主编的《宗教改革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

二 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研究

从宏观上对基督教神学和哲学进行系统研究始于相关研究著作的翻译。1978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相关学术专著的翻译出版达到空前的程度，而且规模也较大。其中颇值一提的研究丛书包括中国基督教界的《神学教育丛书》，中国天主教界的《光启神学丛书》，以及学术界组织翻译的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宗教与世界译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的《西方学术译丛》等系列。

中国学术界自1979年起的十年间，在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方面，除了基督教历代思想译介与思想史通论研究的初步展开外，还开始对基督教思想进行分期研究，包括对基督教早期思想、中世纪哲学与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近现代思想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包括：奥古斯丁著的《忏悔录》；车铭洲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安东尼·肯尼著，黄勇译的《阿奎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弗里曼特勒编著，程岩民等译的《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薛华的《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论基督教的“实定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艾略特著，杨民生等译的《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麦奎利著，高师宁、何光沪译的《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蒂利希著，陈新权等译的《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蒂利希著，徐钧尧译的《政治期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奎德的《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舍斯托夫著，董友等译的《在约伯的天平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希克著，何光沪译的《宗教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等。

从这一时期的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十年的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对西方基督教思想史中的核心人物与中心问题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与理解，虽然出版成果在数量上较少，但相关著述涉及基督新教、天主教以及东正教的传统、体系、流派、人物等多方面，论及基督教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代表性神学家及其代表观念，包括奥古斯丁、阿奎那、帕斯卡尔、麦奎利、克尔凯戈尔等古今基督教思想家，为未来中国学界在基督教思想领域展开广泛与进深研究做了初步的预备工作。

三 圣经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圣经研究始于其哲学、文学、历史范围及其经典诠释意义上的研究，尤以圣经文学为重点。1979年起，中国基督教界新教学者在丁光训的倡导下曾由王神荫、陈泽民和骆振芳等人负责对“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旧约·诗篇》和《新约》部分进行修订，先后由中国基督教会发行《诗篇》《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修订稿，但整部《圣经》的修订还没能完成。

改革开放初期涉及《圣经》出版的主要是一些“圣经故事”的编辑和对“圣经诗歌”的初探，其中“故事”类包括张久宣编的《圣经故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科西多夫斯基著，张会森等译的《圣经故事集》（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朱维之主编的《圣经文学故事选》（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而“诗歌”类则有梁工编译的《圣经诗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孙小平编译的《圣经抒情诗选》（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此外，与《圣经》研究相关联的，则是一批“耶稣传记”的重印、新译和编辑出版，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施特劳斯著，吴永泉译的《耶稣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凯斯顿著，赵振权等译的《耶稣在印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和赵紫宸的《耶稣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等。较早的圣经研究从对“圣经文学”的探讨切入，并形成一种较为持续的发展；随之则有各种“圣经词典”“圣经导读”类著作出版。研究圣经文学及艺术的著作包括：莱肯著，徐钟等译的《圣经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朱韵彬的《圣经文学通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朱维之的《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圣经词典编纂方面，该时期有关著作包括代彭康等主编的《圣经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与白云晓编译的《圣经新约人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圣经导读类的著作和译作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相继问世，相关著译包括马小军、罗林平译的《神迹，智慧，箴言：耶稣言行录》（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杨慧林等主编的《圣经新语》（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版）。

改革开放初期十年间的圣经研究处于该领域的初期阶段，面向的读者明显是普通的基督教文学爱好者和基督徒信众，为未来圣经解释学、圣经语文学等研究领域的开拓奠定了初步的学术与读者基础。

四 中国基督教研究

中国基督教研究涉及面很广，论题较多，讨论亦很激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基督教研究中的热点。该研究除了中国基督教通史外，还有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明清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入华史、中国东正教、近现代基督教，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基督教研究等阶段史研究。与之相关的每一历史时期都各有其特色，有其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的侧重点。

对中国基督教通史的研究，中国大陆学者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按历史发展线索，对中国基督教历史加以纵向的客观把握，形成其史论、史纲或简史；二是按照相关主题，对中国基督教史加以知识答问，以点构面，形成中国基督教历史发展整体或全貌的粗略轮廓。但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局限性，仅给人点到为止的印象。从严格意义上讲，比较详细且自成体系的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在当时还尚未问世，因而也给中国当代学者在此方面进行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国基督教通史研究及其历史分期之探始于陈垣1924年完成的专著《基督教入华史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至此展开。与这种一以贯之的通史研究相对应，有关阶段的断代史和有关区域的地区史亦应运而生，作为对通史的重要补充和说明。

改革开放初期十年间关于中国基督教整体历史的学术专著包括：穆尔编《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张力、刘鉴唐的《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顾裕禄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关于唐代景教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有：陈垣的《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吴泽主编的《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中国的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元代也里可温教研究的奠基之作是陈垣1917年完成、1918年发表的《元也里可温考》。尽管此后研究不断扩大，并有微观、细节上的开拓，却尚未获得全新的、本质性研究突破。这一时期涉及元代也里可温教的研究专著和译著包括上述《陈垣史学论著选》，何高济译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道森编、吕浦译的《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穆尔编的《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何高济等译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三卷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等。

关于明清天主教研究的综合性著译，此时期相关著作包括：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白晋著，赵晨等译的《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思治等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84—1995年版）；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骆良、陈仁华等编的《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萧致治、杨卫东编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江文汉的《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张维华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谢和耐著，于硕等译的《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还有耿昇译本）。

在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研究方面，关涉利玛窦的著作包括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研究其他传教士的著作则有聂崇正的《郎世宁》（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斯托莫著，达索彬等译的《“通玄教师”汤若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在中国天主教人物研究方面，相关著作包括：梁家勉编的《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王重民的《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王重民辑校的《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施宣圆的《徐光启》（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王欣之的《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席泽宗、吴德铎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李之勤编的《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等。

五 基督教文化比较及文献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十年，我国学界基督教研究开始涉猎基督教文化比较及文献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三方面：在基督教文化艺术方面的初步译介工作，基督教同其他宗教的比较对话初探，以及基督教文献整理工作。具体而言，在研究基督教文化艺术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在这十年中的学术成果包括蒂利希著，陈新权等译的《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道森著，长川某译的《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

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研究方面涉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比较研究的著述，主要包括：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高旭东等的《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高旭东的《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与王生平的《“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中西美学的宏观比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

