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宗教学研究70年
三 一神教艺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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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与佛寺近十年来佛教艺术研究突飞猛进,一方面石窟考古的范围不断扩大，很多隐藏在僻静之处的中小型石窟不断被发现。赵晓星的《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 [ ※注] ，杨郁如著的《敦煌隋代石窟壁画样式与题材研究》 [ ※注] ，张元林著的《北朝—隋时期敦煌法华图像研究》 [ ※注] ，王惠民著的《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 ※注] ，张景峰的《敦煌阴氏与莫高窟研究》 [ ※注] 。沿着丝绸之路，长安地区的佛教艺术研究兴起，王敏庆的《北周佛教美术研究：以长安造像为中心》 [ ※注] ，杨效俊所著的《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 —以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浮雕石佛群像为中心》 [ ※注] ，于薇的《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 [ ※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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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 佛教 道教 艺术 石窟 音乐 宗教艺术 佛教造像 图像 宗教 基督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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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神教艺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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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的基督教造型艺术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主要集中于对基督教美术中国化过程的探讨。张总的《宗教艺术与传播模式试探——以中古三夷教等为例》[※注]，通过对景教、祆教和摩尼教艺术品的梳理指出，宗教本身传播成败与其艺术繁衰息息相关，三夷教的失败、伊斯兰教的独特、犹太教被同化，直接关系着各自的艺术形态；褚潇白的《民国时期基督教图像的本土化努力》[※注]，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在本色教会和本土教会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基督教图像，反映出当时基督教希望通过基督教图像的本土化，使基督教会更快摆脱洋教形象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基督教试图融入中国文化的努力。类似主题的还有林斐、汪长亮的《明末清初澳门天主教绘画艺术的本土化》[※注] 一文，该文认为天主教绘画艺术作为对天主教义的直接表现，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起到过很大作用，天主教绘画艺术受当地文化传统、审美观念等因素影响，最终形成中西文化共存并行的艺术文化；董丽慧的《圣母形象在中国的形成、图像转译及其影响——以〈中国风圣母子〉为例》[※注]，以署名“中国风圣母子”的卷轴画为个案研究对象，探讨圣母子形象在中国的形成、西方图像的本土化转译及其影响，该文还引入圣母子木刻图像、牙雕、瓷塑等，力图解释中国文化接受西方基督教图像的过程与动机。基督教美术方面的专著有刘平的《中国天主教艺术简史》[※注] 问世，该书以中国天主教艺术的本地化发展为叙述脉络，以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态为载体，表现了天主教会通过本地化和民族化的努力，使本地文化与天主教理念在中国天主教艺术中融为一体的过程。
此期基督教音乐艺术研究呈现出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切，基督教音乐的调查性专著以孙晨荟的三本田野考察著作最为醒目。她在《天音北韵：华北地区天主教音乐研究》[※注] 一书中，先梳理了音乐在天主教礼仪体系中的作用，然后叙述了天主教音乐在华传播中的融汇现象。该书依据丰富的田野考察，对华北地区天主教礼仪中的音乐形态进行分析，揭示出音乐在华北地区天主教仪式中所发挥的功用。另外，孙晨荟还有《雪域圣咏——滇藏川交界地区天主教礼仪音乐研究》[※注]《谷中百合——傈僳族和大花苗新教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下）[※注]，分别对西南地区天主教和新教地区音乐现象进行了考察。她的这三本书，结合历史与现实展开对基督教艺术现状的调查和研究，是基督教艺术现状研究的重要书系。
