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70年奋斗和探索，终于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实现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0年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发展历程。它是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世界体系形成后，世界上最大的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超的成功范例。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新探索，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一路同行，反映了伴随工业化、现代化探索中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的编写工作，就是梳理、研究和归纳、总结中国70年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的知识体系，为未来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学术支持。

一 艰难起步、曲折前行的中国政治学

1979年3月30日，北京的春天悄然而至。此时，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已经持续近三个月之久。来自学术界和党政机关各条战线的与会者们思想高度解放、各抒己见，会上出现了多种思潮。为了统一思想，邓小平在这一天来到会场，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这篇历史性的讲话不仅澄清了改革开放应该坚持的原则和政治底线，还明确了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不能仅限于讨论一些基本原则，而是“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这些研究工作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我们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比外国落后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注]正是在这样的指示精神以及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在沉寂了近三十年之后重新迎来恢复和发展的春天。

政治学在中国的缘起更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9年，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在传统经学课程之外另设“政治”专门讲堂。1904年，《京师大学堂章程》在学科门类规划时首次提出“政法科—政治门”，这些都成为中国政治学创建的先声。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时，开始以“政法科—政治门”招收和培养学生，这标志着政治学在中国正式成为独立的实体学科门类。[※注]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变得越发受到重视，是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当时的问题不仅仅是洋务运动所强调的缺少“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不合时宜。

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政治进程的变迁，中国政治学也历经了波澜起伏的曲折历程。民国时期，政治学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193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1946年约有会员140人。至1948年，当时的一百余所大学中已有四十多所设置有政治学系。[※注]由于中国政治学起步较晚，向西方学习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西洋的法政学说早期经日本留学归国人员传入中国，[※注]政治学在课程设置和学科规划上带有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政治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偏重法律，政治学系多落在法学院，形成“政法不分家”的格局，乃至影响后世发展。自20世纪30年代，英美留学生开始在各个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师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英美政治思想和研究方法大规模引入中国。这一时期，政治学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课程和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中国大学，成为重要学术思潮之一。[※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治学需要找寻自己新的定位和功能。一方面，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中国政治学在长期大规模引入西方知识的同时忽略了对很多本土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相较于马克思阶级和革命学说，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对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解释力较弱。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从国家建设和发展模式上全面借鉴苏联，其中包括学科体系。在苏联模式和意识形态下，政治学被视作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是一门“伪科学”。因此，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被撤销，政治学从业者纷纷转行，部分研究和教学工作移至法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研究和教学领域。1960年初，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曾短暂组建过政治学系，但主要教授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久，为了服务外交和因应国际局势的需要，政治学系改成国际政治系，负责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部分区域的国别政治等。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宣布“补课”之后，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研究领域才得以全面恢复。

政治学在中国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中国古代关于政治思想和治国理政方略的学说和著述极其丰富，虽然无法将其视作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但其思想学说以及对政治研究的应用取向依然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传统资源。说其年轻，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学科和研究直到20世纪初才在中国出现，并且其后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现当代政治进程而跌宕起伏，其起点和发展水平相较于西方都有诸多不足，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几代政治学人的“补课”和努力追赶才得以呈现今天的成绩，并依然处于不断积累和成长的过程当中。

政治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规律的学科。从广义上看，一切政治现象都属于政治学考察研究的范围；就狭义来说，政治学聚焦于人类社会的公共事务，如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所言，政治学是研究“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注]。政治学是一门实践性突出的学科，是经世致用、治国安邦、造福民众的学问。政治学来源于政治实践，又应用于政治实践。现当代中国政治学起源于中国社会近代以来曾经遭遇的内忧外患，发展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内部专制、寻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新社会的历程之中。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的钱端升曾指出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注]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其恢复成立后的《五年发展规划（1980—1985）》中提出，中国政治学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特别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也表明，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政治学得以恢复发展的背景，也是其需要参与和服务的对象。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的思想传统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共同铸就了中国政治学的“实践基因”。

本书导论部分将专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状况，从“政治学学科”和“政治学研究”两个维度概要地梳理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7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经历了建制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渐进演化，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多元化、精细化、科学化，这些成绩得益于学科自身的建设和突破、几代政治学学人的奋斗与传承，同时也离不开与中国和世界政治实践的互动。

