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石窟与佛寺

2000年以后，佛教美术研究更加专题化、细致化。学者们在前贤构建的框架下，着力于更为深入的讨论。这一时期重要的佛教考古发现有：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山西高平石会堂石窟、甘肃木梯寺石窟、庄浪云崖寺石窟，等等。与之前相比，这一时期着重于中小型石窟的挖掘与清理，以及佛塔窖藏的挖掘整理工作。四川地区《广元石窟》[※注]《巴中石窟内容总录》[※注]《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注] 及《广元石窟艺术》[※注] 等几本总录性质的书籍以及画册，描述了所有龛窟的内容、形制，公布了重要造像的高清照片，是研究的重要成果。新疆等地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石窟内容总录，如《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注]《克孜尔尕哈石窟内容总录》[※注]《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注]《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注]。中国美术全集现已深入“分类全集”，壁画全集已经出版了敦煌壁画、新疆壁画、中国寺观壁画，等等。“石窟雕塑全集”方面也有分类全集并已基本完成。敦煌研究院编的《敦煌石窟全集》[※注]，以敦煌壁画中的重要题材为中心，分26卷进行介绍，标志着敦煌艺术研究的细化。柴泽俊、贺大龙的《山西佛寺壁画》[※注] 发表了山西省重要的佛寺壁画图片及相关介绍、研究。

佛教石刻经典作为一个特别领域也有突出成绩，德国海德堡学术院成立了中国佛教石经项目组，由海德堡大学师生与中方合作进行长期的科研，目前已完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在山东省的合作，发表了东平洪顶山[※注]与泰山石经[※注]的调查简报，并数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中文出版物之外，印度钱德拉·洛开森编纂了《佛教图像辞典》，共17册（2001—2006年出版），虽是英文写作，但诸佛菩萨护法诸神祇名含汉梵藏蒙等文，是极为重要的佛教艺术研究工具书。

在研究方面，李裕群的《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注]，常青的《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研究》[※注]，龚国强的《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注] 及韩国留学生的一批以考古学方法为主的论著成果，如李正晓的《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注]，苏玄淑的《东魏北齐庄严纹样研究》[※注]，梁银景《隋代佛教龛窟研究》[※注]，都有不俗的成绩。李崇峰的《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注] 一书，是涉及中国与印度两地石窟寺少有的成果。针对某一题材的专题研究成果也不少，李利安的《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注] 一书，就涉及不少图像材料；孙晓岗的《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搜集了中国、日本、韩国的大量文殊菩萨图像，并利用图像学的方法进行细致研究；张总的《地藏信仰研究》[※注] 为此类题材的代表，1999年张总研究员赴美国芝加哥参加国际学术会，并发表了《山东佛教艺术查研新得》，讨论北朝石刻佛灭纪年等关系佛教史，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利用石窟造像刻经等艺术资料研究佛教史更是成就卓著，除专著之外，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中国佛教艺术重镇，自20、21世纪之交以来，多数都建立研究院并举办年会。这些会议经过仔细筹办，邀请许多国际一流学者参加，辑成质量较高的论文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5年以后，大足石窟研究所（院）也开始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有力推进了西南佛教美术的研究。

蒙藏佛教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呈现多元研究趋势。国内研究者对蒙藏佛教艺术个案研究愈发重视，涌现出诸多代表性成果。格·拉西色楞主编的蒙古文《〈甘珠尔〉佛像大全》（上）[※注]，是根据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北京版108部朱字蒙古文《甘珠尔》中的画像编辑而成，共含有756幅画像，是难能可贵的工具书；雍和宫从2000年开始，将全部木制经版（一万多块）和木版佛画（数十幅）进行了整理、排序，最终形成《雍和宫木版佛画》[※注] 一书，是研究清代藏传佛教的重要资料；乌力吉巴雅尔的《蒙藏关系史大系·宗教卷》[※注]，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艺术、政教关系、佛教建筑艺术、绘画艺术；尼玛次仁主编的《大昭寺》[※注]，介绍了大昭寺的建筑艺术、佛像唐卡艺术、僧众地佛事活动和民众的信仰等情况，是了解大昭寺的重要参考书。在研究方面，李翎的《藏密观音造像》[※注] 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蒙藏地区佛教有关观音菩萨的造像历史等问题；金申的《佛教美术丛考》[※注] 一书，收录了作者多年来有关佛教美术考古的文章，其中大量涉及了蒙藏佛教艺术；嘉木扬·凯朝的《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文）[※注]，系统地研究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其中涉及了蒙古地区佛教寺院的宗教艺术与文化等内容。

