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49年至1978年的伊斯兰教研究

1949年到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伊斯兰教研究的初始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总体而言，学术气氛仍较为宽松，伊斯兰教研究作为自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在当代的延伸，不绝如缕。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伊斯兰教研究的各类文章共计百余篇。[※注]

就文章而言，马坚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堪为代表：《〈古兰经〉的纂集和流行》《穆罕默德的宝剑》《伊斯兰文化的光芒——纪念阿维森纳诞生一千周年》《伊斯兰哲学对于中世纪时期欧洲经院哲学的影响》《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又古老又年轻的友谊》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时报》《历史教学》《中国穆斯林》等刊物上。此外，其他学者纷纷发表不少文章，介绍伊斯兰信仰或穆斯林生活。例如苏北海的《一千年来伊斯兰教（回教）在新疆的发展》（载《历史教学》1952年第9期），林干的《伊斯兰教（回教）是怎样产生的》（载《历史教学》1953年第12期），马立克的《中国穆斯林的人口问题》（载《中国穆斯林》1957年第2期），纳忠的《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文化》（载《云南日报》1957年3月14日），白寿彝的《中国元明时（1280—1661年）几个阿林》（载《中国穆斯林》1958年第1期）。

在译著方面，虽有个别新作，但多为1949年之前的已有之作的再版书籍。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几部马坚的译作，如《古兰经》（上册）和《回教真相》《伊斯兰教哲学史》等，皆属此例。《古兰经》于1949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但实际上，译者自1940年就已着手迻译，积十年之功方才面世。《回教真相》原名《伊斯兰教真相论文集》，作者为侯赛因·吉斯尔，马坚所译中文译本初版于1937年，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回教哲学史》作者为荷兰东方学家第·博尔，马坚所译中文本最早于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1958年又由中华书局再版，并更名为《伊斯兰教哲学史》。这一时期，同为“旧作新版”的译著还有：陈裕菁翻译的《蒲寿庚考》1929年中华书局初版，1954年中华书局再版；纳忠翻译的《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最早于1937年在埃及告竣，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名为《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时，为适应教学的需要，更名为《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天方诗经》，该书是埃及诗人卜西里所著的《伽绥达—布尔达》的中译本名，光绪年间，由马德新译，马安礼、马学海二人整理、注释，此书于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教义学一直是明清以来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的主要内容，流行最广的是教义学著作是《奈赛斐教典诠释》，即中亚穆斯林学者赛尔顿丁·太弗塔萨尼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欧麦尔·奈赛斐的名著《奈赛斐教典》注释本，此书乃中世纪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不仅在中亚等地流传颇广，也被中国穆斯林奉为经典，是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教材之一，即《尔歌一德》，该书自16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各地经师十分重视，并普遍作为经堂教育的教本。刘智曾将该书列入他的《天方典礼》的参考书目，称为《教典释难》。同治九年（1870），马德新刊印此书，称为《教典释难经解》；光绪十九年（1893），马联元刊印了此书的节本，称为《天方释难要言》。较有影响的中译本有以下几种：1924年，北平秀真精舍出版了杨仲明最早翻译的古汉语译本，称为《教心经注》；1945年，马坚在昆明翻译出版了白话文汉译本，称为《教义学大纲》；1951年上海文通书局再版时，马坚将其改名为《教典诠释》。

从1966年至1977年期间，全国范围内发表“介绍”伊斯兰教的文章屈指可数。代表性文章有两篇：一是《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发表在昆明师范学院出版的《教育革命》杂志1975年第2期。二是作者署名“方思一”的《伊斯兰教史话》，连续刊登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5年第2期、第3期以及1976年第1期，全文总计5万字，后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单行本，内部发行。

第二节 1979年至1999年的伊斯兰教研究

1979年至1999年这20年时间，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繁荣集中表现为学术成果与学科建设两方面成绩昭著，粲然可观。

从学术成果来看，在20世纪最后20 余年的伊斯兰教研究中，中国学者采用多层面、多角度的方法，来分析和阐述了伊斯兰教历史潮流、现状及特点。例如，在《古兰经》的翻译和伊斯兰教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出版了权威性的《古兰经》汉译本和维吾尔语译本，推出了一系列介绍研究《古兰经》的专著，而伊斯兰教辞典、百科全书的出版也为人们认识伊斯兰教提供了丰富知识。在伊斯兰教综述和世界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学者们比较关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现状问题，其重要研究涉及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倾向、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在伊斯兰教历史研究方向，其重点乃中国伊斯兰教，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历史、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伊斯兰教史料整理等方面。此外，在伊斯兰教历史学、教法学、哲学思想、人物评传、伊斯兰文化、文学、科学、艺术等研究方面亦成绩斐然，令人瞩目。这些研究不仅提高了中国宗教学的研究水平，而且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民族团结与合作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就学科建设而言，这一时期的繁荣表现为除了原有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室一家之外，各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结合自身特点，纷纷开始设立伊斯兰教研究培养专业和研究机构。北京、上海以及各地方，特别是西北的部分高校和科研单位，逐渐设立宗教学研究专业，成立了数所从事伊斯兰教研究的学术机构。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宁夏社会科学院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宗教研究中心等。此外，还有几家科研院所增设伊斯兰教研究方向或专业，开展研究，培养人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的伊斯兰教专业、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的伊斯兰教专业、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伊斯兰教研究专业等。

从1980年至2000年，本书从学术史的高度对其加以分类，将之归纳为几个主要的学术流派或研究进路，并试图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各种研究进路的纵向衍生或横向关联，特别是学术的前后繁衍流变。

一 历史—考证之路

（一）文献考证

1980年后，当代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再次迸发出勃勃生机，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成果接连面世，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形成一个有点有线、历史与专题并重的相得益彰局面。既注重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也在中国伊斯兰教的专题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1.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

对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通史研究与断代史研究两类。

（1）通史研究

就通史研究而言，编写一部中国伊斯兰教通史，既是陈垣的建议，也是白寿彝的夙愿。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进入“重兴—繁荣”时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蓬勃发展，为从新的视角编写详尽、科学的通史，提供了初步的基础。1998年，李兴华等合著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的问世，就是前十多年学术发展的反映。该书有70多万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系庞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专著。直到21世纪来临，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进入“发展—转型”时期以后，致力中国伊斯兰教通史研究者仍不乏其人，近年来出版的代表之作为周燮藩、沙秋真合著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

（2）断代史研究

除通史研究外，中国伊斯兰教的断代史研究方面有不少文章问世。秦惠彬在《伊斯兰教在五代时期的发展》（载《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五代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重心已由西部（长安一带）转移到了南部。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内地存在着一个信仰阶梯的观点，即中国穆斯林的信仰心态呈现出由西向东渐次下降坡度很大的阶梯。

2.教派门宦研究

教派门宦研究是1980年后当代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最先取得突破、产生学术专著的领域。

就苏菲门宦研究而言，除了前文提及以马通和勉维霖为代表的以实地调查方式研究教派门宦途径以外，还有不少学者从文献资料入手对苏菲门宦进行研究，涌现出了一批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论文和专著，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代表性论文有：杨怀中的《十八世纪哲赫忍耶穆斯林的起义》，马辰的《马元章与哲赫林耶教派的复兴活动》，马福海的《嘎的林耶门宦杨门始末》等。

从对教派的研究来看，人数居“三大教派”之首的格底目在中国称“老教”“遵古派”，指保持伊斯兰教入华后形成的传统，与明末清初后产生的门宦及新教派有别的中国穆斯林社团。相关的论文有：冯增烈的《“格迪目”八议》（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冯今源的《中国伊斯兰教教坊制度初探》（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李兴华的《格底木史初探》（载《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1、2期），等等。

伊赫瓦尼在中国称“新兴教”“遵经派”，指产生于19世纪末，以“凭经行教”“尊经革俗”为号召而产生的教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有：马克勋的《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的倡导者——马万福》，马占彪的《试论马万福及其依赫瓦尼教派》，刘德文的《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在西宁的传播》等。也有人追溯其思想渊源，如冶青卫的《试论伊赫瓦尼与瓦哈比派的关系》等。

西道堂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范长江、顾颉刚、王树民等人在西道堂做过实地考察，并进行介绍与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30多年的时间内，对西道堂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重新启动。20世纪90年代前后，学界形成了一股研究西道堂的热潮，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促成：第一，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中将西道堂列为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专章介绍之后，引起了学界对西道堂的关注，围绕西道堂的教权组织、宗教活动、经济建设、教派属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第二，1987年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合作编辑的《西道堂史料辑》一书，以内部资料名义印行，这也是至今唯一一本专门论述西道堂的论集，书中辑录了自民国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道堂研究的资料和文章共16 篇，内容涵盖西道堂历史、宗教信仰、马启西和历代教主生平、教育、清真寺、刘智思想对西道堂的影响、大事记等方面，为研究西道堂提供了必读和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第三，1994年5月和1995年7月，西道堂先后邀请两批专家学者，赴西道堂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学术考察，考察的成果陆续发表，影响延续至今。

相关的论文有：陆进贤、陆聚贤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载《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2 期），马德良、于谦的《刘智思想对西道堂影响浅析》（载《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 期），金宜久的《刘智思想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影响》（载《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3、4期），马平的《中国回族的“普埃布洛”——甘南临潭西道堂尕路提大房子研究》（载《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甘南藏区拉仁关回族“求索玛”的群体研究》（载《伊斯兰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丁宏的《西道堂模式——一个宗教派别的社会实践及带给我们的思考》（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5 期）等，均对西道堂早期的历史问题作了分析与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西道堂的介绍中，高占福的成果比较集中，连续发表《刘智宗教思想对西道堂教派的影响》（载《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2 期）、《马明仁与西道堂经济的发展》（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甘肃伊斯兰教西道堂历史与现状调查——以伊斯兰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为主》（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关于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的调查与研究》（载《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2 期）等文章。就刘智宗教思想与西道堂的渊源关系、马明仁振兴西道堂的经济活动、西道堂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做了评述。值得一提的是，西道堂现任教长敏生光也曾先后撰写了《刘智思想与西道堂》（载《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伊斯兰教“乌玛”制度对西道堂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等文章，探讨了伊斯兰教的制度、思想与西道堂形成与发展的关系。