二 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中国政治学学科自1949年以来走过了70年的成长历程，学科发展的70年镶嵌在中国政治发展的70年当中，其间有转型调适、有曲折沉寂、有恢复发展，直到今天的繁荣兴旺。

（一）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学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学科处在新旧交替的敏感阶段，一方面承袭了1949年之前各个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基本格局，同时对学科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改造。据1949年的统计，之前设有政治学系的高校共有34所，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等，约有教师193人，在校学生1552人。[※注]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此时已经具备一定的学科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军事管理委员会陆续接管各大高校后，采用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方案，保留政治学系和专业，正常教学和招生。然而，官方和学者们也认识到旧时的政治学学科设置和教学研究内容存在诸多不合时宜之处，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1950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要求“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还规定“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和长期的需要”。[※注]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些政治学课程非但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贡献，并且其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被视为对新政权的威胁，因此部分原有的政治学课程被废除，[※注]增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第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共同纲领》规定：“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注]。政府就此开办军政大学和各类培训班推动政治学习运动，并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据统计，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参加了改造学习。[※注]改造旧的知识系统，保证学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人才培养目标的应用型转向。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注]。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不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转向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50年复旦大学率先提出，政治学为新中国培养行政、外交和研究工作三种干部，此后又提出培养中小学的师资队伍。1949年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和1950年设置的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等都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活动的现实需要。

第四，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为了打造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符合社会主义体制要求的学科体系，1952年教育部拉开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其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单科性专门学院，整顿综合性大学。经院系调整，全国在校文科生从33.1%降为14.9%，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类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经济建设结合不紧密的政治学学科被逐步取消。[※注]首轮调整后，设有政治学系的大学仅剩中山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四所，共有学生271人。原来的政治学系大多被撤并到新建的政法学院，融合到“国家与法”的苏联式学科体系当中。当时政治学学科实力较强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政治学系分别被合并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政治学系也被移至中南政法学院。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学科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有关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终结，原来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国家与法的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继续从事与政治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换言之，院系调整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转入或渗入了其他相关的学科领域。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与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新形势，特别是适应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政治学学科得到一次新的调整。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重新开设政治学系，不久更名为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主要负责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复旦大学侧重西欧北美的政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聚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区域性研究所（室）纷纷成立，例如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吉林大学的“朝鲜研究室”、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复旦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室”等。这种学科布局具有明显的国家规划色彩和实用导向，继续体现了学科发展服务国家建设的核心定位。这一时期，为适应研究国外和国际问题的需要，一批西方经典政治学著作相继翻译出版，包括穆勒的《论自由》（1959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963年）、洛克的《政府论》（1963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965年），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处于停滞状态，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中断。政治学发展受到严重压制，政治学学者被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关于大学教育和学科恢复的讨论渐起，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科研首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学科也得到缓慢的复苏。1970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恢复招生，1974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设立政治理论教研室，1977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政治学会，经过这些尝试，政治学获得了少许的发展空间。

（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学科发展

政治学学科的恢复重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体现。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做总结发言，提出政治学要“补课”。邓小平的论断为政治学、社会学等过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学科平了反，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政治学座谈会，来自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二十余位政治学学者参加，包括张友渔、吴恩裕、龚祥瑞、高天、赵宝煦等。会议讨论了发展政治学的必要性、政治学的概念和定义、研究任务和范围、研究方法、教学工作、成立学术团体以及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结构七个方面问题。[※注]这是时隔近三十年后，国内首次举办讨论和规划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会议。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组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相继成立，为政治学进一步走向实体化和建制化做准备。与此同时，各个高校的政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性的政治学团体也开始纷纷恢复或建立，例如，1979年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率先招收“中外政治思想史”硕士；1980年复旦大学重建政治学教研室；1984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复建政治学系等，政治学的“早樱”陆续绽放。

1980年12月24—28日，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共130余人，全国共有23个省市自治区派出代表出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国务院副秘书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真等到会并发表讲话，除了全国高校、研究所、各级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代表外，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宣部、统战部、司法部、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等均有代表出席。会上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推举钱端升、邓初民为名誉会长，王铁崖、师哲等17人为顾问，张友渔为第一任会长，夏书章等6人为副会长，设常务理事15人、理事81人。此后，安徽、上海、山西、吉林、黑龙江、四川等省市相继成立政治学协会组织。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结束筹备状态正式挂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也先后组建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开展各类研究工作和学术研讨活动。由此，来自不同领域和单位的分散的政治学研究力量开始集结，初步形成全国性的政治学组织体系和学术带头力量。