2.单体造像

进入21世纪以后，对佛教造像的研究成果繁盛，题材和所涉及的内容及地域也越来越广泛。图片类成果有《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窑藏》[※注]，发表了大量龙兴寺出土的精美造像图片。《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图目》[※注] 著录了流散于海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家珍藏的历代中国佛教造像珍品，基本上囊括了各个门类的造像艺术精品，其中以铜石造像为最大宗。《中国寺观雕塑全集》[※注]，对现存寺观雕塑作品中的典型代表作品的集中展示，也是对佛教造像艺术研究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

这一时期不乏重量级的造像艺术研究成果，例如：白化文的《佛教造像手印》[※注]，对佛教常见手印的含义进行介绍；费泳的《汉唐佛教造像艺术史》[※注]，以时代区域为依凭，对中土佛教造像风格之演变、造像断代沿革之轨迹等艺术论题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中国早期佛教造型研究》[※注] 等。

藏传佛教领域，有故宫博物院编撰的《藏传佛教造像》[※注]，为故宫所珍藏的历代佛教造像中的精品，也是故宫珍藏系列丛书之一，为研究藏传佛教造像提供了诸多珍贵的图片。这一时期关于藏传佛教单体造像艺术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两宋时期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注]《元明清北京宫廷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及特征》[※注]《藏传佛教造像的主要艺术特征》[※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特点和形式》[※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结构体系及其象征意义》[※注] 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藏传佛教艺术的特点、传播。

3.绘画与书法

在佛教书画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禅僧的绘画、墨迹及其背后的宗教美学思想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个案研究成果较多。陈自立的《释惠洪研究》[※注]，系统研究了北宋著名画僧释惠洪的作品与思想；皮朝纲的《禅宗美学思想的嬗变轨迹》[※注] 一书，以禅宗绘画为基点讨论了禅宗美学的特点；陈中浙的《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注]一书，选择佛教对苏轼书画艺术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通过对苏轼复杂的文化涵养的梳理，挖掘其中佛教义理对苏轼世界观、人生观的内在影响；陈中浙的《一超直入如来地——董其昌书画中的禅意》[※注]，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入手，讨论了董其昌绘画、书法作品中体现的禅宗思想。

书法方面的代表作，属《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注] 一书，该书对四川地区的佛教碑刻进行了精细收集，涵盖佛碑达千余通，其时间跨度从东晋至清末，是极珍贵的历史资料；赖非的《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注] 完整、系统地展示了山东泰峄山区摩崖刻经的全部资料及作者的研究成果，也是第一部北朝佛教摩崖刻经学术专著；韩天雍的两部关于中日禅僧墨迹与文化交流的专著《禅宗墨迹》[※注]《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注]，重点讨论了禅宗墨迹的界定与分类，中国宋元禅僧墨迹的流派、日本中世禅僧墨迹的特点。

4.音乐、舞蹈与戏剧

汉传佛教音乐方面的研究，袁静芳的《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注] 是一部专题性研究汉传佛教音乐的著作，该成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汉传佛教音乐的历史沿革、佛教的主要派系，以及对北京智化寺瑜伽焰口仪轨程序、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与阐述，因此该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韩军的《五台山佛教音乐》[※注]是较系统地研究地区性佛教音乐的著作，书中对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历史源流、形态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并且对五台山佛教音乐的曲谱进行整理、记录；田青的《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宗论·宗教音乐卷》[※注]，首次以历时性与宏观角度梳理了1901年至2000年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在内的佛教音乐研究成果综述。