3.经堂教育研究

中国的经堂教育为明嘉靖年间伊斯兰教经学家胡登洲开创，他有感于当时教内“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衰微，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在家中讲经论道、授徒课业，培养了众多弟子。可以说，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教在清真寺内传授知识、培养宗教人才的传统，在中国结合私塾特色而形成的教育制度。以清真寺为场所的经堂教育制度，在中国穆斯林中代代相传，为培养经学人才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起到了相当作用。经堂教育在历史上一直受到穆斯林的重视。

早期的文章中，有一些颇具代表性。如冯增烈的《明清时期陕西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载《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永亮的《回族经堂教育的产生和早期形态》（载《回族研究》1993年第1期）。此外，《中国穆斯林》杂志也发表了大量有关经堂教育和著名经师的介绍、研究文章。1990年，在济南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侧重于回族教育史。会议论文由山东省民委以《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为名编辑出版，其中有不少文章涉及经堂教育。

4.地区伊斯兰教研究

1980年后，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深入，带动了地区伊斯兰教研究。20世纪80年代，关于一些地区伊斯兰教的论文和调查报告陆续出版，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泉州历史研究会联合编纂的《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甘肃民族研究所编的《西北伊斯兰教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区性伊斯兰教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长足进步。其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地伊斯兰教的研究；二是对边疆地区伊斯兰教之考证。

关于内地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专著包括《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和《中国南方回族历史人物资料选编》。这两本著作都是涉及中国南方回民的历史和文化，在此之前，南方地区的伊斯兰教研究成果不多，更偏重西部地区的伊斯兰教。这两本书的出现说明，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偏西部、轻东部”的现象有所扭转。

地区伊斯兰教的另一个重点是对边疆地区伊斯兰教的研究。其中，以对新疆的伊斯兰教研究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刘正寅和魏良弢合著的《西域和卓家族研究》，李进新著的《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等。值得一提的是，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从1979年开始，就着手组织人员翻译、整理了大量资料，进行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全两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已经出版，是地区伊斯兰教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对新疆地区伊斯兰教派研究的文章。其中，一些论文由研究苏菲教团到苏菲主义学说的研究，从而与世界伊斯兰教的研究汇合；另一些则由西北门宦溯源至新疆依禅派，进而揭示其与中亚苏菲教团的道统渊源。代表性论文有：王守礼的《新疆依禅派研究》，金宜久的《苏菲派与中国门宦》，陈国光的《回回25世到中原考——关于新疆伊斯兰神秘主义在内地传布问题》《新疆伊斯兰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兼论我国哲赫忍耶门宦的来源》《中亚纳合西班底教团与我国新疆和卓、西北门宦》，周燮藩的《伊斯兰教苏菲教团与中国门宦》，怀德的《苏菲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略论依禅派的形成及其特点》，潘志平的《中亚和新疆和卓的兴衰》，刘正寅的《和卓家族兴起前伊斯兰教派在西域的活动及其政治背景》，陈慧生的《试论清代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影响》等。此外，涉及新疆伊斯兰教派的文章还有付禹与谭吴铁合作撰写的《新疆回族哲合林耶门宦历史的调查报告》（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 期），石磊的《哲赫忍耶教派创始人马明心的遗孀和女儿在新疆的遭遇》（载《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马志福的《马良骏及其著述与研究》（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陈国柱的《乌鲁木齐回族二十三坊》（载《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戴良佐的《新疆盖斯拱北探讨》（载《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等等。

5.民族与伊斯兰教研究

在民族与伊斯兰教研究方面，以对回族与伊斯兰教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成果也最为丰富。20世纪80年代，在对伊斯兰教和回族关系研究中，曾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即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作用问题。部分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关键作用和主导作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伊斯兰教所起的是纽带作用、联系作用。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是“决定论”一方的代表，他撰写的《试论伊斯兰教对形成我国回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 期）一文，从九个方面进行缜密论证，主张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也有学者支持另一种观点，即所谓“纽带论”。其代表者如马汝邻，在《再论伊斯兰教与回回民族形成的关系》（载《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一文中，坚持认为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民族意识起着主导作用。这一争论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余波未平，例如，南文渊的《论伊斯兰文化在回族形成中的主导作用》（载《回族研究》1991年第3 期）一文，从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考察中，论证了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兴盛发展，直接促成了回族的形成，并从回族的自我意识、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方面论证了伊斯兰文化在回族的形成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此后，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到伊斯兰教对回族社会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居住特点等各方面的影响，部分取得了共识，即回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伊斯兰教。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回族研究领域以伊斯兰教为主题的文章多达780余篇。[※注] 这些文章和论文除了直接属于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以外，其余则关注伊斯兰教对回族在方方面面的影响。主要论文有：丁明俊的《略论伊斯兰教对回族艺术的影响》，南文渊《伊斯兰教对回族教育的影响》，梁向明的《略论伊斯兰教道德及其在回族传统道德形成中的作用》，肖芒的《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陶红与白洁合撰的《回族服饰文化与伊斯兰教》等。

6.政教关系研究

到目前为止，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屈指可数。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专著当属余振贵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依时间顺序，从唐代初期到20世纪中叶，阐述了各个朝代以及中华民国等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与历代政权间发生的各种纠葛与关系。该书以分析评估中国历代政权处理伊斯兰教事务的治理策略和实际效应为主线，揭示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探索历代政权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时，同时注重分析历代政权对穆斯林民族的态度及其结果，从而深入阐述了历代政权的民族观与宗教观。此书的突出贡献在于，从历代关于伊斯兰教的政策这一特殊视角入手，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一些探讨历代政府对待伊斯兰教政策的文章，特别集中于清政府在民族边疆地区的施政措施上。如陈国光的《清政府统一新疆前对伊斯兰宗教民族问题的态度与政策》（载《西部学坛》1987年第9期）和《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载《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7 辑），以及苗普生、潘向明等撰写的《试论杨增新督新的伊斯兰教政策》（载《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

（二）现实考证：1979—1999年的“实际调查”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扛鼎力作”[※注] 当推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史略》），以及其后付梓的姊妹篇《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简称《溯源》）。作者积数十年之功，在第一手珍贵资料基础上，梳理了各门宦的历史及特点，主要以西北的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支系为对象，对格底目（老教）、伊赫瓦尼（遵经派）、西道堂（汉学派）三大教派，以及虎夫耶、嘎德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四大门宦及其数十个支系的源流、发展、衍生的历史过程，包括各重要教派门宦的宗教领袖人物，各派的宗教思想和礼仪特征，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如果说《史略》旨在揭示一个支系纷繁、内涵复杂的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世界；《溯源》则重在分析各主要教派门宦的演变过程和相互关系，这两部姊妹篇为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之前，勉维霖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业已出版。书中以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调查为基础，对宁夏伊斯兰教的格迪目、虎夫耶、哲赫林耶、尕德林耶、伊赫瓦尼五个教派、门宦作了介绍，并对其分布特征、历史演变、教义修持，以及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关联作了精辟分析，故被视为当代教派门宦研究的“开山之作”。但由于篇幅较小、发行量少等原因，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中的主要内容后来收入勉维霖主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

二 哲学—思想之路

（一）伊斯兰哲学与思想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在《哲学研究》《哲学译丛》《文史哲》等14种期刊上发表阿拉伯哲学方面的论文、译文多达近70篇。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才出现了一个伊斯兰哲学研究的高潮，出版了不少专著。短短十年时间，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前后两个不同阶段。

前一阶段肇始于1992年，多以迻译在国际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名著为主，较少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较早出现的两部重要译著同时出版于1992年——日本学者井筒俊彦的《伊斯兰教思想历程——凯拉姆·神秘主义·哲学》[※注]和阿拉伯裔美国学者马吉德·法赫里的《伊斯兰哲学史》[※注]。同一时期，中国学者也有类似著作出版，虽仍多以“阿拉伯哲学”为题，如蔡德贵的《阿拉伯哲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其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所谓的“阿拉伯世俗哲学”，而是注意到了阿拉伯哲学的另一大分支，即其宗教哲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与进步。

后一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叶，实际在1994年就已开始，主要以中国学者的专著为主，译著所占比例明显下降。自1994年开始，伊斯兰哲学—思想领域捷报频传。秦惠彬的《伊斯兰教哲学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以问答方式就伊斯兰哲学的内容、派别、主张以及代表人物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等123个问题进行了介绍。仅一年之后，又有三部专著相继问世，包括：沙宗平的《伊斯兰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中耀的《阿拉伯哲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李振中、王家瑛等合作撰写的《阿拉伯哲学史》（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紧随其后，蔡德贵、仲跻昆主编的《阿拉伯近现代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旋踵而至。这一时期，最后出版的一部较有影响的作品是张文建、王培文合作，将巴格达大学哲学教授穆萨·穆萨维的《阿拉伯哲学——从铿迭到伊本·鲁世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一书译为中文。

（二）中国伊斯兰哲学与思想研究

较早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伍贻业的《从王岱舆到刘智的启示和反思——17世纪中国伊斯兰教思潮》（载《中国回族研究》1991年第1辑），余振贵的《从〈清真大学〉试论王岱舆宗教哲学思想的特点》（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冯今源的《〈来复铭〉析》（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金宜久的《论刘智的“复归”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罗万寿的《试析中国伊斯兰哲学的“真一”说》（载《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等。