六 小结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处于新时代的基督教研究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基督教因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及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在其自身宗教学术传统发展演变中的积淀而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对之展开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从改革开放初期十年的基督教研究成果来看，基督教研究的主体、立场、方法及对象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和转型，与之前相比，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发展局面。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基督教研究具有信仰特色、主要为教会人士所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基督教研究以翻译、介绍国外著作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督教研究基本以“批判”“否定”为基本的论说语境；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基督教研究则基本上摆脱了信仰、神学的色彩，研究主体也由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的教育、研究人员来代表，他们基本上没有教会身份和背景，其研究立场、方法也不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独立的基督教研究学科体系开始形成，并开拓出了一条基督教研究的探索与寻求的路径，为之后的基督教研究之突破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十年的基督教研究还谈不上系统与深入，但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全面否定、基督教研究基本中断的不利时期，新时代的基督教研究真正步入学理性、客观性的全新阶段，基本形成了教会史研究、圣经研究、基督教神哲学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文化及文献研究等分支、分级学科研究的多样性研究内容，并初步展露出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意向，既有多学科的整合，亦有宗教研究上的突出。其独特意义则在于，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打破了国际上由基督教会及其神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以宗教学方法为基础、悬置基督教信仰、由教外学者为主体的研究态势。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神学命题和研究领域，在中国学术界得以从宗教学的立意上来重新考虑、重新探析，初步形成了在研究队伍与研究意向上宗教学的基本立场和悬置信仰的学术特色，开辟了中国基督教学术界即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声、对话与参与，并得到积极回应与肯定的新道路。

第三节 1990年至1999年的基督教研究

经过十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我国基督教研究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许多领域都有深入发掘和新的开拓。在世界基督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圣经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基督教文化比较及文献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改革开放初期局限于历史与哲学领域的研究，开始扩展至文学、经典和社会学等领域，并形成相应的重点研究课题，开始展露出跨学科、多学科的科际整合的学术特色，体现了基督教研究对外开放、对内沟通的趋势，成为宗教学众多研究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所受到的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亦逐渐增多。与改革开放初期基督教不成系统、较为浅显的学术研究相比，这十年的基督教研究已趋于完备与系统，其基础亦越来越牢固，学术积淀也越来越厚实。

一 历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基督教历史研究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督教史研究进路，在整体历史研究方面的译介与专著包括：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和朱代强译的《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目前段琦等人正在进行该书的新版翻译工作，译本即将付梓；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等译的《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绥的《基督教会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唐逸主编的《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后来亦修订再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基督教分段历史研究方面，关于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专著有：王晓朝的《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而关于耶稣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一个热点，包括帕利坎著，杨德友译的《历代耶稣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版）；克罗桑著，高师宁、段琦译的《耶稣传：一部革命性的传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阿·诺兰著，宋兰友译的《基督教之前的耶稣》（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专著文庸的《人间的耶稣》（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等。

在中世纪研究方面，论及中世纪教会与西欧社会及其西方文化的著作，包括安长春的《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赵林的《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陈曦文的《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刘明翰的《罗马教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在宗教改革史研究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林赛著，孔祥民等译的《宗教改革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孔祥民的《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平晔的《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柴惠庭的《英国清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蔡骐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上、下）（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俄罗斯东正教领域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进展，其研究著作包括乐峰的《东正教》（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刘祖熙等的《斯拉夫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赫克著，高骅译的《俄罗斯的宗教》（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4年版）；布尔加科夫著，董友译的《东正教——东正教教义纲要》（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版）；乐峰的《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达明的《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对基督教现状的研究范围较广，涉及当代基督教会的概貌、基本体制、结构和教派组织，亦有对基督教在相关国家发展的论述，其中以美国和欧洲社会为重点。相关出版成果包括：哈切森著，段琦、晓镛译的《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荣格著，江怡译的《宗教与美国现代社会》（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于可主编的《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雷雨田的《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段琦的《美国宗教嬗变论》（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傅乐安主编的《当代天主教》（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等。

二 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研究

相较于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仍限于介绍与宏观的层面，20世纪90年代的基督教神学与哲学思想研究明显有了更广的涉猎范围与更深的阐释层次。各种译丛、文库层出不穷，这也与整个西方哲学史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兴盛密切相关。

在这些翻译工程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出版最多的丛书乃是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组织、道风书社出版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该文库包括“古代系列”“现代系列”和“研究系列”三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译著或编著等在“古代系列”中有库萨的尼古拉著，李秋零译的《论隐秘的上帝》；翁绍军注释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托名）狄奥尼修斯著，包利民译的《神秘神学》；德尔图良著，涂世华译的《护教篇》。在“现代系列”中有莫尔特曼著，阮炜译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汉斯·昆著，包利民译的《基督教大思想家》；托伦斯著，阮炜译的《神学的科学》；康德著，李秋零译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麦奎利著，何光沪译的《基督教神学原理》；巴特著，魏育青译的《〈罗马书〉释义》；海德格尔、奥特等著，孙周兴等译的《海德格尔与神学》；莫尔特曼著，隗仁莲等译的《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等。在“研究系列”中有赫克著，高骅译的《俄罗斯的宗教》；潘能伯格著，李秋零、田薇译的《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艾伯林著，李秋零译的《神学研究——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定位》等。

除了上述丛书所包括译著之外，该领域著译成果还有孙津的《基督教与美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利奇蒙德著，朱代强等译的《神学与形向上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麦奎利著，钟庆译的《神学的语言与逻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志刚的《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慧林的《追问上帝：信仰与理性的辩难》（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此间，中国学者完成的基督教哲学专著成果，堪称我国当代学者在基督教思想研究领域的精髓。

在分阶段基督教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关于古代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方面的著译有：蒙哥马利著，于海等译的《奥古斯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范明生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翁绍军的《神性与人性：上帝观的早期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研究中世纪神哲学的译著与专著包括：傅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秋零的《上帝·宇宙·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傅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近现代基督教思想研究方面有：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二十世纪神学引论》（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的《现代基督教思想》（上、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卓新平的《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和《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这些作品中，卓新平的《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与《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堪称当代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扛鼎之作，全面、深入、系统地向汉语学界评介并阐释了当代基督教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以及当代基本神学流派与运动思潮。

东正教神学研究以研究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为主，相关成果以翻译著作为多，其中综合研究的著作包括洛斯基著，杨德友译的《东正教神学导论》（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洛斯基著，贾泽林等译的《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叶夫多基莫夫著，杨德友译的《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十年也是现代东正教思想家译著大量问世的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俄国现代思想家的神哲学思想，被引介入我国基督教学界，相关译著包括：罗赞诺夫著，张百春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海塞等著，斯人等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别尔嘉耶夫著，徐黎明译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的《俄罗斯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译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的《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著，彭甄等译的《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布尔加科夫著，王志耕等译的《亘古不灭之光：观察与思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宗教对话与宗教多元论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基督教学界开始热衷的一个课题，有不少该领域的著译出版，包括王志成的《解释与拯救——宗教多元哲学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希克著，王志成译的《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志成的《宗教、解释与和平——对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哲学的建设性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希克著，王志成、思竹译的《信仰的彩虹：与宗教多元主义批评者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潘尼卡著，思竹、王志成译的《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这一课题有了长足发展。

