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日益深入，“从自然观、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技术本体论、科学史等理论性研究，到与实践紧密联系的科技伦理、科技传播、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等均有一定进展”[※注]，已发展成既有显著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特征，又最为直接地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分支学科。根据科技哲学的新近发展与未来走向，其主要研究领域可大致划分为一般科学哲学与科技论、自然哲学与分支科学哲学、技术与工程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与工程伦理、科技史以及科技文化与传播等相对独立但又有一定交叉的进路。

一 一般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

一般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探讨科学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研究科学的本质、结构与合理性等具有普遍性问题。近年来，一般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广，除了传统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还原论与整体论、历史主义、建构经验论、确证、说明、模型、自然化认识论等问题之外，国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如因果性、自然律、倾向性、自然类、归纳逻辑、贝叶斯主义、最佳说明推理、社会认识论、形式认识论、因果的结构理论、演化解释等技术性较强的问题也得到了关注。

在一般科学哲学研究中，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成果。其中，导论性的著作有江天骥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邱仁宗著《科学方法与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沈铭贤和王淼洋主编《科学哲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刘大椿著《科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创同著《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历史上的科学哲学思想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王巍著《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二版)等。在专题研究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李醒民、张志林主编的《中国科学哲学论丛》。该论丛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三辑共八本：刘华杰著《浑沌语义与哲学》(1998年版)、张志林著《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1998年版)、蒋劲松著《从自然之镜到信念之网——罗蒂哲学述评》(1998年版)、郭贵春著《后现代科学哲学》(1998年版)、张华夏著《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1999年版)、田平著《自然化的心灵》(2000年版)、舒远招著《从进化的观点看认识——福尔迈进化认识论研究》(2000年版)、刘晓力著《理性的生命——哥德尔思想研究》(2000年版);2006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第四辑共五本：成素梅著《在宏观与微观之间——量子测量的解释语境与实在论》、万小龙著《范·弗拉森的量子力学哲学研究》、张增一著《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世纪之争——现实社会中的科学划界》、钱长炎著《在物理学与哲学之间——赫兹的物理学成就及物理思想》、林定夷著《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此外，在译介方面，学界亦付出艰辛努力，其中篇幅最大的工作当数山西大学组织翻译的重要专业工具书《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十余种。在科学哲学史方面，中国科技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龚育之著《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光远著《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等；苏联与俄罗斯科技哲学史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龚育之、柳树滋主编《历史的足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幕天著《跋涉的理性》(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万长松著《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西方科学哲学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刘大椿等著《一般科学哲学史》与《分殊科学哲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2017年版)、安维复著《科学哲学：基本范畴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

在一般科学哲学研究中，中国科技哲学界展开了诸多探索，这些拓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科学观与科学技术论的融入。中国思想与文化中对关系、整体、问题、语境、活动、实践及人的存在等方面的关切，使得中国科学哲学家对科学活动、科学认识的语境、科学实践及其地方性、科学与人的存在以及如何解释科学活动、哲学如何反思科学等问题尤为关注。由此，一方面，产生了科学方法论、从科学实在论到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现象学科技哲学、问题导向的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在科学哲学与科技技术论的新探索方面，将对科学的反思、理解拓展到整个科技，提出了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审度和可接受的科学等科学观，并将其拓展至科学技术论层面。

科学方法论。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自然辩证法转向科学哲学与科技哲学的范式转换中起到了桥接作用，科学哲学引入之初，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动力学，与自然辩证法传统中熟悉的规律性的认识较为接近。加之当时全社会对自然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一般知识的渴求，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蓬勃发展。但随着相关知识的全面普及以及理工科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相关需求日渐减少，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不再成为研究热点，但一般方法论、跨学科方法论以及创造与创新方法论等受到一定关注。该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袁运开主编《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990年版)，张巨清主编《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刘大椿著《互补方法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金吾伦著《跨学科研究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傅世侠、罗玲玲著《科学创造方法论——关于科学创造与创造力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等。

从科学实在论到语境论的科学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哲学研究的问题逐渐从物质可分析等本体论问题转向科学划界和科学实在论等认识论问题，在量子力学哲学中一度产生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与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础上，郭贵春、成素梅、殷杰等认为，语境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当代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广泛出现了以语境论的科学认识论超越逻辑经验主义的趋势，应以语境作为科学哲学分析的元理论；由此，可提出本体论的关系论、理论模型的隐喻论、语义学的方法论等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基本原理，进而展开基于语境的科学实在论辩护，构建科学进步的语境生成论模式，并将其运用于物理学哲学、数学哲学等方面。[※注]这一方向的相关研究成果有：郭贵春著《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张之沧著《当代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郭贵春著《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辩护》(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贵春、成素梅主编的《科学哲学的新进展》(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科学哲学的新趋势》(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郭贵春等著《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等。