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已经开始把王岱舆、刘智等“汉文译著”代表人物的著作纳入研究范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交融，而产生的汉语伊斯兰教文献典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更有学者提出，鉴于汉语伊斯兰教文献对于多元化的伊斯兰思想做出的贡献，理应享有与其他语种文献同样重要的地位和更多的重视。不少中国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对中文伊斯兰教文献典籍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不少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但较少对汉文译著运动的通论性专著，而是多集中于人物为主题的专题性研究。且所选人物多为王岱舆、马注、刘智与马德新“汉文译著四大家”，其中，又以对王岱舆、刘智的研究频率最高，对刘智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最丰，代表作有：金宜久的《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沙宗平的《中国的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梁向明的《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三）伊斯兰哲学与思想专题研究

1.苏菲思想研究

当代中国学界对苏菲主义的研究有三项内容，即中国西北苏菲门宦和新疆依禅派的调查研究，阿拉伯、波斯神秘主义文学研究以及苏菲思想研究。从研究进路看，上述三项内容各有偏重。门宦、教派源流多从历史—考证之路着手，神秘主义文学是语言—文化研究的专长，只有苏菲思想研究才属于哲学—思想研究。而苏菲思想研究又有“内外”“专通”之别。

由于对中国西北苏菲门宦的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起步较早，属最早取得突破的领域，也带动了相关的中国苏菲思想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探讨苏菲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影响的文章，代表之作有金宜久撰写的《苏菲派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与《苏菲派与中国门宦》。还出现了一些文章，重在研究苏菲思想内部各种学说及其发展，比如杨克礼的《伊斯兰教苏菲派哲学思想初探》（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2.伊斯兰教义学研究

伊斯兰教义学是伊斯兰教传统学科之一，是穆斯林在使用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的方式阐释伊斯兰教信仰过程中产生的思想学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义学研究才逐渐恢复。同时，由于学科体制等原因，此时期的伊斯兰教义学研究通常被纳入伊斯兰哲学研究名下。中国学界较早对伊斯兰教义学的系统叙述见于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书中将教义学视为伊斯兰教传统学科的一支，介绍了教义学的由来、历史与基本论题。从现代学术角度，从事伊斯兰教义学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吴云贵等人。吴云贵的论文《伊斯兰教义学的阶段性特征》（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伊斯兰教义学的三部早期文献》（载《回族研究》1993年第4 期）都是相关的专题论文。此后，吴云贵又出版了当代中国学者研究教义学第一部专著《伊斯兰教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是作者在之前研究基础上所做的扩展，书中教义学的形成、派别以及相关文献皆有评述，是标志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研究形成的奠基之作。之后，沙宗平的《从凯拉姆思潮到凯拉姆学：伊斯兰哲学初探》（载《阿拉伯世界》1993年第3期至1994年第1期）一文颇具代表性。

三 语言—文化之路

从语言工具上看，一般而言，伊斯兰教研究离不开以下两种语言系统：一是用以撰写伊斯兰教原始文献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伊斯兰语言”；二是伊斯兰教研究起步较早的西方世界主要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等。甚至一些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述，也援引西文文献。尽管如此，对于那些以史学或哲学为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而言，语言只是获取资料的辅助手段，而非根本性的研究进路与方法依托。

（一）世界伊斯兰教通史概论研究

世界伊斯兰教史原属中国学者研究伊斯兰教的薄弱环节，恰好与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实力之雄厚、人才之鼎盛形成鲜明对比。布罗克尔曼的《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是一部名著，于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可惜译文错误较多。1981年，吴云贵等人合译的《伊斯兰教简史》面世，原作者马茂德是巴基斯坦学者，此书代表了穆斯林学者的观点；同时面世的还有马肇椿、马贤合译的《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原作者是当代著名中东学家伯纳德·路易斯。此前，还有纳忠等人翻译的多卷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问世，该书作者艾哈默德·艾敏为埃及学者，此书资料丰富，内容详尽，由于篇帙浩繁，后人续译部分只能陆续出版，时间跨度较长。

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厚积薄发，陆续撰写出几部能够反映中国学者观点的奠基之作。最早出版的是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内容翔实，吸收近年来东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精华，对伊斯兰教全貌作了较全面的概括。其历史意义在于，该书是中国学者集体撰写的首部世界伊斯兰教通论性著作，标志着当代中国的世界伊斯兰教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编撰《宗教词典》伊斯兰教词条时，缺乏一部关于伊斯兰教史的基本著作所带来的不便已暴露无遗。从学术角度而言，伊斯兰教的通史著作实际上是中国世界伊斯兰教研究的基础著作，其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联到伊斯兰教学科的建设。因此，大家呼吁要有一本由中国学者编写的伊斯兰教通史。

在此背景下，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于1990年出版，该书是由中国学者编著的第一部世界伊斯兰教通史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评述和介绍了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发展和演变。在编写过程中，既重视借鉴、吸纳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注意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科学性。在伊斯兰教的起源、伊斯兰宗教制度和各分支学科的形成、近现代伊斯兰教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上，都参考当时最新的学术成果。1992年，王怀德、郭宝华合著的《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出版，这是一部以史为纲的概论性著作。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佼佼者首推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以1987年出版的《伊斯兰教概论》为底本，加以扩充和深化，共12章，包含了伊斯兰教的起源、经典、教法、教派、教义学、苏菲神秘主义、伊斯兰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演变，以及对伊斯兰教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等。该书的一大特点是开始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重点叙述伊斯兰教包含的丰富文化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

（二）世界伊斯兰教专题研究

1.经训、典籍研究

自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坚的汉译《古兰经》以后，围绕着该译本，民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基于此，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人员对马坚译本进行修订，并于2015年再版。除了古兰经译本外，还有注释古兰经的学科，即古兰经注释学。主要译著有马金鹏的《古兰经译注》，马仲刚的《古兰经译注》，孔德军的《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洪炉的《古兰经降示背景》。研究专著有金忠杰的《〈古兰经〉注释研究》，伍特公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详解》，顾世群的《〈古兰经〉伦理思想研究》，马辉芬的《经堂语汉译〈古兰经〉词汇语法研究》等。

2.伊斯兰教法研究

较早出版的是王静斋编译，马塞北整理的《选译详解伟嘎业》（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一部是翻译国外教法成果研究的译著。在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概论》一书中，伊斯兰教法部分由吴云贵负责撰写，这是当代中国学者以现代学术的方式、系统论述伊斯兰教法的较早开始。

在此之后，马忠杰、吴云贵、周燮藩等学者先后发表一系列论文与专著，他们撰写和翻译的一系列教法学著作，对该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当属吴云贵的成果最丰。他从事伊斯兰教法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成果是一部译著，即《伊斯兰教法律史》[※注]，这部译著向中国学界展示了国际学术界研究伊斯兰教法的最新成果，也从侧面说明了翻译乃是中国学者在面对一个全新问题时，时常采取的治学之道，这一经验堪为后人借鉴。

1993年，吴云贵撰写的《伊斯兰教法概略》面世。作为中国学者首部系统研究伊斯兰教法的专著，该书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伊斯兰教法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介绍了教法体系的具体内容，分析了近现代法制改革对教法理论和体系的影响。此后，他于1994年又出版了《真主的法度——伊斯兰教法》。

此外，这一时期相关著作还有：赛生发编译的《伟嘎耶教法经解——伊斯兰教法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高鸿钧的《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注]，马正平翻译的《伟嘎耶教法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3.伊斯兰教派与宗教运动研究

苏菲主义作为对伊斯兰教的神秘体验和实践，渗透在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学说、主张、实践、制度和组织，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国学界关于苏菲主义的研究则属起步阶段，这一时期陆续有一些学术著作面世。最早涉及苏菲主义研究的内容，见于一些对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教派研究著作中，例如，马通所著之《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追本溯源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特有之苏菲门宦的学理功修及其与中亚、西亚苏菲教团的关系。

在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概论》第七章中，以“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为名，对苏菲主义做出专门论述。此外，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苏菲著作译介中，也有人展开神秘主义研究。金宜久《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就苏菲派的起源、发展过程，苏菲神秘主义学说体系，苏菲功修道路，苏菲派与逊尼派、什叶派的区别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书中的许多内容，为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研究苏菲主义对当代阿拉伯文学影响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元文琪、穆宏燕等人翻译的《波斯经典文库》则为研究苏菲主义神秘诗，特别是鲁米的《玛斯纳维》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4.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研究

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从历史上伊斯兰教与政治，当代伊斯兰教与民族民主革命、现代改革、社会主义的关系出发，全面论述新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主义与政治的演变，是较早系统研究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的一部专著。1999年，东方晓主编的《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以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伊斯兰运动的角度，探讨了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变革进程中的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前景，并对伊斯兰威胁论作了分析和辩驳。

四 学术会议：开端与继续

（一）开端：“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

1979年2月，世界宗教研究所在昆明组织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979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究工作座谈会”，世界宗教研究所与西北五省区相关机构商定，今后每年轮流召开一次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

1980年11月10日至20日，首届“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即银川会议。会议由宁夏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主题是“清代中国伊斯兰教”。来自全国各地的80 余名学者、专家与会，提交论文、资料47篇。会后选编成《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一书，于1981年12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届“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于1981年10月10—21日在兰州召开，即兰州会议。会议由甘肃省民族研究所主办，着重探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会议论文选编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于翌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8月18—26日，第三届“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在西宁召开，即西宁会议。论文选编《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会后于1987年7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届“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于1983年11月22—26日在西安召开，即西安会议，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论文选编《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于1988年5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五届“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延后三年，于1986年8月22—27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以“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为中心议题。

