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主要包括当代德国哲学、当代法国哲学、当代俄罗斯东欧哲学。这只是按照国别和地域进行的简单划分，而在每一国别和地域中，又可以分出很多流派，而有些流派又是跨越国别和地域的。因此，对现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研究至少可以在国别和流派两条线索上展开。本节将主要以国别和地域为线索，围绕这样一条单一的线索展开的论述当然是有其缺陷的，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缺乏横向的超越空间的维度。此外，由于篇幅限制，即便是对某一个国家的哲学的研究状况的梳理，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一些重要的人物和流派不得不付之阙如，如德国哲学我们只聚焦现象学，但实际上，这远不是我国对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全部，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哲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诠释学、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等等，我国的哲学界对这些人物和流派的翻译和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都没有包含在本节的论述中。对东欧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研究队伍人数较少，研究成果还较为薄弱，因此，也没有予以专门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研究是我国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并且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传统上这部分内容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当中，本节也不予专门论述。

这样，本节主要围绕三个部分展开，一是现象学，二是当代法国哲学，三是当代俄罗斯哲学。

一 现象学研究

现象学“作为一种运动，它在很多方面代表了二十世纪欧洲哲学的历程”[※注]。“任何哲学现在都试图使自己顺应现象学方法，并且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它现在是严肃批评的绝对必要条件”[※注]。按照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给《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现象学标志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哲学中得以突破的新型描述方法以及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先天科学，这种方法和这门科学的职能在于，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哲学提供原则性的工具并且通过它们始终一贯的影响使所有科学有可能进行一次方法上的变革”。

现象学在现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中既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受到中国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一）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

现象学思潮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经由日本传入中国，30年代更有沈有鼎、熊伟等先后来到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的研讨班和讲座，但是，从3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除去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个别例外，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只是偶尔在一些刊物(主要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可以看到零星的翻译和介绍的文章，如1960年的《胡塞尔的逻辑学和现象学思想》,1963年的《纪念伟大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1978年的《评海德格尔的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一书》。进入80年代以后，关于现象学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研究者是罗克汀，他发表了多篇关于现象学的论文，其中主要是关于胡塞尔的，如《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1980年)、《论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观点》(1981年)、《胡塞尔论人和科学》(1981年)、《现象学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1983年)、《从胡塞尔到萨特现象学本体论的演变》(1983年)、《评现象学的人道主义》(1983年)、《胡塞尔现象学的“欧洲危机论”剖析》(1983年)、《论所谓现象学“革命”的实质》(1984年)、《再评现象学的人道主义》(1984年)，他还出版了关于现象学的专著《现象学理论体系剖析》(1990年)。此外范明生等人也做过一些现象学的译介工作。

80年代，在现象学的译介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个成果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由陈嘉映和王庆节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海德格尔的这部最重要的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次年，胡塞尔的两部著作《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该书的前两章于1980年在台北出版)也分别被翻译出版。1981年，邬昆如的《现象学论文集》在台北出版。1989年，尚杰出版了《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这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关于胡塞尔的专著，同年，由倪梁康翻译的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在台北出版。

90年代以来，关于现象学的翻译和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译本)、熊伟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涂成林的《现象学的使命》、张灿辉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等著作相继在大陆或台湾出版。

而进入21世纪以来，现象学更是在中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现象学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现象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现象学的观念广为人知；现象学的方法几乎被运用到一切领域；现象学人才辈出；现象学的讨论会接连不断；现象学的研究中心遍布各地；中国现象学界与国际现象学界的交流频繁而活跃。

（二）中国现象学研究的机构、活动和成就

中国的现象学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其整体面貌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各个方面。

从建制方面，早在1994年，就在倪梁康、靳希平等学者的倡议和努力下，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下面成立了现象学专业委员会，这也是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最早成立的两个分支机构之一。此外，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还成立了现象学研究中心。在大陆之外的港台，也有这样的学会和机构。在香港，1996年，香港现象学会成立；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台湾，也先后成立了一些现象学的研究机构和中心。这些有关现象学的社团与中心的成立为推动中国的现象学研究以及促进与国际现象学研究的合作与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香港现象学界还于2004年创办了自己的核心刊物《现象学与人文科学》杂志。

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在推动中国的现象学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它从成立伊始就对自己的使命有明确的意识，那就是努力让中国的现象学研究乃至哲学研究走上一条规范化、专业化的道路，最终出现现象学的中国学派，或者一种汉语现象学。

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这个刊物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13年胡塞尔创办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每辑设立一个主题，迄今已出版23辑，它已成为中国现象学论文发表的重要阵地，集中展现了中国现象学研究的最近的和重要的成果。

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每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最近几年，每届年会的参会人数都逾百人，参会者有来自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不同年龄段的学者。

除了每年一届的年会之外，现象学专业委员会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尤其在最近一二年，有关现象学的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几乎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活动有的以地域名义命名，有的针对青年人群，有的围绕某个具体的问题；有的是论坛，有的是工作坊，有的是主题报告，有的是对谈。

现象学专业委员会还策划主编了“现象学文库”，它既包括现象学经典著作的翻译，也包括国内学者撰写的研究性著作，迄今已经出版多种著译，引人注目的《胡塞尔文集》《海德格尔文集》就属于“文库”系列。此外，《梅洛-庞蒂文集》《舍勒著作全集》的汉译也都列入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并已取得重要进展。

现象学在中国的影响已经越出了哲学界，辐射到文学、历史、法律、艺术、医学、建筑、教育等领域。70年来，中国出版的现象学专著已有百余部，这些著作主要是90年代以后出版的。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在各种报纸杂志发表的关于现象学的学术论文激增，以现象学为题的学位论文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

到目前为止，一些经典现象学家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已译成中文，这些翻译作品受到了学界广泛欢迎并对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列维纳斯、萨特和梅洛-庞蒂、许茨等现象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得到持久和深入讨论。

