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学科的基础研究

（一）研究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对越南哲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主要依托中越外交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第一阶段：1950(中越建交)—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起步期。此时期新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内的经济建设，对各域外思想文化的研究总体上刚刚起步，逐渐开始积累。其中较早研究越南哲学的论文是《阮登菽：〈哲理文化概论〉》(李亚舒，《世界哲学》1962年12月刊)。

2.第二阶段：1979—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停滞期。此时期中越爆发冲突，对越南的各方面研究均陷于停滞。但在此时期末，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取得成就，越南开始恢复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3.第三阶段：1991—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发展期。此时期中国大力发展对外交流，越南自1986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也取得了成就，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对越南封建社会的影响，以及封建时代越南本土的宗教思想等。

4.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勃发期。此时期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中越两国面临新的挑战，在越南哲学研究方面，越来越偏向于实用性、现实性强的理论构建，马克思理论、胡志明思想、中越马克思思想比较是学界的热点问题，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对越南法治思想、政治制度的影响也是研究的内容之一。

（二）研究机构

北京：中国社科院与越南社科院机构设置类似，地位上有对接关系，都是研究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最高机构。对越南哲学的研究设立在东方哲学研究室，是国内较早专门进行越南研究的机构。

广西：因地缘与语言关系，广西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越南的条件。如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均下设专门的越南研究所，涉及政治、文化、哲学等研究方向。

云南：云南地区也是研究越南的重镇，云南省社科院、红河学院等是专门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与院校，也是中国主要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之一。

（三）学术期刊

以越南思想文化为专栏的报纸杂志有：《东南亚研究》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社会栏目，《东南亚纵横》东南亚社会历史文化栏目，《东南亚南亚研究》历史研究、民族与文化栏目等，不仅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读越南哲学，而且兼具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介绍，与哲学研究相观照，使研究视角更丰富、更多元、更立体。《越南研究》是2019年创刊的全面研究越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的专门刊物，不仅说明越南文化的研究价值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而且还标志着纯粹理论性质的研究与智库应用性质的研究并举、相互观照。

（四）代表性专著

何成轩的《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论述了儒学经由我国两广、海南地区，进而向越南传播的历史。书中就此一课题进行探讨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系统研究儒学南传历史的第一本专著。

于向东的《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本书收集了传主思想观点的私人著述，包括专书、论文、散文以及诗词歌赋等，资料翔实、丰富，广泛引用《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等越南主要史籍中的相关史料，同时吸收了越南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用越文发表的大量研究专著和论文。

朱云影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首次提出“中国文化圈”的概念，资料极其丰博，网罗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绝大多数原始汉文文献；论域相当广阔，涵盖中国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学术、思想、政治、产业、风俗、宗教方面的深远影响，研究全面而客观。

二 本学科的学术研究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对越南哲学的研究热点有：

（一）中越文化交涉史

哲学是文化的内核，而文化则是哲学的载体与表征。哲学的互动首先体现在文化交流上。中国与越南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10世纪前期，越南即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其间中国文化的大量输入，对越南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越南进入封建时期之后，历经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各朝的发展，15世纪初曾被中国明朝占领。根据《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史略》等史书记载，越南在属明期间，中越两地的书籍大量流通。明廷下令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中国思想文化典籍颁行交趾各地，又将大批越南书籍文献带到中国。越南在后黎朝前期达至封建兴盛时期，其后长期处于分裂及战乱状态，到19世纪初期阮朝重新统一全国，并始称“越南”。直至19世纪中晚期越南被法国所侵占，越南数千年来一直沿用中国传入的制度治国，文化方面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历史上华人华侨在中越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桥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范围广泛，影响深刻。其中包括汉语和汉字的传播，农业耕作技术和农具，水利建设，建筑技术，陶器瓷器，养蚕和缫丝技术，中国的音乐、戏剧、杂技、绘画等多种艺术，采矿业，医学，史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均有涉及。从这些文化现象中可以提炼出越南人民的思维模式与审美趣向。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杨保筠著《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等。

（二）中国儒释道三教对越南文化的影响

思想史的交流是哲学的集中体现，也是文明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儒学自秦汉时期起南传至越南，开始发挥影响力。随着儒学地位的巩固与提升，逐渐渗透至越南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并于15世纪黎朝开始独尊儒术，成为官方的主流思想。越南流传的儒学文献主要由汉字与喃字书写，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的诠释、本国历史著作、文学类文献以及风土民情风俗家训等。虽然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儒学影响着越南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越南经过取舍与整合后，把本土的文化因素融入儒学，因此，越南儒学并非完全照搬中国儒学。越南的科举制度，仿效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选拔，最早始自越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其后进一步扩大科举取士，于陈朝正式设立进士科。到后黎朝时期，全面模仿明清的科举制度，加入包括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考试方式，以及设立武举，与明清时贡院类似的专门考试场所等。后越阮朝又引进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内容。直至1919年被法国殖民者完全废除。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钟彩钧著《东亚视域中的越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5年)，钟彩钧著《黎贵惇的学术与思想》(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2年)，刘玉珺著《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陈益源著《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陈文著《越南科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刘春银著《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等。

