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导言

“东方哲学”这一概念对应于“西方哲学”，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在重审历史，思考世界局势以及反思自身文化价值时所使用的概念。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表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注]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也认为，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一起，共同组成了“东方哲学”的主体，对应于“西方哲学”。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源于当时局面下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全面碾压，而东西文化之分以及东方文化的价值却无清晰的论述。“这个问题自是世界的问题，欧美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当研究解决的。而直逼得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却独在中国人，因为现在并不是东西文化对垒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文化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在对东西文化的不同倾向进行辨析之后，呼吁东方人谋应付之道，或者改革，或者自证其价值，或者寻求调和融通之道，不至于东方文化的倾覆。[※注]由此可见，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就已经有意识地宣扬“东方文化”“东方哲学”的概念，以应对当时西方文化独步天下的境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东方哲学研究在经历一段消沉期后，迅速得到了复苏和发展，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东方哲学的发展演变史，无不令人感慨和鼓舞。早在1958年，北京大学在朱谦之先生的推动下，在哲学系前瞻性地成立了我国首个东方哲学教研室，开设日本、印度、阿拉伯哲学史等课程。此后由于学科调整，1964年该学科并入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文化大革命”期间，东方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各项工作亦陷于中断。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在哲学研究所建立东方哲学研究室，1984年东方哲学研究室正式成立。东方哲学研究室成立之初，仅设有三个小组，即印度哲学、日本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小组。经过3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几代人的辛勤耕耘，终于形成了今天的涵盖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韩国(朝鲜)哲学、越南哲学等学科门类齐全、人员配备合理的综合性研究相得益彰的勃兴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是目前我国唯一一所东方哲学研究基地，为我国的东方哲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坚强支撑。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东方传统文化，199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并联合国内外研究东方哲学的专家学者、学术团体及社会人士，开展东方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使东方文化走向世界，为建构21世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注]。其间，北京大学哲学系也于1985年恢复东方哲学室，此后，山东大学、宁夏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东方哲学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为核心的各类东方哲学研究机构，在与国内外进行广泛交流的同时，整合不同学科的优秀研究力量，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活动。它们都是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重要堡垒，为推动东方哲学的长足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对东西方文化、哲学的辨析与讨论是这一学科的研讨主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季羡林先生对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等重要问题有许多新的思考，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1997年，在20世纪末这一时间节点，季羡林、张光麟主编的《东西文化议论集》出版，论文集收录了一系列的旨在区分、辨析、探索东西方文化的论文，既包括十多篇季羡林先生自己撰写的文章，也收录了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等在这一议题上的相关论文。该书在西方文化于20世纪遭遇种种危机的情况下，再提东方文化，并且主张钻研东方文化，并且将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到西方，使之发扬光大，“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季羡林先生认为，东西文化基本的差异的根源，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注]他还提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注]等观点。

东方哲学学科因其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特征，研究成果分布于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韩国哲学、越南哲学等分支学科领域。然而，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东方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喜人，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撰写出了一系列的东方哲学各类论著，综合不同学科力量，共同展现了东方哲学文化自信的精神风貌。

1994年，卞崇道、宫静、康绍邦、蔡德贵等共同主编的《东方思想宝库》出版，该著作集中了主要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体例类似于辞典，根据研究的学科门类进行编排，对文献资料采用节选的方法，同时外文文献全部予以汉译，书后附上全部文献名录。这是一部宝库性的可资参考的文献著作，为从事东方思想比较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上的便利。[※注]

1997年，徐远和主持编写的“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出版，收录孙晶著《月亮国的智慧》、徐远和与卞崇道著《风流与和魂》、卞崇道著《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以及刘一虹著《信仰与理性》，这一丛书旨在推介东方哲学领域优秀研究成果和最新动态。

2000年，黄心川主编的《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出版，这套丛书采用评传题材，按国别或者地区分卷，每卷人物按出生年月次序排列，对东方哲学史上出现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做了评述。其中印度卷为巫白慧执笔，日本卷为王守华、卞崇道执笔，韩国卷为李甦平执笔，越南、犹太卷为于向东执笔，西亚北非卷为蔡德贵执笔。此外，黄心川先生还编有《现代东方哲学》(1998年)、《东方哲学的现代意义》(1999年，日本版)等作，为东方哲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注]

2009年，李景源、李甦平主编的《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出版，该论文集不仅包括了黄心川、巫白慧、李甦平、姚卫群、黄夏年等国内知名学者的论文，还包括了崔英辰、金汉相等韩国学者的论文，对南亚、西亚、东亚的古今哲学与文化进行了探讨，主题广泛，聚焦学术前沿，呈现了当时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由徐远和、李甦平等主编的五卷本《东方哲学史》于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史上首部涉及学科面广、时代跨度大和国别研究多的东方哲学通史性巨著。该书以时间为东方哲学发展的纵向基线，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大时间段，将东方各国哲学纳入上述五大时间段中，对同一时间段的东方各国哲学进行横向的分析、研究、论述。该书梳理了东方各国之间及东西方哲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情况，力图揭示东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彰显了东方哲学的个性和特点。该书先后荣获2013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2016年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以上这些大部头的综合类研究成果只是东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冰山一角，更多、更细节的研究我们将在以下各节、各分支学科及国别研究中加以梳理并进一步呈现。

第二节 印度哲学研究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印度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具规模，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中国整体学术事业的繁荣而在80年代趋于勃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成果突出，不管是对相关议题的哲学研究，还是印度哲学学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同属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中印文化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宗教哲学文化上的交流在2000年来从未中断。印度宗教哲学和科学思想对我国文化都有过相当的影响，很多宗教哲学观念、思想通过佛教的传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研究印度哲学史可以熟悉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过程，了解我国哲学思想是怎样摄取、兼容外来的成分而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我国哲学界70多年来的艰苦奋斗，我们对于印度哲学每一阶段的研究，都已经卓有成效。我国的印度哲学因历史因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搭载在佛教之上，中国的印度哲学研究也与佛教文化、佛教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由于印度文化在近代本身的输出能力有限，许多重要的典籍尚未得到规范的整理，印度哲学研究经常不得不陷入语言学、文献学讨论中去，因此，当代印度哲学研究和梵文语言学、文献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后，当代印度学研究的几位开创者均有欧美留学背景，印度学的研究受欧美、日本学术界影响深远。

一 新中国印度哲学研究历史概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哲学研究的萌芽

印度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在新中国印度哲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已经有了部分研究成果面世。这一时期，大量中国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留学，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印度哲学，并以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对印度哲学展开研究。

梁漱溟1919年出版《印度哲学概论》，是其在北京大学开设关于印度哲学的讲座和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对印度哲学所涉及的主要核心哲学议题以及各派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介绍，开启了我国近代印度哲学研究之先河。在后续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他又对印度哲学的基本面貌、印度文化的总体气质进行了概论式的描摹。1936年，黄忏华的《印度哲学史纲》出版，分别对印度诸派哲学的概况进行了介绍。这两本书都是属于印度哲学普及类作品，旨在展现印度哲学的大略图景。

我国的印度哲学研究与梵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率先突破梵文局限于佛学研究的应属汤用彤先生。汤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其作《印度哲学史略》是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重要作品。此外汤先生还有遗稿两部：第一部是《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50年代汤先生就已经在收集整理这部作品，但至1994年才得以出版。作品对涉及各派哲学名称含义、各派哲学思想综述、因果关系与因明学等问题相关的哲学史料进行了梳理。第二部是《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这是汤先生于1954年前后以卡片记录的方式对汉文佛经中保存的很多印度佛教原典材料进行的汇集编选，因原典的梵文本失传而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一直未能面世，直到2010年，才由后辈学者校点整理出版。

这一时期从事梵文研究的还有陈寅恪先生，曾于1931年在清华大学开设佛典翻译课程。此外，还有吕澂先生，对《楞伽经》等佛教原典进行校勘，并撰写了《印度佛教史略》《因明纲要》等。吕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出版有《印度佛教源流》《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著作，为印度佛教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综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的印度哲学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未成气候。一方面，只有受欧美学术视野影响的少数几位学者进行研究，成果也很少；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都是概论式的，旨在对印度哲学的大略图景提供基本介绍。然而，这一时期的启动和储备，为新中国印度哲学研究的繁荣打响了前奏。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哲学研究的起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印两国关系的推进促进了我国的印度学、印度语言、印度哲学的研究，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中，季羡林(1911—2009年)先生写于1956年的“序言”中提及，“将近七年以来，我们两国的政府和人民互相派遣文化使节访问我们的伟大的邻邦。这样的代表团几乎每年都有”[※注]。季羡林先生于1935年开始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梵文、巴利文训练，从事了比较纯粹的语言学研究。1946年回国，当时国内梵文学研究风气不盛，他个人在1956年写作《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8年《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回应过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的一些观点之后，梵文学研究几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术界重新与国际学术界恢复往来，季羡林先生了解到1976年在联邦德国哥廷根举行主题为“最古佛教传承的语言”的佛教研究座谈会Ⅱ，随后写了《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些作品收入《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其撰写的与印度其他古代语言相关的若干篇论文则被收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季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其语言学文献学功底之上，他自己表示，研究梵语几十年，主要的指导思想是，除了找出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外，还希望把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另一位梵文学大家是金克木先生，金先生曾在印度研习梵文，1946年返回祖国，其梵文学成果结集为《梵竺庐集》，其中包括《梵语文学史》《天竺诗文》《梵佛探》等，其中《梵佛探》收集了一些研究梵语语言学、印度哲学和佛学的单篇论文，其中《印度哲学思想史设想》对印度哲学史分期、篇目和需要着重探索的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说明。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成果产出，部分到80年代才得以出版，如李荣熙1964年开始翻译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是英国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的作品，将印度教和佛教进行综合与比较研究，为国内读者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

