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印度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具规模，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中国整体学术事业的繁荣而在80年代趋于勃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成果突出，不管是对相关议题的哲学研究，还是印度哲学学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同属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中印文化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宗教哲学文化上的交流在2000年来从未中断。印度宗教哲学和科学思想对我国文化都有过相当的影响，很多宗教哲学观念、思想通过佛教的传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研究印度哲学史可以熟悉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过程，了解我国哲学思想是怎样摄取、兼容外来的成分而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我国哲学界70多年来的艰苦奋斗，我们对于印度哲学每一阶段的研究，都已经卓有成效。我国的印度哲学因历史因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搭载在佛教之上，中国的印度哲学研究也与佛教文化、佛教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由于印度文化在近代本身的输出能力有限，许多重要的典籍尚未得到规范的整理，印度哲学研究经常不得不陷入语言学、文献学讨论中去，因此，当代印度哲学研究和梵文语言学、文献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后，当代印度学研究的几位开创者均有欧美留学背景，印度学的研究受欧美、日本学术界影响深远。

一 新中国印度哲学研究历史概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哲学研究的萌芽

印度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在新中国印度哲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已经有了部分研究成果面世。这一时期，大量中国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留学，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印度哲学，并以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对印度哲学展开研究。

梁漱溟1919年出版《印度哲学概论》，是其在北京大学开设关于印度哲学的讲座和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对印度哲学所涉及的主要核心哲学议题以及各派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介绍，开启了我国近代印度哲学研究之先河。在后续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他又对印度哲学的基本面貌、印度文化的总体气质进行了概论式的描摹。1936年，黄忏华的《印度哲学史纲》出版，分别对印度诸派哲学的概况进行了介绍。这两本书都是属于印度哲学普及类作品，旨在展现印度哲学的大略图景。

我国的印度哲学研究与梵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率先突破梵文局限于佛学研究的应属汤用彤先生。汤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其作《印度哲学史略》是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重要作品。此外汤先生还有遗稿两部：第一部是《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50年代汤先生就已经在收集整理这部作品，但至1994年才得以出版。作品对涉及各派哲学名称含义、各派哲学思想综述、因果关系与因明学等问题相关的哲学史料进行了梳理。第二部是《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这是汤先生于1954年前后以卡片记录的方式对汉文佛经中保存的很多印度佛教原典材料进行的汇集编选，因原典的梵文本失传而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一直未能面世，直到2010年，才由后辈学者校点整理出版。

这一时期从事梵文研究的还有陈寅恪先生，曾于1931年在清华大学开设佛典翻译课程。此外，还有吕澂先生，对《楞伽经》等佛教原典进行校勘，并撰写了《印度佛教史略》《因明纲要》等。吕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出版有《印度佛教源流》《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著作，为印度佛教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综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的印度哲学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未成气候。一方面，只有受欧美学术视野影响的少数几位学者进行研究，成果也很少；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都是概论式的，旨在对印度哲学的大略图景提供基本介绍。然而，这一时期的启动和储备，为新中国印度哲学研究的繁荣打响了前奏。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哲学研究的起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印两国关系的推进促进了我国的印度学、印度语言、印度哲学的研究，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中，季羡林(1911—2009年)先生写于1956年的“序言”中提及，“将近七年以来，我们两国的政府和人民互相派遣文化使节访问我们的伟大的邻邦。这样的代表团几乎每年都有”[※注]。季羡林先生于1935年开始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梵文、巴利文训练，从事了比较纯粹的语言学研究。1946年回国，当时国内梵文学研究风气不盛，他个人在1956年写作《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8年《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回应过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的一些观点之后，梵文学研究几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术界重新与国际学术界恢复往来，季羡林先生了解到1976年在联邦德国哥廷根举行主题为“最古佛教传承的语言”的佛教研究座谈会Ⅱ，随后写了《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些作品收入《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其撰写的与印度其他古代语言相关的若干篇论文则被收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季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其语言学文献学功底之上，他自己表示，研究梵语几十年，主要的指导思想是，除了找出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外，还希望把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另一位梵文学大家是金克木先生，金先生曾在印度研习梵文，1946年返回祖国，其梵文学成果结集为《梵竺庐集》，其中包括《梵语文学史》《天竺诗文》《梵佛探》等，其中《梵佛探》收集了一些研究梵语语言学、印度哲学和佛学的单篇论文，其中《印度哲学思想史设想》对印度哲学史分期、篇目和需要着重探索的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说明。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成果产出，部分到80年代才得以出版，如李荣熙1964年开始翻译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是英国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的作品，将印度教和佛教进行综合与比较研究，为国内读者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