许正林、刘荒石在《当代美国基督教音乐传播及其文化影响》[※注]一书中指出，当代基督教音乐家通过大音量、强节奏的音乐形式赞美上帝恩典的歌曲，很典型地体现了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性。但是从整体的运作环节上看，它却是在商业模式的推动下通过产业化的形成得以实现的。美国当代基督教音乐不仅拓展了传统教堂的传播空间，而且在这由传播的便利而构筑的信仰空间中暂时取代了牧师的职位。段奕辰的《基督教音乐的社会文化启示及其互动》[※注] 一文认为，基督教音乐反映出整体上的宏观社会文化对于平等、理性、开放与包容和美好人性的向往。孙悦湄的《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声乐教育活动探微》[※注] 揭示了基督教传教士于近代西方声乐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中的作用，西方声乐艺术通过教堂和教会学校的传播，逐步使之发展成为一种普及性歌唱活动。伍维曦的《从古代到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眼中的音乐和音乐家》[※注] 一文，按照时间线索分析了从古代到中世纪基督教对于音乐艺术的态度变化及其原因。
伊斯兰艺术研究持续推进，相关研究论文、学位论文和专著的数量都呈现增长态势。从研究内容看，伊斯兰教艺术的本土化现象和过程是此期研究的热点。
对于伊斯兰教艺术的整体性论述，有刘一虹的两篇文章。其中《伊斯兰教艺术二题》[※注] 主要就“宗教与艺术的内在联系”和“《古兰经》经文与伊斯兰美学三原则”两个方面做概要的阐释。该文将独一、统一和运动作为伊斯兰教美学的三个原则并进行了解说。《伊斯兰艺术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分期》[※注] 先追溯了伊斯兰艺术自阿拉伯、希腊和波斯文明的渊源，然后将伊斯兰艺术分为成型全盛期、发展多元期和传承复兴期三个分期，对于伊斯兰教艺术的历史发展作了清晰梳理。
伊斯兰建筑及其附属纹案依然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其中本土化现象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王萍、丁刚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本土化”——以清真寺的建筑艺术为例》[※注] 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在格局、形制和纹饰上与阿拉伯清真寺不同的所在，并通过回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过程解释了这种本土化的成因。周传斌、马文奎的《回道对话：基于甘肃临夏大拱北门宦建筑中砖雕图案的象征分析》[※注] 指出，明清之际临夏地区道教影响到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表现，并借助砖雕艺术的形式加以呈现。该文以临夏市伊斯兰教大拱北门宦建筑中砖雕图案的象征为切入点，结合苏菲派思想的分析，展开对回道对话的深入讨论，从而拓展了伊斯兰教艺术本土化研究的视野。宋卫哲的《循化撒拉族明清时期伊斯兰建筑装饰艺术》[※注]一文，就青海循化地区清真寺和拱北等伊斯兰教建筑的装饰艺术进行了考察，认为其中不仅有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渊源，还融合了撒拉族、藏族、汉族等多民族文化而共同造就其风格。牛乐的《伊斯兰教拱北的彩绘砖雕艺术》[※注] 指出，西北地区穆斯林中苏菲派以“拱北”为活动中心，这些拱北建筑群有其特殊的形制和建筑风格，鉴于门宦比较注重对非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借鉴和吸收，故建筑、装饰、审美习俗比较丰富多元，除保留了许多域外伊斯兰文化的传统符号之外，亦大量融入了河湟地区其他宗教和民族的文化元素。杨静的《古代伊斯兰世界的纺织装饰艺术初探》[※注] 指出，伊斯兰纺织品的装饰发展与流变始终置于伊斯兰教的信仰之下，同时又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该文对其不同表现风格进行了对比性阐述。马诚的《新疆伊斯兰陵墓建筑艺术研究》[※注] 一书，收纳了新疆不同时期具代表性的伊斯兰陵墓建筑，对其建筑形制、装饰类型、材料工艺进行分析，对其产生背景和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对新疆伊斯兰陵墓建筑的艺术特征进行分类论述，并论述了新疆伊斯兰陵墓建筑的“文化综合体”现象。
穆宏燕的《摩尼教绘画艺术对伊斯兰细密画发展的影响》[※注] 认为，摩尼教绘画在中亚、中东地区影响深远，对伊斯兰教细密画艺术的产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细密画与文字经典密切结合，对于伊斯兰教在中世文化和艺术发展有深远意义。穆宏燕还有一篇《中国宫廷画院体制对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发展的影响》[※注]，也探讨了伊斯兰细密画问题。该文认为，中国宫廷画院体制由蒙古人传播到波斯，对波斯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绘画之外，还有研究谈到了“一带一路”所引发的雕刻艺术交流。许晓东的《13—17世纪中国玉器与伊斯兰玉雕艺术的相互影响》[※注] 指出，特别是15世纪以来伊斯兰玉器艺术的发展，与蒙古人统治者对汉地玉雕传统的接受和推崇息息相关。13—15世纪伊斯兰玉器在造型上可见宋元艺术影响的痕迹，16—17世纪，伊斯兰玉器在工艺、造型、纹饰方面与明代存在相通之处。
此期还出现了第一本关于伊斯兰音乐的研究性专著，为刘明所著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教音乐与民俗音乐文化》[※注]，该书对世界伊斯兰音乐文化，特别是中国回族多元音乐文化的生成发展，形态属性、类别体裁及民族地域风格特色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对伊斯兰教活动中的音乐现象，从其宗教功能和历史渊源以及传播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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