（三）改革开放后印度哲学研究的全面繁荣

改革开放之前，印度哲学的研究虽然不是空白，但也寥寥无几，主要搭载着梵文语言研究、佛教研究的东风，有一点成果，“印度哲学作为一个学院式的研究课题，从未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计划之内。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哲学研究所建立包括印度哲学研究在内的东方哲学研究室，从此，印度哲学研究正式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之一，填补了我国哲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空白”[※注]。1997年，在现有东方哲学研究室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印度哲学研究和文化推广是该中心主要使命之一。此外，成立于1978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也是印度文化、印度哲学研究的重要据点，该中心1988年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2011年，在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了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大学是新中国印度哲学研究的另一重镇，其东方语言文化系梵巴语专业成立于1946年。2004年，以原有梵语、巴利语专业为依托，北大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成立。此外，北京大学还有成立于2006年的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的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等机构，推动了佛教哲学的研究。

国内还有一些其他旨趣在进行佛学研究的机构在推进梵语研究、佛教哲学研究的同时，对印度其他派别的研究也有所涉猎。比如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佛学院，初创于1980年的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组建于1999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近年来新建的还包括成立于2016年的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和成立于2017年的敦煌研究院“佛学研究中心”。

各类研究机构的建立和相关学术项目、学术活动的开展为印度哲学学科的发展集聚和培养了人才。80年代之后，一大批学者活跃在印度哲学研究舞台上，包括黄心川、巫白慧、徐梵澄、黄宝生、朱明忠、王邦维、段晴、宫静、洪修平、姚卫群、宋立道、孙晶、成建华、李建欣、李学竹、吴学国、周广荣等。近年来，也有一大批新生代学者加入了印度哲学研究，包括惟善、叶少勇、萨尔吉、何欢欢、吴娟、赵悠、赵文、范文丽、王俊淇、茅宇凡、范晶晶、米媛等。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少数学者尝试性的印度哲学史梳理、引介，80年代之后除了一大批综合介绍性的著作和译介之外，在梵文原典翻译、古典六派哲学研究、当代印度哲学研究、佛教哲学研究、因明研究等领域有大量成果出版。新生代学者大多数成长于90年代之后，基本都有海外留学或交流经历，梵文、巴利文等古典语言功底良好，精通英文、日文等现代学术语言，受过良好的现代学术训练，拥有国际学术视野，研究的问题也更加细分和深入，往往在某一具体哲学问题或文献上有比较专精的探索。

二 改革开放后印度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

（一）概论式文献的译介与撰写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学者在新的形势下，仍在继续进行印度哲学的引介和普及工作。1980年，黄宝生、郭良鋆翻译了印度当代哲学家恰托巴底亚耶(D.Chattopadhyaya)的《印度哲学》并出版，作者在梳理印度哲学传统的同时，也运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框架对其进行了剖析。1989年，黄心川先生出版了《印度哲学史》，在书中，黄先生对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8世纪的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历史概况进行了梳理，呈现了古典印度哲学的基本图景。黄先生该书，加上他同时期出版的《印度近现代哲学史》，共同展现了印度从古到今哲学的流变过程，首次为我国学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印度哲学史。

1991年，巫白慧先生将自己的部分印度哲学、佛教哲学研究成果编译成一本英文专著《印度哲学与佛教》(Indian Philosophy and Buddhism)，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书中除了收录巫先生讨论吠陀经和奥义书的论文之外，还收录了其论述印度佛教哲学、印度因明逻辑、印度吠檀多哲学的论文十多篇。2000年，巫先生在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增补的基础上，加入部分新的研究成果，出版论文集《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

姚卫群于1992年出版《印度哲学》，这是一部针对高校学生的入门级教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史，对印度哲学几大派别的基本历史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是概论，对印度哲学的一些核心议题，比如转变说、积聚说、因果观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史料，摘取了印度哲学主要派别的部分经典文献，以备入门阅读之用。同一年他还出版了《印度宗教哲学百问》以问答的方式对印度宗教哲学的基本面貌进行了勾画。2006年，他再次出版《印度宗教哲学概论》，从历史源流、核心问题介绍等不同侧面对印度的宗教和哲学进行梳理。2011年，孙晶的《印度六派哲学》在中国台湾出版，详述了印度自吠陀产生以来正统派哲学的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在主要论述正统派哲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吠陀和奥义书的哲学之外，也具体分析了六派哲学各自的理论特点。

这一类印度哲学通论著作还有许多，如朱明忠出版于1994年的《恒河沐浴——印度教概览》，介绍了印度教的起源、经典、基本信仰、三大教派与改革社团等。此外还有高杨、荆三隆的《印度哲学与佛学》(2001年)，李建欣的《印度宗教与佛教》(2013年)，还有李建欣、张锦冬等翻译，斯坦利·沃尔波特(Stanley Wolpert)原著的《印度史》(2015年)。这些概论式作品的书写和译介为普及印度哲学作出了贡献，为印度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广泛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梵文哲学典籍的翻译与文献学研究

我国印度哲学研究的开展，有赖于精通梵文、巴利文的学者提供高质量的译本，以便于国内学界直接阅读印度哲学的各种原著。新中国第一个梵文哲学典籍的译本是徐梵澄先生所译、1957年出版的《薄伽梵歌》，采用了骚体文本翻译，古朴典雅，但相对来说比较晦涩。1984年，徐先生的《五十奥义书》译本出版，以古汉语体译出，每篇加引言和注释。这是中文学术界的第一部《奥义书》译本，至今仍然是从事印度古典哲学研究的必读文献。后来，《薄伽梵歌》又有了张宝胜的译本和黄宝生的译本，《奥义书》也由黄宝生在2010年提供了一个新的译本，翻译了公认属于吠陀时代的十三种《奥义书》，力求简明扼要，避免烦琐或过度诠释。[※注]

印度婆罗门教六派哲学中有许多经典，从未被完整介绍到国内学术界。2003年，任职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姚卫群出版《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该作将六派哲学的根本经典从梵文译成中文，六派哲学的后来一些典籍依据英译本的节译再转译成中文，并收录了我国的古译《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2005年，历时20余年的《摩诃婆罗多》翻译项目最终完成出版。《摩诃婆罗多》的最早发起人为赵国华、金克木、席必庄、郭良鋆、葛维均等八位学者都曾参与翻译，90年代初赵国华过世后由黄宝生主持整个项目，又继续了十多年，才终得出版。2011年，孙晶的译著《示教千则》出版，将古印度婆罗门教正统派哲学吠檀多派哲学家商羯罗的独立哲学著作从梵文翻译成汉语。2018年，浙江大学哲学系何欢欢译出《月喜疏》(含《胜论经》)。

除了印度婆罗门教哲学经典的翻译之外，佛教原典的翻译近年也有诸多成就。黄宝生在2011年出版了《梵汉对勘入楞伽经》《梵汉对勘入菩提行论》《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对于几大佛教经典都给出了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翻译，为经典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便利。2011年出版的叶少勇著《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辑录了梵藏本以及鸠摩罗什译本、吕澂译本，并加上作者自己从梵文翻译的现代汉语译注，为当代的《中论》研习者提供了一个资料翔实同时也比较容易入手的文本。

（三）印度哲学研究不同主题的全面展开

改革开放之后，印度哲学研究全面展开，在不同的主题上都走向更深更专，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在六派哲学研究领域愈加专精，对当代印度哲学的研究更是别开生面，佛教哲学研究和印度因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注]

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印度哲学的研究走出了概论书写的阶段。2000年李建欣的《印度古典瑜伽哲学思想研究》出版，力图用现代解释学的方法对印度乃至世界宗教史上的瑜伽理论与实践作科学的阐明。2002年，孙晶出版《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书中上篇对乔荼波陀和商羯罗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述评，下篇则是前述翻译《示教千则》及其注解。2005年，释刚晓的著作《正理经解说》出版，通过比较我国现存的几个《正理经》的汉译文本，从佛教的立场对正理派的逻辑思想、形上学思想进行了梳理和讨论。2017年，吴学国五卷本的《奥义书思想研究》出版，对奥义书思想进行了当代分析。除此之外，还有龙达瑞的《大梵与自我——商羯罗研究》(2000年)、江亦丽的《商羯罗》(1997年)等作，都对印度婆罗门教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除古典哲学的研究之外，四十多年来印度哲学的一个研究重点在于对印度近现代哲学的关注。首开新中国印度近代哲学研究之先河的应该是黄心川先生，其出版于1979年的著作《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对印度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辨喜的哲学思想、宗教、社会政治观点都进行了剖析。1989年，黄先生的《印度近现代哲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印度近现代哲学及社会思想的专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约一个半世纪印度近现代哲学和社会思潮发展史，填补了当时哲学研究园地里的一个空白。[※注]

1984年，徐梵澄先生翻译的《神圣人生论》出版，将现代印度最有影响的宗教哲学家室利·阿罗频多的巨著呈现给国内学术界，展现了其被称为“精神进化论”的哲学体系。1991年，朱明忠，姜敏翻译了印度学者拉尔(Basant Kumar Lal)的《现代印度哲学》，对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奥罗宾多·高士等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体系进行了介绍，在分析他们的哲学与古代印度文化的联系之外，还试图去提炼印度当代思想家们的精神创造。1994年，朱明忠出版《奥罗宾多·高士》，重点解析了奥罗宾多“整体吠檀多”学说、“整体瑜伽”思想、社会进化理论和人类统一的思想。1996年，宫静出版《拉达克里希南》，分析了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与吠檀多不二一元论的关系并对其神秘主义的直觉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999年，巫白慧先生翻译了当代印度哲学主流派吠檀多主义的早期奠基人乔荼波陀阐述《奥义书》哲学、构建新吠檀多体系的著作《圣教论：蛙氏奥义颂》，并表示吠檀多哲学在当代印度社会影响深远，对于了解印度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注]此外，朱明忠的论文《论甘地的真理观》(1987年)、《论甘地的道德伦理思想》(1988年)对圣雄甘地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