科学实践哲学。狭义的科学实践哲学最初由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在20世纪80年代所创立，这一进路综合了英美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新实验主义、建构主义、后建构主义以及海德格尔等欧陆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反思、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福柯的知识权力观等研究脉络，它优先关切科学实践，强调地方性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固有特征，主张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内在性，希望诉诸自然主义而非先验哲学使科学实践中的实践规范获得自然的与演化的说明。20世纪90年代，施雁飞在《科学解释学》中讨论过劳斯的工作，刘郦在江天骥指导下开始研究科学政治学。进入新世纪，浙江大学盛晓明团队(盛晓明、曾晓强、邱慧、孟强等)、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团队、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团队、南京大学蔡仲与刘鹏等、苏州大学邢冬梅等以及原在墨西哥国立大学后任教复旦大学的黄翔等共同推动了国内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这种广义的科学实践哲学涉及实践的科学观、地方性知识观、中国传统科学与本土知识、科学实践哲学与相关科学哲学进路(如历史性的认识论等)的关系等，同时也以实践的科学观为纽带促进了这一研究纲领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科学技术论的会通。经过近20年努力，中国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者不仅进行了大量译介，还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吴彤等著《复归科学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将由罗德里奇出版社外译为英文版出版(2019年)]、《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蔡仲著《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辞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孟强著《从表象到介入——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及《科学、存在与政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周丽昀著《当代西方科学观比较研究：实在、建构和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贾向桐著《实践优位视野中的科学形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帆著《科学、知识与行动——柯林斯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等。

现象学与解释学科技哲学。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科技哲学主要指基于欧洲现当代现象学与解释学资源的科技哲学研究。自2007年，吴国盛、邓波、盛晓明、吴彤等召集了每年一次的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倡导现象学科技哲学研究，并将解释学的科技哲学也涵盖其中。吴国盛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多为“正思”与“顺思”，引入现象学的“反思”和“逆思”，将使科学哲学发生“转向”；对于作为实践的技术而言，只有通过“反思”才能超越实践层面，故现象学是技术哲学的希望。[※注]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科技哲学将认识、认知和技术视为人的意向性和解释性活动，具有十分明显的实践旨趣。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此进路下的研究，不仅展开了基于欧陆哲学思想的科技哲学研究，而且与中国的思想资源进行了对话，还将研究对象由科学与技术拓展至建筑、媒介、地方性知识等领域，既带动了中国科技哲学的自主性研究，也培养了一批有潜质的后学。相关研究成果有吴国盛著《由史入思——从科学思想史到现象学科技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刘胜利著《身体、空间与科学——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雷德鹏著《自我、交互主体性与科学——胡塞尔的科学构造现象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陶建文著《数学实在论的现象学辩护——从胡塞尔的观点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张昌盛著《自然科学现象学——先验主体间性现象学视野中的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曹志平著《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问题导向的科学哲学与问题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波普尔、库恩、劳丹等科学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张巨青、林定夷、马雷等相继展开了问题导向的科学哲学研究，提出了协调论的科学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学等研究纲领。马雷认为，一部科学哲学史就是一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科学探究活动的历史。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应当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面向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并将中国哲学的思想要素和思维方式融入问题分析之中。[※注]由此，衍生出更一般的问题学研究。相关研究有林定夷著《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马雷著《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科学文化哲学。科学文化哲学源于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探讨，是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科学、技术以及人文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致力于超越传统科学哲学聚焦于理论与逻辑而合理重建的科学形象，它试图更为全面地阐述科学的形象，并在“后现代与现代之争”和“古今之争”的智识语境下，主要形成了三种研究科学文化哲学的理论进路：致力于消解科学的文化霸权，倡导多元主义文化的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研究；致力于重构科学知识的正当性，重建启蒙文化纲领的现代科学文化思潮研究；致力于揭示科学知识正当性在前现代的形而上根源，力求通过诠释经典来诊治当代文化危机的前现代科学文化思潮研究。近年来，除了汲取西方思想理论之外，中国的科学文化哲学也越来越倡导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如佛家、儒家、道德)来探究西方科学文化观的局限，以期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从多个角度揭示了科学与人文的关联，探讨如何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桥梁的问题，构建一种人文化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关于创新文化的理念。科学文化哲学的代表性成果有周昌忠著《西方科学的文化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吴国盛著《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李醒民著《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孟建伟著《论科学的人文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科学与人文新论》(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洪晓楠著《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等。