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学科恢复之初，加速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1982年政治学会联席会议提议参考社会学的经验举办短期讲习班，加速充实政治学师资队伍。复旦大学承接举办了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54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培训。[※注]1985年国家教委召开政治学教学研讨会，进一步确立发展政治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方针，全国各个高校陆续设立政治学专业。从1985年开始，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招收培养政治学博士生。自此，由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组成的完整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形成。相应地，中国学者自主编写的政治学教材初步建立起学科人才的知识体系和培养框架，其中包括徐大同等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1980年），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1982年），王邦佐、孙关宏主编的《政治学教程》（1983年），夏书章著的《行政管理学》（1985年），王惠岩著的《政治学原理》（1985年），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的《政治学概要》（1986年）。至1985年，全国政治学专业教师已达百人，在校本科生535人、研究生93人，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书100余种。[※注]学术队伍初成规模并不断壮大，投身到学科发展和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

在学术交流平台方面，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创刊，这是一本“理论性和应用性结合的刊物”，张友渔教授在发刊词中强调这本期刊旨在“成为政治学研究、教育工作者的园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益友，中外政治学届友好交往的桥梁”[※注]。这一时期创刊的其他政治学类期刊还包括《国外政治学》《政治学信息报》《中国行政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导科学》等。

在发展国际交往方面，一些国际知名政治学学者和政治学学术团体陆续受邀访华。来华交流讲学的著名学者包括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罗伯特·达尔以及马丁·李普塞特等。[※注]1982年，阿尔蒙德来华讲学四周，讲学内容包括美国政治学史、美国政治学协会的组织及其活动、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文化理论、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政治等。1985年美国政治学会（APSA）代表团在时任会长理查德·芬诺教授（Richard F.Fenno）的率领下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治学会就发展双边交流展开会谈。同时，一大批西方政治学著作和教材被翻译引进中国，包括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

此外，中国政治学也积极走出去发展。1981年，国务院批准中国政治学会申请加入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此后中国政治学会与国际政治科学协会就成员身份、台湾地位、中国参与形式等展开了多轮磋商，并邀请时任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主席和秘书长来华访问并签署协议。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首次派出四人代表团参加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第12届大会，遵照相关领导的指示，此次出访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结交朋友，增加了解，介绍中国政治学会的情况，并相机宣传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和我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注]。1985年，中国学者代表团再次参加在巴黎举办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第13届世界大会，中国政治学会作为第38名集体会员正式加入IPSA,[※注]赵宝煦教授当选该会执行委员，1988年胡奇安教授当选协会副主席，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政治学正式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政治学恢复重建初期的蓬勃发展除了学科自身在沉寂多年后的活力释放之外，也源自现实政治发展对政治学提出的要求。“四个现代化建设”以及“党中央提出的改革任务”为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指明了任务和方向。中国政治学会的“学会章程”中很早就明确了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宗旨。[※注]学会首任会长张友渔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强调“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课题摆在研究工作的首位，积极地、义不容辞地充当党和政府的参谋和助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政治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指出“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随着开放和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各部门各地区在实践中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采取的各种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决策越来越多，对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政治学研究作为软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政活动，一方面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提升了学科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改革开放十年之后，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产生了短暂的影响。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展与稳定成为主旋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政治学学科在这样背景下再次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首先，学科架构和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政治学均被列为“一级学科”，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学科架构。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今教育部）联合公布研究生学位、学科和专业目录，政治学被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分设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行政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八个二级学科和专业。[※注]在该目录中，“国际政治”（代码0303）与“政治学”（代码0302）平级，同为一级学科，下设国际政治学、外交学、中国对外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民主运动专业。1997年修订的学科目录做出调整，国际政治一级学科被取消，相关专业归入政治学，新的政治学一级学科涵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七个二级学科，[※注]之后一直沿用。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127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目前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近80所，拥有政治学本科学位授予权的高校130余所。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全国性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培养体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学学位授予制度形成并不断完善。