三 圣经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圣经研究方面，承袭了前期改革开放以来圣经汉译工作取得的成果，并在圣经概论宏观式介绍的基础之上，在圣经文学、圣经相关辞书编纂、新旧约导论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圣经文学研究方面出版的著译包括：陈而泰主编的《绘画圣经文学故事全集》（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段琦编著的《圣经故事》（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田志康等选编的《圣经诗歌全集》（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梁工著的《圣经文学导读》（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弗莱著、郝振益等译的《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该时期在辞书编写方面取得的成果颇多，包括：白云晓编译的《圣经旧约人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卡沃科雷西著，仲掌生等译的《圣经人物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梁工主编的《圣经百科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黄建华主编的《圣经人物辞典》（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彭圣佣编的《圣经名词简介》（《天风》编辑部1991年版）；谢金良等主编的《圣经典故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梁工编著的《圣经典故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基督教协会编的《圣经简明词典》（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6年版）；李传龙编的《圣经文学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惠荣主编的《圣经百科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年版）等。

四 中国基督教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基督教学界取得的最大成果，一为西方历代基督教代表性思想家的引介；二为中国基督教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就后者而言，除了在中国基督教通史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明清天主教及传教士研究、近现代中国基督教、基督教与中西文明交流史、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等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进展。

在中国基督教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有：孔汉思、秦家懿著，吴华译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周燮藩的《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顾卫民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卓新平的《基督教犹太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沙百里著，耿昇等译的《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卓新平主编的《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任延黎主编的《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中国基督教分段历史的研究领域，关于唐代景教与元代也里可温教研究方面的著译出版包括：朱谦之的《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梁鸿飞、赵跃飞的《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谢弗著，吴玉贵译的《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翁绍军编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版）；刘小枫主编的《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阿·波罗著，梁生智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冯承钧译的《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伯希和著，冯承钧译的《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等。

在明清天主教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取得的成果甚丰，包括：帕里斯著，张茄萍等译的《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孙江的《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邹晓辛、吕延涛的《龙与十字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南炳文、李小林、李晟文的《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大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董丛林的《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昇译的《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版）；朱维铮主编的《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楼宇烈、张志刚主编的《中外宗教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楼宇烈、张西平主编的《中外哲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

在中国近现代基督教研究以及相关中国教会“本色”运动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冯祖贻等主编的《教案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朱金甫主编的《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版）；朱维铮主编，李天纲等编校的《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章开沅主编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章开沅主编的《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陶飞亚、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古爱华著，邓肇明译的《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张西平、卓新平编的《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徐以骅的《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

此外，中国当代神学建设在这一时期开始复兴。在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领域，相关的研究著述包括金陵协和神学院编的《金陵神学文选，1952—1992》（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版），汪维藩的《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版），丁光训的《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以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为中心，中国大陆学者参与其间，并完成大量著译出版工作的“汉语神学”研究。除前述“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大量译著出版外，还有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及此后的道风书社推出的系列丛书。

五 基督教文化比较及文献研究

在基督教文化比较及文献研究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亦取得重大进展和许多有意义的突破。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层面，一是对基督教文化艺术的专题研究，由此探究基督教信仰思想体系的扩展、辐射和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多元体现；二是对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研究，由此剖析基督教文化体系与其他宗教文化体系的相遇、对话和交流、沟通；三是对基督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由此了解基督教文化遗产及其影响，在对基督教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运用上有更好的把握。在上述研究中，中国学者注意到基督教文化的开放性和扩散性，亦加深了对中国文化体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意义的体会。

相比于过去十年我国学界在基督教文化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仅限于数目有限的译著出版的情形，20世纪90年代在该领域的成果多为我国学者的专著，包括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90年版），杨慧林等主编的《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基督教研究室编的《基督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91年版），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年版），朱维铮主编的《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卓新平的《基督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刘小枫主编的《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杨慧林的《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朝的《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董小川的《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等。

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比较研究领域出版的著译包括：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袁步佳的《老子与基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光沪、许志伟主编的《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董小川的《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香港学者何世明的《基督教儒学四讲》《从基督教看中国孝道》《基督教与儒学对谈》《融贯神学与儒家思想》（均为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界在基督教文献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颇多成果。在基督教研究领域文献目录学上，这十年取得的成果包括：王维江、廖梅编的《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著索引（1949—1993）》[收入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郝镇华、陆峻岭翻译出版了费赖之所著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耿昇翻译出版了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曹中建主编的《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2004）》（均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03—2006 相继出版），收录了基督教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目录，任继愈主编、卓新平执行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宗教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有这一方面书目的详细介绍。

在基督教研究工具书的编纂上，中国学者亦颇有收获。除综合类辞典有许多论及基督教的内容之外，相关的专门词典还包括杨慧林等主编的《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的《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基督教词典》编写组编的《基督教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泰勒编，李云路等译的《简明基督教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六 小结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基督教研究成果的初步积累，20世纪90年代十年间的中国基督教研究进入一个系统、深入、全面探讨的新阶段。经过前期的探索与反思，这一时期是我国基督教研究取得突破与进展的重要时期，研究进路从政治性的观察与批判向学术性的分析与梳理转变。基督教历史研究、思想研究、圣经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以及基督教文献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该阶段以基础研究为基本导向的基督教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系统的宗教研究分支，以理论性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健全及学术体系的规范为基本特质。虽然相对于以实际应用与现实观照为基本旨归的应用性研究，作为基础性研究的基督教学科，在这一时期尚不能集中精力于现实基督教存在与发展的焦点、热点问题，亦未能直接相关于现实社会与政治，但毋庸置疑，正是此阶段的基础理论性研究，为21世纪基督教研究开始重视实证研究、观照现实，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奠定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基督教研究学科的系统化与独立化，我国的基督教研究机构也建成体系，形成一个由四大支柱共同构建而成的有机学术研究机构：一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代表的、从事基督教研究的专业研究所系统；二为高校院系及其创立的宗教研究所和基督教研究中心；三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宗教研究机构；四为教会系统的神哲学院和相关研究机构。在上述机构的基督教研究中，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与海外以教内学者为主的基督教神学研究的不同旨趣，诸多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神学命题和研究领域，在中国学术界得以从宗教学的立意上来重新考虑、重新探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基督教研究，因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神学开始寻求自身发展之路的开创时代，除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构想与实践外，凸显以“汉语”为母语进行神学探究的“汉语神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学界探讨的人们话题。不少观察“汉语神学”发展变迁的学者指出，“汉语神学”首先必须要有“中国”问题意识，与“中华文化”和“汉语世界”密切联系，决不能脱离“基督教与中国之关系”；在此前提下，“汉语神学”应该运用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资源来阐释、发展其思想内容，体现中国文化“重理性、重人伦、重文化”的特色，并得以构建其“人文性”“学理性”的神学思想体系。[※注]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这十年，是中国基督教研究学界积极拓展其研究领域、深化其研究内涵的十年，在对西方神学的接受、认知与反思的基础上，结合对本国基督教发展历史的审视与评判，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者们开始形成中国化的基督教学科体系，并尝试建构中国化的基督教思想体系，成为一个重要的承先启后的历史阶段。