另类科学哲学与科技技术论的新探索：走向科学审度与可接受的科学。其一，在科学活动论与互补方法论等研究的基础上，刘大椿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刘永谋等提出了另类科学哲学与审度的科学观。他们认为，标准的或正统科学哲学旨在为科学的合理性辩护，另类的或非主流的科学哲学对科学做出了否定和批判，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注]此即审度的科学观，将审度的态度用于科学论和科学技术论，就产生了审度的科学技术论。其二，段伟文在对技术化科学的哲学研究中指出，技术化科学是培根以来的现代科学的基本形相，科学日益呈现为一种人类有限知行体系，并且在解释世界和干预世界两个层面应该具有形而上学的可接受性与价值伦理的可接受性，由此可提出可接受的科学的科学观。其中的科学更多地指技术化的科学，故可接受的科学观也是一种科学技术论的观点。这些探索的相关成果有：刘大椿著《科学活动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大椿、刘永谋著《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段伟文著《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反思》(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

二 自然哲学与分支科学哲学

中国的自然哲学与分支科学哲学研究主要由自然辩证法传统下的自然界的辩证法、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发展而来，早期呈现出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天文学哲学、地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齐头并进的态势，曾激起诸多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相继为现代科技与自然观的发展、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研究和自然哲学等热点所推动，逐渐发展出科学的自然观、自然哲学、系统科学与复杂性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生态学哲学、博物学、认知科学哲学、信息哲学与信息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专业领域。此外，在数学哲学、化学哲学与地学哲学等领域也有所探讨和研究，如孙小礼著《数学·科学·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林夏水著《数学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王前著《数学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朱训著《找矿哲学概论》(地质出版社1992年版)、王维著《地学哲学对谈录》(地质出版社1996年版)、张嘉同著《化学哲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现代科技与自然观的发展以及自然哲学的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编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由哲学研究者与科学家共同撰写，是传统的自然辩证法范式开始转向科技哲学范式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文献译介和述评方面，该室主编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79—1989)与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的《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79—1986)居功甚伟，它们使国内学者能及时阅读到国外最新研究动态与成果，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热中对相关主题感兴趣的广大读者的视野。此后，由邱仁宗主编、该室编撰的两辑《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1992—1993年)，编译了自然化科学哲学、实验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生命伦理学、认知科学哲学、空间哲学、科学实在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生态伦理学、心灵哲学等主题的国外最新成果，对每个主题作了导论性的综述。

从自然观到自然哲学。20世纪80年代，自然辩证法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得到迅速推进。一则将自然分为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社会自然)的范畴区分得以确立，对社会自然的研究使得自然辩证法一度成为涵盖时代发展所需新思想、新方法的大口袋。二则高度重视对科学的自然观的探讨，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量子力学、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等所带来的自然观的变革成为研究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在自然辩证法转换为科技哲学的过程中，科学的自然观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问题域——既可使辩证法范式得以继续发展，又为各分支科学哲学的探究开启了方向。当时，科学的自然观研究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基于系统科学与复杂性哲学的自然观的构建，如沈小峰、吴彤、曾国屏、吴延涪等进行的自组织的自然观的研究。代表性的集体成果是童天湘与林夏水主编的《新自然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提出了若干新自然观——系统的非线性观、混沌自然观、分形观、量的层次观、生态价值观、进化新图景、大智能观、生成自然观等。其二为现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与争论，代表性的集体成果为孙小礼主编的《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其中不仅涉及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等，还论及脑科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生物医学哲学乃至技术哲学、科技与人文等方面的争论。

20世纪90年代，科技时代的来临使得理解自然本质、反思科学对自然的解读、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哲学研究必须回应的课题，这使超越科学的自然观的自然哲学研究得到了探讨。为此，吴国盛指出应该通过超越科学和诉诸历史重建自然哲学，主张克服科学主义与科学世界图景的本体化，立足于人并意识到自然观念上科学与哲学的分裂，在历史中理解自然，探寻不同自然观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注]为此，吴国盛等于1994年发起召开了“西方自然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和“自然哲学复兴”小型研讨会。这一新探索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包括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第2辑，1996年)以及吴国盛主编的“科学观念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后者共八种：李章印著《自然的沉沦与拯救》、肖巍著《宇宙的观念》、罗嘉昌著《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吴国盛著《时间到观念》、陈蓉霞著《进化的阶梯》、赵功民著《遗传的观念》、佘正荣著《生态智慧论》、高亮华著《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反映了当时相关研究的水准。