（二）继续：“三届伊斯兰学术研讨会”

虽然学术界多方呼吁，第二轮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始终未能启动。世界宗教研究所为接续学术发展的势头，推动伊斯兰教研究的发展，从1987年至1990年，连续召开三届伊斯兰学术研讨会：第一届于1987年8月21—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科化、当代伊斯兰教的发展趋势、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问题为主要议题，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近60位专家学者以及宗教工作部门干部与会，收到论文、资料20 多篇。会后，《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以“北京伊斯兰学术会议专辑”形式，将20余篇论文结集发表。第二届以“中国伊斯兰教史研讨会”为名，于1990年9月12日在北京召开，共有40 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要讨论了伊斯兰教入华后，如何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如何接受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同年10月19—21日，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西亚非洲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伊斯兰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宗教、民族统战等有关部门代表8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分为国际和国内伊斯兰研究两组，分别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斯兰教的形态、趋向和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斯兰教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相关问题等。

第三节 1999年至2009年的伊斯兰教研究

1999年至2009这十年间，较之前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特点是逐渐步入成熟期。这一时期，学科意识明确化与研究理论多样化，在前人打下的坚实基础上，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在21世纪结出了累累硕果，呈现出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景象，特别是近年来培养出的一批青年学者，逐渐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大都拥有博士学位，曾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方法论倾向，并且能够自觉运用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和分析伊斯兰教的典籍思想、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

一 历史—考证之路

（一）文献考证

1.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

在通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出版的代表之作包括：周燮藩、沙秋真合著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米寿江等的《中国伊斯兰教简史》（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马平主编的《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杨桂萍与马晓英合著的《清真长明》（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这些著作各具特色，提出了各自对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理解与诠释。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专门以某个朝代的伊斯兰教为主题的文章有：邱树森的《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北京和西北的传播》（载《回族研究》2001年第1 期），李林的《伊斯兰教在唐代活动述略——兼议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期文化传播的性质》（载《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刘成有的《地位上升而又明确附儒的元代伊斯兰教》（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葛壮的《明代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陈国光的《清代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载《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2—3期），周耀明的《试论宋代伊斯兰教在河陇地区的传播》（载《甘肃民族研究》2004年第4 期）等。这些文章上至唐朝、五代，下至宋元明清时期，描绘出了一副伊斯兰教在中国演变的全息图。然而，中国伊斯兰教的断代史研究多为论文，极少有专著，这说明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2.教派门宦研究

分宗立派、开枝散叶是任何宗教传统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也有人将其视为宗教发展成熟的标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伊斯兰教也逐渐演化出了自己特有的教派体系，素有“三大教派”“四大门宦”之说。所谓“三大教派”，即格底目、伊赫瓦尼和西道堂。“四大门宦”或“四大苏菲学派”则包括虎夫耶、嘎德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马通先生最早在《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中提出“三大教派、四大门宦”之说。这一“认识范式”在学界广为接受，已成为公认的说法。

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如马平主编的《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提出“四大教派、四大门宦”之说。丁士仁在《中国伊斯兰教门派划分的新视角》[※注]一文中提出，中国伊斯兰教从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教派”，即格底目、门宦、伊赫瓦尼与赛莱菲耶。

对伊赫瓦尼的研究层见叠出，如马斌的《萧德珍与西安伊赫瓦尼教派》（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相关论文还有马强的《瓦哈比运动与中国的伊赫瓦尼和赛莱菲耶——兼议国外伊斯兰思潮对中国教派形成的影响》（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马景的《伊赫瓦尼派在西北发展原因探析》（《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6 期），以及敏文杰的两篇文章《临潭县伊赫瓦尼教派的传播与发展调查》（载《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1 期）、《二十世纪中国伊赫瓦尼教派维新运动回眸》（载《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西道堂研究方面，相关论文有：马晓军的《中国伊斯兰教教派西道堂的特点》（载《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 期），马志丽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与适应的典范——以西道堂为例》（载《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敏贤麟的《从西道堂创建看中伊文化的和谐交融》（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康春英的《对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最新调查与思考——兼谈宗教参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具体形式与实现方式》（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经堂教育研究

晚近的有王伏平的《海思福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贡献》（《回族研究》2007年第4期），杨文炯的《女学：经堂教育的拓展与文化传承角色的重心位移——以兰州、西安、临夏调查为个案》（载《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等。

另须一提的是，随着经堂教育而发展出来的“小经”，近年来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小经”是中国穆斯林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记录经堂语和汉语的一种表音文字，也称“消经”“小儿锦”。中国穆斯林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典籍称为“大经”，与之相对，这种拼记文字就称为“小经”。而所谓“消经”则取“消化经典”之意，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广为采用。大约从2000年起，南京大学历史系刘迎胜教授组织“小经”课题研究组，多次赴西北实地搜集的多件具有代表性的“小经”文献资料，并有一批后续研究成果出现，例如，刘迎胜的《关于我国部分穆斯林民族中通行的“小经”文字的几个问题》（载《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韩中义的《试论穆斯林经学文献的印行及其对知识传播的影响——以小经〈开达尼〉为例》《小经文献与伊斯兰教相关问题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3期）、《小经文献与语言学相关问题初探》（载《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在该领域内引起了一番讨论，例如，虎隆先后撰写了《“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洪》（《回族研究》2006年第3期）、《也谈“消经”〈开以达尼〉》（载《回族研究》2007年第1 期）等文章，就“小经”问题，以及韩文中涉及的一些关键词提出了不同看法。

4.地区伊斯兰教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大批来自中国西部的穆斯林商人涌入南方城市，如广州、深圳、义乌等地，从事商贸活动，引起了研究者对这些地方伊斯兰教新变化、新趋势的兴趣，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如郭成美的《当代“蕃坊”的崛起》（载《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季芳桐的《东部城市流动穆斯林人口的结构特征与就业状况研究》（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在近年内地伊斯兰教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兴华撰写的《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系列文章，陆续发表于《回族研究》等刊物。该研究专题把中国的一些穆斯林聚居的中心如临夏、朱仙镇、大同、南京、西安、开封、兰州等作为研究目标，每个城市写一篇论文，详细论述了每个城市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该城市伊斯兰教与整个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与现实的意义。作者厚积薄发，显示了对材料的驾驭能力和深厚的史学功底，是近年来本领域中比较见实力和功夫的研究。

喇秉德、马文慧合著的《青海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论述了中国伊斯兰教及其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青海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经堂教育等。

迈入21世纪以来，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历史研究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开始以史为鉴，通过文献考证和实际调查关注现实问题。近年出现的文章包括：阿比孜·尼亚孜的《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几个问题》[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潘向明的《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刍议》（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李建生的《关于引导新疆地区伊斯兰教与社会和谐的思考》[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汤夺先的《伊斯兰教的群体整合功能论析——以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新疆地区为例》（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杨红的《对新疆伊斯兰教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的思考》（载《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张敬全与李进新等合作撰写的《试论伊斯兰教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对新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的调查与思考》（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谢贵平的《试论新疆伊斯兰教的双重社会功能与和谐社会构建》（《塔里木大学学报》2008年第3 期），潘欣颂与龙群合撰的《试论宗教因素对新疆族群稳定的影响》（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6期），任红的《新疆伊斯兰教教育现状研究》（载《中国穆斯林》2009年第2期），胡欣霞的《新疆伊斯兰教宗教人士的宗教心理分析》（载《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等。

5.民族与伊斯兰教研究

丁宏的《从回汉民族关系角度谈加强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陶红与白洁合撰的《回族服饰文化与伊斯兰教》（载《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等。

6.政教关系研究

到了“发展—转型”时期后，仍然有不少探讨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文章。例如，张秀丽的《中国历代封建政权处理伊斯兰教问题的政策策略》（载《河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 期）一文，概括了历代封建政权都对伊斯兰教的管理政策；刘春英的《东北沦陷期时期日本殖民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载《日本学论坛》2004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抗战时期日伪政权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政策；钱鹏的《清朝回族立法政策初探》（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从法哲学角度对清王朝针对回族所做立法的基础和具体制度进行了探究；李进新的《蒙古统治西域时期的宗教政策》[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 期]一书指出，蒙古法律与伊斯兰教法的矛盾曾经导致西域地区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绵延不断；杨虎德、张钟月合撰的《清朝伊斯兰教政策探析》（载《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 期）一文，分析了清政府对待伊斯兰教政策由宽至严的嬗变过程，指出清政府在处理伊斯兰教问题方面所犯的最大失误，乃是对甘青地区教派矛盾处置不当；徐干、李建生合撰的《关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政策的现实思考》（载《实事求是》2008年第3期），概述了清代针对新疆伊斯兰教制定的政策。这些论文以史为鉴，总结经验，为新疆地区制定伊斯兰教政策或处理重大突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始终未能出现和《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一样有分量的专著。其实，该领域原本是大有可为的，理由如下：第一，伊斯兰教强调“两世并重”，总结历代政权在伊斯兰教管理方面的得失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于其他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与历代政权的关系之研究已遥遥领先。一方面是研究意义的极为重要，又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却是研究现状不尽如人意，落后于现实要求。这足以说明，今后的研究应当重视伊斯兰教与中国历代政权关系的研究，不仅需要有通论性著作，更应针对每一朝代、不同地区，甚至某个重大事件撰写出专门著作。

（二）现实考证：1999—2009年的“田野调查”

尽管同属“现实考证”之路，但倘若将这一时期的“实际调查”与上一阶段的“田野调查”摆在一起略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不只体现在名称上，其实际内涵也相去甚远。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实际调查主要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来收集、勘对资料；而田野调查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方法，如问卷调查、定量分析等。第二，就研究宗旨而言，实际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充分地掌握资料，追溯历史，还原真相；而田野调查则更多地关注当代的现实问题。第三，从学科依托看，实际调查与历史学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田野调查则被视为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获取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