第四节 2000年至2009年的基督教研究

跨入21世纪，迈进新千年的中国基督教研究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间的学科建构、史料梳理、学术翻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背景下，进入了一个研究深化、分支细化、重基础研究且兼顾实证研究的新阶段，成果累累、新意迭出，高水平学术著述频出，在国际基督教研究舞台上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以中国化的基督教研究学术语言，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基督教界内外的学者彼此之间在密切交流和深入沟通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研究的共有、共在之“场”，与国外研究相比较，这一基督教研究突出了学术的“中国特色”而脱颖而出，展示出一种既具有挑战，又促进对话的全新学术发展。在当代世界基督教研究领域中，中国基督教研究中的学术旨归与宗教学方法论进路乃异军突起，开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研究局面。

一 历史研究

21世纪最初十年的基督教历史研究，在承袭之前宏观历史与阶段历史并重的研究传统基础之上，体现出我国学术界在步入新千年后在基督教史研究方面的偏好，对世界基督教现状的考量明显有所偏重。

在整体基督教史领域的著译出版有：布鲁斯·雪莱著，刘平译的《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兰克·卡尔蒂尼编著，张海虹译的《基督教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罗衡林的《基督教会制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钦庄的《基督教简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在基督教分期历史的研究领域中，关于早期基督教研究方面，除相关译著外，专著包括章雪富、石敏敏的《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池凤桐的《基督信仰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关于基督教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有杨昌栋的《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田薇的《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甘霖著，赵中辉译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在宗教改革史研究方面主要体现在对代表性宗教改革家的研究，相关成果包括克利斯坦著，花绣林译的《宗教改革：路德、加尔文和新教徒》（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版）；张之璐译的《真理的教师——马丁·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凡赫尔斯玛著，王兆丰译的《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肯尼著，周晓亮译的《威克利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论及德国农民战争、宗教战争的著作，则包括乔治·利维著，潘惠芳译的《宗教战争（1559—1598）》（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等。

对基督教现状的研究在这十年开始成为热点，之前作为“基础学科”的基督教研究的学术定位，开始寻求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进路，这与此时期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等宗教学分支学科的快速细化与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都有密切关联。对基督教现状的研究势必涉及当前世界基督教会概况，主要以美国和欧洲社会为重点。与此相关的著译成果包括张敏谦的《大觉醒——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刘澎的《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董小川的《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卓新平、萨耶尔主编的《基督宗教与当代社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的《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格拉斯著，董江阳译的《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王美秀的《当代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卓新平的《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段琦的《当代西方社会与教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等。

二 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研究

基督教神学、哲学研究在21世纪的中国学界依然是一派繁荣的发展之势。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组织、道风书社出版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在21世纪继续推出大量译著，随着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这种学术活动及其翻译出版已更为直接和便捷。其中，“古代系列”包括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的《上帝之城》（上中下册）；奥古斯丁著，周伟驰译的《论原罪与恩典，驳佩拉纠派》等。在“现代系列”中有朋霍费尔著，胡其鼎译的《伦理学》；蒂利希著，尹大贻译《基督教思想史》；朋霍费尔著，王彤、朱雁冰泽的《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莫尔特曼著，曾念粤译的《来临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终末论》；莫尔特曼著，曾念粤译的《盼望神学——基督教终末论的基础与意涵》；莫尔特曼著，周伟驰译的《三一与上帝国——论上帝的教义》等。在“研究系列”中有帕利坎著，翁绍军译的《基督教传统——大公传统的形成》；费奥伦查著，刘锋译的《基础神学——耶稣与教会》；约纳斯著，张新樟译的《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等。

另有不少著译作品相继出版，包括段琦等的《基督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伯克富著，赵中辉译的《基督教教义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许志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冈察雷斯著，陈泽民等译的《基督教思想史》（金陵协和神学院2002年版）；张庆熊的《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宪的《启示的理性：欧洲哲学与基督宗教思想》（巴蜀书社2006年版）；弗格森著，刘光耀译的《宇宙与创造主：创造神学引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等。

在基督教思想史研究领域，关于早期神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有：章雪富的《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晓朝主编的《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周伟驰的《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章雪富的《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奥利金其人及神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伟驰的《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新樟的《“诺斯”与拯救——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哲学与精神修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奥古斯丁著，周伟驰译的《论三位一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晓朝的《希腊哲学简史——从荷马到奥古斯丁》（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等。

研究中世纪神哲学的译著、专著包括：吉尔比著，王路译的《经院辩证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安瑟伦著，涂世华译的《安瑟伦著作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刘素民的《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翟志宏的《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其“经院哲学”的体系上，且中世纪欧洲曾涌现出大批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并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因此，中国宗教学对中世纪神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哲学界对西欧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和内容上的叠合。

这一阶段，在近现代基督教思想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也极为丰硕，关于路德、帕斯卡尔、克尔凯戈尔、巴特、朋霍费尔、莫尔特曼等近现代重要基督教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丰富，代表性著译有：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的《马丁·路德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路德文集编委会编的《路德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朋霍费尔著，安希孟译的《作门徒的代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朋霍费尔著，朱雁冰、王彤译的《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莫尔特曼著，曾念粤译的《俗世中的上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莫尔特曼著，曾念粤译的《来临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终末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曹静的《一种生态时代的世界观——莫尔特曼与科布生态神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研究当代新教福音派神学思潮的著译，有董江阳的《“好消息”里的“更新”：现代基督教福音派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麦格拉斯著，董江阳译的《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马斯登著，宋继杰译的《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麦格夫著，董江阳译的《基督教的未来》（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5年版）等。

关于当代天主教思想家的研究成果如下：汉斯·昆著，张庆熊主译的《世界伦理新探》（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版）；汉斯·昆著的《上帝存在吗？近代以来上帝问题之回答》（香港道风书社2003年版）；拉辛格著，静也译的《基督教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巴尔塔萨著，曹卫东等译的《神学美学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宋旭红的《巴尔塔萨神学美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等。

这一阶段对现当代东正教思想的研究亦有大量专著与译著问世，尤其是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的神学家，如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等人的作品也相继译出。相关研究专著有：张百春的《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徐凤林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相关译著包括：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的《论人的使命——博论伦理学体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别尔嘉耶夫著，董友译的《自由的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的《精神与实在——神人精神性基础》（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别尔嘉耶夫著，张雅平译的《历史的意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的《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体验》（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索洛维约夫著，张百春译的《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索洛维约夫著，钱一鹏等译的《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徐凤林的《索洛维约夫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等。很明显，我国学界对俄罗斯宗教思想家的系统译介与研究，在当时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

三 圣经研究

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随着一批中青年学者对古希伯来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掌握，对圣经的研究进而深入到对其原典、原初语言形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整体研究。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旧约”研究、“新约”研究、“圣经后典”和“死海古卷”研究，以及圣经文学和艺术研究等领域有了进深研究的成果。