系统科学与复杂性哲学研究。系统科学与复杂性哲学主要是针对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早期系统科学理论、20世纪70—80年代创建的自组织理论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复杂性科学的哲学研究，大致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哲学三种有所区分但又互有交叉的进路。

首先是系统哲学研究。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组就曾编译出版内部读物《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由童天湘、傅平、沈小峰等在译介的基础上开启了对于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系统论等系统科学的哲学探讨。在此过程中，钱学森对系统科学及其哲学与方法论研究的推动尤为重要，闵家胤等对拉兹洛著作的译介及有关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颇有影响。为了推动系统科学及其哲学研究，以魏宏森、黄麟雏、邹珊刚、林康义和刘则渊为代表的清华、西安交大、华中理工、大连理工四所大学的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曾轮流举办12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金观涛著《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再版更名为《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苗东升著《系统科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乌杰著《系统辩证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湛垦华著《系统科学的哲学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闵家胤著《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注]

其次是自组织的哲学研究。20世纪80—90年代，在对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分形和混沌等系统理论的译介与哲学研究中，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它们都是对自组织系统的刻画，遂从整体上开启了自组织理论的哲学研究。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沈小峰、吴彤、曾国屏著《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苗东升、刘华杰著《浑沌学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延涪著《新自然史——自组织理论与自然系统的演化》(北京化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孙慕天、采赫米斯特罗著《新整体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颜泽贤、陈忠、胡皓主编《复杂系统演化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彤著《生长的旋律——自组织演化的科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曾国屏著《自组织的自然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林夏水等著《分形的哲学漫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再次是复杂性哲学研究。对于有关复杂性问题与方法的讨论，科技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所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钱学森、戴汝为、于景元等科学家对复杂性科学(包括后来的涌现理论)的译介和研究的推动下，复杂性哲学研究得以系统展开。进入21世纪之后，长期坚持此领域研究的学者推出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金吾伦著《生成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颜泽贤、张华夏、范冬萍著《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吴彤著《复杂性的科学哲学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同时，刘劲扬、郭元林、谢爱华、黄欣荣等青年学者在复杂性的概念的哲学分析、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刘劲扬著《哲学视野中的复杂性》(湖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郭元林著《复杂性科学知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谢爱华著《突现论中的哲学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欣荣著《复杂性科学方法及其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的哲学研究既为科技哲学及其应用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也通过汲取科技哲学其他领域的思想而有所创新。一方面，金吾伦将生成哲学运用于知识管理、国家创新系统、创新文化及人居环境等领域，桂起权等将系统辩证法运用于生物学哲学研究，李曙华用生成哲学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另一方面，借助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吴彤提出了介入主义的实践系统观、多元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建构主义的实践系统观等实践建构的系统观，以此向系统科学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提出质疑。[※注]

物理学哲学。当代中国的物理学哲学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50—60年代从辩证唯物论的维度展开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哲学等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哲学不再被视为评判物理的标准，甚或被视为物理的工具。在经历了物质是否无限可分、量子力学与实在论—反实在论等争论之后，逐渐步入专业化道路，成为联系物理学和哲学的纽带。近40年来，其所研究的问题包括经典物理学哲学、量子力学哲学和量子力学史研究、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以及规范场论的哲学、相对论基础和时空哲学、宇宙学和天文学哲学、量子信息与量子计算的哲学、量子引力的哲学、物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物理学专家，如何祚庥、洪定国、薛晓舟、关洪等在量子力学与实在论、量子真空等方面的研究与讨论，对物理学哲学研究与讨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物理学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纲领，也形成了一些研究共同体。在量子力学与实在的探讨中，罗嘉昌与胡新和提出了关系实在论。在山西大学科学哲学团队所主张的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的基础上，郭贵春、成素梅、贺天平等主张基于“语境论”的量子力学解释。武钢学院的赵国求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曲率解释，后通过与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及其弟子万小龙、吴新忠等的讨论得到完善，并提出相互作用实在论，由此在武汉发展出一个“量子力学哲学共同体”。桂起权指导的李继堂与沈健已分别成为相对论与量子场论哲学、超弦理论哲学方面的专家。近年来，物理学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旅美学人曹天予在结构实在论与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有国际影响的成果，在物理学哲学的内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万小龙从逻辑基础的角度出发，尝试通过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的统一来解释量子力学中非经典性的来源。吴国林曾试图通过三值逻辑来解释量子力学，后主张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和解释学在内的欧洲大陆哲学的相关概念引入物理学哲学的研究当中，试图开辟学科研究的新路。张志林、唐先一等基于“自由意志定理”提出了一种以“粒子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量子力学解释。高策教授致力于量子场论以及量子引力理论相关的物理学哲学研究，近年来他尝试通过对“后真相”这一概念的考察来揭示当代物理学前沿领域面临的状况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高山依据被称为“保护性测量”的物理学机制，主张一种波函数实在论，并结合微观粒子随机的、不连续的运动将这种实在论发展为一套完整的量子力学解释。