从近年的研究情况看，国内伊斯兰教研究界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其共同特点是既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获取资料，又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自觉运用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理论对所获一手资料加以分析，其中作者又多为中青年学者，这一点也是特色之一。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数不少，例如，马宗保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丁明俊的《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马强的《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文炯的《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等。

二 哲学—思想之路

（一）中国伊斯兰哲学与思想研究

此一阶段，对刘智的研究成果最丰。代表之作有：沙宗平的《中国的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梁向明的《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王岱舆的研究不仅在时间上略晚，而且著作也远不如刘智研究丰富，直到金宜久的《王岱與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才改变了这一冷清局面；其他汉文译著学者更是门庭冷落，少人问津，相关专论性著作因数量稀少，更显难能可贵，如杨桂萍的《马德新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不仅证明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研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一个众人瞩目的新亮点，也提醒后来者，尚有未开垦的领域留待有缘人。

（二）伊斯兰哲学与思想研究

这一阶段的著作有：蔡德贵主编的《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启辰、杨华的《伊斯兰哲学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刘一虹的《当代阿拉伯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通的《伊斯兰思想史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家瑛的三卷本《伊斯兰宗教哲学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马福德的《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秉民主编的《简明伊斯兰哲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陆续面世，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缤纷复杂、色彩斑斓的伊斯兰思想世界。

（三）伊斯兰哲学与思想专题研究

1.苏菲思想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苏菲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对苏菲思想史上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学说进行专门探讨，即所谓的“专论”研究。近年来，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学案”式研究屡见不鲜，已演变为一种流行的研究方式，个别具有世界影响的苏菲学者也成为众人争相追捧的热门人物。

就生活时代较早的苏菲思想家而言，中国学者较多关注的人物有安萨里、伊本·阿拉比，以及毛拉·萨德拉等。但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仍是论文较多，专著稀缺。在这些专著中，代表作是王俊荣的《天人合一、物我还真——伊本·阿拉比存在论初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就是以生活在12—13世纪上半叶的苏菲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本·阿拉比之思想为主题的“专论”式研究，作者借助伊本·阿拉比本人的代表作《麦加的启示》，以及阿卜杜·凯利姆·吉里撰写的权威注释《开启神秘之门》这两部阿拉伯文原著，对研究对象加以介绍与评述，使中国学术界对伊本·阿拉比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代伊斯兰思想家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对象。比如，当代著名伊斯兰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赛尔（Seyyed Hossein Nasr），以其在苏菲道统传承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阐释传统伊斯兰思想的独特视角而吸引了不少中国学者的目光。进入21世纪以来，涌现出一批介绍和阐释纳赛尔思想的著述，如郭晶的《神圣的“传统”——当代伊斯兰学者纳斯尔“传统”观引介》（载《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丁克家的《全球化进程中精神性资源的开掘：文明对话的源头活水——论杜维明和纳斯尔文明对话资源的阐发及其价值取向》（载《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马效佩的《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伊斯兰精神性全书简介》（载《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周传斌的《凿通今古汇融东西——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述评》（载《回族研究》2008年第3期），任军的《神圣传统和神圣知识中的多样统一——纳斯尔〈知识与神圣〉述评》（载《回族研究》2008年第3期）、《纳斯尔在〈知识与神圣〉中的宗教比较观》（载《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3 期）等，这些文章大多汇入最近出版的论文集《神圣与传统：纳塞尔哲学思想引介》[※注] 之中。

2.伊斯兰教义学研究

继吴云贵之后，投身这一领域的学者寥寥无几，专门成果亦不多见。一些文章内容虽为伊斯兰教义学，但却以“伊斯兰哲学”为题，似尚未摆脱将教义学归类于“哲学研究”的旧框架，此类现象根源当归咎于学科体制与时代的局限，未可苛求作者。

2001以来，伊斯兰教义学研究略有起色，其表现有三：一是个别中青年学者开始撰写文章，致力于伊斯兰教义学研究；二是这些文章大多直接以“教义学研究”为名，就宗教论宗教，而不再受哲学研究的辖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宗教学科自身的壮大与发展；三是一些教内人士和机构始终关注教义学的发展。《奈赛斐教典诠释》自16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很受中国穆斯林推崇，故其传播与翻译工作一直由教内人士承担，这一传统在当代也得到发扬。由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组织编写的《伊斯兰教教义简明教程》（丛恩霖、沙宗平编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不仅介绍了教义学的源流、学说与派别，更具有别于同类著述的特点，即将教义学与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联系起来，论述了信仰的定义、信仰断法、信仰与道德等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但总体而言，伊斯兰教义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学界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尚属少人问津的殊方绝域。

李林在《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研究的问题与反思》一文中，对我国伊斯兰教义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当代中国学者对于伊斯兰教义学的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其研究方法局限在于“哲学研究”的框架内。自2000年进入“发展—转型”期以来，伊斯兰教义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出现了一批新成果，而且逐渐正视伊斯兰教义学的宗教特质，不再单纯局限在哲学研究范围内，其中一些研究体现出教内人士教义学研究特有的宗旨与关怀。但总体而言，伊斯兰教义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学界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原因在于：第一，伊斯兰教义学在传统伊斯兰学科中的地位仍不高；第二，伊斯兰教义学与教法学的关系复杂；第三，现代学术体制导致当代中国的伊斯兰教义学研究往往囿于“教义学史”；第四，伊斯兰教义学仍未能完全摆脱“阿拉伯哲学”或“伊斯兰哲学”的影响。其他传统伊斯兰教以及现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都对当代伊斯兰教义学及教义学研究提出了重大挑战，但这些挑战同时也蕴含着自我超越与自我转化的契机。

三 语言—文化之路

（一）世界伊斯兰教通史与概论研究

一些学术质量上乘的通史著作，如马明良的《简明伊斯兰教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代表性著作陆续出版。断代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之作当属由吴云贵、周燮藩合作撰写的《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实际上是一部近现代伊斯兰教史，此书抱着以史为鉴的初衷，力图通过追溯近代以来在殖民主义背景下伊斯兰世界产生的种种思潮和运动，找出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从而为深刻理解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倾向和特点提供参照。

国少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文化语言学视角》（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借助作者的语言优势，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的、系统的考证和比较研究；通过语言这个文化的核心要素，展开了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对凝结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描写、分析和阐释。

（二）世界伊斯兰教专题研究

1.经训、典籍研究

除了古兰经译本外，还有注释古兰经的学科，即古兰经注释学。主要译著有马金鹏的《古兰经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马仲刚的《古兰经简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自从康有玺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于1999年出版以后，圣训翻译逐渐增多，比如，祁学义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余崇仁翻译的《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等。

2.伊斯兰教法研究

迈入21世纪，伊斯兰教法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具有理论深度和时代特点的论著。其中，论文可分为以下三类。

（1）第一类是关于伊斯兰教法本身的理论探讨，如教法的渊源、派别、内容、特点等。这些文章占较大比例，如马明贤的《伊斯兰法渊源的整合机制》（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2 期），杨经德的《伊斯兰法与伊斯兰教法关系辨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刘云的《伊斯兰法源探微》（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耿龙玺的《浅谈伊斯兰法的法源理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 期），敏敬的《伊斯兰法的早期特征与作用》（载《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3期），周忠瑜、马旭东的《罗马法与伊斯兰法比较初探》（载《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2）第二类是关注与伊斯兰教法相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此类文章多集中于探讨近现代以来伊斯兰教法的改革与现代化，其中，一些文章属于理论探索，如吕耀军的《“伊智提哈德”与伊斯兰教法的形成、发展及变革》（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马进虎的《伊斯兰法创制困难的思想渊源》（载《长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2 期），马明贤的《当代伊斯兰法的复兴与改革》（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1期）等；另一些文章则紧密联系现实，总结分析各国的伊斯兰教法改革经验，如马明贤的《传统规则的现代化尝试：伊斯兰法律的法典化》（载《回族研究》2004年第3期），冯璐璐的《近现代土耳其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改革》（载《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洪永红、贺鉴的《伊斯兰法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现代化》（载《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1期），朱虹的《面对法律全球化的伊斯兰法形态》（载《人权》2003年第4期），等等。

（3）第三类是探讨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社会中的本土化历程。代表文章包括：邱树森的《唐宋“蕃坊”与“治外法权”》（载《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 期），王东平的《明清时代汉文译著与回族穆斯林宗教法律文化的传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载《回族研究》2002年第4 期），马宗正的《宗教法文化中的神学法治理念——兼及伊斯兰教法中国本土化对法治理念建构之影响》（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等。

著作方面，张秉民主编的《伊斯兰法哲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尝试从法哲学的角度解读伊斯兰教法，从伊斯兰法的外在个性入手，探索蕴含于其中的哲学共性；吴云贵的《当代伊斯兰教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是结合当代伊斯兰教复兴论述伊斯兰教法的一部力作，其突出特点是述源与论流、言史与议变相结合，从当代伊斯兰教世界的实际发展中解析伊斯兰教法的变革，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学术思考。这两部著作的接踵而至，可以说为“发展—转型”时期的教法研究开了一个好头，但新的著作问世还要等到十年之后。

3.伊斯兰教派与宗教运动研究

2002年相继问世的两部专著为唐孟生的《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文德的《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两者都是这个学术领域中的新突破。关于什叶派的研究专著有程彤的《正统观念与伊朗什叶派——从旭烈兀到阿巴斯一世之间的伊朗》（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等。