（三）越南本土宗教与民间信仰

佛教约于2世纪开始从中国传入越南。逐渐发展至10—14世纪，越南佛教开始兴盛，佛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僧侣和武将手中。直到现代仍然深受佛教影响，信徒众多。越南佛教深受中国南宗禅学的影响，属于大乘佛教，先后创立了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等。佛教禅宗的教理把中国和印度的佛学与儒学思想结合起来，适应越南封建阶级的需要，在越南各王朝获得广泛发展，并对越南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最早何时传入越南并无定说，根据越南学者考证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即有少数人开始信仰。到了隋唐时期，数量众多的道士到越南传播教义与法术，兴建道观，越南道教兴盛起来。16世纪以后，随着越南领土的扩大，道教也逐渐向南传播。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道教在18世纪逐渐没落。在越南道教的崇拜对象中，加入了本土自然的山神、河神以及本民族的历史英雄等，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魏道儒等著《世界佛教通史》第十一卷《越南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何文勇《越南天台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等。

（四）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

越南自1986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新实践至今已有30余年。中国对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总结自身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通过比较、实证等研究方法，对越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解读不断深化。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在胡志明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在越南本土化，越南社会主义的时期划分与特征等，主要借鉴越南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提供参考。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赵康太等著《中国与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郑一明著《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古小松著《越南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元中著《马克思主义越南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

三 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越南虽然是小国，其政治、经济、军事的体量不大，但纵观越南历史，在不同时期受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影响，从而形成多元的、包容的、极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东西方文化在越南一地相互交融，传统与现代并存，这为观察文化的传播形态与影响机制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正是越南哲学的研究价值所在。

越南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久远。儒学演变成精英文化，供越南皇族、贵族学习，其中的忠孝等伦理观念束缚着统治阶层的思想，并应用于修身、治国中。佛教、道教演变成庶民文化，祭祀、婚嫁等一些生活中的仪式保留至今。西方文明伴随着殖民传播至越南后，又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碰撞与博弈，其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对本土文化产生了猛烈的冲击。越南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最终在马克思理论中找到了方向。在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中，越南的民族性与反抗精神是其不被同化、吞并的内核，也是吸收外来文化模式的基础，即在不失去本民族自我认知的前提下，选取外来文化中适用的、有效的、合理的部分，将之简化、改造、重建，内化为具有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内容后，嫁接到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上。这一过程从理论构建与观念改造开始，逐渐形成本土化的哲学体系。只不过，无论何种外来文化的影响都是部分的、短时的，民族信仰与民族精神始终是核心的、永久的。文化具有流动性，激进的、强制的文化输入会遭到反抗与排斥，温和的、细腻的文化浸润则会受到欢迎与认可。这对今后的大国文化输出之路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具有借鉴与参照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根据越南本土化的自身特色，不断纳入比较研究、人物研究的方法，深层挖掘其文化根基。例如，通过与日本文化形态相比较，可以凸显越南人民的性格。日越相同的文化脉络皆是受中国、西方文化的熏陶与浸淫，不同的是日本在近代化、工业化之后成为强国，而在越南马克思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结果展示出不同的民族性格。在人物研究方面，通过爬梳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形成过程，可以探寻其间的学术关联，整理出不同学派的学统，将不同的思想分支连成一个体系。

四 本学科发展的总结与点评

（一）70年来本学科发展历史特点总结

第一，研究人员的数量与能力不断扩展。随着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留学项目的增加、基金项目的扩容，研究越南哲学、思想与文化的人员数量与质量有了长足进展。而且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逐渐兴起，在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中不断完善越南哲学的系统性与全面性。

第二，文献、材料的扩充，资源的整合。以《儒藏》越南卷为代表，对越南哲学相关研究资料的校对、编辑、收集、筛选等工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而且随着越南留学生数量的增加，越南语的资料被大量翻译成汉语，大大丰富了研究资源。

第三，研究机构、刊物种类的繁荣。除了上述机构之外，各大高校增加了越南语专业，从而拓宽了越南思想文化专业的视野。以《越南研究》2019年1月发布创刊号为例，以越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的专门刊物逐渐增加，搭建我国越南研究的学术平台，加强本领域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和对话，推进、拓展和深化越南前沿研究。

第四，随着越南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发表论文方面有明显的量变和质变。在资料和语言上互动频繁，打破了发展前期只能运用汉文、古汉语来解读资料的瓶颈。这些研究题目涉及宗教、哲学、思想史等，极大地丰富了越南哲学研究的视角与位相。

第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越之间的双边关系被放置在多边关系中进行统合部署，越南思想文化研究也被放置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进行多维考察。

第六，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困境，即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的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如何在多元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新定位？解决这些问题是研究哲学与思想文化的目的。在研究越南哲学的过程中，同时投射出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与特性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越南文化有三个方面的特征：民族性，现代性，人文性，而这些特点同样根植在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中。在研究相异文化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将是未来的探索方向。

（二）本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与东亚各国相比，越南本土特色不算突出。越南属于小国，属于文化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文献整理、研究方法、成果规模上亟待发展。

第二，政治、经济等现实因素容易影响越南哲学研究的方向与内容，从而影响学术的客观性。

第三，对越南思想家的研究与介绍仅限于著名的代表人物，尚待补充学派划分、时期划分等整体性的把握。

第四，越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藩属国，长期是中华文化的附庸，因此很难形成平等的研究结论。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辐射至周边有上千年的影响，在研究东亚文明时容易有文化优越感，以文明先进国的角度来强调其文化影响力。但是在人文研究上，只要以客观、平等的视角来观察文明形态，就会有新发现、新观点。

第五，越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缺乏自主性，如何在原创性并不突出的文化形态中厘清固有文化、移植文化、本土化改造后文化之间的关联，是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点和难点。

第六，与海外东南亚研究缺乏互动，对国内其他学科和专业研究动向缺乏了解。美国、法国、日本的相关学者从东方文明的角度解读越南历史、文化，尤其在材料的丰富性上占有优势，其结论与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无疑具有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