在圣经文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有：梁工主编的《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梁工、卢龙光编选的《圣经与文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意青的《〈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梁工的《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梁工等的《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程小娟主编的《圣经叙事艺术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等。

在圣经辞书编纂方面的学术成果有：马佳编著的《圣经典故》（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石坚等主编的《圣经文学文化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白云晓编的《圣经语汇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和《圣经人名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白云晓编的《圣经地名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卢龙光主编的《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严惠来编著的《简明圣经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等。

在“旧约”“新约”研究方面有颇多著译问世，包括：雷立柏的《圣经的语言和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梁工等的《圣经解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任东升的《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梅琴著，杨华明译的《新约文献与历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岳清华编著的《旧约神学研究》与《诗篇导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邱业祥主编的《圣经关键词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等。

四 中国基督教研究

中国基督教历史和思想文化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研究整个基督教领域的最重要部分，也是中国大陆学者自改革开放40年来专注基督教研究的核心与焦点之所在。21世纪的基督教研究在呼声日盛的“中国化”的语境中有了新的导向与旨归。

在中国基督教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如下：王美秀的《中国基督教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顾卫民的《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和《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谢和耐著，耿昇译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罗伟虹的《中国基督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孙尚扬、钟鸣旦的《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晏可佳的《中国天主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张先清主编的《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卓新平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求同与存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7年版）等。

如陈垣所言，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乃“自景教始”，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学者对景教的研究一直都比较重视。在这十年，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景教研究代表性专著包括：林悟殊的《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关英的《景教与大秦寺》（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等。而关于元代也里可温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下：顾卫民的《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苏宝敦、于新粒的《扫马西行：元朝西游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牛汝极的《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等。

明清天主教研究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取得成果也最为丰富。21世纪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一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天主教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尤其是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的译传；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天主教人物的译传；天主教在华传教研究，兼及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特别是传教士汉学或海外汉学的兴起；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与儒教、儒学的关系，以及天主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适应等。在上述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学术专著和翻译著作问世。代表性著译如下：安田朴著，耿昇译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顾卫民的《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卓新平主编的《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张西平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伯希和编，高田时雄校订，郭可译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周天的《跋涉：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上海书店出版社1970年版）等。

在中国近现代基督教研究方面的出版物数目也相当可观，包括：许志伟、赵敦华主编的《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王忠欣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汤森著，王振华译的《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燕京研究院编的《赵紫宸文集》（三卷本）（商务印书馆2003—2007年版）；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刘家峰编的《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教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陶飞亚的《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唐晓峰的《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陶飞亚编的《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士林、段琦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其中，《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一书融合了赵紫宸伦理的神学、吴雷川折中的神学、谢扶雅辩证的神学、吴耀宗实践的神学、丁光训博爱的神学、陈泽民和好的神学等诸多处境化神学思想评介，呈现出多元一体的中国基督教处境化神学的面貌。

在中国当代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设神学与汉语神学之外，还有对方兴未艾的“学术神学”所进行的探讨，其特点是以“宗教学”的基点和方法来展示“神学”的问题意识，尝试一种在学术研究机构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颇有可能的“信仰中立”的神学之探。这三个层面都处于正在发展与进行之中，因而呈现为积极的动态，亦充满各种变数。在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领域，相关的研究著述包括：刘华俊编的《天风甘雨——中国基督教领袖丁光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金鲁贤的《金鲁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的《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陈泽民的《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年版）等。

以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为中心推进的汉语神学建构，体现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在这一时期出版成果，包括：杨熙楠编的《汉语神学刍议》，刘小枫的《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邓绍光、赖品超编的《巴特与汉语神学》，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杨克勤的《古修辞学——希罗文化与圣经诠释》，赖品超编著的《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曾庆豹、曾念粤编的《莫尔特曼与汉语神学》，高师宁的《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林子淳的《多元性汉语神学诠释——对“汉语神学”的诠释及汉语的“神学诠释”》，陈家富编的《蒂利希与汉语神学》，曾庆豹编的《朋霍费尔与汉语神学》等。

“学术神学”的考量已散见于卓新平等主编的《基督宗教研究》，徐以骅、张庆熊主编的《基督教学术》，以及杨慧林等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的相关论文中。其表述则由卓新平在2006年11月上海大学召开的“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高级论坛、200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召开的“基督宗教研究资源及进展”国际学术会议上明确提出。此后，卓新平在几项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研讨班上多次阐述其观点。与之关联的学术出版包括卓新平的《当代亚非拉美神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求同与存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7年版），以及卓新平主编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与之相呼应，最近海外华人学者黄保罗亦推出了其专著《汉语学术神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不过，黄保罗论及的“学术神学”，乃以“西方学术神学”为参照，立意于“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其与教会神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学术性”而不是“教会性”，但二者在“认信”意义上仍有一些相同之处，即也含有“认信神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故而与中国大陆学术界所言的、以宗教学意义为主的“学术神学”有着明显分野。这一“学术神学”亦可称为“学问神学”“学者神学”或“学院神学”，其特点是突出其“学术性”“研究性”“客观性”“科学性”和“求真”意识，从而与强调“认信”的“教会神学”，以及突出主体性的“文化基督徒”信仰与学问并重之“汉语神学”形成区别。

五 基督教文化比较及文献研究

21世纪初十年的基督教文化艺术研究，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比较对话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基督教文化艺术研究方面，涉及基督教文学、音乐、中西文化比较等领域，相关出版著译有：罗秉祥、赵敦华主编的《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梁工主编的《基督教文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杨慧林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麦格拉思编，苏欲晓等译的《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甘霖著，赵中辉译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小鲁的《基督宗教音乐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文化160 问》（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赵林的《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卓新平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求同与存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7年版）；张浩达的《基督教艺术与社会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齐宏伟等人的《目击道存：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丛新强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刘锟的《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

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比较与对话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出版重心体现在，儒耶对话与中西文明交融方面，具体著作包括：王敬之的《圣经与中国古代经典——神学与国学对话录》（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何光沪、许志伟主编的《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钟鸣旦著，圣神研究中心译的《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王志成的《和平的渴望：当代宗教对话理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姚兴富的《耶儒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庄祖鲲的《说禅论道：基督教与儒、释、道之对话》（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李志刚、冯达文主编的《文明对话：儒学与基督教》（巴蜀书社2009年版）；龚道运的《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辞书编纂方面除了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的《基督教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等基督教相关方向词典外，还有包含了一批新的辞书的辞典丛书问世，最具代表性的是卓新平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研究辞典丛书》，包括雷立柏编《基督宗教知识辞典》《拉丁成语辞典》《古希腊罗马及教父时期名著名言辞典》和卢龙光主编的《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等。