佛教哲学是印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在印度佛教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繁多，影响深远。1978年，吕澂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出版，对印度佛学的传译、典籍、宗派、思想渊源和传播地区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解说，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印度佛教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1986年，方立天先生出版著作《佛教哲学》，以佛教哲学问题为纲，按照佛教历史的发展进程，叙述佛教哲学的演变，从而简略地勾勒出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方广锠1998年的《印度禅》对印度禅学进行了梳理。2002年，成建华的英文著作《梵动经译著研究》(A Criti cal Translation of Fan Dong Jing,the Chinese Version of Brahmajāla Sūtra)在美国出版，《梵动经》出自汉语《长阿含》第三分。成建华的译注将这一汉文文献介绍给英文学界，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印度哲学发展的新趋势，也即利用中国文献中保存的资料，来补充国际学界对印度宗教哲学的研究。其出版于2012年的《佛学义理研究》则以佛教史为线索，梳理了佛教思想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概况。2003年，姚卫群的《佛学概论》出版，以戒律论、禅思想、空观念等佛学概念为线索，梳理了从早期佛教到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时期佛教哲学思想的流变过程。

因明研究在近几十年来不断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虞愚先生一生致力于因明学的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出版《因明学》《印度逻辑》《怎样识别真伪》等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笔耕不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其诸多开创性研究为我国因明学的发展梳理了标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促进了因明学的不断进步。改革开放之后，通论性的因明著作有沈剑英出版于1985年的《因明学研究》，按照“立宗—辨因—引喻”对量式进行研究；1989年出版的《因明入正理论讲解》是根据吕澂先生的讲义整理而来；郑伟宏出版于1996年的《佛家逻辑通论》，梳理了因明的总纲“八门二益”，认为是法称完成了新因明从类比到演绎的过渡。专题性的研究有巫寿康出版于1994年的《因明正理门论研究》，以现代逻辑的方法对《因明正理门论》同品、异品的定义进行了考察。[※注]此外，出版于1990年的《因明新探》、1994年的《因明研究》等论文集也收录了诸多因明类作品。

三 小结

综合来看，新中国的印度哲学研究在不断推进之中，第一代学者主要做的是一般性的哲学史梳理、引介，是综合介绍性的工作；第二代学者在继续综合性介绍的同时，也翻译整理了诸多梵文原典，将印度哲学的一些核心文献都译成了中文，并且在古典六派哲学研究、近现代印度哲学研究、佛教哲学研究和因明学研究等领域都成绩斐然；新生代的学者刚刚走上学术舞台，尚在成长之中，他们大都有留学海外的求学经历，具有良好的梵文、巴利文等研究印度古典文献的必备语言功底，与国际学界联系紧密，研究的问题更加专精。他们对于我国印度哲学研究的贡献，值得期待。

我国学界研究印度哲学的动力，传统上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佛学研究的溯源冲动，第二个则是近现代西方印度学的勃兴。第二个驱动力使得印度学辗转从欧美、日本传入中国，在现代学术框架下重新成为显学。如今，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印度学研究又赋予了新的意义，获得了新的生长点。放眼未来，印度哲学学科在延续已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在近现代印度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等领域，还可以有更多作为。

第三节日本哲学研究

一日本哲学研究的开创期

中国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北京大学哲学系朱谦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及辰为首的系列研究开拓了我国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这一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但仍是毋庸置疑的奠基之作。

1958年，北大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组成立，学科带头人朱谦之(1899—1972年)的三部代表作《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日本的古学与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日本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是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最初的通史性研究。同时该教研组还编有《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一、古代之部)》(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和《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二、德川时代之部)》(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两部资料集，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文献资料上的便利。

与之同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刘及辰(1905—1991年)也是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致力于西田哲学、京都学派哲学以及日本近代哲学的研究，出版了《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京都学派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两部代表作，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唯物论哲学家户坂润的论文《户坂润的科学世界》(《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户坂润在哲学战线上奋斗的记录—— 〈日本意识形态论〉》(《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以及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三木清的《三木清的批判性格及其对日本思想界的积极贡献》(《外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3期)等系列成果。

二日本哲学研究的勃兴期

（一）综合性研究及日本近现代哲学的专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王守华、卞崇道编著的《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作为新一代研究者，在继承朱谦之和刘及辰等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摒弃僵化的教条主义，从史料出发，努力对日本哲学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考察。

这一时期还有卞崇道、铃木正共编的《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方昌杰的《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史稿》(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卞崇道主编的《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等一批综合研究著作出版。特别是继刘及辰之后，卞崇道以几部力作继续保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日本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优势。

卞崇道的《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强调日本的现代化模式突破了欧美的既有定式，但又具有与自身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独创性。换言之，“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正是日本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和意义所在。卞崇道的《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以丰富的历史和哲学文献资料，首次对近百年来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日本现代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指出，日本近世后期开始涌现出有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学说，明治维新以后以西方哲学的移植为契机与介质，日本近代哲学开始形成，以西田哲学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哲学是其成熟的标志，可以说融合与共生是日本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这一论点始终贯穿于卞崇道的研究之中。

（二）中日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精神文化根源究竟是什么，一直是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者的重要课题之一，从这个思路出发，王家骅的《日中儒学比较》[六兴出版社1988年版(日本)]、《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东京农文协出版社1998年版(日本)]等系列成果，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辨析了日本儒学不同于中国儒学的民族特色，并论证了儒学推动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历史作用。

李甦平则对中日儒学展开了比较研究[※注],《转机与革新——论中国畸儒朱之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其代表作。前者论述了朱舜水对日本朱子学派、古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影响；后者就中国与日本的儒学基本概念范畴如“理”“气”“知行”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了中日儒学各自的特点，突出了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加以变革转型的思想主题。

（三）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创立

198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及辰先生和延边大学朱红星先生、东北师范大学华国学先生等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华日本哲学会。该会由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中日本哲学、思想与文化的专业研究人员组成，自成立以来积极组织开展日本哲学与思想方面的研究活动，并多次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交流中日两国哲学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中国日本哲学与思想的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近四十年来，积极开展日本哲学与思想的研究。自2015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组织会员交流学术成果，把握学术发展动态。中华日本哲学会还于2015年起每年出版会刊(以书代刊)《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注]，集中展示中日两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科研力量，内容涵盖日本哲学、思想、宗教、政治、历史、文化，是了解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前沿动态的重要文献资料。

中华日本哲学会自成立以来积极组织并推动中日两国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自2006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学术振兴会两国间学术交流协议资助下，筹划组织中日哲学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日本全国性哲学研究学术团体日本哲学会共同主办、中华日本哲学会协办，隔年在中日两国轮流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论坛。中日两国学者从东亚的视角出发，围绕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思想的沟通与融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哲学的思考与对话深化中日交流，共同努力回应现代亚洲和世界的问题。中日哲学论坛已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在哲学领域进行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三日本哲学研究的全面发展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批留日归国博士成为新一代研究主力，不仅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方法也逐渐摆脱了僵化的教条主义，取得了空前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概论性研究成果

日本近世是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在中国、西方、日本多种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下，各种学说异彩纷呈，在思想上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时期。王青的《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在充分吸收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我国学术界以往只重视日本儒学的局限性，将石门心学、农民的思想、水户学、兰学与洋学以及近世宗教等也纳入分析的视野之中，将个案剖析与宏观梳理结合起来，比较客观地呈现了日本近世哲学思想史的全貌。

关于日本近代思想史，刘岳兵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三部曲以日本固有的传统思想以及日本化的儒学、佛教与近现代西方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为主线，着力梳理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发展脉络。

在徐远和等主编的《东方哲学史》中，日本哲学部分由卞崇道、王守华、王青共同执笔，将日本哲学史放在东方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哲学思想体系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和阐述，更立体地展现了日本哲学思想的独特内容和性质。

（二）日本近代哲学研究

林美茂近年来发表了《“哲学”抑或“理学”——西周对Philosophy的误读及其理论困境》(《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中日对“哲学”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对和辻伦理学“人間の学”概念的辨析》(《哲学研究》2014年第3期)、《从“物·事论”看和辻伦理学的“间柄”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论西田“场所”逻辑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关性》(《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等论文，都体现出他力图通过考察日本如何从思想到哲学的发展与演变，寻求与日本学界确立一种对话性的学术立场。

西田几多郎(1870—1945年)是日本近代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以他及其同事或弟子田边元、和辻哲郎、三木清、高坂正显、西谷启治等为中心形成了京都学派，该学派致力于以西方近代哲学的逻辑和概念对东方以及日本的传统思想进行重构。林美茂从西田哲学的文本出发，通过考察其核心概念从“纯粹经验”到“场所逻辑”的发展脉络，分析西田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吸收与转化，从而把握西田哲学中东西方文化元素的契合与拓展的独创性内核。

和辻哲郎(1889—1960年)致力于把东方道德精神与西方伦理思想结合起来，林美茂对和辻哲郎的核心概念“间柄”所包含的伦理学意义的阐发，论述了和辻伦理学思想基础的“间柄”所具有的东方文化特征。

龚颖有关日本近代哲学史的系列论文[※注]详细论证了在近代西方哲学(以伦理学为代表)东渐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环节的具体作用”问题。孙彬则对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方哲学时所使用的东方传统概念进行了研究。其代表作《西周的哲学译词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对西周译名中的“哲学”“性”“理”等重要概念展开了深入分析，阐明了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在西周译介西方哲学概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关于西田哲学与京都学派，廖钦彬的《京都学派与现象学：以田边元的哲学为例》(《现代哲学》2017年第4期)以批判地继承了西田哲学的田边元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田边哲学体系从战前的“种的逻辑”到战后的“忏悔道哲学”“死的哲学”的转变，指出田边在批判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即存在哲学)后，提出了异于两者的“绝对无即爱”的实践哲学。此种欧洲哲学与日本哲学，特别是现象学与京都学派哲学的交涉史，是审视近现代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轴。