4.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研究

2000年，刘靖华、张晓东合著的《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采用国外流行的前沿学术观点，对伊斯兰教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合法性、政治体制、政治权威、政治参与的关系，以及当代伊斯兰复兴主义、原教旨主义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新颖的见解；陈德成主编的《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探索》于2000年出版，该书在“中东主要政治现代化思潮”一章中，将伊斯兰主义列入其中进行探讨，并将其视为当代中东最有力量的两种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并详细论述了霍梅尼、图拉比、埃尔巴坎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在讨论伊斯兰教对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后，又分别探讨了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个案。

四 学术会议：变化与减少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伊斯兰教研究为主题的会议较之以往有减少的趋势。例如，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曾在北京举办“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2001年12月）、“伊斯兰教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2007年10月），以及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当前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现状研讨会”（2004年9月）。总体而言，以伊斯兰教为标题的学术研讨会并不多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相关领域的会议依旧接踵而来、蒸蒸日上。这些会议以其跨学科的新颖理论、跨宗教的开放视野吸引了众多学者参加，支撑和推动着国内伊斯兰教研究的发展。这一系列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伊斯兰教研究的学术领域不断进步，研究课题逐步深化和总体水平迅速提高，而且继续活跃学术气氛，带动人才成长，推介学术成果，拓展合作领域，在伊斯兰教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亮点是2010年10月21—23日在北京召开的“文明的交融——第二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学术研讨会，该次研讨会的背景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学界甚嚣尘上；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宗教和谐之历史经验与现实前景的探讨在中国学界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从历史的经验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和谐共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文明冲突论”提出了有力反驳。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从学术角度探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对于总结中国社会宗教和谐的历史经验，探讨两教在交往与对话所遇到的问题与前景，促进这两种宗教在构建当代中国特有的宗教和谐关系，乃至在国际社会促进不同文明与宗教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无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有鉴于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三方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文明的交融：第二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1—23日在北京召开，该次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宁夏、新疆以及香港等地的百余位代表与嘉宾出席。与会代表和嘉宾不仅包括来自各个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主办方还特意邀请相关宗教管理部门和宗教界的专家和代表，共同探讨这一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的问题。这一举措表明，该次研讨会借鉴第一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学术研讨会的经验，开始注重如何促使学界的理论，探讨与政界、教界的实际经验相融合，并致力于将关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的理论探讨转化为两教共同构建和谐宗教关系的积极实践。

第四节 2009年至2019年的伊斯兰教研究

2009年至2019年，伊斯兰教学科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新动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凉热并存。在学术界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中，最近两年呈现出“凉”“热”并存的学术状态，一方面是伊斯兰教研究学科的论文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截至2018年11月15日，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伊斯兰教”为主题进行检索，2018年共有论文396篇，是近17年以来（2002年以来）发表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最少的一年，分别相当于2016年的38%、2017年的48%；另一方面是以“伊斯兰教中国化”为题的论文大幅度增加，以“中国伊斯兰教”为主题进行检索，2018年共有论文128篇，是近16年以来（2003年以来）发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最少的一年，分别相当于2016年的37%和2017年的51%。从发表的刊物来看，主要集中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中国宗教》《中国穆斯林》等刊物上，其他综合类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极少能发表伊斯兰教研究文章。[※注]

第二，调整转型。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动态，大致有几种情况：（1）更改名称，比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改为“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院”；（2）裁撤合并，比如西北民族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的伊斯兰教研究专业；（3）活动减少，如一些原先有伊斯兰教专业的研究机构，因新老交替、研究力量不足等原因，研究趋于停滞。

一 历史—考证之路

这一部分较为有代表性的，当属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季芳桐的《伊儒会通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分为分伊斯兰教篇与儒家篇，前者重点从伊斯兰教角度探讨宗教会通问题，后者则是从儒家角度探讨宗教会通问题。

由张志刚主编的宗教中国化丛书之一的《宗教中国化研究论集》[※注]，收录了五篇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论文，分别是金宜久的《三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杨发明的《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必由之路》，高占福的《从外来侨民到本土国民——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李林的《“教法随国论”：伊斯兰教法中国化的本土经验与普遍意义》，杨文炯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适应、创新与根植》，这几篇文章的研究从历史与现实、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多元视角充分揭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华性”，发掘了伊斯兰教中国化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基础。

自2016年以来，李林连续撰写了系列文章，探讨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历史经验、理论总结以及关键问题。第一篇《教法何以随国法？——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注] 提出，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它在唐宋、蒙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分别被视为习俗、通制、礼法和信仰。“教法随顺国法”是国法与教法关系的主线，其实质是“教随人定”，即穆斯林遵从国法，国法规范教法。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教法大于国法”的情况，更多的是国法对教法的主动包容和吸收。理解两者关系，应以实际为准，就事论事，切不可从概念出发，将虚作实。

第二篇《“教法随国论”——伊斯兰教法中国化的本土经验与普遍意义》[※注]，该文与《教法何以随国法？——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法的中国化进程》为姊妹篇，一为历史进程，一为理论探讨，相互发明。《“教法随国论”——伊斯兰教法中国化的本土经验与普遍意义》一文提出，伊斯兰教法中国化的本土经验可概括为“教随人定，法顺时行”。“教法随国论”可通过六个问题予以探讨：（1）何谓“教法随顺国法”；（2）如何理解“国法与教法之关系”；（3）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国法与教法之争；（4）“教法随顺国法”如何理顺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之关系；（5）“教法随顺国法”如何整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6）如何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教法随国论”化解宗教极端主义的“教法建国论”同时，作者还将“教法随国论”总结为以下七个要点：“随顺国法论”“教随人定论”“法顺时行论”“信仰在地论”“政教互动论”“认同统一论”“多元共体论”。“教法随国论”的本土经验亦具有普遍意义，揭示了在非伊斯兰的政治实体中，伊斯兰教法如何随顺适应社会的问题。在长达千年的伊斯兰教法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以教辅政”的传统。历史上教法曾以习惯法形式为国家接纳，并在穆斯林群体内部发挥作用，从社会层面而非政治层面参与社会关系协调与秩序构建。这对于界定现代民族国家中伊斯兰教与国家关系，乃至伊斯兰教的现代转型等问题都是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具有普遍性的启发意义。

第三篇《礼法、教道与法治——伊斯兰教法中国化的传统方向与现代挑战》，将伊斯兰教法中国化的传统方向及其现代转型概括为五个环节：“教即法”“教崇礼”“礼通道”“道有规”“规从法”。“教即法”指宗教教法化，即伊斯兰教以宗教律法形式表达出来，代表了世界宗教的一种典型模式；“教崇礼”指教法礼法化，即伊斯兰教法与儒家礼法相融合，演化出中国特有的礼法化伊斯兰教法；“礼通道”指礼法教道化，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法不仅体现为礼法，亦包含修持之道，这符合伊斯兰教特有的教道真“三乘”之说，更为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融合开辟了道路；“道有规”即教法清规化，有修持之道，必有修道之人，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法衍生出新的内容，即“清规戒律”，其典型代表是中国一些苏菲教团制定“清规”，用以规范修道团体的内部关系；“规从法”即宗教法治化，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以“礼法退却”为标志的现代转型，而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法也面临如是适应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的挑战。因此，伊斯兰教内部需要重新审视教团与社会、教法与国法的关系。在西方历史上，教会法与世俗法分离是构成现代西方法律与政教分离关系的前提，基督教形成教会法是为了协调教会内部关系，在此意义上，教会法可视为教会内部的清规戒律。伊斯兰教的信仰共同体“乌玛”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形态，既不同于家族、部落，也不同于后来的帝国和民族国家。因此，将穆斯林团体等同于国家、将伊斯兰教法视为国家《宪法》，皆属误解和滥用。在现代社会，作为罗尔斯所说的“完备性学说体系”，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被安顿在现代社会的架构之内。而伊斯兰教法作为宗教社团的内部规范，实际地位类似于清规戒律，主要用以规范信仰和功修。这一思路不仅为理解伊斯兰教法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行方案，而且从根本上为我国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实现宗教法治化提供了保证。

第四篇《六和合：中国伊斯兰教参与构建健康宗教关系的可行路径》[※注] 提出，中国伊斯兰教构建“健康宗教关系”应从“六和”即心和、意和、政和、教和、身和、体和入手，处理好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五种宗教关系。（1）以心和：政主教从、以教辅政，从前提上处理好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执政党与宗教的关系；（2）以意和：教随人定、法顺时行，从认识上处理好国法与教法（教规）的关系；（3）以政和：教非国教、政教分离，从组织上处理好社会与宗教的关系；（4）以教和：普遍与特殊、源与流、初传与回传，从根本上处理好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5）以身和：三教会通、五教同光，从格局上处理好国内不同宗教的关系；（6）以体和：天道人道、敬近合之，从文化上处理好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

二 哲学—思想之路

（一）伊斯兰哲学与思想研究

最近几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著作逐渐增多，代表作有吴云贵的《近当代伊斯兰宗教思想家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维真的《穆斯林思想家评传》（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王希的《安萨里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丁俊的《伊斯兰文明的反思与重构——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周传斌主编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伊克巴尔哲学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丁士仁的《阿拉伯哲学名著译版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吴雁的《伊斯兰文化中的新柏拉图主义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这些论著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各个时期穆斯林思想家的生平、著作、思想，特别是通过探究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心路历程，加深对近现代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伊斯兰文化传统及其社会的认识。此外，马玉秀的《伊斯兰经济思想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经济思想。

译著有《跨文明对话：葛兰的伊斯兰理念与人文主义话语》（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周传斌译著的《穆斯林三贤哲：哈佛大学伊斯兰哲学讲座》（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王希、王俊荣合译的《〈智慧珍宝〉翻译、注释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书，则是对知名苏菲学者伊本阿拉比苏菲思想的阐述和译介。