中国的现象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又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是中国哲学界成就最大、研究水平最高的领域之一。学者们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工作既包括对现象学经典文献的翻译和阐释，也包括现象学方法在诸多学科领域的应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把现象学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相比较与会通，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这些比较与会通包括：现象学与唯识学(倪梁康、张庆熊)，现象学与儒学的心性哲学(倪梁康、张祥龙、张伟)，海德格尔与道家(张祥龙)，舍勒、梅洛-庞蒂与儒家(张祥龙、卢盈华、张伟)，等等，这种融合工作是汉语现象学走向成熟和自觉的良好开端，也是汉语哲学在现象学领域的可贵尝试，它表明汉语哲学完全可以开辟自己的视野和进路。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注重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融合(李忠伟、张浩军),(日本)京都学派与现象学的关联(王俊、廖钦彬)。近年来，中国的现象学研究涌现出了不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他们专业的学术素养、规范的学术训练、前沿的学术方法、敏锐的问题意识、良好的外语能力给这个学科带来了活力和希望。

中国的现象学研究越来越注意与国际接轨，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学者频繁地参加和主办现象学的国际会议，邀请国外著名的现象学家来华讲学和交流，翻译和引介国际现象学家的最新发现的文献和研究成果，而且一些年轻学者开始逐渐在国际现象学界崭露头角，在主流刊物发表研究论文，他们的成果正在引起国际现象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有国外学者甚至开始整理中国现象学研究的成就。,2018,No.2,pp.15-34。">[※注]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著名现象学家莫兰预言“现象学在中国将具有一可观的前景”，他甚至断言中国将成为未来现象学的中心。

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加上信息时代的便捷，使得中国的现象学界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可以迅速了解和掌握国际现象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向，并少走乃至避免一些弯路。比如在对胡塞尔的研究上，中国的研究者一方面关注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的解读；另一方面由于胡塞尔在中文世界的主要译介者与国际现象学界的著名专家耿宁、黑尔德和贝尔特等人的密切联系，特别是由于威尔顿《另类胡塞尔》的翻译出版，有效避免或纠正了对胡塞尔的“标准解读”的片面性。

中国的现象学研究无论是在学科建制上(现象学研究中心、现象学学会)，还是在出版上(专业刊物、经典和二手文献翻译、研究性专著、博士学位论文)，或者是活动组织上(年会、论坛、工作坊、系列讲座、对谈、课程班)，或者国际交流上都已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和繁荣气象。中国的学者们不仅在现象学的基础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译介现象学经典、阐发现象学精神、推广现象学方法、诠释现象学概念)，而且开辟和深化了不少具有中国元素的领域，特别是把现象学的方法运用到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当中，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和值得称道的成果。除了西欧和美国等现象学主流国家，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日韩、俄罗斯、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现象学研究状况。

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在不同年龄段都有一批很优秀的代表人物，时间跨度覆盖了“30后”到“80后”，像倪梁康、靳希平、陈嘉映、张祥龙、王庆节、张庆熊、邓晓芒、庞学铨、张志伟、尚杰等这批“50后”几乎尽人皆知，像孙周兴、黄裕生、方向红、张廷国、王恒这样的“60后”也自不必说，像朱刚、张伟、王俊、吴增定、丁耘、柯小刚等这批“70后”也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我们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已85岁高龄的王炳文先生在今年还翻译出版了胡塞尔三卷本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同样年逾八旬并已有多部现象学译著问世的李幼蒸先生在2017年还翻译出版了莫兰的《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而作为“80后”的张浩军、李忠伟等人已经分别在国际和国内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现象学研究的论文，还有一批“90后”正在欧美一些著名高校攻读现象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三）中国的现象学研究聚焦的方向

中国学者对现象学的译介和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主要是基础性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最重要的现象学家的著作的翻译和介绍，这样的哲学家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列维纳斯、萨特、梅洛-庞蒂等。二是对重要的二手文献的翻译和介绍，这主要涉及一些重要的研究性著作，如施皮格伯格的《现象学运动》、莫兰的《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恩布里的《现象学入门》、弗格森的《现象学社会学》、达瓦马尼的《宗教现象学》、索科拉夫斯基的《现象学导论》、黑尔德的《世界现象学》《时间现象学的基本观念》、威尔顿的《另类胡塞尔》、扎哈维的《胡塞尔现象学》、保罗·利科的《论现象学流派》、伊格尔顿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威尔汉斯的《现象学和拉康精神分裂症》、科耶夫的《法权现象学纲要》、许茨的《现象学哲学研究》、施密茨的《新现象学》、施密特的《梅洛-庞蒂与结构主义之间》、索科罗斯基的《现象学十四讲》、恩布里的《现象学入门——反思性分析》、耿宁的《心的现象》，等等。三是对现象学主要思想和方法、现象学基本精神的阐发，对现象学基本术语和概念的含义的梳理，如张祥龙的《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现象学的始基》《面对实事本身》和《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丁耘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等等。

第二个方向可以看作是创造性的。主要表现为在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与会同所做的努力，这主要包括现象学与儒学、现象学与道家、现象学与佛教的比较研究。现象学以“回到事物本身”作为旗帜，强调要以一种彻底性的精神寻求一切知识的最后基础，从而获得一种“没有前提”的哲学。这就为克服特定文化的偏见以及开启一种跨文化的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会同既是传统思想的当代化，也是现象学的中国化。前者重在于汉学宋学之外寻求一种新的方法，通过援引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梅洛-庞蒂等经典现象学家的学说，使中国传统思想获得新意和新的生命力；后者则重在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为现象学注入新的研究主题和问题意识，志在开辟现象学的中国时刻。

