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即形式是通往思想阐释即内容的必由之路。以学术规范问题为导向的宏观体系建构分化为中观体系建构，在逻辑上指向以思想阐释问题为内容的研究路径转换即微观体系建构。21世纪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也昭示着这一点。进言之，如何使思想真正切入现实，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超越关于经验常识的思考而成为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既要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要，提出和解决中国道路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又要在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在上述过程中，不论是“论坛哲学”、文本研究、国外前沿追踪、学术形态探析、哲学对话等的方兴未艾，还是唯物史观、资本批判、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的重新阐释，都蕴含着研究路径的转换。

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理论界充斥着的马克思主义被埋入“柏林墙瓦砾”中的各种论调，诸如“冲动论”“困境论”“过时论”乃至“终结论”之类的嘲讽，或者以西方哲学概念“解马”以证明马克思的思想“不在场”的观点，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为出发点，实现科学答疑、批判回应、创新发展的有机统一，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牵头，全国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轮流主办，一年一度的“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01年正式启动。尔后，关于“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90年”“马克思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经典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国际视野”“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方法论自觉：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变革中的哲学问题”“新时代社会认识与国家治理”等主题的研讨接踵而至[※注]，几乎每次都成为引领当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热点的标志性事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和完善。

无独有偶，由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也在21世纪初成立，迄今已举办15届。该论坛旨在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评估，在提出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找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有效途径，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坚持哲学“生于对话，死于独白”的原初特性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的“马克思哲学青年对话会”在中国学界开始“崭露头角”。该对话会以论题为内容、论辩为形式，突破传统学术会议设立主题发言人、宣读学术论文的局限，力求论域的接轨和视域的交叉，在思想交锋中发现差异，在差异论辩中寻找共识，得到了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者的广泛认同。这些全国性规模的“论坛哲学”凭借其思想的活跃性而极大地突破了“讲坛哲学”的束缚，增强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更加积极地选择各种有益的成果，尝试创造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尽管“论坛哲学”与“讲坛哲学”的有效接榫尚须解决。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研究的独立性越发明显，以“返本开新”为意旨的文本研究日趋兴盛，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阐释逞“一时瑜亮”。围绕马克思文本解读而最初产生的以下三种典型研究路径，就是上述思想争论的集中体现。从还原马克思思想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回到马克思”力求破除过去用原理“肢解”思想的长期桎梏，通过“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现象学”，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深层转换的动态过程。[※注]基于对文本研究合理性限度的追问，特别是彻底还原语境是否必要、拘泥于烦琐的文献细节考证所导致的“误读”乃至独断论的可能，“重读马克思”主张以文本为中介(而非主体)同马克思“对话”，通过重新领会传统解释模式与自身的深度体认来实现“接着讲”，从而满足逻辑与时代的双重诉求，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强大生命力即批判性和开放性。[※注]针对追“新”逐“异”、用晦涩语言和差异思维把马克思哲学退回到脱离社会历史的经院哲学，以及使用西方现代哲学的概念或术语“包装”马克思哲学的“赶时髦”,“走进马克思”运用文本学的方法，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围绕“实践”“历史”与“社会”等主要概念，来分别表征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理论视野与核心内容，在反思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及批判西方主要社会思潮的双重维度下，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性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亮《〈走进马克思〉学术研讨会综述》,《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9期。">[※注]

究其实，“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都是一种“方法论自觉”，后者同时作为这种“文本研究”模式有别于过去“原著解读”模式的理论前提和理论特质。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一方立足于论证思想的完成形态却极易通向自我封闭乃至教条主义，另一方则致力于阐释思想的未完成形态亦即开放性，故而更加切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孰是孰非，高下立判。自此至今，在经历了迅速“升温”的方法论论争的“外部反思”，特别是围绕如何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讨论之后[※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进入“内部反思”阶段，由文本个案研究[※注]纵深推进到系列文本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建构，并于2018年马克思诞辰之际向国内外学界集中展示了这一成就[※注]。

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程中，“史”“论”“著”的结合，抑或文本、历史、理论和现实的有机统一，虽实属老生常谈，却在不同时代中呈现迥异而逐步深入的态势。毋庸置疑，文本研究是理论阐释的基础工作和基本依据。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滥觞与勃兴，势必带动中国学者对既有理论的重新考察，首先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再理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思想的未完成性与开放性，决定着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的理解是常维新的。针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所面临的解释困境，以及如何破解全球化、现代性、公共性等现实问题，加之对世界历史、社会形态、人的发展等理论的持续探索，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提出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大唯物史观”概念[※注]，以示同过去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所谓“经典表述”[※注]为代表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诚然，关于“广义唯物主义”和“狭义唯物主义”的区分的反对声音始终断断续续地存在[※注]，有的中国学者直接建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来取消这种区分[※注]。但是，它所体现出的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的持续深究理应得到充分肯定。此后，若干具有热点效应的理论探索，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究竟为哲学还是实证科学、资本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等[※注]，无不昭示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的系统且深入的思考。这些探讨的时代意义绝不局限于称谓正名或文本新解之类的纯粹学术层面，而在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互动，即有效地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文本研究与理论阐释的有机结合方面，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典型成果无外乎《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注]。与国际学界《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前沿成果相比，中国学界的相关理论探索也不逞多让，可谓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的最高水准。