（三）改革开放后印度哲学研究的全面繁荣

改革开放之前，印度哲学的研究虽然不是空白，但也寥寥无几，主要搭载着梵文语言研究、佛教研究的东风，有一点成果，“印度哲学作为一个学院式的研究课题，从未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计划之内。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哲学研究所建立包括印度哲学研究在内的东方哲学研究室，从此，印度哲学研究正式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之一，填补了我国哲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空白”[※注]。1997年，在现有东方哲学研究室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印度哲学研究和文化推广是该中心主要使命之一。此外，成立于1978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也是印度文化、印度哲学研究的重要据点，该中心1988年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2011年，在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了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大学是新中国印度哲学研究的另一重镇，其东方语言文化系梵巴语专业成立于1946年。2004年，以原有梵语、巴利语专业为依托，北大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成立。此外，北京大学还有成立于2006年的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的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等机构，推动了佛教哲学的研究。

国内还有一些其他旨趣在进行佛学研究的机构在推进梵语研究、佛教哲学研究的同时，对印度其他派别的研究也有所涉猎。比如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佛学院，初创于1980年的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组建于1999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近年来新建的还包括成立于2016年的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和成立于2017年的敦煌研究院“佛学研究中心”。

各类研究机构的建立和相关学术项目、学术活动的开展为印度哲学学科的发展集聚和培养了人才。80年代之后，一大批学者活跃在印度哲学研究舞台上，包括黄心川、巫白慧、徐梵澄、黄宝生、朱明忠、王邦维、段晴、宫静、洪修平、姚卫群、宋立道、孙晶、成建华、李建欣、李学竹、吴学国、周广荣等。近年来，也有一大批新生代学者加入了印度哲学研究，包括惟善、叶少勇、萨尔吉、何欢欢、吴娟、赵悠、赵文、范文丽、王俊淇、茅宇凡、范晶晶、米媛等。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少数学者尝试性的印度哲学史梳理、引介，80年代之后除了一大批综合介绍性的著作和译介之外，在梵文原典翻译、古典六派哲学研究、当代印度哲学研究、佛教哲学研究、因明研究等领域有大量成果出版。新生代学者大多数成长于90年代之后，基本都有海外留学或交流经历，梵文、巴利文等古典语言功底良好，精通英文、日文等现代学术语言，受过良好的现代学术训练，拥有国际学术视野，研究的问题也更加细分和深入，往往在某一具体哲学问题或文献上有比较专精的探索。

二 改革开放后印度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

（一）概论式文献的译介与撰写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学者在新的形势下，仍在继续进行印度哲学的引介和普及工作。1980年，黄宝生、郭良鋆翻译了印度当代哲学家恰托巴底亚耶(D.Chattopadhyaya)的《印度哲学》并出版，作者在梳理印度哲学传统的同时，也运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框架对其进行了剖析。1989年，黄心川先生出版了《印度哲学史》，在书中，黄先生对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8世纪的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历史概况进行了梳理，呈现了古典印度哲学的基本图景。黄先生该书，加上他同时期出版的《印度近现代哲学史》，共同展现了印度从古到今哲学的流变过程，首次为我国学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印度哲学史。

1991年，巫白慧先生将自己的部分印度哲学、佛教哲学研究成果编译成一本英文专著《印度哲学与佛教》(Indian Philosophy and Buddhism)，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书中除了收录巫先生讨论吠陀经和奥义书的论文之外，还收录了其论述印度佛教哲学、印度因明逻辑、印度吠檀多哲学的论文十多篇。2000年，巫先生在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增补的基础上，加入部分新的研究成果，出版论文集《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

姚卫群于1992年出版《印度哲学》，这是一部针对高校学生的入门级教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史，对印度哲学几大派别的基本历史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是概论，对印度哲学的一些核心议题，比如转变说、积聚说、因果观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史料，摘取了印度哲学主要派别的部分经典文献，以备入门阅读之用。同一年他还出版了《印度宗教哲学百问》以问答的方式对印度宗教哲学的基本面貌进行了勾画。2006年，他再次出版《印度宗教哲学概论》，从历史源流、核心问题介绍等不同侧面对印度的宗教和哲学进行梳理。2011年，孙晶的《印度六派哲学》在中国台湾出版，详述了印度自吠陀产生以来正统派哲学的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在主要论述正统派哲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吠陀和奥义书的哲学之外，也具体分析了六派哲学各自的理论特点。