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中文译著对于近代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为中国接受西方近代哲学提供了一种媒介的作用。近年来，以井上圆了为切入点对中日近代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已现开展趋势。王青在《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中，认为蔡元培早期在关于哲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深受井上圆了的启发。井上圆了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逻辑来论证“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意义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独特的“纯正哲学”或“综合哲学”的体系，他的根本出发点是要论证在物和心之上有绝对的实在，并把这个“绝对”作为最高的本原来统一物质和精神。

关于明治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贺雷的系列研究[※注]表明福泽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并对其进行了转换。日本传统的“实学”思想使日本知识人更为顺利地摆脱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政治思想，转而接受以制度约束为核心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但相较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本身即是目的，福泽却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实现国家强盛的手段，国家的利益才是最终的目的。

九鬼周造是日本近代实存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他的代表作《“粹”的结构》和《偶然性问题》二书的宗旨都是阐释自己与他者的二元关系和探究个体实存生命的哲学。徐金凤的《九鬼周造的哲学思想研究——以自他关系为主线》[※注]一书以自他关系为主线，从九鬼周造的哲学思想形成过程、关于“粹(いき)”的审美意识、偶然性问题三个方面对九鬼周造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填补了九鬼哲学研究的空白。

（三）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

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可以说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主张近世朱子学批判者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把人情人性从朱子学道德主义下解放出来，同时徂徕学强调“道”的人为性是对朱子学把政治、道德等视为普遍性权威的解构，因此徂徕学已具有近代思维萌芽的性质。

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从语言哲学、人性论、政治论等多层面的视野中对荻生徂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审视，揭示出丸山真男把徂徕学对朱子学的批判视为日本近世思想史从封建向近代的关键性转折点，实际上是通过把徂徕学塑造为日本内生的近代思想萌芽来对抗西方中心的近代史观，所以有必要从剖析丸山的徂徕论中隐含的日本中心的近代史观入手，对朱子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价。

龚颖专著《“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林罗山思想从表面上看与朱熹思想很相似，但林氏对朱熹思想中的本源性存在(太极=理)的重视和依存程度减低，而看重朱子学在现实中的应用效果。这一结论在林罗山思想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原创性和重要地位。

町人是日本江户时代城市中的工商业者，虽然他们身份最低，但在江户时代中期，经济实力日益提高，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町人文化。刘金才的《町人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日前近代商人思想及伦理价值取向的差异——兼论中日近代化进程出现落差的思想原因》(《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等系列研究对日本近世町人阶级生成发展的历史轨迹、町人价值伦理的内涵和精神指向以及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

石田梅岩是日本近世町人学者的典型，他的思想被称为“心学”。吴震指出，梅岩心学的核心命题是“由形之心”“形直是心”，与中国心学重在揭示良心本体的理路有很大不同；通过考察《心学入门手册》《讲学日志》等民间文书，可以了解到石门心学在民间的讲学活动以及心学运动中存在的中国因素[※注]。而正是儒学融入日本文化的所谓“儒学日本化”，在近代被利用为构建“国民道德”的思想资源[※注]。

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最能反映日本社会的精神特质。继王守华以《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关于神道思想的阐述和《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东京农文协出版社1997年版(日本)]等系列研究开创了中国的神道思想研究领域后，其弟子范景武从探源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因和思想动因出发，其《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及其关于神道思想与文化的系列论著[※注]着重剖析神道教与日本人国民性的关系问题，指出神道教塑造和规约了日本国民的共有意识及行动特质，分析了日本人国民性的内涵和表征。

第四节 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研究

一 20世纪60—90年代的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室“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学科”的确立，使得该室成为当时国内包含“东方哲学学科”最全的研究室。而在这一阶段国内的研究热点则集中在如何给“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正名”的学术问题上。

（一）对阿拉伯哲学家、伊斯兰宗教思想家著作的早期译介

李振中最早通过参考阿拉伯文原始资料，较为全面地译介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包括肯迪、伊本·巴哲、伊本·西那、伊本·鲁西德(按照哲学家时间顺序)的部分作品；其文章分别发表在《回族研究》《阿拉伯世界》《中国穆斯林》等专业学刊。譬如，对于法拉比哲学思想，李振中教授做了如下分析：“法拉比生活的时代，正值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哲学体系从酝酿到建立的时期。在逻辑学和自然物理学方面，他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道德学和政治学方面，他是柏拉图的观点；在形而上学方面，他又接受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学说。同时在他的思想和学说中，又保持了鲜明的伊斯兰宗教教义立场和什叶派的思想倾向。”[※注]

（二）“阿拉伯哲学”或“伊斯兰哲学”概念的界定问题

本学科在20世纪下半叶译介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同时，给该哲学“正名”的问题出现了，且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尚在不断地明朗化：是称它为“阿拉伯哲学”抑或是“伊斯兰哲学”？有学者提出了“异名同实”“异名异实”等主张。马坚在其译著前言中提道：“伊斯兰哲学就是阿拉伯哲学。这些哲学家是在伊斯兰教政权之下成长起来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因此，有人把他们叫做伊斯兰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叫做伊斯兰哲学。这些哲学家都是阿拉伯帝国的人民，而且他们的哲学论文都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因此，有人又把他们叫做阿拉伯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叫做阿拉伯哲学。伊斯兰哲学和阿拉伯哲学是异名同实的。”[※注]

蔡德贵在《阿拉伯哲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就此问题表明，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包括世俗哲学和阿拉伯伊斯兰宗教哲学。沙宗平则从“考察二者的内容和宗旨”[※注]出发，指出“阿拉伯哲学家，旨在强调理性的价值和发挥理性的作用。他们协调哲学与宗教，旨在为哲学开辟地盘，并捍卫理性的尊严……所谓伊斯兰哲学，泛指以伊斯兰文化为背景、具有鲜明伊斯兰教特色的哲学，包括中世纪、近现代和当代三个部分……阿拉伯哲学和伊斯兰哲学是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尽管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双方的出发点迥然有别，根本宗旨也相去甚远”[※注]。刘一虹则认为，应该对阿拉伯哲学和伊斯兰哲学作出明确的区分：“阿拉伯”的概念是与种族、民族密切相关的；而“伊斯兰”则是有着宗教专属性质的概念，需分别进行考察和界定。我们必须依据具体的学术史料，透视并阐发“阿拉伯哲学”和“伊斯兰哲学”各自对于中世纪世界哲学乃至开创现代世界哲学思想的独特贡献。[※注]

（三）伊斯兰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第一阶段）

1995年，由杨怀中、余振贵、马启成等著述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是我国伊斯兰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比较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也是后辈学者进行此项研究的必读之书。书中就伊斯兰文化与儒学文化的结合以及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特点表现为：将“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的基本信仰，与理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太极说巧妙地结合起来，用真主超越太极，将太极降至于“真一”的从属地位，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将《古兰经》中观察事物和内省求知的方法与宋明理学家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结合起来。余振贵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核心概念“清真”一词的由来做了较为详细的追溯，指出儒佛道三家常用的“真”“道”“一”三个概念，对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真一”“数一”“体一”等宗教哲学概念都是汉文译著中的骨架。[※注]

二 20世纪90年代的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研究

（一）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史的著述及重要译作

李振中与王家瑛主编的国家科学基金七五重点项目成果《阿拉伯哲学史》(1990—1995)对阿拉伯哲学产生的社会和伊斯兰教思想背景、阿拉伯哲学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宗教哲学、阿拉伯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相关哲人和流派的研究状况、阿拉伯哲学在中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书写。与此同时，1992年蔡德贵的《阿拉伯哲学史》系统阐述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简要地介绍了伊斯兰宗教哲学。[※注]

沙宗平的《伊斯兰哲学》，概要介绍了自凯拉姆教义学派的形成直至近现代伊斯兰思想改革者穆哈默德·伊格巴尔伊斯兰哲学的发展历程。该书于2013年被色伊提翻译成维吾尔文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02年马通著述《伊斯兰思想史纲》，阐述了自伊斯兰教诞生之初“‘哈尼夫’与希拉山洞”“从‘穆斯哈福’到《古兰经》定本”[※注]，直至近现代的“马赫迪思想与隐遁伊玛目”和“近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历程。[※注]

1995年，吴云贵的《伊斯兰教义学》一书正式出版面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伊斯兰教义学的著作。该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扼要介绍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教义学派及其信仰体系。

2003年，王家瑛的《伊斯兰宗教哲学史》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详细阐述伊斯兰宗教哲学的学术著作，将哲学与宗教融为一体，纳入统一的系统建构之中，以哲学视角诠释其教义的深层意蕴，揭示哲学与宗教两者所固有的内在一致性。该书的姐妹篇《伊斯兰文化哲学史》对古典伊斯兰时代至近现代纯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对穆尔太齐赖派的宇宙论、穆尔太齐赖派论运动与原因、穆尔太齐赖派论伦理道德与法、米斯凯韦、阿威罗伊主义、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伊斯兰三大帝国的兴衰与近现代伊斯兰思想等加以论述。

至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史的重要译作，则首推马坚于19世纪50年代参照英文版和阿拉伯文版翻译的早期西方学者第·博尔的《伊斯兰哲学史》(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Islam)一书，第·博尔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东方阿拉伯的哲人与西方古希腊哲学的渊源，以及阿拉伯哲学思想的特点，阐明了其与伊斯兰宗教哲学既相关又有本质区别的思想特质。此外，80年代末陈中耀从英文版翻译了美国阿拉伯裔学者Majid Fahry(马吉德·法赫里)的《伊斯兰哲学史》(A 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另外秦惠彬从日文翻译了井筒俊彦的《伊斯兰教思想历程——凯拉姆·神秘主义·哲学》，这些译作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90年，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面世，这部伊斯兰教世界通史性的著作，采取以时间为经，以地区和国别为纬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早期伊斯兰教的概况、伊斯兰教体制的形成、伊斯兰教各分支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教派、学派、苏菲神秘主义的兴起，伊斯兰教在北非和西班牙、中亚、南亚、东南亚、东非、西非和中国的传播、发展。该书对伊斯兰教作全面考察的同时，还对伊斯兰教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学术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二）伊斯兰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第二阶段）