除了前文已列罗嘉昌、成素梅、万小龙的著作外，物理学哲学研究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金吾伦著《物质可分性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何祚庥著《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洪定国著《物理实在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赵国求、桂起权、吴新忠、万小龙著《物理学的新神曲——量子力学曲率解释》(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曹天予著(吴新忠、李宏芳、李继堂译)《20世纪场论概念的发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关洪著《空间——从相对论到M理论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薛晓舟著《量子真空物理导引论》(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宏芳著《量子实在与薛定谔猫佯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董春雨著《对称性与人类心智的冒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国林、孙显曜著《物理学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白彤东著《实在的张力——EPR论争中的爱因斯坦、玻尔和泡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桂起权、高策等著《规范场论的哲学探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蔡肖兵著《物理学的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桂起权、沈健著《物理学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贺天平著《哲学视阈下的多世界解释》(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桂权著《玻姆自然哲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李继堂著《量子规范场论的解释——理论、实验、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

生物学哲学。当代中国的生物学哲学的早期研究范式主要是生物界的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生物学发展的哲学基础的专业化进路。生物学哲学研究的类型主要分为三类：(1)生物学基础的哲学分析，如生命的本质、生物的分类、生物的个体性与多样性、生物进化与人类演化中的哲学问题、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等，聚焦生物学研究对象的本体和概念的哲学反思；(2)生物学理论的科学哲学分析，如生物学的学科属性、生物学解释方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生物学的理论结构与自主性等以科学哲学为参照的认识论研究；(3)基于生命科学的哲学研究，如运用生命科学研究的方法探讨道德伦理、心灵哲学或认识论问题。生物学哲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涉及进化生物学哲学、系统分类生物学哲学、分子生物学哲学、发育生物学哲学、生态与环保生物学哲学以及社会生物学、合成生物学、数字生物学、人工生命等生命科学交叉与前沿领域的哲学问题。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董国安的《生物学哲学——生物学理论的建构方法》(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胡文耕的《生物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桂起权、傅静、任晓明的《生物科学的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建会的《生命科学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曾健的《生命科学哲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钟安环的《生命的追问：生命科学与现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徐英瑾的《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生态学哲学。生态学哲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学哲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更确切地讲是生态哲学，其初衷是用生态学的观点构建看待世界的一种理论框架，主要研究生态观、生态学方法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比较接近的是基于对环境思想的哲学反思的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曾就自然价值、自然权利、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问题展开过争鸣与研究。近30年来，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已经发展为以“生态”和“环境”主题的伦理学、美学、宗教、马克思主义等的跨学科研究，日益成长为融合中国思想与现实需求的本土化横断哲学学科。该方向代表性成果有：余谋昌著《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大椿、岩佐茂著《环境思想研究——基于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卢风著《人、环境与自然——环境哲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叶平著《回归自然——新世纪生态伦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苏贤贵、田松、刘兵、刘华杰著《敬畏自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田松著《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欧阳志远著《最后的消费——文明的自毁与补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赵建军著《如何实现美丽中国梦——生态文明开启新时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等。

狭义的生态学哲学属于分支科学哲学，是对生态学这一科学学科的哲学反思。这一进路起步较晚，国外相关研究始于2000年前后，国内的研究始于2008年左右，在理论生态学哲学和应用生态学哲学两个分支上展开相关研究，研究的问题涉及生态学概念、生态学范式、生态学中的还原论与整体论、群落实在论、生态学假说、生态学实验方法、生态学解释、生态学说明等。华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积极推进了该方向的研究和人才培养。2019年4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态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表明该方向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基本形成。该方向的代表性成果有肖显静著《生态学实验实在论——如何获得真实的实验结果》(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博物学。博物学(自然志)是与数理科学、自然哲学的认知传统相对立的知识类型，主要涉及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特别是动物、植物、矿物的观察记录、考察报告、文献典籍汇编。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的凸显使得博物学传统得到恢复，博物学及其文化成为热爱大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抓手，在全社会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传播与教育功能。2017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其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形成。该方向代表性的成果有刘华杰著《博物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认知科学哲学。当代中国科技哲学学者对认知科学哲学的研究可以追溯至赵璧如等对有关心理学哲学与方法论的著作的译介与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人类学、教育学和哲学等领域对认知和心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逐渐发展为认知科学这一前沿交叉领域，这使得认知与心智本质、认知科学理论与实验中的科学哲学问题以及认知科学研究与应用中的价值伦理问题等认知科学哲学问题成为国际和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基础理论的哲学批判，例如，对于人工智能的计算主义纲领的反思、第二代认知科学中的涉身认知、嵌入认知、延展认知和生成认知进路的哲学考察；意识的科学与哲学研究、知觉—意识—行动模式及认知架构的探究、认知与行动的知识论研究、实验哲学与文化认知研究等方面”[※注]。尽管该方向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研究方法上，较多采用了概念分析和哲学论证方法(也包括现象学进路)，对经验方法和证据的运用不够，学科建制尚不完善等，但在跨学科对话(如“机器与心灵研讨会”等)、交叉学科平台建设以及东方和本土思想资源利用等方面付出了努力，已有学者取得了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如朱菁在意动、意志和行动方面的研究)。