其次，学科内容和组织形式不断丰富，学科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内容和研究范式的拓展，不断涌现出各种政治学的新兴子学科和交叉学科。总体来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治学内部根据不同研究议题和分析对象而分化形成的子学科，例如权力政治学、发展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等。第二类是运用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方法探究其他领域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例如农村政治学、环境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第三类是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的交叉学科，例如政治传播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社会学等。[※注]这些新兴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场景。近三十年来，政治学学科规模增长显著，研究实力不断扩充，形成了高校政治学系、各类校属研究中心、各级党校的政治学教研室、各级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党政机关的研究机构、民间智库和研究所等组成的庞大研究网络。

再次，学术共同体建设和学术成果方面，随着学科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政治学者们的学科认同不断提升，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学术共同体逐步形成。1991年，中国政治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主题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与会学者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注]新的中国政治学会章程强调“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在推进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以中国政治学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刊物《政治学研究》为例，《政治学研究》创刊于1985年，1989年受“政治风波”影响停刊至1995年，在1995年底复刊之初，“经常为没有稿件发愁，也为发行量太小发愁”[※注]，经过几年的恢复和发展，《政治学研究》的来稿量与日俱增，稿件质量不断提升。有学者以《政治学研究》在2000—2015年刊登的1021篇研究性论文展开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刊文数量呈平稳上升趋势，年平均刊文量达63.875篇，其中2003年从平均40篇跃升到62篇，到2008年达到最大峰值92篇。[※注]当前，《政治学研究》年均投稿数量超过千篇，被国内多家学术期刊评价单位评为政治学一级学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最后，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国际学术交流逐步拓宽。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去，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出版外文专著，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年的13篇提升到2017年的307篇。[※注]近年来，受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中国政治学者也更加重视对周边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并亲自前往这些地区开展实地调研，一些科研单位还专门设立了海外调查基金。此外，中国政治学者开始独立创办学科英文期刊，例如复旦大学的Chinese Politi cal Science Review和浙江大学的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等，通过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及邀请国际知名学者组织编辑专刊（special issue），很快进入 SSCI 扩展版。经过40年的恢复重建和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国际排名也不断提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政治学进入并稳居QS全球学科排名前50位。

三 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学科建设为学术发展提供条件。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智力与知识的支持。

（一）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研究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之前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格局，但其研究分布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可分为“自由主义政治学”“国家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三股主要力量。[※注]其中，“自由主义政治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崇尚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学说，关注欧美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权力制衡、政党、选举、代议制度、宪法、社会自治等议题。例如张慰慈的《政治概论》、萨孟武的《政治学新论》、陈之迈的《政治学》等都是介绍和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的代表性著作。“国家主义政治学”主要是指为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学论证和背书的讨论或研究，包括“三民主义”和“醒狮派”的民族主义。另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发端并逐渐兴盛，例如恽代英早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学概论》，邓初民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新政治学大纲》都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在国民政府时期受到压制，处于边缘地位。

1949年后，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转向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周恩来在《动员更多的力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讲话中提出：马列主义必须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同时要求调动旧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随之得到快速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始建立相关研究机构、扩充研究人员。

1952年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被取消，此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政治学研究被分散到法学的“国家与法”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区域国别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虽然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不复存在，但相关领域中的政治学研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知识和人才方面的储备。

（1）“国家与法”研究。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当中，从国家体制、发展模式到学术研究向苏联看齐成了必然选择。苏联的学科体系中将政治研究归入“国家与法”的研究序列，[※注]关注国家与法的阶级本质和经济基础。中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根据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特别关注国家的起源和阶级属性、国家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国家机关体系、中央地方关系、民主集中制、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社会主义宪法等议题。这些研究既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政治体制建构的需要，例如确立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分配，也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统治的各种实际问题，例如民族问题、所有制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立法和法律问题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提高各级干部政法知识和宣传教育群众的需要。

（2）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注]20世纪50年代，党校和一些高校开始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1957年，高放发表《科学社会主义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主张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独立的学科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阶级、革命、国家、政党以及战略五大问题，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和探讨，其间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吴江著《论无产阶级专政》（1958年）、艾思奇主编《阶级和国家》（1961年）等。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阶级等“五大论题”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对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学恢复后的早期教材，如北京大学编的《政治学基础》产生了深刻影响。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是当时因国际和国内形势需要而发展的新兴研究领域，主要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具备“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情怀，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一国的革命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1956年，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先河，全国各个高校陆续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同时陆续出版了教材和专著，如1958年出版的两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内容涵括共产主义同盟问题、1848年欧洲革命问题、第一国际问题、巴黎公社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第二国际问题、联共（布）党史问题、共产国际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注]