六 小结

从21世纪最初十年学界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学界已经开始自觉关注“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在对中国基督教的定位上，学术界有着两种不同立场或研究视域。一种出于“世界”宗教、“普世”宗教对基督教的界定而主张从“基督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待，突出“基督教”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其“中国性”或“中国化”；另一种则从“中国的”基督教这一立场来看待，突出其“中国性”和“中国化”。这样，在基督教“化”中国，或“在”中国这一认知，与基督教应“中国化”或体现“中国”性质的见解之间，就存有一定的张力，由此亦影响各自对基督教在中国众多方面的评价和见解。有学者指出，从基督教在华“宣教”的立场来看，20世纪上半叶曾有“中华归主”之说，但因单方面、单向性“宣教”而导致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格格不入，亦促使一些教会学者认真思考“主归中华”的议题，由此推出基督教“归”入中华、“化”入中国的思路。如果“基督教在中国”的强调主要是考虑基督教的“统一性”“普世性”和“跨文化性”，那么这也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基督教存在，而在现实中，基督教的“入乡随俗”“改变自我”乃是很普遍的。与之相对应，突出“中国的”基督教，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分析基督教作为从传授意义上的“外来宗教”，在中国本土及其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中“本土化”“本色化”“处境化”，也即“中国化”的必要。当然，这也并非完全自然的过程，在中国文化之“化外”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主动“自化”之间显然存有张力，反映出一种客体与主体、被动与主动、必须与需要之间的对应及双向运动。这样，对中国基督教的分析评说不仅有文化史的意义，更有文化哲学的考量。

就基督教“中国化”主题而言，历代基督教神学经典汉译、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国基督教现状调查、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汉语神学构建等领域皆属中国化范畴，但这一时期最值一提的应属“学术神学”理论的提出。作为纯“认知”性的学术神学，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创立的“神学”概念，以其对“神”之“言说”、推论这种原初“神学”理解，来使“神学”体现出学术上“究问终极”的“求真”意蕴。这样，神学就不只是“教会在思考”或“基督徒在思考”，而也是学界、学者的思考，是其对“绝对本体”“终极真实”或“形上之在”的思想理解和逻辑推断。对这种探究而言，“学院”则可能比“教会”更有优势，更具发挥、发展的潜力。在其研究者看来，“学术神学”乃包括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学术神学”从宗教学的视阈来探讨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论题，以其开放性来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相结合；第二，“学术神学”以宗教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成果为其基础和条件，但专注于基督教神学基本命题的研究；第三，“学术神学”肯定对诸宗教神学理论整合之努力，是研究宗教之间比较、对话、理解的神学。若对“学术神学”的具体内容和意向细加分析，则可看到其包含如下层面：其一，“学术神学”研究的主体是中国大陆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这些人大多没有“教会”背景或“基督信仰”之前提，其研究论域却与海外大学神学系或神学院相同，与之比较故有研究“主体”之异、研究“客体”之同，有着“学问神学”与“认信神学”的对照和区别；其二，“学术神学”以学问式、哲学式的究诘来探讨宗教中的“神论”，其表述不是“存在论”（“神存在吗？”）的，而是“诠释学”（对“神是什么”的理解、诠释及其分析、比较）的；其三，“学术神学”不以“圣经神学”为前提和依据，但对“圣经”加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系统而综合的研究；其四，“学术神学”对应“系统神学”的相关命题来展开探讨，注重其学术理论构架和体系；其五，“学术神学”基于基督教神学研究，来进一步展开对不同宗教、不同思想理论、不同社会文化的比较研究，因而是一种“开放性”“比较式”的“神学”。[※注] 随着这种“学术神学”的深入展开，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则可能会对基督教，以及所有宗教有更新的认识、更客观的理解、更公正的态度。

正是经过21世纪开端十年基督教“中国化”理念的初步探讨与实践，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基督教“中国化”乃至宗教“中国化”的理论才能初具规模、初成系统，成为新时期宗教研究学界的时代主旋律。

第五节 2010年至2019年的基督教研究

2010年以来，基督教历史文献、基督教哲学思想、圣经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些基督教传统研究领域，仍然是大陆学界基督教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些研究为该学科近10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中国的宗教政策日益强调发挥宗教界在和谐社会及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基督教各界在文化与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渐凸显，加之前30年基督教在团体数量与信徒人数上的增长这个既成事实被纳入考量，如何将基督教转化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和谐、有机的组成部分，成为宗教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宗教生态论视阈中的基督宗教、作为整体的中国基督教会建构、基督教中国化等问题相继受到学术界关注，产生了众多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这些研究为中国基督教的良性发展趋势及宗教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下面我们分主题对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基督教研究状况加以总结。

一 历史研究

基督教史的研究分为世界史与中国史两大门类。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美秀、段琦等人合著的《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之后，由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此方面的专著在最近几年并不多见。2010年年初，由游斌撰写的《基督教史纲》一书补此缺憾，该书隶属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以基督教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关系为主线，简洁明了地勾勒出了基督教历史脉络。马超群的《基督教二千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也为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基督教的起源，及其两千年的发展演变史，全书分三章，第一章介绍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第二章讲述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第三章讲述近代基督教史。2012年还再版了中国哲学家徐怀启先生的遗著《古代基督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以神学发展作为脉络来梳理基督教的发展，这在中国的学术界并不多见，香港学者林荣洪的《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全三册）（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可谓其中的代表作。在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包括一些断代史、国别史专题研究，比如，林中泽的《早期基督教及其东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田明的《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朱孝远的《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的道路》（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加丰的《西欧16—17世纪的宗教与政治》（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城的《英国教会史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德硕的《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著作。在东正教研究方面，徐凤林教授所著的《东正教圣像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可谓是中国学者研究东正教圣像艺术的首创之作。而陈志强的《拜占庭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亦为中国学界展开对东方正教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背景资料。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最近十年持续了之前的研究热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涉及通史、断代史、区域史、史学专题、史料整理等多个领域，其中通史以罗伟虹主编的《中国基督教（新教）史》最具代表性，该书对基督教传入中国近200年（1807—2002年）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按基督教在华传播时中国的时代变迁，分为清末时期（1807—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社会主义时期（1949—2002年）进行论述。对断代史的研究，包括殷小平的《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唐晓峰的《元代基督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赵晓阳等的《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姚伟钧、胡俊修的《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胡建华的《百年禁教始末——清王朝对天主教的优容与厉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等著作。