（四）结语

现象学在中国学界普及和受重视程度不仅表现为诸如“还原”“直观”“悬置(悬搁)”“意向性”“生活世界”“回到事物本身”这样一些现象学术语和方法对于许多不专门研究现象学的人来说也耳熟能详，更在于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深入人心，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对理性的使命和能力的信仰，它表现为两个似乎相互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是解放，另一方面是持守。所谓解放就是摆脱习惯思想的影响，反对把凝固的信仰和理论当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让人们从成见中解放出来；所谓持守则是对思想的清晰性和连贯性的追求和执着，是对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是哲学家作为人类公仆的献身精神。胡塞尔告诉我们，一切现成的理论无论多么重要，它都不是第一位的，作为哲学研究开端和出发点的只能是现象和问题。这样的说法当然也适用于现象学本身，现象学是哲学乃至许多学科研究的一种方法，但并非唯一的方法，更不是教条。“将现象学与其他方法区别开来的并非它发展或增加的任何特定步骤，而是作为哲学事业的首要标准的哲学崇敬的精神。”[※注]这种精神现在无疑也深刻地渗透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了。

二 当代法国哲学研究

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法国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哲学阶段，在他看来，所谓“当代法国哲学”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3年)拉开序幕，以德勒兹的《什么是哲学？》(1991年)告一段落，中间历经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而巴迪欧自己则是其最后的代表。其实，当代法国思想大家远不止这些，我们至少还可以列出马利坦、巴塔耶、罗兰·巴特、加缪、波伏娃、利科、利奥塔、鲍德里亚、布伦什维格、伊波利特、杨凯莱维奇、阿隆、科耶夫、科瓦雷、华尔、克里斯蒂娃、马塞尔、吉尔松、布尔迪厄、莫林(Edgar Morin)、马里翁、南希、费里(Luc Ferry)等人的名字。如果当代法国哲学以20世纪为起点的话，还应该把柏格森包括进来。当代法国哲学极富创造性和活力，新的思想、观点和流派层出不穷，各种主义竞相登场，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按照杨大春教授的说法，20世纪法国哲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自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布伦什维格的新观念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相互竞争的时代；第二阶段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60年代初，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3H 时代；第三阶段即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起支配作用的3M时代；第四阶段即自80年代初以来至今，是由后结构主义的延续(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的兴盛(利奥塔、布尔迪厄等)与现象学的复兴(列维纳斯、利科、亨利、马里翁)共同构成的多元共生的综合时代。[※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对当代法国哲学虽偶有零星的译介，但是对当代法国哲学从整体上真正开始重视并大规模进行译介和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而到了90年代则已经蔚为大观。今天，当代法国哲学在国内学术界的活跃气象大有超过德国哲学的势头。

（一）对当代法国哲学的整体性译介和研究

对外国哲学的研究，译介总是第一步，对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这种译介既包括综合性的、全局性的和整体性的，也包括专题性的和具体人物的。整体性的译介有助于读者全局性地把握研究对象。在这方面，中国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一些优秀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美国学者祁雅理的《二十世纪法国思潮：从柏格森到莱维·施特劳斯》,1987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主要阐述了法国现象学以及柏格森、梅洛-庞蒂、萨特、马塞尔、马利坦、加缪、西蒙娜·薇依、德日进、巴谢拉尔、列维-斯特劳斯、福柯、阿尔都塞等哲学家的思想；德贡布的《当代法国哲学》则追踪了从迷恋“三H”(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一代，到大约1960年以来受“三个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影响的一代的思想演化历程；加里·古廷的《20世纪法国哲学》清晰而全面地讲述了从1890年到1990年的法国哲学历史，尤其对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随后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特罗蒂尼翁的《当代法国哲学家》1992年就被翻译出版，该书主要论述了萨特、梅洛-庞蒂的思想以及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思潮；约翰·斯特罗克主编的《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对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五位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和雅克·德里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评述，并揭示了这几位思想家之间的分歧与关联；于斯曼主编的《法国哲学史》是新近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一部涉及当代法国哲学的著作，该书为20世纪的法国专辟一章进行介绍。

我国学者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著述。高宣扬的《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从多学科综合角度，对当代法国哲学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陆兴华的《哲学当务之急——当代法国思想六论》则围绕当代法国思想中一些中心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尚杰有两部相关专著，其中《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主要对柏格森、普鲁斯特、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福柯、德勒兹、米歇尔-塞尔、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而《当代法国哲学论纲》则以法国当代哲学思想为骨架，对法国当代学术进行了全面解析，内容涉及哲学、美学、宗教、政治学、人类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文艺理论、数学中的哲学问题等。杨大春的《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试图在现代哲学进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哲学的转折进程中来探讨当代法国哲学，从身体、语言、他者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突出地展现当代法国哲学以瓦解意识哲学为目标的感性之旅。作者还对什么是当代法国哲学、当代法国哲学的分期、当代法国哲学的整体图景进行了界定、阐述和描绘。莫伟民、姜宇辉、王礼平合著的《二十世纪法国哲学》是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的一卷，该书选取了18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冯俊的《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以法国哲学为重点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上篇是关于法国哲学的，论述了法国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内容几乎涵盖了法国哲学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读者可以从中对法国哲学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莫伟民和姜宇辉的《战后法国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则从第一手法文原著和马恩经典著作出发，力求对“二战”以后法国哲学家们的马克思观进行全面探讨，并透过诸种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视野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杨大春、尚杰主编的《当代法国哲学诸论题——法国哲学研究》是一次法国哲学年会的论文集，该书涉及法国近当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包括理性启蒙的批判、19世纪新批判学派、法国现象主义运动、存在主义、解释学、知觉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政治哲学、符号学等。