这一类印度哲学通论著作还有许多，如朱明忠出版于1994年的《恒河沐浴——印度教概览》，介绍了印度教的起源、经典、基本信仰、三大教派与改革社团等。此外还有高杨、荆三隆的《印度哲学与佛学》(2001年)，李建欣的《印度宗教与佛教》(2013年)，还有李建欣、张锦冬等翻译，斯坦利·沃尔波特(Stanley Wolpert)原著的《印度史》(2015年)。这些概论式作品的书写和译介为普及印度哲学作出了贡献，为印度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广泛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梵文哲学典籍的翻译与文献学研究

我国印度哲学研究的开展，有赖于精通梵文、巴利文的学者提供高质量的译本，以便于国内学界直接阅读印度哲学的各种原著。新中国第一个梵文哲学典籍的译本是徐梵澄先生所译、1957年出版的《薄伽梵歌》，采用了骚体文本翻译，古朴典雅，但相对来说比较晦涩。1984年，徐先生的《五十奥义书》译本出版，以古汉语体译出，每篇加引言和注释。这是中文学术界的第一部《奥义书》译本，至今仍然是从事印度古典哲学研究的必读文献。后来，《薄伽梵歌》又有了张宝胜的译本和黄宝生的译本，《奥义书》也由黄宝生在2010年提供了一个新的译本，翻译了公认属于吠陀时代的十三种《奥义书》，力求简明扼要，避免烦琐或过度诠释。[※注]

印度婆罗门教六派哲学中有许多经典，从未被完整介绍到国内学术界。2003年，任职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姚卫群出版《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该作将六派哲学的根本经典从梵文译成中文，六派哲学的后来一些典籍依据英译本的节译再转译成中文，并收录了我国的古译《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2005年，历时20余年的《摩诃婆罗多》翻译项目最终完成出版。《摩诃婆罗多》的最早发起人为赵国华、金克木、席必庄、郭良鋆、葛维均等八位学者都曾参与翻译，90年代初赵国华过世后由黄宝生主持整个项目，又继续了十多年，才终得出版。2011年，孙晶的译著《示教千则》出版，将古印度婆罗门教正统派哲学吠檀多派哲学家商羯罗的独立哲学著作从梵文翻译成汉语。2018年，浙江大学哲学系何欢欢译出《月喜疏》(含《胜论经》)。

除了印度婆罗门教哲学经典的翻译之外，佛教原典的翻译近年也有诸多成就。黄宝生在2011年出版了《梵汉对勘入楞伽经》《梵汉对勘入菩提行论》《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对于几大佛教经典都给出了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翻译，为经典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便利。2011年出版的叶少勇著《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辑录了梵藏本以及鸠摩罗什译本、吕澂译本，并加上作者自己从梵文翻译的现代汉语译注，为当代的《中论》研习者提供了一个资料翔实同时也比较容易入手的文本。

（三）印度哲学研究不同主题的全面展开

改革开放之后，印度哲学研究全面展开，在不同的主题上都走向更深更专，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在六派哲学研究领域愈加专精，对当代印度哲学的研究更是别开生面，佛教哲学研究和印度因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注]

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印度哲学的研究走出了概论书写的阶段。2000年李建欣的《印度古典瑜伽哲学思想研究》出版，力图用现代解释学的方法对印度乃至世界宗教史上的瑜伽理论与实践作科学的阐明。2002年，孙晶出版《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书中上篇对乔荼波陀和商羯罗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述评，下篇则是前述翻译《示教千则》及其注解。2005年，释刚晓的著作《正理经解说》出版，通过比较我国现存的几个《正理经》的汉译文本，从佛教的立场对正理派的逻辑思想、形上学思想进行了梳理和讨论。2017年，吴学国五卷本的《奥义书思想研究》出版，对奥义书思想进行了当代分析。除此之外，还有龙达瑞的《大梵与自我——商羯罗研究》(2000年)、江亦丽的《商羯罗》(1997年)等作，都对印度婆罗门教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除古典哲学的研究之外，四十多年来印度哲学的一个研究重点在于对印度近现代哲学的关注。首开新中国印度近代哲学研究之先河的应该是黄心川先生，其出版于1979年的著作《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对印度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辨喜的哲学思想、宗教、社会政治观点都进行了剖析。1989年，黄先生的《印度近现代哲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印度近现代哲学及社会思想的专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约一个半世纪印度近现代哲学和社会思潮发展史，填补了当时哲学研究园地里的一个空白。[※注]