该领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晓力、孟伟著《认知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唐热风著《心身世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恒威著《生活世界复杂性及其认知动力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郦全民著《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建会著《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徐英瑾著《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叶峰著《从数学哲学到物理主义》(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徐献军著《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陈巍著《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费多益著《心身关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王晓阳著《意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

信息哲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信息哲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主要涉及对信息、计算、虚拟、网络、数字、数据、智能等范畴及其具体技术的哲学研究，其研究谱系包括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社会与伦理研究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领域在信息论、控制论研究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得到发展，特别是童天湘根据第五代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智能革命”的观点，使国家将人工智能与智能计算机列入“863”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金吾伦等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研究和信息网络时代的呼唤在政策层面推动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邬焜的信息哲学理论构建和刘钢对国际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引进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近20年来，信息网络、数字技术、虚拟现实、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哲学与伦理研究方兴未艾，使该领域成为科技的跨学科研究及科技与人文对话的焦点之一。该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童天湘著《智能革命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金吾伦著《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曾国屏、李正风、段伟文等著《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怡著《虚拟认识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邬焜著《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刘钢著《信息哲学探源》(金城出版社2007年版)，翟振明著《有无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肖峰《信息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社会科学哲学。国内的社会科学哲学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评介以及90年代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架构等方面的探讨。进入21世纪以后，将人文社会科学作为整体对象的研究一度得到推进，如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与发展、功能与进化、本质与论域等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等范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实在论、知识论等观点和理论等。近年来，王巍、殷杰、徐竹等进一步从科学哲学和知识论出发对说明、解释、价值、因果机制、物理主义、本体论等基本概念和专门问题展开了探讨。科技哲学学者在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有，方华、刘大椿主编《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刘孝廷著《个体认识论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殷杰著《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建构与多元维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徐竹《理解社会——从规范到机制》(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等。

三 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以及科学技术跨学科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启了科技现代化步伐，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包括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科技与工程伦理)以及科技史、科技传播和科技文化等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应运而生，成为科技哲学反思科技时代和构建科技社会的重要方面。这些研究并无严格的界限，不乏相互交叉之处，盖因其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建构为目的。近40年来，随着中国在科技与工程的研究、创新和应用等方面突飞猛进地发展，这些领域逐渐从跟踪国外研究转向研究本土问题、运用本土资源和形成研究风格的发展阶段，同时越来越多地需要真正直面新兴科技对人类社会、伦理和未来的挑战。

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大致经历了技术辩证法、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西方(英、美、法、德等)与日本技术哲学思想的引入、技术价值论与建构论的技术社会学引入、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工程哲学的创立、荷兰学派的引入、新兴科技的哲学与社会伦理研究以及中国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发展阶段，涉及技术的本质与规律、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伦理、技术与生态、技术与政治以及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等一系列议题。技术哲学的理论研究包括技术与人工物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技术的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在研究脉络上有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人类学的技术哲学、社会批判的技术哲学、现象学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分析的技术哲学、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建构论的技术哲学等进路。