（二）经典著作和二手文献的翻译

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德勒兹、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一些主要哲学家的主要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方面成果众多，列举出来将是一个长长的书单。一些关于法国哲学的重要的研究性著作也被陆续翻译过来，如贝尔纳-亨利·列维的《萨特的世纪》，科拉柯夫斯基的《柏格森》《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德勒兹：关键概念》，等等，尤其是关于德里达的著作，数量非常之多，斯蒂芬·哈恩、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克里斯托弗·诺里斯、斯图亚特·西姆、高桥哲哉、尼古拉斯·罗伊尔等人关于德里达的导读性或研究性的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还有一些是比较性的研究成果，如罗伊·博伊恩的《福柯与德里达》、恩斯特·贝勒尔的《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弗朗索瓦·库塞的《法国理论在美国》，等等。

（三）人物研究

这方面的成果可谓丰硕，涉及当代法国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最主要的研究领域。

在当代法国哲学家当中，德里达也许是最受追捧的一位，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尚杰、陆扬、陈晓明、汪汤家、赵一凡、方向红、朱刚、肖锦龙、王庆丰、卢德友、蔡新乐、李天鹏、李永毅、周荣胜、孟宪清、戴登云、岳梁等都有这方面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涉及德里达思想的各个方面、各个时期，以及德里达与其他思想家的关系。此外，还有众多研究德里达的著作被翻译过来。

福柯是德里达之外又一位广受关注的思想家，就像德里达一样，对他的研究越出了单纯哲学的圈子，社会学、心理学、法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关注、阅读和研究福柯的著作。汪民安、吴猛、刘北辰、高宣扬、莫伟民、赵福生、李晓林、杨凯麟、黄华、张一兵等都有关于福柯的专著问世，而被译成中文出版的研究福柯的著作更是难以计数。

梅洛-庞蒂是当代法国现象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杨大春、杜小真、佘碧平、刘国英、姜宇辉等都是梅洛-庞蒂的主要研究者，吴晓云、刘连杰、燕燕、朱姝、龚卓军、刘胜利、张颖、唐清涛、宁晓萌、王建华、王亚娟、李海燕等都有关于梅洛-庞蒂的著作发表。

萨特虽然早在1955年9月就与波伏娃一起访问中国，并且在1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几个法国文学专家外，人们对萨特几乎一无所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时期，对萨特的译介是在阶级论立场下进行的，而“文革”时期的十年对萨特的译介陷于停滞。萨特真正在中国兴起热潮是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这股热潮对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萨特被当作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在当时的启蒙思潮中风靡一时。90年代之后萨特热逐渐退潮，学界对萨特依旧重视，但已经是作为众多法国哲学家当中的一个来对待了。杜小真是萨特哲学的一个主要研究者，她不仅翻译了萨特的《自我的超越性》《想象》，还出版了研究萨特的专著《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存在和自由的重负》，这些工作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二战”前法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年)，被视为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折的关键性人物。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从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在中国得到了较为系统地传播并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同思想取向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柏格森那里汲取资源，反传统的启蒙思想家重视其创造进化论，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则注意吸收其生命哲学的要素，朱光潜、宗白华等的美学理论中也带有明显的柏格森思想的痕迹。1949年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柏格森的主要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柏格森哲学的著作，关于柏格森哲学的论文更是难以计数，主题涉及柏格森哲学中的绵延、时间、直觉、生命等概念。柏格森哲学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既有对现代性的追求，又包含着对其的批评和反思，其限制理智推理的直觉论和非实体论的形上学引起了中国哲学家的广泛共鸣，其直觉论的最重要意义是扭转人们思维的习惯方式，激发了创造性的精神。

除此之外，巴什拉、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巴迪欧、马利坦、乔治·巴岱、罗兰·巴特、加缪、西蒙·德博娃、利科、利奥塔、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哲学家都受到较多关注，并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四）主要流派研究

法国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符号学、意识形态理论、语用学等在中国得到集中讨论。限于篇幅，下面只简要介绍该书其中几个流派的研究状况。

1.对法国现象学的研究

萨特、列维纳斯、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等这些最主要的法国哲学家，无一例外都受到过现象学的启发，但是法国的现象学表现出了明显区别于德国现象学的特点。按照倪梁康、方向红的概括，迄今为止，法国现象学已经经历了三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萨特和梅洛-庞蒂，其主要任务是接受德国现象学并对其进行接受、拓展和改造；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德里达、列维纳斯和利科等哲学家，他们突破了传统现象学的基本命题和方法，提出了一些全新的现象学概念，把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了；而法国现象学的第三个阶段则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代现象学家把现象学的基本概念推向极端，重新审视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进行反思和批判，试图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范式又拒绝后现代方案的道路。[※注]中国的法国哲学研究者对法国现象学予以高度重视，理解法国现象学已经成为进入和研究当代法国哲学的关键，当代法国哲学的主要研究者都有这方面的著述发表。如杜小真对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的研究，尚杰对胡塞尔与法国现象学关系的梳理，杨大春对“20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的考察，方向红对德里达的现象学的解读，等等。而高宣扬则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现象学出现的新转折进行了总结，在他看来，这种新转折主要朝着两大方向展开，一是不断地对现象学自身及其历史发出回问，从而进行历史的反思；二是遵循“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面对现实的生活世界所提出的问题，开创和扩大其理论视野，尝试改善原有的方法。[※注]

2.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有关整个世界、人类社会及历史的新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对整个欧洲社会的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乃至实际生活经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0年代，结构主义在法国达到高潮，后逐渐走向分化，出现了被称作后结构主义者的新一代批评家，他们认为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并由此揭开了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并非壁垒分明，虽然像德里达和巴特这样的思想家在后期完全抛弃了结构，但也有像福柯这样游走于两者之间的思想家。结构主义被认为“开辟了一个新的启蒙方向，就像18世纪那些启蒙思想一样，结构主义消解了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注]。而“解构”的概念则被认为是“结构”概念的一种变形，德里达的思想最先被美国学术界称作超越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注]。