2004年沙宗平著《中国的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以“真主之体”“真主之用”“真主之为”来讲解刘智的“真一说”包括“宇宙论”，认为刘智的“人论”则包含“认识论”和“归真论”的内容；沙宗平在《选择刘智哲学的理论基石——“真一论”作为重点》指出：“‘人神关系’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的‘天人之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注]

2006年刘一虹的《回儒对话——天方之经与孔孟之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书，通过比较明清时期的“四大经学家”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各自不同的身世、文化背景、学术见解来说明四位思想家为中国伊斯兰哲学理论的创建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及其各自鲜明的理论特色。

2007年金宜久的《王岱舆思想研究》出版，这是继他的《伊斯兰教史》和《中国伊斯兰探秘》后的又一部力作。该书详尽阐述了王岱舆思想产生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背景，对王岱舆的“三一”说及“二天三世”论作了梳理，并与王岱舆之前的一些学者的作品进行比较，认为“这些作者，未能像王岱舆那样，全面而又系统地从宗教哲理的高度提出伊斯兰思想的概貌。他们的作品所表述的思想是无法与王岱舆的思想相比拟的”。而“他之后的穆斯林学者，除了刘智外，可以说，或是很难超过他，或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对宗教哲学思想的阐述”[※注]。

三 走向21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研究

（一）伊斯兰艺术美学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方美学译从》，刘一虹依据原文阿拉伯文版本翻译了埃及学者穆罕默德·高特卜的《伊斯兰艺术风格》，该书较为全面地阐释了伊斯兰艺术中“对人的想象”“美”和“人类情感”[※注];“伊斯兰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伊斯兰对命运、对信仰的本质的认识。因为这一切都关乎伊斯兰艺术本质和伊斯兰艺术的方方面面[※注]。该书还专有一章论述“《古兰经》与伊斯兰艺术”的关系以及“伊斯兰文学的初起”[※注]，包含诗歌、小说与戏剧。至今类似的伊斯兰艺术的阿拉伯文译著还是很少见，近年有杨桂萍著《中国伊斯兰艺术》一书(由国内人士翻译成英文本发行)，概略介绍了主要清真寺等建筑艺术和相关伊斯兰教教义。

（二）阿拉伯伊斯兰伦理学研究

2002年杨捷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伊斯兰伦理研究》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概述了作为伊斯兰伦理基础的“伊斯兰前贝都因人的伦理”[※注]、伊斯兰伦理革命、伊斯兰伦理的哲学基础，包括“宇宙论”“灵魂论”“善恶论”和“伊斯兰哲学中的爱”[※注]；该书论及构成伊斯兰伦理的“伦理规范特点”“日常生活伦理”和“公共生活伦理”[※注]；还具体探讨了伊斯兰伦理实践的相关内容，即：“神圣的实践”“世俗的实践”[※注]以及“伊斯兰伦理与现代化”[※注]之间的关系，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空白。

2003年刘一虹撰写《阿拉伯伊斯兰伦理学概论》一文，收录在《世界宗教中的伦理》一书中，文章从孕育阿拉伯思想文化的半岛沙漠游牧生活入手，透视阿拉伯伦理原则的自然和历史根源以及伊斯兰教诞生后对阿拉伯道德伦理学说的改进与补充。

（三）苏非派思想研究及译作

2004年王希的论文《伊斯兰哲学中的“是”、“存在”和“本质”》“仅就伊斯兰—阿拉伯哲学中这几个概念和相关论述，加以简单的介绍和梳理，以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注]。此后，王希于2012—2013年赴美国Stony Brook University(石溪大学)亚洲及亚裔美国人研究系跟随日本学者村田幸子做苏非研究；并于2015—2018年分别在《世界哲学》《伊斯兰教研究》和《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期刊中相继发表了关于《简述伊斯兰哲学中的“本性共相”问题》《理论苏非学的思想架构和体系内涵》《简析苏非学者贾米的〈论存在〉》《托马斯·阿奎那与毛拉萨德拉的存在论》等学术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开启并加强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深度研究。

2006年，王俊荣的《天人合一物我还真——伊本·阿拉比存在论初探》重点讨论了“天人合一”与“物我还真”的关系，书中引用《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中的诸多观点，如“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来比拟伊本·阿拉比“揭示玄幽——存在论”[※注]。“关于真主的本质，伊本·阿拉比用‘真’或‘真理’来表示，并加以形容词，称为‘绝对的真’或‘纯粹的真’”。因而作为苏非派思想的集大成者“物我还真”的概念不难理解，难点在于“天人合一”的“天”的概念在伊本·阿拉比的思想体系中是怎样的含义？是处于哪一个层级的概念？与“物我还真”是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比“万有归一”更难理解。

此外王俊荣和王希共同完成了伊本·阿拉比的代表作《智慧珍宝》的翻译工作，该译本在参考中英文译本及多部权威注释本的基础上，从语言、义理、术语等角度对原始文本进行解读，对苏非常用概念及部分伊斯兰教专业术语做了摘录汇编，并以阿拉伯文原文、中文意译、英文意译、拉丁音译对照的格式对相关概念术语给予基本界定，为从不同语言资料进行专业研究的人提供了方便。

2016年王希出版了专著《安萨里思想研究》，该书“从理性与信仰关系看安萨里的精神历程”，从“寻求真知”作为其“精神历程的逻辑起点”[※注]至“转向苏非主义——心灵的信仰”[※注]；通过论述“艾什阿里派的原子论世界观”“《信仰之中道》所体现的教义学思想”揭示安萨里的教义学理论；分析了《哲学家的矛盾》与安萨里对哲学的批判；以及探寻“安萨里苏非主义思想之来源”和“安萨里苏非思想之主要内容”[※注]。周燮藩对这部著作评价很高，他说：“《安萨里思想研究》，是一部结构严密，内容翔实，论述清晰，立论稳妥，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优秀著作。它与其他一些著作一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一个人物及其思想的专题研究，系统而深入；一是这种研究以对原文原典的研读为基础。在我看来，这些著作是我国学术界在伊斯兰教研究上的新标志，标志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水平的提高。”[※注]

（四）伊斯兰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第三阶段）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本学科领域的学者依托于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才学，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作用。冯今源研究员在其文《中华文明史上的伊儒会通》中指出：“‘伊儒会通’是指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相交流、互鉴互通。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哲学思想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注]冯先生将中国伊斯兰经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阐述各个时期的思想特点，即：“形成始于‘附儒’，即用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附会儒家思想。这种附会儒家的工作始于元，元至正八年(1348)二月杨受益撰写的定州《重建礼拜寺记》是其代表作。”“到了明中叶，这两种文化思想的结合开始向纵深发展。嘉靖七年(1528)，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陈思撰写的《来复铭》，使这种结合达到一个新阶段。”“明末清初……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汉文译著活动大为活跃，涌现了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一大批伊斯兰教学者和代表作品……他们努力用儒家的思想、语言，系统地研究整理伊斯兰教教义，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从而使之更趋具体、完备并富于中国的哲理性，带上浓郁中国哲学的风格与特色。”[※注]这一研究心得对于此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小结

70年来，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虽然探讨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依然不乏一些疑难问题遗留至今。下面对相关问题以及未来亟待拓展的领域略作小结。

第一，明清之际的中国穆斯林思想家，对于所使用的概念不加分析地罗列，当前的研究未能深入分析学通四教(儒释道伊)的穆斯林思想家是如何诠释伊斯兰教教义的。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掌握着中国古典原儒思想、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学，他们所选取的诠释材料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同时也导致这种出于本土化求生存的文化诠释，是与原始的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义有出入，甚至是大相径庭的。

第二，苏非教派因其主张亲近真主、与主合一，具有泛神论倾向，被严格的“一神论”正统伊斯兰教派斥为异端，但由于域外宗教传入我国境内的时间与路径，以及伊斯兰教自身的演变发展，加之我国本土宗教文化土壤的特色，苏非派与伊斯兰教正统派一并吸纳，并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特色，但并不能以此回推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思想，从而认为“苏非神秘主义哲学”是伊斯兰哲学的根基。

第三，伊斯兰教思想传入我国之后，是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某些影响(如张载的哲学理论)，这也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而又研究之甚少的研究领域。

第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阿拉伯地区)研究会将会是新的研究领域。薛庆国就中阿双方文化界人士对于中国思想经典的翻译作了周详的学术调研，已经关注到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正如埃及作家黑托尼所言：“道家思想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精神奇葩——苏非思想，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通过非理性的直接体悟方式去把握世界，都主张摆脱繁文缛节、回归自然、追求自由，都推崇含蓄神秘的审美情趣。”[※注]

当然，阿拉伯学者们的确是从《道德经》中呼吸到了似曾相识的不拘于宗教教义条文的“自由不羁”的气息，然而中国的道家思想与天启的独一神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思想，与通过神秘的冥想和“爱主”的情感体验，寻求“人主合一”最高境界的苏非修炼相去甚远；我国明清之际的穆斯林思想家倒是将这一修炼过程与儒家的道德自我修养联系到一起；同样，两者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第五节 韩国哲学研究

一、中国的韩国哲学[※注]研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的韩国哲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是1956年至1977年

在这一阶段，除了1957年的《哲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一篇《十六世纪朝鲜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徐敬德的哲学思想》以外，几乎为空白。因此学者们称此阶段为韩国哲学研究的萧条期。

（二）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至1991年

这一阶段是中国韩国哲学研究的发展期。它以1979年10月延边大学成立朝鲜问题研究所朝鲜哲学研究室为标志，意味着我国正式建立专门的韩国哲学这一学科。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还获得了东方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正式培养专门从事韩国哲学研究的专业人才，为本学科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一阶段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