（4）区域国别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别是中国与苏联两国发生严重分歧后，中国因为外交、国际合作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加强对欧美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由此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兴起，研究涉及第三世界国家、周边国家以及西欧北美政治。20世纪7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开始冲击美苏两极格局，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同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并说明中国的外交立场，将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视作中国的国际义务。学术界围绕“三个世界”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

（5）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关于西方政治学说的研究早在国民政府时期就存在，例如张奚若在清华大学开设有“西洋政治思想专题研究”课程，相关著作有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萨孟武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等。[※注]1949年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受到一定的阻力，但相关研究并未中断，而是在“国家与法”的研究序列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1962年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组织主编了高校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因为苏联法学界非常注重西方政治学说，此时几部颇具影响力的苏联思想史研究著作陆续引进中国，如费奇金的《政治学说史提纲》（1955年），凯切江的《政治学说史》（三卷，1959—1961年），莫基切夫主编的《政治学说史简明教程》（1956年），等等。同时，一些西方经典著作也被翻译引进，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等。这一时期国外政治思想研究多以引介为主，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多，有的如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吴恩裕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研究发展

1979年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初，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填补因学科被取消而留下的大量学术研究空白。此时，政治学研究第一个热点性的问题集中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如关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学以及什么是政治学研究对象等基础性的学术讨论。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跳出将政治仅仅视为阶级斗争的狭隘观念，结合中国和世界政治的现实变化，开拓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将权利问题、决策活动、管理活动等引入了政治学研究范畴。这一时期，适应政治学学科恢复和高校政治学教学的需要，陆续出版了一批政治学概论性著作，这些著作在服务于教学需要的同时，也完成了政治学基本理论、概念和知识系统的梳理，为政治学研究的开展做了基础性的铺垫。

中国政治学在其恢复和初建时期正值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除了上述学科自身建设的需求之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特别是回应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需要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科学地总结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其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注]20世纪80年代，关于民主法制建设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

（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般性理论探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了现行体制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如何从学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和内涵？如何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处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经验？等等，成为这一阶段政治学界研究、探讨的热点。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筹备处规划中提出：“组织力量对近期迫切性的课题如国家政治体制与机构、文官制度等进行研究。”[※注]张友渔教授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号召政治学者对“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展开研究。[※注]中国政治学会也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理论问题。一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如吴大英、刘瀚主编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李忠杰等著的《政治体制改革论纲》，李会滨、郑邦兴主编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

（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领域和议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领域及议题研究的重点包括：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围绕干部任免、选举、考核、管理、退出等课题展开的广泛讨论；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研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跳出单一的“专政”职能，转向服务于发展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多项职能；党政关系，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实行“党政分开”，学术界出现了关于“党政职能分开说”“党政分权说”“党政分工说”等不同党政关系模式的论辩；[※注]“一国两制”问题，邓小平在1982年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出“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问题的主张，随后政治学者对“一国两制”的内涵和特色、制度安排、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统一进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反腐败，80年代中期后的“双轨制”和监管缺位导致了大量腐败问题，学界围绕腐败产生的原因、如何防治腐败、腐败的经济社会学解释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引进了诸如“寻租”等分析框架；[※注]“新权威主义”的探讨，伴随8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加之“新加坡模式”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成就，让部分政治学者开始反思政治自由化、倡导“新权威主义”，学界围绕民主与专制、政治文化、权威体系、发展模式等议题进行了辩论，该阶段由于“民主”“自由”几乎成为某种“政治正确”，新权威主义到后期遭到猛烈批判。[※注]总体来说，上述研究主题都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应该从何入手、采取哪种方案、如何回应新问题的探讨。尤其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部署，具体阐释改革的目标、原则、步骤和内容之后，相关研究和讨论更加具象化。

除上述议题之外，政治学研究的根系在改革开放的肥沃土壤中伸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拟定的“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注]纳入的议题多达90余个，包括民族区域制度、统一战线、司法制度、官僚政治、西方政治制度等。历次中国政治学会年会的论题也涉及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公民选举权、选举制度、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权建设、基层群众自治等改革议题。此外，关于政治文化、人权理论、市政学、领导科学等议题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政治学研究，一方面是在学科自身建设进一步推进的基础上展开的，另一方面是在与现实政治发展的交互影响中继续发展的。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其一，反思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政治学研究开始从宏大且理想化的政治议题转向关注实际具体的政治社会问题，研究对象趋向丰富多元。其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历史进程，国内层面的经济社会改革呼唤对上层建筑的深度研究，国际层面的不断开放推动了政治学的国际交流。其三，经过十多年的学科恢复和发展，政治学研究的人才队伍、知识系统、训练体系和研究社群已经基本成熟完备，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在新时期的广阔空间中大展作为。