1984年，徐梵澄先生翻译的《神圣人生论》出版，将现代印度最有影响的宗教哲学家室利·阿罗频多的巨著呈现给国内学术界，展现了其被称为“精神进化论”的哲学体系。1991年，朱明忠，姜敏翻译了印度学者拉尔(Basant Kumar Lal)的《现代印度哲学》，对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奥罗宾多·高士等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体系进行了介绍，在分析他们的哲学与古代印度文化的联系之外，还试图去提炼印度当代思想家们的精神创造。1994年，朱明忠出版《奥罗宾多·高士》，重点解析了奥罗宾多“整体吠檀多”学说、“整体瑜伽”思想、社会进化理论和人类统一的思想。1996年，宫静出版《拉达克里希南》，分析了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与吠檀多不二一元论的关系并对其神秘主义的直觉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999年，巫白慧先生翻译了当代印度哲学主流派吠檀多主义的早期奠基人乔荼波陀阐述《奥义书》哲学、构建新吠檀多体系的著作《圣教论：蛙氏奥义颂》，并表示吠檀多哲学在当代印度社会影响深远，对于了解印度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注]此外，朱明忠的论文《论甘地的真理观》(1987年)、《论甘地的道德伦理思想》(1988年)对圣雄甘地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

佛教哲学是印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在印度佛教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繁多，影响深远。1978年，吕澂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出版，对印度佛学的传译、典籍、宗派、思想渊源和传播地区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解说，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印度佛教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1986年，方立天先生出版著作《佛教哲学》，以佛教哲学问题为纲，按照佛教历史的发展进程，叙述佛教哲学的演变，从而简略地勾勒出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方广锠1998年的《印度禅》对印度禅学进行了梳理。2002年，成建华的英文著作《梵动经译著研究》(A Criti cal Translation of Fan Dong Jing,the Chinese Version of Brahmajāla Sūtra)在美国出版，《梵动经》出自汉语《长阿含》第三分。成建华的译注将这一汉文文献介绍给英文学界，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印度哲学发展的新趋势，也即利用中国文献中保存的资料，来补充国际学界对印度宗教哲学的研究。其出版于2012年的《佛学义理研究》则以佛教史为线索，梳理了佛教思想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概况。2003年，姚卫群的《佛学概论》出版，以戒律论、禅思想、空观念等佛学概念为线索，梳理了从早期佛教到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时期佛教哲学思想的流变过程。

因明研究在近几十年来不断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虞愚先生一生致力于因明学的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出版《因明学》《印度逻辑》《怎样识别真伪》等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笔耕不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其诸多开创性研究为我国因明学的发展梳理了标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促进了因明学的不断进步。改革开放之后，通论性的因明著作有沈剑英出版于1985年的《因明学研究》，按照“立宗—辨因—引喻”对量式进行研究；1989年出版的《因明入正理论讲解》是根据吕澂先生的讲义整理而来；郑伟宏出版于1996年的《佛家逻辑通论》，梳理了因明的总纲“八门二益”，认为是法称完成了新因明从类比到演绎的过渡。专题性的研究有巫寿康出版于1994年的《因明正理门论研究》，以现代逻辑的方法对《因明正理门论》同品、异品的定义进行了考察。[※注]此外，出版于1990年的《因明新探》、1994年的《因明研究》等论文集也收录了诸多因明类作品。

三 小结

综合来看，新中国的印度哲学研究在不断推进之中，第一代学者主要做的是一般性的哲学史梳理、引介，是综合介绍性的工作；第二代学者在继续综合性介绍的同时，也翻译整理了诸多梵文原典，将印度哲学的一些核心文献都译成了中文，并且在古典六派哲学研究、近现代印度哲学研究、佛教哲学研究和因明学研究等领域都成绩斐然；新生代的学者刚刚走上学术舞台，尚在成长之中，他们大都有留学海外的求学经历，具有良好的梵文、巴利文等研究印度古典文献的必备语言功底，与国际学界联系紧密，研究的问题更加专精。他们对于我国印度哲学研究的贡献，值得期待。

我国学界研究印度哲学的动力，传统上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佛学研究的溯源冲动，第二个则是近现代西方印度学的勃兴。第二个驱动力使得印度学辗转从欧美、日本传入中国，在现代学术框架下重新成为显学。如今，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印度学研究又赋予了新的意义，获得了新的生长点。放眼未来，印度哲学学科在延续已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在近现代印度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等领域，还可以有更多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