《辞海·哲学分册》(1980年7月出版)收录了有关朝鲜哲学条目22条。其中，1条为学派(“实学派”)介绍，其余皆为人物介绍(主要以朝鲜朝的性理学家为主)。《大百科全书·哲学卷》(1987年10月出版)则收录有关朝鲜哲学条目33条。其中，包括了元晓、义湘、义天等著名僧人。而且，该书还首次设“朝鲜哲学史”条目。此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1992年10月出版)，则把有关韩国哲学条目增加至46条。

1989年8月，朱红星、李洪淳、朱七星合著的《朝鲜哲学思想史》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是我国第一部研究韩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其问世“对朝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见朝鲜哲学思想史研究概况，载《中国哲学年鉴》1990年)。1993年韩国艺文书院还将此书译成韩文出版发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韩国哲学的研究始于对退溪(李滉，1501—1570年)的研究。张立文先生是我国退溪哲学研究的开拓者。1989年10月第十一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这是首次在中国举行的退溪学国际会议。开会前夕他主编了《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并在该书的前言部分用较长的篇幅对退溪哲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特点作了系统论述。此文作为退溪学的入门读物，译成韩文后单独成册在韩国出版。《退溪书节要》是我国学者对退溪学的普及与国际退溪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此外，这一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有100多篇论文发表，内容涉及儒学、佛教、东学思想等[※注]。

（三）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至今

这一阶段，是韩国哲学研究的勃发期。1992年8月中韩建交，中国的韩国哲学研究随即呈现日新月异的景象。二十多年来，高水准的专著、论文不断出版发表，研究日益系统深入。

1.韩国儒学研究

韩国儒学以其独特品格在东亚儒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因此韩国儒学也一直是我国韩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我国的韩国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相关论著，主要有徐远和著的《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朱七星等著的《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姜日天著的《朝鲜朝后期北学派实学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等。同时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儒学与东方文化》一书，作为较早以东亚儒学发展史和中韩儒学比较的视角探讨儒学与韩国文化以及退溪、栗谷、韩元震等人的性理学思想的学术著作，这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出版后深受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徐远和先生强调，古代朝鲜，早在秦汉时期儒学就已传入，深深扎根于朝鲜土壤中，并日益本土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韩国儒学。韩国儒学延续了2000年，是朝鲜民族传统文化的骨干和主流。[※注]徐远和先生作为我国从事韩国儒学研究的前驱学者，不但开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韩国儒学这一新学科的研究，而且还为中韩学术文化交流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作出了里程碑式的重要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首先在韩国儒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2009年人民出版社推出李甦平著的《韩国儒学史》。该书将韩国儒学的品格归纳为重“气”、重“情”、重“实”以及“以图解说”等。相较于中国的朱子学，韩国性理学的确在“气”论、“情”论等方面有其独特理论建树。如徐敬德的“气一元论”，栗谷的“主气论”“四端七情理气之辨”等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理论特色。这部《韩国儒学史》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对韩国儒学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的专著。该书的主要特色在于作者以比较儒学的视角，将韩儒对朱子学的发展以及韩国儒学特性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200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来的《东亚儒学九论》。这部收录陈来先生早期研究退溪哲学的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朱子学研究者对韩国和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的基本水平。作者认为，中国学者往往缺少对“东亚”清晰的、有分辨的意识。我们应当意识到，“理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是日本的思想，韩国以及日本的新儒学都曾在理学思想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应当把这些贡献展示出来，这样才能把理学体系所有的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尽可能地揭示出来，也可以把理学和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结合所形成的特色呈现出来。该书的出版，无疑使我们扩大和加深了对东亚儒学的认识和理解。

在礼学研究方面，也有专著和重要论文问世。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彭林著的《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此外，张立文的《礼仪与民族化——论退溪以后礼的民族化进程》(《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潘富恩的《同春堂的大儒品德和礼学思想》(《学习论坛》2007年第6期)等亦是在韩国礼学研究方面出现的代表性文章。

2.韩国佛教研究

韩国统一新罗时期和高丽王朝受唐代文化之影响，以佛教为国教。故对韩国佛教的研究亦是中国韩国哲学研究者的主要课题之一。1997年和1999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上、下册)，这是一部从中国人的视角探索韩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尝试之作。该书从佛教的初传开始一直写到近代的韩国佛教。其间还专设元晓、义湘、知讷、休静等章节，对其思想进行了重点介绍。全书详略得当，较好地论述了韩国佛教的发展历程。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方面，2014年魏常海出版了其新著——《中韩佛教交流史卷》[※注]。作者以为中韩佛教交流至少有三种形态，其一是半岛的僧人或来华定居的居士，如新罗圆测，少年时来唐，终生在唐学法、弘道，对中国佛教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二是来华求法后回国在半岛弘扬佛教的，大多数入华求法者是属于这种情况；其三是虽然未曾来华，但其思想理论实与中国佛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有重要影响的，例如元晓、知讷等韩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代表人物等。但是，在以往研究中第三种情况往往较容易被忽视，本书则对这个方面给予较多关注，同时侧重对这些佛学家的佛学思想进行论述，阐明了其在两国佛教交流中的重要性。

3.韩国道教研究

韩国道教研究比起韩国儒学和佛教研究相对滞后些。这主要是与道教在韩国哲学史上的影响不及儒学和佛教有关。尽管如此，我国学者对韩国道教还是有所论及。如，陈耀庭的《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用较长的篇幅对道教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情况做了介绍。还有，楼宇烈主编的《东方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也设专门章节介绍了道家思想和道教哲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重点介绍了三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和新罗仙派以及高丽科仪道教和李朝昭格殿等。

2010年出版的《东方哲学史》(中古卷)也专设一个章节对道家学说的传入与统一新罗时期的道教的发展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指出，道教产生于中国，是中国本土的民族宗教。但是，它早已传播至海外成为汉文化圈诸多国家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向海外传播过程中的第一站便是朝鲜半岛。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在古代朝鲜半岛各国中，最早接触道家书籍的是百济。书中还指出，儒释道三教在新罗社会次第传播和相互交涉过程中并没有发生相互对立冲突，这是与朝鲜半岛特有的精神风土和当时特殊的历史状况相关。[※注]

201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亦平著的《东亚道教研究》，该书以比较宗教学为方法，不仅对韩国道教有较详细的论述，而且还给相关学者提供了新颖的东亚道教比较研究的视角。

此外，在文献整理方面，我国学界又完成了两项重大研究成果。1996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贾顺先主编的《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八册(全8册)。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出版刘伟航著的《退溪先生文集考证校补》。这套书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退溪学的研究和发展。2008年华夏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标点本《国际儒藏·韩国编·四书部》(全16册)。本套书不仅对我国儒学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且对韩国儒学界也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

还有，这一阶段在韩国哲学著作的译介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代表性的成果是，199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韩国哲学史》(上、中、下)，该书中文版的问世使我国学术界首次了解到韩国哲学的全貌。1998年，又有崔根德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和尹丝淳的《韩国儒学研究》(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金焕泰的《韩国佛教史概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则早在中韩建交初期便已译介到中国。

近年来又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韩国哲学名著翻译出版，如200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文明互动丛书”包括李正浩的《韩文的创制与易学》和宋荣培的《东西哲学的交汇与思维方式的差异》，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韩国名人名著汉译丛书”包括柳承国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2008年)、崔英辰的《儒学思想与韩国式的展开》(2008年)、尹丝淳的《韩国儒学史——韩国儒学的特殊性》(2017年)等。其中，《韩文的创制与易学》是一部韩国经典学术名著，早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多国文字出版。该书以《周易》思想和韩国的《正易》思想为基础，深入探讨了“训民正音”的创制原理以及其所含有的文化意蕴。201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出版金吉洛的《韩国象山学与阳明学》一书中文版。

二 本学科的学术研究热点

70年来中国学者对韩国哲学的诸多领域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深入研究。

（一）退溪学及栗谷学研究

退溪研究最先成为学术热点。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主要论著有：张立文的《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周月琴的《退溪哲学思想研究》(杭州出版社1997年版)、高令印的《李退溪与东方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此外，《退溪学在儒学中的地位——第十一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也于199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成果的问世，都大大推动了国内退溪学的研究。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李退溪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退溪哲学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受到国际退溪学界的重视。张先生的退溪哲学研究始于1982年，其研究特色在于通过对其核心概念和范畴的探讨，来展现继承和发展朱熹哲学思想的退溪哲学的逻辑结构。而且，从“和合学”和“东亚文化”视角审视和观照退溪思想亦是他的研究的又一特色。

在韩国哲学史上，理发气发问题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韩国朱子学的双璧退溪和栗谷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退溪主张“理气互发”，栗谷则主张“气发理乘”。围绕二人的学说差异，学界的争论一直未曾间断。陈来先生在《韩国朱子学新探——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中对此一问题做了颇具新意的解读，给学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该文认为，栗谷的“气化转向”思想不仅是在“天地之化”上受到罗整庵理气论的影响，同时也是在“人心之发”上受到王阳明心气说的影响所致。

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推出张敏的《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和洪军的《朱熹与栗谷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前者主要对李珥(栗谷)的生平业绩、哲学思想、理论传承、现代意义等做了详尽的介绍；后者则对两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比较。2011年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红军的《朱熹与栗谷性理学比较研究》(朝文版)，该著以理气论、心性论、修养论的角度阐述了栗谷对朱熹学说的传承。

对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韩国朱子学研究，不仅推动了正在兴起的东亚儒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宋明理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

（二）以论辩为中心的韩国哲学史上的理论问题研究

韩国儒学的特点在于其对心性、性情等诸问题的深度辨析。近年来韩儒的这些论辩主题，亦渐成为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