我国哲学界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热点研究随着法国哲学界热点的转换而不断转换，20世纪末主要聚焦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21世纪初拉康的研究则成为新的热点。近年来，对巴迪欧的兴趣又激增。

这个领域不仅有众多的译著被翻译过来，而且也发表了很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性论文和著作。如高宣扬的著作《结构主义》详细阐述了结构主义的渊源、形成及发展，并对其与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梳理。杨大春的《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主要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论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李幼蒸的《结构与意义》是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10年代两个时段发表的论文合集，内容涉及现当代西方哲学、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理论以及从跨学科认识论角度创造性运用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综合方法论加以重新阐释的新仁学伦理学等。徐崇温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结构主义这一哲学思潮的著述，该书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人物进行了述评。夏光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则阐述了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思维方式，以及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的理论。

3.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后现代哲学家内部虽然流派繁多，理论来源各有不同，但有着一些共同的思想特征，它们都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风靡中国学术界，在哲学领域也不例外。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等进入受关注度最高的哲学家之列，他们尤其吸引了年青一代的学者和学子的注意，成为西方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研究对象。后现代哲学的一些常用词汇，如“话语”“文本”“叙事”“解构”“颠覆”等在哲学圈之外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

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既包括诸如《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西方后现代哲学》这样从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著作，也包括像《从现象学到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这样从特定视角出发深入阐述后现代主义某一论域的专题性著作。

（五）关注的主要问题

当代法国哲学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和众多的问题，中国学界对法国哲学的研究自然要追随这些领域和问题。身体、他者、心身关系、结构、解构、知觉、启蒙、权力、游牧政治、现代性、后现代性、技术、主体等术语都是当代法国哲学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也是我国对当代法国哲学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如果按照尚杰教授的概括，萨特之后的法国哲学主要集中于这样一些主题：悬搁主体(或意识)、奇异的思、谋略(la stratégie)或策略、他者、“解释”、时间、延异(la différance)、纷争(le différend)、隐语、让“隐”的“出来”，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也自然成为中国学界对当代法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此外，国内对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还关注如下一些重要问题，如关于人性的论战、关于启蒙的讨论、语言问题、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当代法国哲学的转向、当代法国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等等。

（六）辑刊

当代法国哲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适应，出现了两份专门致力于法国哲学与思想的专业刊物，分别是高宣扬主编的《法兰西思想评论》(2004年开始出版，起初每年一辑，2014年改为两辑)和冯俊主编的《法国哲学》(2016年开始出版，每年一辑)。这两份刊物对于汇聚国内法国哲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引导法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七）当代法国哲学的主要研究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整个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最初十年，杜小真在当代法国哲学的译介和研究方面都相当活跃，对当代法国哲学研究的兴起和推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了前述萨特之外，她还翻译了列维纳斯、福柯、巴什拉、加缪、德里达、薇依、于连、利科、费里、朱利安等思想家的著作，撰写的专著则涵盖了列维纳斯、梅洛-庞蒂、于连等哲学家。高宣扬是另一位较早从事当代法国哲学研究并长期旅居法国的学者，除了前述《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之外，他还出版了结构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领域以及关于福柯、利科、萨特、布尔迪厄等思想家的著作。尚杰在当代法国哲学领域著述颇丰，涉及的领域和人物众多，尤其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等的研究相当深入。此外，他的《法国哲学精神与欧洲当代社会》也具有广泛的影响，该书对18世纪以来的法国哲学精神进行了概括、勾画和梳理，深入分析了这种精神对近代以来的欧洲乃至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杨大春不仅对列维纳斯和梅洛-庞蒂有精深的研究，他还致力于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法国现象学的全面研究，他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版了《解构理论》《后结构主义》《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而最近几年出版的《20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身体的神秘——20世纪法国哲学论丛》则着眼于整个20世纪的法国哲学，对现象学和身体哲学这两个重要的论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此外，汪堂家对德里达、利科的研究，莫伟民对福柯、利科的研究，佘碧平对福柯、梅洛-庞蒂、利科的研究，汪民安对罗兰·巴特和福柯的研究，钱捷对梅洛-庞蒂的研究，冯俊对当代法国伦理思想的研究，方向红对法国现象学的研究，朱刚对列维纳斯的研究，老一代学者李幼蒸对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翻译和研究，都值得关注。

三 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

在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俄罗斯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哲学上的小国。俄罗斯在哲学上的成就不仅无法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相比，甚至也无法与其在文学、艺术、科学上的成就相提并论。这种印象并非出于偏见，就连俄罗斯哲学家们自己如尼·洛斯基和西蒙·弗兰克也承认俄罗斯哲学的晚熟和二流地位。不过，俄罗斯哲学一度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于当年苏联对中国的特殊影响，这种哲学也一度在中国的哲学研究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当代俄罗斯哲学也包括苏联时期的哲学。

（一）苏联哲学在中国

在今天的俄罗斯，俄罗斯哲学倾向于被看作苏联哲学的对立面，它是俄罗斯本土哲学或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同义语；而苏联哲学则被理解为俄罗斯哲学的中断甚至终结，正是由于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哲学才有了走向新生的可能。这种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虽不一定为中国的学界全盘接受，但是把俄罗斯哲学和苏联哲学进行一定区分，这对于描述中国学者在俄罗斯哲学研究中的重心转移还是有帮助的。

