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哲学研究70年
第一节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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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这一概念对应于“西方哲学” ，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在重审历史，思考世界局势以及反思自身文化价值时所使用的概念。然而，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东方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喜人，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撰写出了一系列的东方哲学各类论著，综合不同学科力量，共同展现了东方哲学文化自信的精神风貌。以上这些大部头的综合类研究成果只是东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冰山一角，更多、更细节的研究我们将在以下各节、各分支学科及国别研究中加以梳理并进一步呈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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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 哲学 东方文化 学科 西方文化 东西方文化 研究成果 季羡林 印度 文化 东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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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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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这一概念对应于“西方哲学”，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在重审历史，思考世界局势以及反思自身文化价值时所使用的概念。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表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注]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也认为，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一起，共同组成了“东方哲学”的主体，对应于“西方哲学”。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源于当时局面下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全面碾压，而东西文化之分以及东方文化的价值却无清晰的论述。“这个问题自是世界的问题，欧美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当研究解决的。而直逼得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却独在中国人，因为现在并不是东西文化对垒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文化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在对东西文化的不同倾向进行辨析之后，呼吁东方人谋应付之道，或者改革，或者自证其价值，或者寻求调和融通之道，不至于东方文化的倾覆。[※注]由此可见，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就已经有意识地宣扬“东方文化”“东方哲学”的概念，以应对当时西方文化独步天下的境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东方哲学研究在经历一段消沉期后，迅速得到了复苏和发展，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东方哲学的发展演变史，无不令人感慨和鼓舞。早在1958年，北京大学在朱谦之先生的推动下，在哲学系前瞻性地成立了我国首个东方哲学教研室，开设日本、印度、阿拉伯哲学史等课程。此后由于学科调整，1964年该学科并入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文化大革命”期间，东方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各项工作亦陷于中断。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在哲学研究所建立东方哲学研究室，1984年东方哲学研究室正式成立。东方哲学研究室成立之初，仅设有三个小组，即印度哲学、日本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小组。经过3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几代人的辛勤耕耘，终于形成了今天的涵盖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韩国(朝鲜)哲学、越南哲学等学科门类齐全、人员配备合理的综合性研究相得益彰的勃兴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是目前我国唯一一所东方哲学研究基地，为我国的东方哲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坚强支撑。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东方传统文化，199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并联合国内外研究东方哲学的专家学者、学术团体及社会人士，开展东方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使东方文化走向世界，为建构21世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注]。其间，北京大学哲学系也于1985年恢复东方哲学室，此后，山东大学、宁夏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东方哲学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为核心的各类东方哲学研究机构，在与国内外进行广泛交流的同时，整合不同学科的优秀研究力量，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活动。它们都是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重要堡垒，为推动东方哲学的长足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对东西方文化、哲学的辨析与讨论是这一学科的研讨主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季羡林先生对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等重要问题有许多新的思考，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1997年，在20世纪末这一时间节点，季羡林、张光麟主编的《东西文化议论集》出版，论文集收录了一系列的旨在区分、辨析、探索东西方文化的论文，既包括十多篇季羡林先生自己撰写的文章，也收录了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等在这一议题上的相关论文。该书在西方文化于20世纪遭遇种种危机的情况下，再提东方文化，并且主张钻研东方文化，并且将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到西方，使之发扬光大，“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季羡林先生认为，东西文化基本的差异的根源，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注]他还提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注]等观点。
东方哲学学科因其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特征，研究成果分布于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韩国哲学、越南哲学等分支学科领域。然而，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东方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喜人，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撰写出了一系列的东方哲学各类论著，综合不同学科力量，共同展现了东方哲学文化自信的精神风貌。
1994年，卞崇道、宫静、康绍邦、蔡德贵等共同主编的《东方思想宝库》出版，该著作集中了主要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体例类似于辞典，根据研究的学科门类进行编排，对文献资料采用节选的方法，同时外文文献全部予以汉译，书后附上全部文献名录。这是一部宝库性的可资参考的文献著作，为从事东方思想比较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上的便利。[※注]
1997年，徐远和主持编写的“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出版，收录孙晶著《月亮国的智慧》、徐远和与卞崇道著《风流与和魂》、卞崇道著《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以及刘一虹著《信仰与理性》，这一丛书旨在推介东方哲学领域优秀研究成果和最新动态。
2000年，黄心川主编的《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出版，这套丛书采用评传题材，按国别或者地区分卷，每卷人物按出生年月次序排列，对东方哲学史上出现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做了评述。其中印度卷为巫白慧执笔，日本卷为王守华、卞崇道执笔，韩国卷为李甦平执笔，越南、犹太卷为于向东执笔，西亚北非卷为蔡德贵执笔。此外，黄心川先生还编有《现代东方哲学》(1998年)、《东方哲学的现代意义》(1999年，日本版)等作，为东方哲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注]
2009年，李景源、李甦平主编的《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出版，该论文集不仅包括了黄心川、巫白慧、李甦平、姚卫群、黄夏年等国内知名学者的论文，还包括了崔英辰、金汉相等韩国学者的论文，对南亚、西亚、东亚的古今哲学与文化进行了探讨，主题广泛，聚焦学术前沿，呈现了当时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由徐远和、李甦平等主编的五卷本《东方哲学史》于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史上首部涉及学科面广、时代跨度大和国别研究多的东方哲学通史性巨著。该书以时间为东方哲学发展的纵向基线，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大时间段，将东方各国哲学纳入上述五大时间段中，对同一时间段的东方各国哲学进行横向的分析、研究、论述。该书梳理了东方各国之间及东西方哲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情况，力图揭示东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彰显了东方哲学的个性和特点。该书先后荣获2013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2016年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以上这些大部头的综合类研究成果只是东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冰山一角，更多、更细节的研究我们将在以下各节、各分支学科及国别研究中加以梳理并进一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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