区域发展史在此阶段则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点区域，近十年来的研究涉及中国境内多个省份及地区，其中包括吴梦麟、熊鹰的《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李榭熙等人的《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胡卫清的《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孙顺华的《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龚缨晏的《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黄有福等的《东北朝鲜族地区基督教传播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郑永旺的《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龙江大地上俄罗斯》（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邱广军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1866—193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海涛的《河北基督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颜小华的《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董延寿的《基督新教在河南的传播与发展研究（1883—1949）》（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吴宁的《没有终点的到达——美南浸信会在华南地区的传教活动》（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谭厚锋、林建曾、伍娟的《贵州基督教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在众多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主题中，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及基督教教育史尤其得到学者们的关注，陶飞亚教授所著的《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及左芙蓉的《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1912—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以区域个案详尽解读了这一处境化进程。在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方面，以往的学者更多的是从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在2010年问世的《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教授史论结合探讨了教会大学的神学教育、基督教神学教育家、神学教育与中国教会、外国宗派等诸多主题，虽然内容多为论文形式，但详细的史料考订、逻辑严谨的论述，仍使本部著作成为同类论著中之佼佼者。此方面的著述还有章博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树槐的《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周东华的《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晶的《上海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谢竹艳的《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1892—194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张龙平的《国家·教育与宗教——基督教教育会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戚印平的《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兼谈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孙秀玲的《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除教育史研究外，基督教医疗史、社会工作、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边疆服务史也得到学者们的系统研究，最近十年的著述包括：李传斌的《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刘天路的《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左芙蓉的《基督宗教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工作》（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黄海波的《宗教非营利组织的身份建构研究——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杨天宏的《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陈建明的《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巴蜀书社2014年版）等。在该领域尚有多部针对特定群体和历史事件的作品，其中以康志杰的《基督的新娘——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周伟驰的《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吕实强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为代表。

传教士与差会研究，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关于在华传教士及差会的研究著作有查时杰的《马礼逊与广州十三夷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孟德卫、陈怡的《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章开沅的《贝德士文献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林美玫的《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林美玫的《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黄妙婉的《卫理公会与台湾社会变迁（1953—2008）》（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罗群的《传播学视角中的艾儒略与〈口铎日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郭丽娜的《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活动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王鹰的《试析艾香德的耶佛对话观——基督教与佛教的相遇和互动》（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潘凤娟的《西来孔子艾儒略——更新变化的宗教会遇》（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2017年度该领域共出版专著4部，译著2部，其中以伍玉西所著的《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薛理勇的《西风落叶：海上教会机构寻踪》，黄光域主编的《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为代表。

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史料辑刊始终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几年，《中国基督宗教史料丛刊》《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等丛书陆续问世。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吴小新等主编的《满洲公教月刊》（全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英敛之集》（上、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朱维铮、李天纲主编的《徐光启全集》，周岩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全三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唐晓峰、王帅主编的《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均具一定学术影响力。

二 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

在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领域，近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督教思想家思想研究、基督教神学思想研究、基督教与跨文化互动等多个领域。西方基督教思想家思想研究曾一度为大陆学界基督教研究的主体，近十年亦有多部专著问世，其中包括斐洛、奥利金、阿塔那修、奥古斯丁、尼撒的格列高利、埃瓦格里乌斯、波爱修斯、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温利、C.S.路易斯、克尔凯郭尔、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科拉科夫斯基、斐奇诺、朋霍费尔、保罗·利科、约翰·纽曼、施莱尔马赫、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布尔特曼、拉纳、莫尔特曼、蒂利希等神学家或哲学家的思想及相关主题都得到了深入阐释。关于中国基督徒思想家的著述有：唐晓峰等人主编的《夜鹰之志：“赵紫宸与中西思想交流”学术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袁益娟的《生生神学：汪维藩神学思想研究》（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李韦的《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丁锐中的《王徵评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等。

关于基督教神学和教义、仪式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张旭的《上帝死了，神学何为？——20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杨华明的《十字架上的盼望——莫尔特曼神学的辩证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佘碧平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康志杰的《基督教的礼仪》（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谢炳国编著的《基督教仪式和礼文》（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同时，一些基督教的神学思想议题，比如灵肉观、人性论等都得到了深入解读。

从哲学与文化的视角研究基督教问题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研究基督教的重要路径，最近十年也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包括徐龙飞的《形上之路——基督宗教的哲学建构方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赵林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李思凡的《基督教文化概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孙艳燕的《世俗化与当代英国基督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张雅平的《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张龙妹的《东西方文学交流研究——东亚各国对基督宗教文化的接纳》（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 圣经研究

近十年来，圣经研究摆脱了以往研究的颓势，成为基督教研究领域的显学，主题涉及圣经导论、圣经注释、跨文本对读、重要范畴诠释、圣经辞书编写等多个方面，并有多个系列丛书出版，其中以2011年梁工、卢龙光主编的《圣经文化解读书系》最具代表性。该套丛书由6卷构成，第一卷综述圣经形成的背景、其正典化过程、内部结构、在后世的传播和阐释，及其对后世文化的深远影响；第二卷至第六卷将圣经卷籍分成5种类型依次评述。全书的理论深度和文字风格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既从基本常识谈起，又尽量体现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就和作者的研究成果，使一般读者和学者都能从中受益，其中包括，卢龙光的《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解读》，梁工等的《圣经解读》，刘光耀、孙善玲等的《四福音书解读》，梁工、郭晓霞等的《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赵宁的《先知书启示文学解读》，梁工等的《律法书叙事著作解读》，该套丛书于2011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除以上著作外，下面我们分类将近年来圣经研究的专著罗列如下。

1.导论类

包括王新生的《〈圣经〉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杨克勤、赵敦华的《圣经文明导论：希伯来与基督教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李福钟的《感悟圣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陈贻绎的《希伯来语〈圣经〉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柯君的《圣经的奥秘》（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刘洪一的《圣经叙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张存远的《认识圣经》（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游斌的《希伯来圣经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梁工的《圣经指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2.圣经史学类

包括吴涤申的《使徒保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张晓梅的《使徒保罗和他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赵敦华的《圣经历史哲学（修订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跨文本阅读类

包括田海华主编的《经典与诠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舒也的《圣经的文化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常俊跃、李文萍、赵永青的《〈圣经〉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重要范畴研究

包括杨克勤的《经宴：罗马书论神意》（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陈廷忠的《苦痛与智慧：〈约伯记〉与生命难题》（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田海华的《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南宫梅芳的《圣经中的女性：〈创世记〉的文本与潜文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程小娟的《God的汉译史——争论、接受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杨克勤的《圣经人伦——行在光与爱的人性》（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李炽昌的《跨文本阅读——〈希伯来圣经〉诠释》（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5.圣经注释类

在这类著作中，《天道圣经注释》系列是目前第一套集合全球华人圣经学者撰著、出版的全本圣经注释，也是当今汉语世界较为深入详尽的圣经注释本之一。该套丛书包括邝炳钊的《创世记注释》（全五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钟志邦的《约翰福音注释》（上、下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鲍会园的《罗马书注释》（上、下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和《歌罗西书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黄朱伦的《雅歌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冯荫坤的《腓立比书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曾祥新的《士师记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罗伟的《启示录注疏》（上、下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唐佑之的《约伯记注释》（上、下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梁康民的《雅各书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黄浩仪的《腓利门书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等，其他注释类著作包括，刘意青、李小鹿的《〈圣经〉故事名篇详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冯象译注的《摩西五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以及李勇的《寓意解经：从斐洛到奥利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