中国对苏俄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中苏(俄)关系和苏俄自身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对苏俄哲学的热情或冷淡、中国对苏俄哲学的关注点常常不是出于学理上的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不仅如此，这个国家的哲学似乎一直是以单数的形式存在的，一个时期只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哲学，对其他哲学流派或思想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全部以反题出现，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那种主流哲学的正确性。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几乎唯苏联马首是瞻，苏联哲学也理所当然地享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当时的苏联哲学不是被当作许多哲学中的一种哲学来对待，而是哲学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指导思想。日丹诺夫1947年批判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讲话几乎被奉为“圣经”，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都要服从于这个讲话的精神。于是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僵化、教条化、意识形态化了，而且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也被迫纳入一个单一的轨道。为了迎合某种需要，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思想被淡化甚至忽略，另一些则被无限抬高，还有一些则遭到有意无意的歪曲。当然，俄罗斯哲学自身也难以逃脱被简单化和歪曲的命运，俄国哲学史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最终战胜唯心主义的过程，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被看作比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更伟大更高明的哲学家，那些对西方哲学和世界文明影响甚微的“唯物主义哲学”被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哲学成了批判的对象，不过，即便如此，苏联哲学仍给中国的哲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简单地说，它是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窗口，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甚至给西方哲学史的结构、体例和写作方式都打上了很深的苏联哲学的烙印，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或欧洲哲学史著作，一般都会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结束。不仅如此，中国哲学界还十分重视对苏联出版的哲学史的翻译和引进，由敦尼克、约夫楚克、凯德洛夫、米丁、奥伊则尔曼、奥库洛夫主编的规模浩大的多卷本《哲学史》的中译本从1958年开始就陆续在中国出版。除此之外，分别由奥伊则尔曼和亚历山大洛夫等主编的《哲学史教学大纲》的中译本也于50年代在中国出版。可以说，对苏俄出版的哲学史的引进在中国一直没有中断。199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贾泽林等人翻译的叶夫格拉弗夫的《苏联哲学史》，不过这大概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的最后一部苏联哲学史。

中国对苏联哲学的真正研究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但在此之前，中国已出版了不少翻译和介绍性的苏联哲学著作，如日丹诺夫的《苏联哲学问题》甚至在1949年以前就被翻译了过来，《哲学研究》编辑部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25辑《苏联哲学资料选辑》，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哲学研究室在70年代出版了《苏修尊儒反华言论摘录》《沙俄尊孔侵华言论辑录》《苏修尊孔反华言论续编》以及《苏联哲学资料》等，贾泽林编译的《苏联哲学纪事》也于1979年出版，所有这些，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但是中国哲学界对苏联哲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贾泽林研究员牵头撰写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1986年)，该书不仅对中国哲学界了解苏联哲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书的贡献和特色不仅在于它比较全面和深入地展现了那一时期苏联哲学界的实际状况，而且摆脱了以往甚至以后的教科书中常见的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为最高思想，把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作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的写作套路，哲学被还给了哲学家，哲学家成了真正的主角。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1989年)与《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1994年)。与《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相比，《苏联哲学70年》的篇幅虽不大，但涉及的历史时段却更长，从1917年一直写到1987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苏联哲学简史。该书试图把苏联哲学的形成与演化放在苏联社会的发展中考察，从而揭示苏联哲学的发展规律，并且对其70年的历史提出合理的解释。《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的影响则超出了哲学界，该书在俄罗斯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社会哲学思想进行了视角独特、思路清晰的研究，对于理解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苏联哲学研究比较兴旺的时期，初步形成了一个规模虽不大，却比较稳定的高质量研究群体，人员既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也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而且从1985年开始，每两年召开一次苏联哲学研讨会(苏联解体后改为俄罗斯哲学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了16届(只有2003年中断过一次)，其中大多数会议有来自俄罗斯或西方的学者参加。20世纪八九十年代集中出版了一些研究苏联哲学的成果，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著作外，还有马积华的《前苏联社会哲学若干问题透视：1980—1989》(1993年)、李尚德的《苏联社会哲学研究》(1994年)和《评价与正义——斯大林哲学体系研究》、马立实主编的《苏联哲学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1985年)等。在苏联哲学的研究中，翻译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苏联时期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及其著作正是通过翻译逐渐为中国的读者所熟悉，凯德洛夫、柯普宁、伊里因科夫、康斯坦丁诺夫、伊利切夫、弗罗洛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哲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俄罗斯哲学在中国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苏联哲学，特别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那么从90年代以来，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俄罗斯传统哲学，特别是宗教哲学。这一时期主要的成就之一是翻译，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弗兰克、洛斯基、布尔加科夫等哲学家以前鲜为人知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许多出版社都相继出版了俄罗斯宗教哲学丛书，俄罗斯白银时代甚至一度成为整个出版界的一个亮点和热点。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别尔嘉耶夫，正是他的《俄罗斯思想》《人的奴役与自由》以及自传《自我认识》在中国掀起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热，而他本人也成了俄罗斯白银时代乃至整个俄罗斯精神的象征。不过，历史地看，中国人对别尔嘉耶夫思想的翻译和了解并非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在1936年和1937年，他的两本著作《基督教和阶级战争》与《时代的末期》(即《新的中世纪》)就被纳入吴耀宗主编的“青年丛书”，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翻译出版。在40年代，潘光旦也曾将别尔嘉耶夫的《人的奴役与自由》的一部分译成中文。1948年，在得知别尔嘉耶夫去世之后，潘光旦还专门写了一篇悼文，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另外，巴金对于别尔嘉耶夫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巴金捐给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中就包括1944年出版的英文版《人的奴役与自由》，在该书的封面上有巴金的藏书章。此外，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唐君毅在其1958年于香港出版的《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一书中，也高度评价了别尔嘉耶夫的思想，认为别尔嘉耶夫“宜推为现代西方以宗教思想与人文思想结合之思想家之首座”。此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台湾先后翻译出版了别尔嘉耶夫的一些著作，包括：《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人的奴役与自由》《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在8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专家编写的《哲学史》第六卷中，别尔嘉耶夫等作为资产阶级和“旧教授”的代表，他们的思想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该书宣称：“在别尔嘉耶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以及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其他哲学卫士的观点中，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同疯狂的反民主主义和反共主义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别尔嘉耶夫真正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关注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则是90年代中期以后。从1994年的《人的奴役与自由》开始到2004年的10年时间里，仅在大陆别尔嘉耶夫的译著就出版了大约有15种，其中有的还有多个译本，如《自我认识》《人的奴役与自由》；有的则多次重印或再版，如《俄罗斯思想》。