（二）伊斯兰哲学与思想专题研究

1.伊斯兰教政治思想史研究

伊斯兰政治思想史研究包括伊斯兰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研究，是国际伊斯兰教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我国学者有意识地从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等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李林的《谁之继承人，谁之代治者：从哈里发学说的演变看当代中东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 期）是这一领域的杰出成果，“哈里发学说”在伊斯兰教思想史上，与真主的属性、前定与自由意志等问题一样，属于传统伊斯兰教义学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伊斯兰教义学经典《教典诠释》将其列为一个重要问题。

《谁之继承人，谁之代治者：从哈里发学说的演变看当代中东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一文，也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揭示出哈里发学说的历史演变与内在逻辑揭示出伊斯兰世界政治继承与换代中的潜在规律：第一，伊斯兰教虽然不主张政教二分，但“哈里发”一词的含义注定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分化，必然成为伊斯兰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第二，哈里发的当选依据从宗教理想变为政治实力表明，宗教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较量，是伊斯兰社会领袖产生过程中的两种主要博弈力量；第三，哈里发的产生制度由最初的选贤制发展到世袭制，世袭制能够在伊斯兰世界历久不衰，是因为历史上的哈里发学说在解释哈里发合法性的来源时，将判断标准从统治者的权力来源转换为统治者如何统治。这三组矛盾不仅是影响伊斯兰教史上历次政治继承与政权更迭的关键因素，而且在当代中东政治继承与换代过程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2.伊斯兰教学术史研究

2010年之前的相关研究，多为学术综述性研究，而较少有意识地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李林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术史分期刍议》（载《当代宗教研究》2011年第2期）则是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学术史提供坐标体系，该文将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初识到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学科的最终确立这一漫长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元始期、亨长期、利遂期、贞成期。从1949年草创至今长达70年的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术史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草创—停滞”时期、“重兴—繁荣”时期、“发展—转型”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研究内容与特点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术史分期刍议》来自作者近年来进行的“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其目的一是为当代学人从事伊斯兰教研究总结经验、奠定起点；二是为后来学者提供关于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研究的文献资料。

此外，李林还撰写了伊斯兰教学术史系列文章，包括：（1）《西方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百年》（载《世界宗教评论》辑刊）；（2）《传统与变革——中国现代伊斯兰学科体系的造就》（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发展历程》）；（3）《从史学到实学：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实证主义转向》（载《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6期）；（4）《试析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与主线》（载《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5）《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研究与反思》（载《中国穆斯林》2011年第3 期）；（6）《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法学研究与反思》（载《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4期）。这些系列研究标志着我国伊斯兰教学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一个体系。

任何有成效的研究，都必须做到对前人对这一领域内相关问题做过哪些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了然于胸，这样才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循序渐进。然而，近年来国内伊斯兰教的一些领域出现了徘徊不前的情况，究其原因，不重视学术史研究、不善于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一弊病难辞其咎。有些研究被讥为“炒冷饭”，即指那些既缺乏新材料，又不能开辟新途径，只是不断地回到原始水平上重新开始，不断地重蹈前人已做过工作的无效研究。个别成果甚至还达不到已有的研究水准，更遑论超越前人与学术创新了。这一现状不仅不利于个别学者自身的学术研究，更危及伊斯兰教学科的整体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唯有对症下药，加强对学术史的研究，才能为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学科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 语言—文化之路

（一）经训、典籍研究

《古兰经》翻译方面，有孔德军翻译的《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古兰经》研究方面的专著有：金忠杰的《〈古兰经〉注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洪炉翻译的《古兰经降示背景》（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伍特公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详解》（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顾世群的《〈古兰经〉伦理思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马辉芬的《经堂语汉译〈古兰经〉词汇语法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等。

圣训翻译方面，余崇仁相继翻译并出版了《奈萨仪圣训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提尔米兹圣训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伊本·马哲圣训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至此，逊尼派公认的六大圣训集全部被翻译成汉语，弥补了中国伊斯兰教圣训翻译的空白，将中国的圣训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圣训学研究自从丁士仁的《简明圣训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后，尚有祁学义的《圣训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马建康译著的《寻根定律圣训简析》（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伊斯兰教法研究

2011年，两部教法研究的专著几乎同时出版。马明贤的《伊斯兰法：传统与衍新》（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分为纵横两编，纵向以时间为线索，分析了伊斯兰教法从兴起到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社会原因、基本特征；横向以问题为主线，选择了伊斯兰教法与创制、伊斯兰教法的现代化、伊斯兰教法的法典化、伊斯兰教法与人权民主等几个当代伊斯兰教法的发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加以分析。哈宝玉的《伊斯兰教法：经典传统与现代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可分为伊斯兰教法概论与重要问题的专论两部分。概论部分涵盖从宗教义务到民法、刑法等伊斯兰教法的主要内容，专论部分对教法中关于战争与和平、人权这两大问题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伊斯兰教法研究方面的论文也有不少，例如李立丰的《伊斯兰教法中的女性继承权：以国际人权法为视角的评价与反思》（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期），李林的《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法研究的问题与反思——兼议伊斯兰教法研究的两大学术传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4期），白京兰的《清代新疆法律的多元形态与边疆治理——以伊斯兰教法为中心》（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李林的《穿透“复古”与“现代”的迷雾：如何理解现代性语境下的伊斯兰教法》（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马宗保的《教法礼俗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载《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三）伊斯兰教派与宗教运动研究

近期的代表性研究是由周燮藩主编的《苏菲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其内容涉及苏菲主义的历史、思想和新苏菲主义的发展。既对中国伊斯兰苏菲主义的探讨，诸如苏菲派的传入、苏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新疆的依禅派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也对新苏菲主义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旨在对苏菲主义的历史、思想、仪式、组织、影响等作全方位、多角度的梳理和研究。这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将为中国学者对苏菲主义的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近期的著作还有姑丽娜尔·吾甫力的《苏菲主义与维吾尔文学》（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译著有潘世昌的《伊斯兰苏菲概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古筛勒苏菲论集》（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马仲荣的《初期女性苏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马效惠的《开释福：苏菲之觉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等。这些专著和译著对于全面了解苏菲主义的渊源、历史、概念、术语、发展、变化、思想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什叶派的研究译著有：姚继德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阿米尔的《伊斯兰伊斯玛仪教派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等。赛莱菲耶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伊斯兰教派别，迄今亦未有系统研究该派的专著，只有杨桂萍等翻译的《伊斯兰教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亦以论文的形式，探讨了赛莱菲耶在全球的传播及不同的表现形态。

（四）伊斯兰教与国际热点问题研究

吴云贵的《追踪与溯源：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热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云贵有关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热点问题的专题论文集，集中了作者关于当代伊斯兰教热点问题的文章，包括当代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伊斯兰教法等。

方金英在2016年正式出版了两部与“激进主义”有关的著作。一部重在分析问题，一部重在解决问题。《穆斯林与激进主义》（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梳理了伊斯兰激进主义历史演进轨迹；《文明的交融与和平的未来》（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认为，治本之策是国际社会要大力推动伊斯兰世界向温和主义迈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动伊斯兰世界汲取伊斯兰文化和谐观，尤其是要汲取其精髓伊斯兰哲学兼收并蓄的智慧。《文明的交融与和平的未来》正是这样一部在历史的视野和中华文明的语境下专门探讨伊斯兰哲学思想演进及其实践轨迹的论著，力图为当下全球暴恐乱象寻找一条从无解的“死结”到有解的“活结”之新出路。

四 学术会议：承接与扩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是1949年以来我国成立的首个专门性的伊斯兰教研究机构，迄今已有50 余年历史。作为国内最权威的伊斯兰教研究机构，在我国伊斯兰教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奠基、引领和推动作用。

（一）四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

2014年以来，鉴于伊斯兰教学术会议召开难的现实困境，以及我国伊斯兰教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伊斯兰教研究室决定将搭建引领性和导向性的全国性学术平台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发起创办了“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系列”，成为目前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参与人数最多、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伊斯兰学术会议，被评价为“上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北五省区召开的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重启了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的帷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1.“第一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

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2015年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等百余位学者参加，研讨会围绕主题“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分“伊斯兰教与中国化”“伊斯兰教与本土化”“中国伊斯兰教与对外交流”“伊斯兰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伊斯兰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伊斯兰教与地方知识”“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伊斯兰思想与文化”八个分论题展开，共40余篇论文。该次会议学术和社会反响重大，被与会学者评价为“上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北五省区召开的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重启了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的帷幕，必将写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史，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2.“第二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

伊斯兰教与‘一带一路’”，2016年12月在北京召开。该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中东学会主办。该次会议打破学科界限，联合宗教学界、中东学界两大领域共同探讨“一带一路”的伊斯兰教因素，是一大创新之举。中国中东问题原特使吴思科等近百名专家和学者参加该次会议。会议围绕伊斯兰教与“一带一路”、中东局势与“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文化以及青年学者论坛等七个主题和场次展开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对其影响应有充分认识与考量，方能发挥优势，防范风险，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维护社会繁荣稳定。

3.“第三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

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2017年11月19—2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中国宗教学会主办，来自全国各地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从以下七个议题深入探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问题：（1）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2）经堂教育的传统与衍新；（3）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4）回儒会通与汉文译著；（5）中国穆斯林与近代新文化运动；（6）宗教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7）宗教本土化的国际视野。