李存山在《中韩儒学“性情之辩”与“人物性同异之辩”》(《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5期)一文中以为，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是韩国儒学史上“四七之辨”与“湖洛论争”的根源。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宋儒在把先秦儒学发展为宋代理学时并没有完全弥合二者间的差异，故在论述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由“四七之辨”和“湖洛论争”而观，这些不同说法中所蕴含的问题或矛盾，在中国儒学史上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中却得以深入展开，这也确实颇见韩国儒学的特色。这其中除了韩国儒学受到中国儒学的思想影响外，又凸显了韩儒之思维缜密、追求哲理之贯通的特点。而在韩国儒学的特点中，我们反过来又可见中韩儒学在义理结构、思想发展上的逻辑相通处。

洪军的《韩国儒学史上的“四端七情”论辩——以退溪和栗谷为中心》(《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和《东亚儒学视域中的“人心道心”之辩——以整庵与栗谷为中心》(《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皆以比较哲学的视角探讨了韩国儒学史上的著名哲学论题“四端七情”问题和“人心道心”问题。而谢晓东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李栗谷的最终定论吗？》(《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2期)一文，则对此前栗谷思想研究中流行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提出了异议。

“四端七情之辨”是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理论。不过，人心道心问题亦是朝鲜朝前期儒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栗谷和牛溪(1535—1598年)之间进行的“人心道心之辨”是退溪和高峰(1527—1572年)之间展开的“四端七情之辨”在人性论层面上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韩国儒学心性学说的逻辑展开以及朱子学说在东亚地区多元发展之理论意义。

（三）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研究

儒学与韩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曾一度成为国内韩国哲学界热衷于讨论的学术热点，此后这一问题还与“儒教资本主义”(“儒教假说”)讨论相联系，成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东亚“奇迹”的重要话题。

此一时期出版的《中外儒学比较研究》(张立文、李甦平主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现代东方哲学》(黄心川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君子国的智慧——韩国哲学与21世纪》(姜日天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东方儒学》(刘宗贤、蔡德贵主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均讨论过此主题。这些著作认为，儒家文化给韩国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没有随时代的发展而淡薄，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在新的层次上深刻地表现出来。儒学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它的影响基本是以不自觉的历史认同的形式存在着。然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加速到来，西方现代的思想和社会结构正面临重大的转折，从个性解放到群体和谐，从理性的物性到感性的人性的反顾正在开始，面对这种新的转折，韩国人更加自觉地意识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呼吁儒学的现代倡明。[※注]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其结论成立与否，无疑拓宽了哲学研究的视野。这对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等问题的研究都大有助益。

三 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传统时期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处于辐射源的地位。故中国的韩国哲学研究，比起韩国本土的研究带有更鲜明的比较研究特色。无论是人物研究还是学派研究，大都以中韩哲学比较以及东亚哲学比较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和探讨。这既是中国的韩国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的创新。

对于中韩儒学比较研究的意义以及朝鲜朝时代的性理学家对朱子学理论的贡献，陈来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总的来说，朝鲜朝时代的退溪、栗谷等对朱子有深刻的理解，对朱子哲学的某些矛盾有深入的认识，并提出了进一步解决的积极方法，揭示出某些在朱子哲学中隐含的、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逻辑环节。相较而言，朝鲜朝性理学讨论的“四七”问题，在中国理学中虽有涉及，但始终未以“四端”和“七情”对举以成为讨论课题，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说中的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朝鲜朝时代的性理学有很大的贡献，如“四七之辨”看到了朱子哲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力求在朱子学内部加以解决。“四七之辨”等韩国朱子学的讨论显示出，韩儒对朱子哲学的理解相当深入，在某些问题和方面有所发展，在这些方面的思考的深度都超过了同时代中国明代的朱子学。同时，16世纪的韩国朱子学对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阳明心学以及罗钦顺的理学思想皆从正统的朱子学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和明确的批判。在这方面也超过了明代同时期的朱子学。

陈来先生以为，只有把朱子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东亚的视野，才能看到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深度对话。他还认为，历史上，与政治的东亚不同，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没有出现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仍然维持着正统学术的地位，但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而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对应，16世纪中期朱子学在韩国获得了发展的活力，达到了相当的深度。16世纪朝鲜朝朱子学的兴起和发达，一方面表明了韩国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韩国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若说退溪、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重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当17世纪以后朝鲜朝后期实学兴起，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注]由此可见，中韩儒学比较研究不仅对中国儒学的全面理解有益，而且对韩国儒学独立性的探索亦大有裨益。

东亚儒学比较研究是近年来儒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诸多新的理论动向之一。在东亚思想和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的今天，如何对曾经在东亚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是东亚学人共同面临的课题。

洪军的《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是以中韩儒学比较及东亚儒学发展史的视角探讨“四端七情”这一儒家情感学说的著作。该书以四端七情问题为理论线索，深入探讨了“四七之辨”的产生、演变及其在东亚儒学史上的意义。在论述过程中还对与“四七之辨”有密切关联的“无极太极之辨”“人心道心之辨”也作了详细的阐发。此为朝鲜朝前期著名的三大论辩。此外，该书还将哲学思潮发展与人物思想研究相结合详细论述了丽末鲜初朱子学的传入、其“官学”地位的确立以及朝鲜朝前期太极论、道学论、气本论的思想建树，揭示了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的基本内涵、理论特点和价值取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今天，该书的出版，会进一步推动国内的东亚儒学比较研究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深层次意义上的人文交流的开展。

哲学体系只有相互比较才能使各自特色昭彰著明。以“问题”为中心的东亚儒学比较研究，有助于国内正在兴起的东亚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四 小结

70年来，中国的韩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硕果累累，出现了繁荣景象。从目前已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如下几个方面呈现出其特点：首先，研究对象和主题的多样化。韩国哲学研究从个别思想家的研究转入对学派及其思想的综合性研究和典型论题探讨为主的阶段。例如，《朝鲜哲学思想史》《韩国佛教史》《韩国实学思想史》《韩国儒学史》《三国儒学本轮》等成果的产生，都表明韩国哲学研究已进入多元化和综合性研究阶段。其次，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韩国哲学研究已进入比较研究阶段，以“问题”为中心的比较研究也正受到学界关注。例如，《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中韩宗教思想比较研究》《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等著作，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在韩国哲学及东亚传统哲学比较研究方面的实力和特色。再次，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规模的扩大；等等。韩国哲学研究从个体攻关转入组织专门研究人员集体攻关的阶段。例如，8卷本《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的出版、中文版《韩国哲学史》(上、中、下)的问世、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主持的《国际儒藏·韩国编·四书部》(全16册)编校工程等，都大大加快了我国的韩国哲学研究步伐。

可见，近年来我国学界在韩国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的不断问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韩国哲学研究进程。因此，推动韩国哲学研究，不仅有利于对东亚哲学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而且也有利于在深层意义上的两国人文交流乃至东亚人文交流的开展。

第六节 越南哲学研究

一 本学科的基础研究

（一）研究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对越南哲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主要依托中越外交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第一阶段：1950(中越建交)—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起步期。此时期新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内的经济建设，对各域外思想文化的研究总体上刚刚起步，逐渐开始积累。其中较早研究越南哲学的论文是《阮登菽：〈哲理文化概论〉》(李亚舒，《世界哲学》1962年12月刊)。

2.第二阶段：1979—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停滞期。此时期中越爆发冲突，对越南的各方面研究均陷于停滞。但在此时期末，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取得成就，越南开始恢复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3.第三阶段：1991—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发展期。此时期中国大力发展对外交流，越南自1986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也取得了成就，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对越南封建社会的影响，以及封建时代越南本土的宗教思想等。

4.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勃发期。此时期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中越两国面临新的挑战，在越南哲学研究方面，越来越偏向于实用性、现实性强的理论构建，马克思理论、胡志明思想、中越马克思思想比较是学界的热点问题，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对越南法治思想、政治制度的影响也是研究的内容之一。

（二）研究机构

北京：中国社科院与越南社科院机构设置类似，地位上有对接关系，都是研究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最高机构。对越南哲学的研究设立在东方哲学研究室，是国内较早专门进行越南研究的机构。

广西：因地缘与语言关系，广西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越南的条件。如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均下设专门的越南研究所，涉及政治、文化、哲学等研究方向。

云南：云南地区也是研究越南的重镇，云南省社科院、红河学院等是专门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与院校，也是中国主要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之一。

（三）学术期刊

以越南思想文化为专栏的报纸杂志有：《东南亚研究》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社会栏目，《东南亚纵横》东南亚社会历史文化栏目，《东南亚南亚研究》历史研究、民族与文化栏目等，不仅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读越南哲学，而且兼具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介绍，与哲学研究相观照，使研究视角更丰富、更多元、更立体。《越南研究》是2019年创刊的全面研究越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的专门刊物，不仅说明越南文化的研究价值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而且还标志着纯粹理论性质的研究与智库应用性质的研究并举、相互观照。

（四）代表性专著

何成轩的《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论述了儒学经由我国两广、海南地区，进而向越南传播的历史。书中就此一课题进行探讨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系统研究儒学南传历史的第一本专著。

于向东的《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本书收集了传主思想观点的私人著述，包括专书、论文、散文以及诗词歌赋等，资料翔实、丰富，广泛引用《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等越南主要史籍中的相关史料，同时吸收了越南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用越文发表的大量研究专著和论文。

朱云影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首次提出“中国文化圈”的概念，资料极其丰博，网罗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绝大多数原始汉文文献；论域相当广阔，涵盖中国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学术、思想、政治、产业、风俗、宗教方面的深远影响，研究全面而客观。