首先，就学科自身的发展需求而言，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在范式和方法上进一步多元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较多沿袭了改革开放前的阶级分析范式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且在引进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食洋不化”问题，90年代则迎来“百花齐放”的时代，并尝试将政治学的各类概念、理论、范式和方法运用到具体中国问题的分析当中：政治学研究更加注重和依托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诸如国家与社会关系、市民社会、发展型国家、压力型体制、协商民主、善治和治理等理论概念被广泛引入中国实证问题的分析和研讨，提升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学理性及其理论深度；各类研究方法也被系统地引入政治学，包括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抽样问卷、内容分析、计量分析等。[※注]除了理论思辨、逻辑推演、知识梳理和描述分析，政治学学者们开始探索变量关系和因果机制，从“what”转向“why”和“how”。与此同时，多元的研究范式不断涌现，例如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法团主义、理性选择、博弈论、系统论等，学者们的方法论意识以及对研究范式和方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持续提升。

2000年后中国学者发表的讨论政治学范式和方法的论文、教材和著作显著增多，实证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比重总体上升。[※注]以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本土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机构开始出现，并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该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范式和方法层面取得了诸多突破，但其本土化的努力尚有不足，在将中国实践经验提升到一般性理论高度并为国际所认可方面较为滞后。此外，伴随方法论自觉的提升，关于研究方法的辩论和反思也开始出现，如何处理量化和质化的关系，如何推进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适配等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注]

其次，政治学研究与中国政治发展“相互给予”,[※注]新的改革开放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参与“世界民族之林”等都亟须现代政治文明建设，该时期政治学研究积极回应、参与时代主题，努力为改革和发展问题提供学理根基、智力支持和解决方案。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从宏观转向中观、微观，从概论性研究趋向专题深度研究，从规范讨论走向实证分析，其主要围绕以下八类领域展开。

（1）政治稳定。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的政治动荡，以及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让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性、协调性和可控性成为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一方面批判前一阶段的多元政治、三权分立、多党制度等主张，另一方面探寻如何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和发展来维持稳定。

（2）执政党建设。稳定和发展成为时代的新主题，维持稳定和引领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执政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下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焦点，相关研究涉及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党与国家（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党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国外执政党的经验等，特别是中共十五大以后，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关系、“法治”与“法制”关系的讨论成为研究风尚。

（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运行机制。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虽然拒绝了西式的民主化道路，但并没有拒斥民主本身，而是在吸收海内外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寻求国际的理解和接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共识。因此，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内涵、逻辑、历史范畴和实践形式成为政治学研究重点，相应地，民主的中国经验[※注]及其具体的制度安排，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政府民主、司法民主等，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其集中成果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知名政治学者起草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4）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推进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必然，在整体社会主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落在了行政管理体制、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该时期关于“三定方案”机构精简、公务员制度、腐败治理、国家能力、央地关系、府际关系、财政制度、绩效管理、公共物品供给、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政府过程，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的关系等行政学议题成为研究的潮流，相关研究很多直接服务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实践和公务人员的培训。2001年中国加入WTO，推动政府继续“自我革命”，网络时代的到来让政府的运行方式和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政府创新、电子政务、网络治理、环境治理、政府回应性等议题的研究随之兴起。

（5）社会转型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带来中国社会的诸多结构性变化，政治学研究开始关注社会转型问题，涉及的关键议题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城市地区单位体制、“三农”问题、城乡之间的流动社会、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阶级阶层和社会流动、弱势群体问题、老龄化和社会福利问题、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认同政治和身份政治，等等。政治学研究不仅具有治国安邦的理想，同时展现出关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大众情怀。