该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与亮点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1）第三届全国伊斯兰教研讨会主题定为“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旨在响应中央号召，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探讨在新时代伊斯兰教如何与时俱进，如何在新时代开拓伊斯兰教研究的新格局、新气象，这是本次会议的第一大亮点。（2）该次会议弘扬回儒传统，促进伊斯兰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限于“儒释道”，还应包括以“回”为标志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从而开创我国宗教以“儒释道回耶”五教同光、五教共辉为特点的新时代宗教格局与宗教关系。（3）该届全国伊斯兰教研讨会的第三个亮点是，伊斯兰教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两大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讨伊斯兰教如何借宗教中国化的难得历史机遇，在新时代实现与时俱进、实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4）该次会议的第四个亮点是，在新时代倡导新格局、新发展，秉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学科理念，伊斯兰教研究不应成为小圈子、少数人关起门来的研究，而是应有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应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门学科，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呼声，由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形成“一门多学”即一个主题，多个学科的开放格局。从学科构成看，该次会议的发言人不仅有来自宗教学、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领域的权威大家，如卓新平、张志刚、李向平等，而且还有来自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等学科的专家。充分展现了我国学者从事伊斯兰教研究所具备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揭开了新时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体系的崭新一幕。（5）该次会议的第五个亮点是，与会代表不仅来自学术界的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还来自政界和宗教界，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是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实践问题，不仅是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更涉及在现实中如何落地生根，结出成果，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界有支持、引导之责，学界有扶持、研究之任，教界有坚持、落实之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三界”同心、“三界”齐力。（6）第六个亮点是有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这批青年学者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具有良好的学术训练，是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登上学术舞台，给伊斯兰教研究界带来了新气象、新希望。（7）第七个亮点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要有具体落脚点，该次会议集思广益，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指明了具体路径，包括：倡导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阐发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经学思想体系，从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三个认同入手实现伊斯兰教中国化等。

4.“第四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

新时代的伊斯兰教研究”，2018年10月20—21日在西安隆重召开。该次会议由中国宗教学会伊斯兰教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共同举办。该次会议的主题为“新时代的伊斯兰教研究”。来自全国各地共计200余人参加了该次会议，为历次全国伊斯兰教研讨会规模最大的一次。

该次研讨会积极响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时代要求。重视伊斯兰教研究是怀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福祉，所不能不发出的呼吁。今天的世界不应是一个大国与文明之间彼此制裁、彼此冷战、彼此孤立的世界，而是迫切需要在更深层次上相互开放，相互合作。霸权主义曾经给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造成过深重的灾难，今天，全世界应该携起手来，一致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丛林法则式的零和思维。中国与伊斯兰文明、阿拉伯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提供了榜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两大文明相互交融，开创、造就了一个有别于国外伊斯兰教的、独特的传统——中国伊斯兰传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限于“儒释道”，还应包括以“回”为标志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进而开创我国宗教以“儒释道回耶”五教同光、五教共辉为特点的新时代宗教格局与宗教关系。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变迁，时至今日，是否可以大胆地说：在一些方面，中国伊斯兰教也可以承担起引导伊斯兰世界的作用；通过倡导中庸、中和、中道，反对极端暴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独特贡献。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任重道远、意义重大，伊斯兰教研究应在其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中国学者主导的伊斯兰教研究应具备大格局、大气象，应成为一门“大学问”“大研究”，应努力突破学科划分的局限，形成“一门多学”的开放格局，即一种研究、多门学科，由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伊斯兰教研究，秉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学术理念，逐渐形成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特有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乃至中国学派。

该次研讨会成果丰硕，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会议共设立12个议题、3个分会场，紧紧围绕新时代的伊斯兰教研究主题展开研讨，包括：新时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特色、新时代“一带一路”与伊斯兰教、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伊斯兰世界、新时代伊斯兰教研究的新视野、新时代伊斯兰教研究的新资料、新时代伊斯兰教研究的新景观、新时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中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代伊儒相通的互动模式、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学互鉴、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与历史虚无主义等。（2）研讨会的举行标志着中国宗教学会伊斯兰教专业委员会正式启动，这是伊斯兰教专业委员会自2018年7月在中国宗教学会威海会议上宣布成立以来主办的首次学术活动，专委会的宗旨定位为：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挥跨学科、多层面的综合优势，组织协调国内外学者开展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历史典籍、思想哲学、语言文化、国际政治、区域国别、现状调研等领域研究，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贡献。专委会的启动意味着，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伊斯兰教研究也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整合学术资源、开展学术活动、深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必将大幅提升，为我国的伊斯兰教研究的转型与深化带来新的契机、新的思路。（3）该次研讨会上各种反映新时代伊斯兰教研究特点的新思路、新观点、新资料层出不穷，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伊斯兰教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原有的条块分割型的学科体系，已经无法反映时代的需要，因此，亟待在学术视野、学术格局、学术组织上有所突破与升级，打破现有的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碎片化的种种壁垒，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方法，联合众多学科、学人、学派共同研究。中国学者主导的伊斯兰教研究应打破学科的隔阂，反映时代的呼声，唯其如此，方能跟上新时代的步伐，方能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布局”。作为一项“大研究”，我国的伊斯兰教学科当聚集民族宗教、国际关系、语言文化、区域国别、安全反恐等领域的专家，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因为任何研究、学科只有在投入到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才能找准自身定位，实现自身价值。

（二）“伊斯兰教学术论坛系列”

伊斯兰教研究室还创办了“伊斯兰教学术论坛系列”。目前召开过四次不同主题的研讨，包括“伊斯兰教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伊斯兰教与新疆社会发展”“伊斯兰教与欧美社会”，收到良好的学术效果和社会反响。比如，“伊斯兰学术高峰论坛·伊斯兰教与欧美社会”学术研讨会，2017年5月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伊斯兰教与欧美文化、伊斯兰教与欧美社会、伊斯兰教与欧美移民、伊斯兰教与欧美政治四个专题展开研讨。召开此次论坛基于以下考虑：因穆斯林移民等相关问题，近期欧美一些国家出现了如“禁穆令”、右翼民粹等现象；欧美社会如何对待穆斯林、伊斯兰教；其未来走向如何等问题都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这些问题既有历史背景，也有现实困境；既关涉理论，也有鲜活的实践；既有文明冲突的视角，也有文明共融的阐释。该次研讨会的意义在于，从不同视角深入研讨欧美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实，推动中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此外，自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伊斯兰教中国化”成为近年来伊斯兰教会议使用频率最高的主题词，由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中国宗教学会伊斯兰教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福德论坛——京津冀‘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目前已举办三届。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

由于地缘政治、资源储备、历史争端、民族教派等因素，伊斯兰世界往往处于国际冲突和争端的前沿，形形色色的组织、派别和主张，汇成一股“伊斯兰潮”，不断冲击国际政治舞台、震撼全世界。2010年年初西亚北非地区发生的政治剧变、“9·11”事件以来，各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与演变等在伊斯兰世界引发的冲突，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等等。这一切都在提醒中国学者：伊斯兰教发展趋势不仅关乎地区局势，而且关乎世界。不但对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严峻挑战，其所不断产生的“热点”和“难点”更在应用理论和对策研究层面，激发了加强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迫切要求。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元代至明初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随着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来华，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又兴起一场蓬蓬勃勃的“汉文译著”运动，借用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术语来翻译、阐释和发挥伊斯兰教思想，涌现出了以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德新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穆斯林学者。此时的中国穆斯林早已不是最初的“住唐”“藩客”，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对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编撰，乃至创造性地使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术语、观念对之进行的诠释，代表着一大巨变，即伊斯兰教进一步中国化。

纵观历史，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融使得中国伊斯兰教这个“亚文化系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中华民族的“实质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至今在哲学、数学、天文、医药、武术、建筑（如北京城的布局）等领域都可以看到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实现在中国的“本土化”。穆斯林先民成功地回应了这一挑战，其标志是从“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为“中国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从一个外来宗教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穆斯林群体也被作为一个少数群体而为中国社会所接纳。时至今日，伊斯兰教对本土化挑战的回应并没有结束，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出现了新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第一，对外而言，在传统社会，穆斯林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好“忠于真主”与“忠于君主”的关系，而在现代社会，这一问题演变为如何解决好“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可以说，新的社会形势对中国穆斯林提出了新的问题，亟待解决。

第二，对内而言，世界各地穆斯林的信仰“同中有异”，其共通之处表现为皆具伊斯兰信仰，而殊异之处表现为受当地文化的影响而烙上各自的文化印记，即伊斯兰信仰的“共性”与“个性”特征、伊斯兰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样态。如何阐明伊斯兰教多样性的一面，阐明扎根于中华大地的中国穆斯林如何借助特有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来成就和表达各自的信仰，无疑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进而言之，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关键时刻，亟待一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因此，文化之大繁荣与大发展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在此过程中，来自其他文化的刺激、对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借鉴、吸收都不可或缺。伊斯兰文明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国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我们在哲学、数学、天文、医药、武术、建筑（如北京城的布局）等领域都可以看到，而且在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过程中也必然起到积极的作用。

2018年4月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中国有十一个少数民族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总人数达2000多万人。从分布来看，中国伊斯兰教信仰人口分布历来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遍布全国各省（区）的大多数城乡，主要聚居于西北、华北以及西南等地，中国台湾、港澳地区亦有分布。相关社会公共事件、民族宗教、网络舆情、社会治理与宗教治理、国家安全战略等都不容忽视。

从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来看，无论在经济建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还是在处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反恐问题等方面，都需要加强从各个角度对伊斯兰教的研究。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之一，目前，全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已接近16亿人，据估算到2050年左右，全球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将超过基督徒，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群体。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数量居世界前十位的国家中，不少与中国毗邻，或是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关系重大。特别是近年来，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的热点与现实问题屡屡出现，这一切都在提醒中国学者：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各种与伊斯兰教相关的热点与现实问题必然层出不穷。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各国局势的变化都在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将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地与伊斯兰文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在此背景下，如果对伊斯兰教、对伊斯兰世界缺乏了解，不仅“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将受到影响，甚至就连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发展空间也可能受到不应有的压缩。学术界由此提出：“是到了重视伊斯兰教研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