二 本学科的学术研究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对越南哲学的研究热点有：

（一）中越文化交涉史

哲学是文化的内核，而文化则是哲学的载体与表征。哲学的互动首先体现在文化交流上。中国与越南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10世纪前期，越南即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其间中国文化的大量输入，对越南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越南进入封建时期之后，历经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各朝的发展，15世纪初曾被中国明朝占领。根据《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史略》等史书记载，越南在属明期间，中越两地的书籍大量流通。明廷下令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中国思想文化典籍颁行交趾各地，又将大批越南书籍文献带到中国。越南在后黎朝前期达至封建兴盛时期，其后长期处于分裂及战乱状态，到19世纪初期阮朝重新统一全国，并始称“越南”。直至19世纪中晚期越南被法国所侵占，越南数千年来一直沿用中国传入的制度治国，文化方面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历史上华人华侨在中越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桥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范围广泛，影响深刻。其中包括汉语和汉字的传播，农业耕作技术和农具，水利建设，建筑技术，陶器瓷器，养蚕和缫丝技术，中国的音乐、戏剧、杂技、绘画等多种艺术，采矿业，医学，史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均有涉及。从这些文化现象中可以提炼出越南人民的思维模式与审美趣向。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杨保筠著《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等。

（二）中国儒释道三教对越南文化的影响

思想史的交流是哲学的集中体现，也是文明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儒学自秦汉时期起南传至越南，开始发挥影响力。随着儒学地位的巩固与提升，逐渐渗透至越南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并于15世纪黎朝开始独尊儒术，成为官方的主流思想。越南流传的儒学文献主要由汉字与喃字书写，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的诠释、本国历史著作、文学类文献以及风土民情风俗家训等。虽然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儒学影响着越南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越南经过取舍与整合后，把本土的文化因素融入儒学，因此，越南儒学并非完全照搬中国儒学。越南的科举制度，仿效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选拔，最早始自越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其后进一步扩大科举取士，于陈朝正式设立进士科。到后黎朝时期，全面模仿明清的科举制度，加入包括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考试方式，以及设立武举，与明清时贡院类似的专门考试场所等。后越阮朝又引进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内容。直至1919年被法国殖民者完全废除。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钟彩钧著《东亚视域中的越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5年)，钟彩钧著《黎贵惇的学术与思想》(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2年)，刘玉珺著《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陈益源著《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陈文著《越南科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刘春银著《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等。

（三）越南本土宗教与民间信仰

佛教约于2世纪开始从中国传入越南。逐渐发展至10—14世纪，越南佛教开始兴盛，佛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僧侣和武将手中。直到现代仍然深受佛教影响，信徒众多。越南佛教深受中国南宗禅学的影响，属于大乘佛教，先后创立了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等。佛教禅宗的教理把中国和印度的佛学与儒学思想结合起来，适应越南封建阶级的需要，在越南各王朝获得广泛发展，并对越南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最早何时传入越南并无定说，根据越南学者考证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即有少数人开始信仰。到了隋唐时期，数量众多的道士到越南传播教义与法术，兴建道观，越南道教兴盛起来。16世纪以后，随着越南领土的扩大，道教也逐渐向南传播。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道教在18世纪逐渐没落。在越南道教的崇拜对象中，加入了本土自然的山神、河神以及本民族的历史英雄等，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魏道儒等著《世界佛教通史》第十一卷《越南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何文勇《越南天台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等。

（四）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

越南自1986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新实践至今已有30余年。中国对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总结自身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通过比较、实证等研究方法，对越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解读不断深化。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在胡志明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在越南本土化，越南社会主义的时期划分与特征等，主要借鉴越南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提供参考。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赵康太等著《中国与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郑一明著《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古小松著《越南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元中著《马克思主义越南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

三 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越南虽然是小国，其政治、经济、军事的体量不大，但纵观越南历史，在不同时期受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影响，从而形成多元的、包容的、极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东西方文化在越南一地相互交融，传统与现代并存，这为观察文化的传播形态与影响机制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正是越南哲学的研究价值所在。

越南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久远。儒学演变成精英文化，供越南皇族、贵族学习，其中的忠孝等伦理观念束缚着统治阶层的思想，并应用于修身、治国中。佛教、道教演变成庶民文化，祭祀、婚嫁等一些生活中的仪式保留至今。西方文明伴随着殖民传播至越南后，又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碰撞与博弈，其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对本土文化产生了猛烈的冲击。越南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最终在马克思理论中找到了方向。在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中，越南的民族性与反抗精神是其不被同化、吞并的内核，也是吸收外来文化模式的基础，即在不失去本民族自我认知的前提下，选取外来文化中适用的、有效的、合理的部分，将之简化、改造、重建，内化为具有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内容后，嫁接到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上。这一过程从理论构建与观念改造开始，逐渐形成本土化的哲学体系。只不过，无论何种外来文化的影响都是部分的、短时的，民族信仰与民族精神始终是核心的、永久的。文化具有流动性，激进的、强制的文化输入会遭到反抗与排斥，温和的、细腻的文化浸润则会受到欢迎与认可。这对今后的大国文化输出之路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具有借鉴与参照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根据越南本土化的自身特色，不断纳入比较研究、人物研究的方法，深层挖掘其文化根基。例如，通过与日本文化形态相比较，可以凸显越南人民的性格。日越相同的文化脉络皆是受中国、西方文化的熏陶与浸淫，不同的是日本在近代化、工业化之后成为强国，而在越南马克思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结果展示出不同的民族性格。在人物研究方面，通过爬梳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形成过程，可以探寻其间的学术关联，整理出不同学派的学统，将不同的思想分支连成一个体系。

四 本学科发展的总结与点评

（一）70年来本学科发展历史特点总结

第一，研究人员的数量与能力不断扩展。随着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留学项目的增加、基金项目的扩容，研究越南哲学、思想与文化的人员数量与质量有了长足进展。而且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逐渐兴起，在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中不断完善越南哲学的系统性与全面性。

第二，文献、材料的扩充，资源的整合。以《儒藏》越南卷为代表，对越南哲学相关研究资料的校对、编辑、收集、筛选等工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而且随着越南留学生数量的增加，越南语的资料被大量翻译成汉语，大大丰富了研究资源。

第三，研究机构、刊物种类的繁荣。除了上述机构之外，各大高校增加了越南语专业，从而拓宽了越南思想文化专业的视野。以《越南研究》2019年1月发布创刊号为例，以越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的专门刊物逐渐增加，搭建我国越南研究的学术平台，加强本领域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和对话，推进、拓展和深化越南前沿研究。

第四，随着越南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发表论文方面有明显的量变和质变。在资料和语言上互动频繁，打破了发展前期只能运用汉文、古汉语来解读资料的瓶颈。这些研究题目涉及宗教、哲学、思想史等，极大地丰富了越南哲学研究的视角与位相。

第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越之间的双边关系被放置在多边关系中进行统合部署，越南思想文化研究也被放置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进行多维考察。

第六，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困境，即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的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如何在多元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新定位？解决这些问题是研究哲学与思想文化的目的。在研究越南哲学的过程中，同时投射出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与特性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越南文化有三个方面的特征：民族性，现代性，人文性，而这些特点同样根植在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中。在研究相异文化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将是未来的探索方向。

（二）本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与东亚各国相比，越南本土特色不算突出。越南属于小国，属于文化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文献整理、研究方法、成果规模上亟待发展。

第二，政治、经济等现实因素容易影响越南哲学研究的方向与内容，从而影响学术的客观性。

第三，对越南思想家的研究与介绍仅限于著名的代表人物，尚待补充学派划分、时期划分等整体性的把握。

第四，越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藩属国，长期是中华文化的附庸，因此很难形成平等的研究结论。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辐射至周边有上千年的影响，在研究东亚文明时容易有文化优越感，以文明先进国的角度来强调其文化影响力。但是在人文研究上，只要以客观、平等的视角来观察文明形态，就会有新发现、新观点。

第五，越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缺乏自主性，如何在原创性并不突出的文化形态中厘清固有文化、移植文化、本土化改造后文化之间的关联，是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点和难点。

第六，与海外东南亚研究缺乏互动，对国内其他学科和专业研究动向缺乏了解。美国、法国、日本的相关学者从东方文明的角度解读越南历史、文化，尤其在材料的丰富性上占有优势，其结论与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无疑具有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第七节 结语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需要系统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基础。东方哲学学科综合了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地区重要的哲学传统，是哲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东方哲学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斐然，每个学科也都显示出自己不同的特点。印度哲学学科除了概论式文献的译介与撰写和梵文哲学典籍的翻译与文献学研究这些基本工作之外，在六派哲学研究领域愈加专精，对当代印度哲学的研究更是别开生面，佛教哲学研究和印度因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印度哲学的一些重要哲学议题作为思想资源也逐渐参与到当代哲学的讨论中来。日本哲学研究开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80年代之后勃兴，于日本近现代哲学专题研究、中日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诸多进步，21世纪后更是出现了一批概论性研究成果，对日本近代哲学、近世思想史等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伊斯兰阿拉伯哲学方面，对“阿拉伯哲学”或“伊斯兰哲学”概念的界定、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哲学文化的关系、阿拉伯理学的产生及其与伊斯兰宗教哲学的关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政治伊斯兰问题等重大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韩国哲学部分，我国学界对韩国儒学、韩国佛教、韩国道教的研究都有一定成果，针对退溪学及栗谷学研究、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等重大哲学问题有许多成果展现，而方法上则以中韩哲学比较以及东亚哲学比较作为创新视角。越南哲学方面，在中越文化交涉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对越南文化的影响、越南本土宗教与民间信仰、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理论成就。

然而，东方哲学学科的研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各分支学科之间差异过大，交流不够，这就导致了东方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性不强，缺少统一的研究方法论，其作为“东方哲学”对应于“西方哲学”的战略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

展望未来，除了在已有的学科领域和哲学议题上继续耕耘之外，东方哲学学科的一大使命是探索东方哲学学科内部以及东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方式，以比较哲学或者当前盛行的“融合哲学”的视野来考察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智力资源，以一种“世界哲学”的眼光和胸怀来看待这几个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古老智慧，并充分运用之，以服务于当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