（6）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社会利益的分殊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不同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同的利益诉求、行动方式和心理结构，政治学研究在关心政府、关心社会的同时，开始探究群体和个体层面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涉及的群体包括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大学生、拆迁户、企业家、基层干部、人大代表、网民等，研究议题涉及利益表达和博弈、社会运动、维权抗争、政策参与、选举活动等政治行为，以及国家认同、政治信任、政治社会化、民族主义等政治心理。在对这些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不断科学化，田野调查、抽样问卷和实证分析等得到广泛运用。[※注]

（7）国际议题和比较政治研究，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参与全球化，一方面出现了更多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自我认知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前者推动了比较政治研究，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其覆盖了西方政治体制、国家建构、选举研究、议会研究、政党研究、民主化研究等诸多议题。后者增强了政治学对国家主权问题、人权问题、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国际秩序和中国地位、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全球化的利弊等议题的关注和探讨。

（8）思想流派之争。现实政治的发展还带来思想领域的活跃，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不同的思想流派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和“药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群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尤为激烈，双方围绕“自由优先”还是“平等至上”、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法治先行还是民主先行、效率与公平、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何评价历史、如何消除不平等、现代性问题等议题展开了政治学的论辩。[※注]这些思想交锋加深了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某种挣扎、迷茫和希冀。

从上述梳理中不难看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开拓和议题选择并非空穴来风，要么是基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力的自然展开及推进，要么是出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或是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的回应。由于中国政治体制趋向基本稳定，相关研究开始向制度内部精细延展、向社会和民生层面拓展。同时伴随中国发展取得的卓越成就，在国内外出现了关于中国政体“韧性”（resilience）和“中国模式”的讨论。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政治学研究更加丰富多元立体，更接地气，更加规范化和更具自主性，并开始从取经走向本土化。[※注]除了受到政治发展的牵引之外，政治学研究也直接贡献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和理论工作，政治学者先后参与宪法的修订、公务员制度条例的起草、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以及就廉政建设、干部管理、人事制度改革、行政区划、编制立法、基层选举、港澳台政策等问题向党政部门提供咨询建议。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学研究也迎来新的时代课题和发展机遇。一方面，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已经具备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建设需求，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在前一阶段“百花齐放”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精细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代的政治实践在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丰富的主题、素材和资源同时，也向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这种研究与实践“相互给予”的互动关系在新时期变得更加紧密。

首先，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经过30年的成长，中国政治学学科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出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形成由高等院校、各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政机关研究部门、民间智库等组成的研究方阵。尤其是经过老中青三代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已经从“补课”和“取经”走向本土化，并开始为世界贡献智慧成果。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新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向深度和精细方向拓展，学者们分头专攻具体的政治议题和板块，例如族群冲突研究、民主巩固研究、政党研究、移民研究、民粹主义研究、政治冲突研究、选举预测研究等，中国研究开始跟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比较政治议题相结合。特别是新的研究世代崛起，政治学研究开始脱离宏大叙事转向实证数据的收集、变量关系的探索、因果识别和机制解释，并在问题意识、研究设计、文献定位、实证分析和检验等方面形成规范的研究规程。政治学学者的“数据意识”明显提高，对概念、类型学、操作化、测量、计量分析、稳健性检验等研究步骤的理解和掌握日渐纯熟。值得一提的是，该阶段，计算社会科学方法、量化历史方法、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拟方法和预测性研究等一系列前沿方法和分析工具被引入政治学研究，研究方法的升级成为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引擎，方法驱动、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的合流成为政治学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由于研究的迅速科学化，原来的研究传统被打破，也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和论辩。[※注]

其次，政治学研究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政治进程进入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更为复杂、执政任务更加艰巨，党和政府深刻把握国内外整体形势，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着手，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这对中国政治学提出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相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一方面需要政治学的知识贡献和智力支持，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和素材。新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关键领域包括以下几点。

（1）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学的治理研究进而“从社会转向国家”,[※注]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涉及两个主要层面：第一是理论层面，包括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标准，治理理论的历史溯源和本土资源，国家治理对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等议题。第二是实践层面，探讨国家和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包括放管服改革、机构调整和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环境治理、治理创新等，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状况下的治理能级提升。在国家和政府治理的脉络之下，政治学研究的重心从求变转向求治、从社会转向国家、从民主转向民生。

