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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宗教学研究70年

一 佛教艺术领域

来 源
新中国宗教学研究7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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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窟与佛寺“文化大革命”以后,佛教美术研究百废待兴,在早期针对石窟寺、佛寺调查、发掘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科学的考古挖掘与修复。与汉传佛教艺术相似的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宗教政策逐渐恢复,这一时期蒙藏佛教寺院佛像、建筑、绘画艺术得以修缮并逐渐受到重视,国内蒙藏佛教艺术研究得以有序展开,并为后续蒙藏佛教艺术研究起到奠定作用。王畅的《我国近年来关于宗教与艺术关系的研究》 [ ※注]一文,是此期宗教艺术原理研究的综述,对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基于马克思宗教艺术思想进行的争论作了概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宗教艺术原理涉及的主要议题。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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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教艺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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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窟与佛寺

“文化大革命”以后,佛教美术研究百废待兴,在早期针对石窟寺、佛寺调查、发掘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科学的考古挖掘与修复。这其中以宿白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及与段文杰院长领导的敦煌研究院成就最大,他们分别在石窟寺考古基础的奠定与敦煌美术的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当为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在画册出版方面,最重要的为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注]。另外,从1980年开始,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建筑工业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注](60卷)也有大量的篇幅介绍各地的石窟寺,以及重要的寺塔建筑、寺观壁画,是全面了解中国宗教艺术的重要工具书。此外,敦煌研究院编撰完成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注]《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注],全面公布了莫高窟的洞窟题材、窟型、供养人题记等诸多信息。

宿白先生致力于云冈等石窟寺的考古分期、样式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并用历史学的方法挖掘其背后动因。如《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平城实力的积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重点讨论了云冈石窟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营建过程。这些论文后被收录于论文集《中国石窟寺研究》[※注] 之中。同样收录于该书中的还有北京大学刘慧达的《北朝石窟与禅》,作者从宗教学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了北朝时期石窟营建的原因、造像题材的选择。作为中国石窟寺中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题材最为丰富的敦煌石窟,段文杰、樊锦诗、贺世哲、史苇湘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都致力于洞窟年代、洞窟分期、壁画题材的判定以及敦煌壁画美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时代的风格特征进行总结,使我们能够看清各个时间段敦煌石窟的不同面貌。如段文杰《略论敦煌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注],樊锦诗《莫高窟北朝洞窟本生、因缘故事画补考》[※注],贺世哲《关于北朝石窟三世佛与三佛造像问题》[※注],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注],史苇湘《敦煌莫高窟中的福田经变》[※注] 等。这些论文在对敦煌石窟的宏观把握、图像研究、断代分期、义理阐述及社会根源和美学论方面均有所突破。1981年,敦煌研究所发行《敦煌研究》,筹办四年一次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讨论会的学术论文集。专著方面,宫大中的《龙门石窟艺术》[※注] 系统讨论了龙门石窟的分期、各时间段的特征、重点龛窟的营建等问题。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兴起,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李洪甫的《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内容及其背景》[※注],丁义珍的《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注],俞伟超、信立祥的《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注],阎文儒的《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题材》[※注],阎孝慈的《孔望山佛教造象年代考辨》[※注] 等。萧默的《敦煌建筑研究》[※注] 一书,为国内首部讨论敦煌建筑的专著;罗哲文的《中国古塔》[※注] 一书,可视为佛教建筑方面的代表。

与汉传佛教艺术相似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宗教政策逐渐恢复,这一时期蒙藏佛教寺院佛像、建筑、绘画艺术得以修缮并逐渐受到重视,国内蒙藏佛教艺术研究得以有序展开,并为后续蒙藏佛教艺术研究起到奠定作用。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民间美术》[※注]和《蒙古族美术研究》[※注] 两本书中涵盖了大量蒙藏佛教艺术的内容;金峰的《呼和浩特十五大寺院考》[※注] 一文,对呼和浩特寺院建筑布局、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特点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提出寺院建筑风格具有汉藏结合、汉式、蒙汉结合等多元民族文化艺术特点;陶克通嘎的《瑞应寺》(蒙文版)[※注],对寺院佛像、壁画的审美意蕴特点进行了介绍,认为寺院佛像、壁画沿袭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同时也吸收尼泊尔、印度、中国传统美术的艺术特征;扎雅·诺丹西绕著,谢继胜译的《西藏宗教艺术》[※注] 一书,是藏族学者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关于西藏宗教文化艺术的专著。

2.单体造像

在这一时期,区域性的造像研究有《河北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注],该文以考古简报的形式,对邺南城出土的各类石造像逐一进行了图文描述。1987年前后,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佛像遗迹出土,学者均迅速组织起来,对这些新材料展开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注]《山东省高青县出土佛教造像》[※注] 等。对南北朝时期的单体造像研究也日渐深入,如《试论北齐佛教造像艺术》[※注] 等文。此外,对早期佛教造像在美术领域和视角下的研究,以张总的《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注] 为代表。佛教造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角,如《中国传统与佛教造像散论》[※注] 一文,就讨论了中国传统审美与佛教造像间的关系等问题。