在藏传佛教方面的研究有：包·达尔汗的《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注]；色仁道尔基的《论佛教乐舞查玛艺术——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注]；刘小晔的《呼和浩特大召“查玛”多文化因素初探》[※注]；特古斯、呼和的《试论蒙古族“查玛”中体现的审美意识》[※注]；张茜的《谈“查玛”舞蹈引发的心理期待》[※注]；嘉木扬·凯朝的《中国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注]；木村理子著，巴音门德转写的《蒙古查玛》等。这一时期查玛乐舞研究内容更加细化、全面，研究视角新颖，研究方法打破传统的单一研究取向，尝试从宗教学、宗教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舞蹈动态学、民族音乐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探讨，已取得可喜的成绩。如来自民族音乐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民族音乐学理论角度分析了查玛乐舞音乐的特点，代表性著作有：包·达尔汗在《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一书中，作者主要论述了蒙古佛教乐舞查玛的内容、种类、意义、功能、表演程序、表演中的乐器演奏形式、特点、乐舞音乐形态，此类深入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小晔的《呼和浩特大召“查玛”多文化因素初探》一文，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析呼和浩特大召查玛舞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特古斯、呼和的《试论蒙古族“查玛”中体现的审美意识》一文中，将查玛乐舞作为宗教仪式剧来研究，并从审美意识、蒙古族生活情感角度讨论查玛面具、服装、表演特点；张茜的《谈“查玛”舞蹈引发的心理期待》一文中，作者认为寺院特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当中，查玛舞以宗教教义与心理定式来展现现实世界，而人们可以通过查玛舞的外在艺术形式去感受和体验客观世界与精神世界。

包·达尔汗的《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是首部研究蒙藏佛教音乐文化的开创性著作，详细分析了蒙古语诵经音乐和藏语诵经音乐的特点，从不同层面观察和分析蒙古佛教音乐所包含的诸多文化要点。其他成果包括：嘎拉鲁编著的《梅力更葛根罗布桑丹毕坚赞作品集》（蒙文）[※注]，收录了蒙古语经文及少量的诵经音乐音像资料及谱例，这也是研究蒙古语经文及蒙古语诵经音乐的珍贵资料；博吐郭勒的《18世纪蒙古族音乐巨匠梅力更葛根》[※注] 一文主要论述了梅力更葛根罗布桑丹毕坚赞对蒙古语诵经音乐、蒙古族民歌及蒙古族音乐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包·达尔汗的《罗桑丹毕坚赞与蒙古语诵经音乐》[※注] 主要论述了罗桑丹毕坚赞创编的蒙古语诵经音乐的语言特点，以及他对诵经音乐的贡献。总体而言，在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蒙藏佛教寺院诵经音乐研究进入了开创性的阶段，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视角。然而，亟待加强的问题就是藏文经书的理解颇为有限，导致学者们只注重诵经音乐本体研究，而忽略了佛教深层思想内涵。

戏剧方面在这一时期可谓是百花齐放，学者们角度各一，针对不同的题材、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康保成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注] 一书，系统研究了佛教与戏曲的关系；李强的专著《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注]，将敦煌文献中剧本与西域、汉地留存的戏剧结合在一起，讨论了古典佛教剧种的演变与流传；陈洪的论文《元杂剧与佛教》[※注]，对元杂剧中的佛教剧目进行了全面的爬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佛教对于元杂剧的影响；郑传寅在《古代戏曲中的宗教剧及其特点》[※注] 中，将有宗教因素的戏剧从一般戏剧中分割出来，单独研究；周秋良的《观音本生故事戏论疏》[※注]，讨论了观音相关戏剧与佛教的关系；戴云的《劝善进科研究》[※注] 一书，以目连戏为出发点，收集了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劝善类戏剧，并进行了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