四 基督教与跨文化对话

在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融通研究方面，近几年出版的专著主要有，杜小安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华书局2010年版），刘树森的《基督教在中国：比较研究视角下的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罗秉祥、谢文郁等人主编的《耶儒对谈：问题在哪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义雄的《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特木勒的《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林滨的《儒家与基督教利他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杨克勤的《庄子与雅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马敏的《基督教与中西文化的融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先清的《跨文化接触：基督教与近代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马深的《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透视中华文明》（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齐宏伟的《启示与更新：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真诚的对话与沟通》（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梁燕城的《儒、道、易与基督信仰》（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和《当基督遇到儒道佛：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陆耀明的《基督教、儒家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鹏的《上帝与祖先——东北汉人社会的基督教与亲属制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范正义的《众神喧哗中的十字架：基督教与福建民间信仰共处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此外，专门讨论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对比研究的著作包括一行禅师的《心的交会：佛陀与基督的生命教导》（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梁兆康的《耶稣也说禅》（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朱丽晓等的《佛教和基督教伦理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实践价值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文木的《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义的《全球化公共宗教及世俗主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值得一提的是，游斌主编的比较经学系列著作，堪称其中的代表，它们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得以陆续出版。以上很多著作由海外基督徒学者完成，并在大陆出版，其本身的宗教信仰，加之其传统文化的造诣，让这些研究具备学术深度的同时，亦具个体体验。

五 基督教现状与交叉学科研究

最近十年来，受国内外有关基督教发展事件的影响以及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引入，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多了些许现实关切的视角。比如当代世界的基督宗教、美国的政教关系以及中国的基督教现状，都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当代世界的基督教研究方面，卓新平、竺易安（Elisa Giunipero）、刘国鹏主编的《当代世界中的基督宗教》概要描绘了当代基督宗教三大派系在当代世界史和宗教史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还有多篇论文关注了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国家政治间的互动、韩国教会的海外传教风波、巴基斯坦的基督徒群体、拉美的解放神学、东南亚华人基督教、日本及非洲等地的教会方面的议题。在美国政教关系方面，涂怡超、徐以骅等人撰写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董江阳的《迁就与限制——美国政教关系研究》、张惠玲的《新基督教右翼与当代美国政治》均为其中的代表作。

在中国基督教现状研究领域，近十年来，除了大量调研报告问世外，亦有多部专著问世，其中涉及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基督教与国际关系、基督教现状调研等多个主题，代表作包括李向平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社会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黄剑波的《地方文化与信仰共同体的生成——人类学与中国基督教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黄剑波、艾菊红主编的《人类学基督教研究导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卓新平、蔡葵主编的《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卓新平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谢必震、吴巍巍的《闽台基督宗教关系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郭思嘉的《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李华伟主编的《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现状研究论著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唐晓峰的《中国基督教田野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及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与基督教相关的交叉学科的兴起也颇为引人瞩目，其中以基督教文学最为突出，此类专著有：任光宣等人主编的《俄罗斯文学的神性传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朱维之等人的《基督教与文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季玢的《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奇佳的《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正栓的《邓恩诗歌研究：兼议英国文艺复兴诗歌发展历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马林贤的《英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论稿》（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肖四新的《欧洲文学与基督教》（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刘建军的《圣俗相依：刘建军教授讲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林季杉的《T.S.艾略特基督教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有区应毓、权陈、蒋有亮等合著的《中国文学名家与基督教》（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旅居海外的刘再复也在2011年推出了其力作《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还有季玢的《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与新世纪文化建设》（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基督教艺术类研究著述包括：杨超的《人文主义的辉煌：文艺复兴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苏喜乐的《中国基督教艺术》（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褚潇白的《圣像的修辞：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崇秀全的《耶稣图像的象征艺术研究：以意大利12—15世纪被钉十字架耶稣图像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何琦的《基督教艺术纵横》（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其他交叉学科的著作包括：林洁珍、黄元山的《经济、金融与基督教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许正林的《基督教传播与大众媒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六 工具书编写及期刊发行

在辞书及工具书的编写方面，这两年亦有优秀成果问世。基督教会界、学界联手主编的《基督教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在2010年10月出版，它是目前大陆学界出版的字数最多、内容也最为系统的基督教辞典，该辞典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大陆基督教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成果。此外，由张先清、赵蕊娟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一书，从数千种明清至民国的各级地方志中，梳理、辑选出各种有关基督教的资料，汇集成册，达80余万字，是中国基督教近代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资料性著作。另外，由鄢华阳等人主编的《中国天主教历史译文集》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该资料包括多位天主教传教士的笔录、资料，其中涉及四川、澳门等多个地区，资料内容包括当地天主教起源、本土化、神职人员情况与教廷及中国政府关系等。圣经研究领域还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辞书，一部是梁工编著的《圣经百科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的再版；另一部是白云晓编著的《圣经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圣经百科辞典》是一部反映圣经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大型学术工具书，初版于1990年，著名学者朱维之先生担任顾问。全书共收词5655 条，分为20部类100科，从各个角度全面地提供有关圣经文化的基本知识。相关的辞典工具书还包括雷立柏编著的《教会史图表教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等。

2009年以来，尚有多部以书代刊类杂志及会议论文集出版，其中包括由卓新平等主编的《基督宗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许志伟等主编的《基督教思想评论》，张庆熊、徐以骅主编的《基督教学术》，刘光耀、杨慧林主编的《神学美学》等。

在历史性、思想性、现实性、评介性、工具性的著述之后，有些学者开始着眼于更深入的思考，将视线转到研究成果综述及“研究之研究”上，这可以以陶飞亚、杨卫华撰写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为代表。虽然该书定位为“入门手册”，但在有限的篇幅内，探讨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源流开端及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成果与不足。2010年以来的相关著作还包括：吴小新的《远方叙事——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视角、方法与趋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陈俊伟的《基督教研究方法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陶飞亚、杨卫华的《宗教与历史：汉语文献与中国基督教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潇楠的《宗教学研究论著与文本解读：当代宗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专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陈驯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方法》（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

此外，最近十年，大陆学界在有关基督宗教的外文经典译介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内容集中在基督教史、基督教思想、圣经注释与研究、在华传教士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出版了《基督教经典译丛》《基督教文化译丛》《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等多套丛书，因篇幅所限，这里便不一一介绍了。

七 小结

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已经跨越了以翻译介绍为主的阶段进入一个独立的方法论建构转型时期，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的同时，也日益年轻化、国际化；研究内容涉及教义思想、重要人物、历史文献、经典研究等方方面面；研究方法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诸多交叉学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诸多有待研究的学术领域，有待整合的研究力量及方法，有待阐明的学术立场以及亟待构建的学术平台。面对这些新文化、新动态、新挑战，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者应基于宗教学研究的经验与现实，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努力构建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学问体系及学科方法，为丰富中国宗教学学科发展，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文化繁荣贡献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