20世纪90年代，李伯聪就曾在工程实在论的探讨中倡导工程哲学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他的专著《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在工程界反响热烈，由此他与相关科技哲学学者和殷瑞钰、汪应洛等工程院院士组成了学术共同体，在工程界和哲学界协同的基础上促成了工程哲学的建制化发展。他们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权威专著《工程哲学》，开始招收专业博士研究生，还创办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期刊(《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这一共同体希望从工程活动实践出发，建立工程师、哲学家、工程管理学家等相关专业人士的联盟，针对工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对话，既丰富哲学的内容并促进哲学本身的发展，又深化对工程的认识和促进工程实践的健康发展。[※注]基于这些特定初衷的狭义的工程哲学从工程的本质、工程思维、工程方法论、工程辩证法、工程理念、工程观、工程创新、工程与社会以及中国工程案例的哲学分析等维度展开了哲学化的探讨，并由此构建出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工程演化论等理论体系。这种狭义的和体系化的工程哲学无疑有助于推动工程与哲学的对话、提升工程界的哲学思维。当然，对工程的哲学研究不一定要遵循这一范式，广义的工程哲学多以问题为导向，旨在从哲学、伦理与跨学科维度对技术和工程展开批判性的反思或建设性的思考，大致可视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

在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发展过程中，一些学术共同体和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陈昌曙、远德玉、关士续、刘则渊等前辈学者为代表，以及陈凡主持的教育部技术哲学重点基地为平台，由东北大学、哈工大和大连理工大学等东北地区高校的技术哲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东北学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在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国外技术哲学译介与研究、基于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的技术创新研究以及技术哲学的国际交流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东北大学主持的《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国外技术哲学与STS译丛》有力地推进了技术哲学的发展。邱亮辉、朱葆伟、赵建军、王大洲、肖峰、张秀华、鲍鸥、邓波等在李伯聪与殷瑞钰推动的工程哲学研究中做出了很多具体贡献。世纪之交，一些科学哲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曾有力推动技术哲学的发展，如吴国盛对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和现象学科技哲学倡导，张华夏与张志林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入手探讨技术哲学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长期的交流与合作中，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对中国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合作研究、国际化与对外传播等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此外，朱葆伟、李伯聪、吴国盛、赵建军、高亮华、段伟文等组织和参与的“北京技术哲学”论坛立足北京、辐射全国，有力地促进了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前沿的研究与交流，论坛报告的论文通过朱葆伟主编的《技术的哲学追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出版。

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远德玉、陈昌曙著《论技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陈昌曙著《技术哲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高亮华著《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文海著《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吴国盛著《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戟锋著《哲人与将军——恩格斯军事技术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赵建军著《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伯聪著《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著《工程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何立松著《双刃剑的困惑——技术的价值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乔瑞金著《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文潮、刘则渊等著《德国技术哲学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前著《“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肖峰著《哲学视域中的技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三虎著《重申传统——一种整体论的比较技术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包国光著《海德格尔生存论视域下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伯鲁著《技术究竟是什么——广义技术世界的理论阐释》(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庆峰著《技术现象学初探》(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李三虎著《小世界与大哲学——面向未来的纳米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成岗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学发展的“相互建构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夏保华著《发明哲学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闫宏秀著《技术过程的价值选择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等。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中国从科技现代化和科教兴国走向创新驱动、科技强国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科技创新研究、科技与工程伦理等成为科技哲学回应科技时代和科技未来的切入点。

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主要探讨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与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聚焦科技社会所面临的复杂挑战、科技发展的社会意义、科技的风险与争议等问题。该方向不仅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生态哲学等科技哲学研究交叉，还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有关科技和创新的研究联系密切，所研究问题衍生至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创新、科技与文化、科技与环境、科技与传播、科技与教育、科技与军事、科技与心理、科技与法律等各个方面[※注]。近年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日渐吸收了由科技的社会建构理论发展而来的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方法，从概观性的研究转向对科技社会整体中的互动机制的分析，在具体情境中探析科技实践的动态结构与发生过程。北京大学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等对该方向的开启和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方向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珺珺著《科学社会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黄顺基、李庆臻主编《大动力——科学技术动力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宋子良、王平主编《科学社会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陈凡著《技术社会化引论——一种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惠国著《高科技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任定成著《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对1915—1949年中国思想潮流的一种考察》(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陈筠泉、殷登祥主编《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刘大椿、段伟文著《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陈凡、张明国、梁波著《科学技术社会论——中日科技与社会(STS)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马来平著《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尚智丛著《科学社会学——方法与理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肖显静著《环境与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环境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孙小礼主持的“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曾国屏主持的“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丛书”，殷登祥主持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丛书”“高技术与人文丛书”等。