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可以清晰地呈现出21世纪初至今的相关探索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受过去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主要围绕《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主要范畴、唯物史观、辩证法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进行研究。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们基于新的问题意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反思，从而突破了过去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并逐渐抹去国外相关研究的印记，极大地拓展了《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理论空间。具体来说，他们一方面通过重新思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及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提出和论证社会有机体理论等，既丰富了《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内涵，又进一步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内在结合的总体视角对《资本论》加以审视；另一方面以实践的主体性为起点，对《资本论》中的社会存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人的价值及其发展等作出有益探讨。

进入21世纪，中国学界在融通“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的前提下[※注]，将“资本逻辑”确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之一[※注]，并使之迅速成为《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标识。其主要表现为：第一，重新反思《资本论》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关联，以复归它作为哲学著作而非经济学著作的定位，并且这种复归不是回到过去将《资本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检验与运用的狭窄视野，或者哲学原理与经济学原理的简单对照式结合，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理解马克思哲学；第二，全面展示、提炼出新的哲学基本理念、方法论原则及研究范式，举凡：《资本论》的理论旨趣、《资本论》的方法论、《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与辩证法、《资本论》中的话语革命等，在这一时期成为引领学术潮流的热门话题；第三，进一步拓展《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释力，积极尝试使它内在延续而非直接照搬到分析和解决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现实问题上，围绕资本逻辑与现代性、资本逻辑与中国道路、《资本论》与金融资本、《资本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展开的广泛探讨即为明证。当然，中国学界虽然始终没有脱离围绕时代性的现实问题来开掘《资本论》的思想资源，但远未切中现实问题的深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以《资本论》为文本依据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理解马克思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种研究路径的转换，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不再从作为部门哲学的经济哲学的角度或框架，包括概念、原则和方法等，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转而将经济哲学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学科，即马克思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经济哲学。不论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最新权威资料对马克思著述的细致考证，还是在哲学上阐释马克思的价值、货币、拜物教和对象化等概念中蕴含的资本批判向度，都体现出经济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融合。[※注]秉承相似的思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此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关于经济哲学的研究，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越发呈现异军突起之势。与此同时，世界哲学图景中的“政治转向”也加速了上述进程。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开显当代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唯物史观作为政治哲学来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为基本的问题。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定位，到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深入探讨，再到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扩展研究，都昭示着中国学者在思想上超越现时代的本质维度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注]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中国学者多年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领域而获得较强的独立性，从是否必要的论证转向如何运用的阐释，特别是它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和现代转型的意义，并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突出的成果，“以翻译带研究”的规模效应日趋凸显。截至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大部分代表性著作已被成系统地翻译为中文[※注]，带有通论性质的专著或教材，以及关于思想专题、人物流派、主要思潮等的研究成果亦层出不穷[※注]。

21世纪以来的显著变化，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自然成为题中之义。[※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普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还在不断向前推进。这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同时又对理论本身提出了急迫的需求。例如，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中，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总是牵动着世人的神经，如何恰当地处理与世界的关系，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深入，但政治体制改革尚待“攻坚”；中国的工业化尚在推进，信息化又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新型实践的史无前例、空前规模和极其复杂，对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充满期待，期待得到新的哲学观念、理论和思维方式的指导。因此，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必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又以发展和创新为核心，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这种独立自主、与时俱进的构建本身，既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特定思想的深邃性既来自自身逻辑上的合理性，更显现于与不同思想的比较、对话和融合中。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对话的趋向成熟有目共睹，从而使其自身越发具有开放性，成为切入中国道路的有力视角。[※注]人类文明的诸多形态造就了哲学的各种样态，而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趋于统一。既然如此，不同的思想形态也极有可能融合为一种新的哲学样态。当前，中国学界虽然在“马”“中”“西”哲学对话的原则、方法、路径、平台等方面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在一些具体思想议题上还是有所突破。例如，作为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键词“发展”的问题、“人”的问题、对“后形而上学”的重构问题、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等。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思想资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碰撞，以及中国道路自身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之无愧地成为重要的思想“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