另一位同样重要且出生年代更早的哲学家是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被誉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父，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兴起和宗教哲学的复兴都与他的影响分不开，但是中国对索洛维约夫的译介起步很晚。索洛维约夫的第一部中文译著《爱的意义》直到1996年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而零星的译文出现得要早些，《哲学译丛》(后改为《世界哲学》)1990年第3期选登了部分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作品，包括索洛维约夫的《哲学的历史性事业》、别尔嘉耶夫的《人、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和洛谢夫的《人》三篇文章，而且在附录中，还对所选的三位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做了简单介绍。《哲学译丛》1991年第4期再次组织了俄国宗教哲学专栏，选译了四位俄国宗教哲学家文章，其中包括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讲座》的节译。此外，刘小枫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三卷本《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1991年)选译了索洛维约夫的三篇文章，分别取自《生命的精神基础》《善的证明》和《爱的意义》，其中第一篇译自俄文，后两篇则是从英文转译。对于索洛维约夫在中国的命运来说，199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度，除去以上所提及的《哲学译丛》的译文外，索洛维约夫的名字在这一年还同时出现在多家出版物上：商务印书馆于该年出版的古留加著、贾泽林等译的《谢林传》，在“结束语”中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绍索洛维约夫的生平和思想；董友在该年出版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第Ⅰ辑对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和影响进行了全面介绍；黑龙江大学的金亚娜教授在《读书》第7期和《国外社会科学》第10期分别撰文对索洛维约夫的生平和思想做了概括性介绍。索洛维约夫到达中国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是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收获了果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徐凤林1995年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思想传记《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在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中逐渐受到了重视，不仅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神人类讲座》(2000年)、《西方哲学的危机》(2000年)、《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2001年)、《俄罗斯与欧洲》(2002年)等被翻译出版，而且在索洛维约夫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华读书报》和《世界哲学》还分别设置专栏，对索洛维约夫的思想进行了集中和系统介绍。但相比而言，索洛维约夫对中国学术界的实际影响，要比别尔嘉耶夫小得多，知名度也远在别尔嘉耶夫之下。在已发表的论文中，关于索洛维约夫的要比别尔嘉耶夫的少很多。这也许并非因为别尔嘉耶夫比索洛维约夫的思想更加深刻或重要，而是因为别尔嘉耶夫散文式的写作风格更容易让中国读者接近。不过，这种重“别”轻“索”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变。2006年同时出现了两篇以索洛维约夫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仍有以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为题目的博士学位论文。

舍斯托夫是又一位受到较多关注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而且他的影响不光在哲学界。如果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计算在内，就笔者所见，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最早翻译过来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作品是1963年发表于《哲学译丛》的舍斯托夫的《纪念伟大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舍斯托夫去世前不久撰写的这篇文章不仅让部分中国读者走进胡塞尔，而且甚至改变了一些中国学者对哲学的看法。正是这篇文章激发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舍斯托夫的兴趣。在中国尚未兴起“俄罗斯白银时代”热之前，在别尔嘉耶夫的名字还鲜为人知的时候，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已于1989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翻译出版并多次重印。此后，他的《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开端与终结》《无根据颂》《雅典与耶路撒冷》《钥匙的统治》等也先后翻译出版。

近年来，伊万·伊里因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他的《法律意识的实质》与《强力抗恶论》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此，我们还应提到巴赫金，在那些受到压制而又未被流放的思想家中，巴赫金是最负世界声誉的，中国对他的著作的翻译也较早、较多。不过，推动巴赫金走向中国读者的主要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据说是巴赫金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全集(6卷，后来在2009年再版时又增补了第7卷)。值得注意的是，《哲学译丛》在1992年第1期组织了巴赫金专栏，这是第一次为一个俄国哲学家设置专栏，可见该刊对巴赫金的重视。2007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还召开了“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还成立了巴赫金研究会。2014年11月，在南京举办了“跨文化话语旅行中的巴赫金”国际研讨会，2017年9月还在上海举办了第16届“国际巴赫金学术研讨会”。

中国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他越来越被当作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而不仅仅是文学家来对待。199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后来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著名学者赖因哈德·劳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1997年)，劳特虽作为费希特研究专家而闻名，但这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也具有相当水准。进入21世纪以来，华夏出版社又出版了罗扎诺夫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安德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2004年)，这两本著作虽篇幅都不大，但都不失深刻和精彩，前者的论述相当独到，后者对问题的把握堪称准确。此外，吉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

除去对俄罗斯主要哲学家的译介，中国学者也一如既往地重视对苏俄哲学史的翻译，而且选材的眼光有了重大变化。以往选取的哲学史对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家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而分别在1999年和2013年翻译出版的洛斯基和津科夫斯基的两部《俄国哲学史》则对俄罗斯宗教哲学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论述，向中国读者呈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俄罗斯哲学画卷。此外，徐凤林还主持编译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辑：俄国哲学》，该书选取了11—21世纪俄国哲学史上的32位重要思想家和哲学家，从他们的著作中选出了有代表性或有特色的篇章或片段译成汉语。该书不仅是一部俄国哲学史的翻译著作集，而且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导读性质。