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该方向的初衷是充分认识科技革命的力量、发挥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探讨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加速技术创新的科技体制机制，研究热点包括知识经济、产学研一体的国家创新系统、低碳经济、自主创新、技术转移、技术壁垒、创新孵化器、基础科学、科技与公共政策、创新方法、创新文化等。这方面的研究使部分科技哲学学者成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者，直接参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创新战略的研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科技哲学领域该方向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金吾伦著《知识管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正风、曾国屏著《中国创新系统研究——技术、制度与知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正风著《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周程著《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立著《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尚智丛著《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例的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李兆友著《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大洲著《技术创新与制度结构》(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永忠著《双重转型中的技术创新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李侠著《科技政策、伦理与关怀》(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易显飞著《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夏保华著《社会技术转型与中国自主创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科技与工程伦理。该方向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80—90年代对生命伦理的引入和有关科技“双刃剑”效应等技术价值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科技哲学界对克隆羊和互联网所带来的伦理冲击的回应使这一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进入21世纪以来，在科研诚信建设、新兴科技的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工程伦理教育、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伦理等热点的推动下，该方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科技与工程伦理研究正在成为科技哲学参与科技伦理治理、影响科技未来发展方向的切入点和生长点。该方向的代表性成果有：邱仁宗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大椿等著《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余谋昌著《高科技挑战道德》(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段伟文著《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伦著《鼠标下的德性》(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傅静著《科技伦理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蒲生著《科学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前等著《中国科技伦理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组织编写《科研诚信知识读本》(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王国豫、刘则渊主编《科学技术伦理的跨文化对话》(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及《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卢风著《科技、自由与自然——科技伦理与环境伦理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环境出版社2011年版)，潘建红著《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雷瑞鹏著《异种移植——哲学反思与伦理问题》(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胡明艳著《纳米技术发展的伦理参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正风、丛杭青、王前等著《工程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科技史、科技传播和科技文化。科技哲学的科技史研究比一般的科技史抽象，大致可分为内史、外史和人物史，但往往不拘泥于这种区分而更重视思想性。内史关注科技的发展，外史关注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人物史关注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人生。没有科技史的科技哲学失之空洞，没有科技哲学的科技史则是盲目的。在自然辩证法及其向科技哲学过渡阶段，科技史与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近年来，科技哲学界与科技史界也意识到科史哲学融合的重要性，曾在北京地区举办过十届研究生科史哲论坛。科技哲学领域的科技史研究以科学思想史研究见长，以科学发展历程为依托，通过阐释科学思想、科学理论形成的背景，理解科技及其本质。相关成果概述性研究较多，近年来日益重视基于扎实的一手文献、调研与实验的研究。除了科学通史、技术通史、中外科技思想史以及爱因斯坦、牛顿、钱学森等哲人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科技史案例研究之外，科技哲学领域的科技史研究更多地关注科技革命与现代化、中西科技思想比较、科技史的方法论等重大问题，如近现代科技革命的内涵与动因、中国16世纪之后的科技为什么落后(李约瑟问题)、西学东渐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科技史编学(如对辉格解释的反思)等。

科技哲学界的科技传播与科技文化研究的主要涉及对科技知识和文化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下中国的内涵及其社会运行的理论探讨与对策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中国开始步入科技时代，科技的“双刃剑”效应促使科技哲学界开始从科技文明、科技风险等维度探讨社会对科技的恰当态度，对科学与伪科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展开了大量的思想对话与交锋。近十年来，在中国科协、科技部等部门的主导下，相关研究逐渐聚焦于科学的传播普及、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公众参与科技、科学文化建设等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科协的相关单位不仅对这些研究给予了大力资助，还在支持一些高校建立了科技传播普及研究中心及科学文化研究中心。

科技哲学在这个方向的代表性成果有，李醒民著《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青松著《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邓东皋、孙小礼、张祖贵编《数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吴国盛主编《科学思想文库》(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刘大椿、吴向红著《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林德宏、肖玲等著《科学认识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刘兵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王鸿生著《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任元彪等编《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调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江洋著《思想之网：哲人科学家——牛顿》(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刘华杰著《一点二阶立场——扫描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吴国盛著《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袁江洋著《科学史的向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醒民著《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华杰著《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晓原、刘兵著《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姜振寰著《技术史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凡、张明国著《解析技术——“技术—社会—文化”互动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乐爱国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版)，程倩春、崔伟奇著《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尚智丛著《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田松、刘华杰著《学妖与四姨太效应——科学文化对话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吴国盛著《科学走向传播》(湖南科技出版社2013年版)，曾国屏等著《科学传播普及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范岱年口述、熊卫民整理《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范岱年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刘大椿等著《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一卷《西学东渐》与第二卷《师夷长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等学者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戈革译的《尼耳斯·玻尔集》凡12卷，范岱年、邱仁宗、李醒民等翻译的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著作以及青年学者张卜天翻译的《科学源流译丛》等译介工作居功甚伟。此外，潘涛、李永平等出版人对科技哲学和科技史等领域的译著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