3.绘画与书法

在佛教绘画方面,这一时期的讨论重点是张胜温的《法界源流图》,赵学谦的《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注] 与杨晓东的《南诏图传述考》[※注] 这几篇文章分别对画面内容、主要情节,以及南诏大理的佛教艺术进行论述。对于其他区域的佛教绘画的研究,有张光福的《略谈西夏美术》[※注],该书介绍了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教绘画;秦文的《浅谈藏族绘画及其艺术特色》[※注] 与张光福的《藏族美术探索录》[※注] 都涉及唐卡艺术的常见题材与技法特点。

这一时期对于弘一法师的书法成就也有较多研究成果,如郑逸梅的《李叔同的艺事》[※注],陈珍珍的《一代艺术大师李叔同(弘一法师)》[※注],包立民的《弘一法师的墨缘》[※注],蔡惠明的《弘一法师的书法》[※注] 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弘一法师的生平与书法艺术;其他关于高僧墨迹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时期中日佛教交流当中的书法现象,包括忻中的《弘法大师与日本佛教》[※注],蒋华的《鉴真东渡事迹及其书法造诣》[※注],洪丕谟的《隋唐时期的僧人书法家》[※注],林子青的《关于圆悟禅师墨迹的说明与注释》[※注];熊秉明的《佛教与书法》[※注] 一文,对历代书僧进行了综合性介绍。在摩崖石刻与碑刻方面:马忠理、李喜红的《北齐雕塑艺术的宝库——响堂山石窟》[※注],介绍了响堂山石窟的大量刻经;宫大中发表了《试谈龙门二十品》[※注]一文,对龙门二十品名称的由来以及二十品的内容、位置、书法艺术成就做出较为详细的研究;李献奇的《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注] 对石碑的铭文进行了解读,并讨论了碑刻的艺术性;刘敏的《太蓬山摩崖石刻题记》[※注] 一文,对位于四川太蓬山所存历代石刻题记进行详细整理,并对石刻题记的所处时代、内容、书体等予以介绍说明。

4.音乐、舞蹈与戏剧

关于汉传佛教的音乐艺术研究在此阶段也逐步展开。肖兴华的《云冈石窟中的乐器雕刻》[※注] 主要介绍了云冈石窟中的乐器历史源流、乐器形制、乐器分类特点;陈家滨的《五台山寺庙音乐初探》[※注]首次介绍了五台山寺庙音乐,并运用音乐形态研究方法分析五台山寺庙音乐;田青的《梁武帝与佛教音乐》[※注] 主要介绍梁武帝对中国佛教音乐的影响,以及梁武帝为佛教所做的贡献;田青的《佛教音乐的华化》[※注]《浅谈佛教与中国音乐》[※注] 两篇文章均讨论了佛教音乐的源流,以及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浅谈佛教与中国音乐》探讨了中国佛教音乐历史渊源、佛教音乐理论、佛教乐器、佛教乐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外,作者还对中国宗教音乐的现状及研究情况进行了阐释。

查玛乐舞是藏传佛教系统中的重要仪式,也是佛教音乐与舞蹈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有:苏和的《“查玛”起源探究》[※注],达·桑宝的《古代宗教乐舞“查玛”收集整理概况》[※注],呼日勒巴特尔、乌仁其木格的《米拉查玛》[※注],额尔德尼的《“查玛”艺术与其特点》[※注],高厉霆的《喇嘛教寺院舞蹈“羌姆”探源》[※注],呼日勒巴托的《内蒙古流传的佛教歌舞“禅木”》[※注],扎米央、奥宝音乌力吉的《阿鲁科尔沁“查玛”的起源及其含义》[※注] 等,以上研究成果具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查玛乐舞起源、称谓、表演形式与内容进行简要介绍;二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对内蒙古地区个别寺院的查玛乐舞程序、表演形式与内容进行描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历史性的文献资料为主,偏重于表层的描述,且从学术层面上较少整体观照查玛乐舞与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佛教戏剧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敦煌与西域文献中的佛教戏剧依然是此期的重点,任半塘的《敦煌歌辞总编》[※注],几乎收集了敦煌文献中的全部曲辞资料,集基本资料与研究于一体,为敦煌佛教戏剧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李正宇的《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试探》[※注] 一文,考订了敦煌写本S.2440V/2的内容,认为其是表现释迦因缘故事的戏剧剧本,“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汉文剧本”。20世纪在吐鲁番发现的《舍利弗传》三部梵文佛教戏剧,图木舒克发现的吐火罗语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焉耆发现的回鹘语本《弥勒会见记》,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季羡林在《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注] 中,将之定为“这是一部叙述弥勒会见释迦牟尼佛剧本”;维吾尔族学者多鲁坤·坎白尔在《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及剧本形式初探》[※注] 中,将回鹘语本考订为成书于767年;黎蔷在《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关系之研究》[※注] 中,认为西域的《舍利弗传》《弥勒会见记》对汉地佛教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佛教戏剧也进入到戏剧史的综合性研究之中,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注] 一书,在以往戏曲史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敦煌文献中的佛教戏剧资料。郭英德的《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注] 一书,详细讨论了佛教与戏剧间的关系;张鸿勋所撰的《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注],重点讨论了敦煌讲唱文本与戏剧间的关系,大量讲唱作品直接成为后世戏剧题材;张锡厚的《敦煌变文艺术散论》[※注] 一文,讨论唐代变文向戏剧文本转换的过程,是对变文与戏剧关系的重要总结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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