此外，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也比较注意跟踪俄罗斯哲学的热点问题，贾泽林在《世界哲学》上组织翻译的有关欧亚主义的专栏(1993年第1期)、有关俄罗斯哲学传统的讨论(1997年第1、2期)可以说明这一点。此外，在索洛维约夫逝世100周年之际，在霍米亚科夫诞辰200周年之际，《世界哲学》杂志还设置了索洛维约夫(2001年第1期)和斯拉夫主义(2005年第5期)的专栏，翻译发表了相关文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比较重要和有一定反响的论文有：贾泽林的《20世纪与苏俄哲学》《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安启念的《奥伊则尔曼论历史唯物主义》《奥伊则尔曼论辩证唯物主义》《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传统》《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弗罗洛夫哲学》《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和未来》；马寅卯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索洛维约夫对西方哲学的批判》《俄罗斯思想家对进步理念的反思》《俄罗斯理念：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徐凤林的《“俄罗斯思想”及其现代境遇》《论舍斯托夫的自由思想》《“俄罗斯世界观”与俄国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俄罗斯哲学研究的两个维度》；张百春的《霍鲁日论个性的两个范式》《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历史观》；张桂娜的《作为义务的自由——俄罗斯宗教哲学语境中的自由思想之管见》，祖春明的《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俄罗斯文明圈重构的两种范式》，等等。《齐齐哈尔师专学报》从1994年到2002年曾连续多期刊载了张百春介绍俄罗斯哲学的系列文章，《浙江学刊》1997年以来也多次组织有关俄罗斯哲学的专栏，成了中国发表俄罗斯哲学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阵地。此外，《世界宗教研究》《东欧中亚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哲学动态》《外国哲学》《博览群书》《江海学刊》等刊物也有零星地介绍和研究俄罗斯哲学的文章。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社会科学辑刊》组织了3期“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专栏；《哲学动态》分两期发表了4篇由徐凤林、马寅卯等中国学者撰写的论俄罗斯哲学特点的文章。此外，弗洛罗夫斯基的名著《俄罗斯神学之路》的中译本(更名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也于同年出版。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还召开了有关俄罗斯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研究俄罗斯思想文化的主要学者都参加了此次会议。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与之相配合，俄罗斯《哲学问题》杂志在第5期推出中国年特刊，并先后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发布会。该期杂志全部文章均为中国学者所撰写或者内容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为一个国家举办特刊，这在《哲学问题》60年的历史中是第一次，充分表明了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哲学研究的重视。2007年6月，全国第11届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来自中俄哲学界的许多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后，《浙江学刊》《福建省委党校学报》《苏州大学学报》等报纸杂志都发表了俄罗斯哲学的专栏文章。此外，徐凤林的《索洛维约夫》在做了较多的增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简体字版，而雷永生的新著《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也于2007年出版。2016年，《社会科学战线》组织“当代俄罗斯哲学专栏”，发表了中俄学者的五篇论文，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文化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展现了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不同面相。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学者有多部关于俄罗斯哲学的专著出版。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有安启念的《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2003年)、徐凤林的《俄罗斯宗教哲学》(2006年)。《俄罗斯向何处去》对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哲学进行了跟踪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版的唯一一本对俄罗斯哲学进行全景式研究的重要著作；《俄罗斯宗教哲学》是徐凤林多年心血的结晶，该书对俄罗斯19—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哲学家和思想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评述，内容涉及宗教文化问题、人性问题、自由问题、真理问题、道德问题，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文化和哲学思维的独特风格。黑龙江大学还组织出版了“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出版书目共四种，徐凤林的著作考察了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张百春的著作是对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的探究，陈树林则致力于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而周来顺则从整体上对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进行了梳理。作为“80后”出生的年青一代学者，周来顺在上述著作之外，还出版了研究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的专著《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夏银平博士的《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张桂娜的《心系大地仰望天堂——别尔嘉耶夫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在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也一直有人在从事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王彦君的《俄罗斯的科学哲学研究》，万长松的《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等。

应当指出的是，贾泽林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曾先后主持完成了《八十年代的苏联哲学》《苏联哲学的演变》《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三部重要的著作，如果再加上早年出版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构成了一个俄罗斯哲学研究的完整序列。

最近十年来，张百春多次邀请俄罗斯学者到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系列讲座，其中有霍鲁日、古谢伊诺夫、列克托尔斯基、艾普斯坦、邱马科夫等著名哲学家，讲座录音经过整理后已经结集出版了八部著作，这个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接下来还将有几部著作被整理出版。这些讲座的举办和著作的出版对中国学界了解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基本状况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此外，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者也开始重视和译介当代俄罗斯哲学家的重要著作，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梅茹耶夫的《文化之思——文化哲学概观》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由于东正教对俄罗斯哲学和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者也很注重对东正教的研究。徐凤林和张百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徐凤林翻译的《东正教》《东方教会神秘神学》《维护神圣静修者三论集》，以及撰写的《东正教圣像史》。张百春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2001年)一书则以人物为线索，对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是中国学者完成的第一部俄罗斯东正教神学著作。

这里还应提到几本并不专治俄罗斯哲学甚至是非哲学专业的学者写的著作。首先是研习宗教学多年的乐峰先生的《东正教史》，该书于1999年第一次出版，2005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其史料丰富，对于中国读者了解和掌握东正教的基本知识有着积极意义。其次是俄国史专业的戴桂菊女士的《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这部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堪称中国近年来俄罗斯问题研究领域的佳作。同样是历史学出身的白晓红博士的著作《俄国斯拉夫主义》也值得一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刘小枫博士，他对中国俄罗斯哲学出版和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个领域的出版物中，有很大一部分与他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比较容易让人忽略的是上面提到的《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在这部1991年就出版的由他主编的三卷本文集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文章占据了较多篇幅。另外，他研究舍斯托夫的论文《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以及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文《圣灵降临的叙事》引起了相当范围的关注。可以说，他既是俄罗斯宗教哲学著作出版的推动者，又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