（2）从严治党与执政党建设。面对新的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依法治国等被提上政治议程，政治学研究除了对这些政治议题进行理论论证之外，还从实证角度对党的干部管理、腐败治理、巡视制度、党内监督、基层党建、区域化党建、党建+社会治理、党与国家机构关系调整、党员管理和党内组织生活、党群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度考察。这些研究大多跳脱出西方“威权政治”的分析框架，直面中国的现实政治，旨在提炼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模式和治党学说。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党际交流、政党在国内国际治理上的角色和责任得到重视，随即“比较政党研究”兴盛起来，相关的研究课题、数据库建设、学术会议、著作和论文显著增多。

（3）“一带一路”和新的“区域和国别研究”。2013年，中国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原来被学术研究边缘化的非英语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受到政治学研究的重视，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和对外投资需要的区域和国别政治研究迅猛发展，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整合相关研究力量相继成立新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发起研究项目，举办研讨活动，推动跨国研究合作、数据库建设和海外田野调查。国家通过“双一流”建设和科研项目基金不断加大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持力度，教育部也多次发文要求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工作。与此前的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不同，该阶段的研究更具学科色彩，政治学的概念、理论、范式、方法、工具等得到广泛运用，并且纳入更多比较的视野。与此前的外部观察为主不同，该阶段的研究拥有更多的实地接触和一手资料。新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走出去的重要窗口。[※注]

（4）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国际战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参与全球事务的频繁，世界政治转型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定位和战略选择、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话语权等也成为政治学热议的话题。具体议题包括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修昔底德陷阱”、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极右政党；国际组织、新地区间主义、全球治理、全球正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援助、总体安全观、国际形象和政治传播、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国际领导力，等等。相关研究不仅在国内服务于国家外交决策，并且达到相当高的国际水准，得以在外文学术期刊上发表，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国家间互信和理解做出了贡献。

（5）新科技的政治学。智能科技的迅猛发展是该阶段的鲜明特征，国家在新科技的研发和运用方面投入惊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区块链、物联网、社交网络等不仅重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行为和交往模式，还给政府运行和管理方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带来创新机遇，同时对社会结构和伦理、个人隐私和安全等形成冲击。一批政治学者凭借敏锐的问题意识投入这些新生事物的研究当中，相关研究涉及政务大数据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舆情分析、公共数据采集和使用安全、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等等。虽然该领域刚刚兴起，却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注]

综合上述几个阶段的归纳和分析，可以管窥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成长历程。40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学科自身演进的规律，例如不断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同时，在中国特殊的时空情境下，政治学研究的生命力与不同时期的中国政治进程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空间和资源、给出了研究的对象和命题，同时影响着研究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反哺和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为其提供智力支持、理论根基，以及现代化的治理技术和理念，中国政治发展需要高水平的政治学研究。这种研究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模式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风向。

四 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机制、演进规律和未来前景

政治学学科建设和政治学研究发展经历了70年的风雨兼程和成长突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从“补课”到“本土化”、从“规范化”到“自主性”、从“取经”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政治学发展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并呈现出广阔的前景。

从动力机制来说，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不同“学术资源”的汇集，包括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以及中国本土政治传统和实践。[※注]西方现代政治学一直是中国政治学补课学习的对象，在较长的时期内为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知识和思想来源、理论和概念工具、方法和研究范式，通过国际交流、海外留学、翻译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知识结构、研究风格和学科布局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当前样貌，其中“政治学”与“政治学科”的格局分布、美国研究传统和欧洲研究传统的并存角力也让中国政治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拥有一整套关于政治关系的性质、国家和政治体制、社会解放和革命等论域的学说，长期引导着中国政治学的价值取向、话语结构、分析范式以及议题选择，尤其在政治学学科被取消的2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使中国政治学得以延续发展。作为一种实践性和发展性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被认为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关键所在。[※注]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本土资源，无论是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研究，还是对当代中国各个领域政治实践的考察，都在提升中国政治学贡献“政治学一般性知识”的潜能。同时，发展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实践的政治学研究被认为是实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必由之路。

其次，除了学术资源，中国政治学的成长还依赖于“实践引领”，现实中的政治实践和政策需求是引领政治学学科建设和政治学研究生长的关键力量，政治学有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未来发展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治实践的需要。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着显著的国家色彩和时代烙印，政治学的命运镶嵌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和国家建设重心的转移，政治学经历了转型调试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学科被撤销，相关研究在“国家与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得以分散维持。6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转变和外交政策的需要，政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得到短暂恢复。改革开放之后，出于反思历史教训和服务“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政治学在最高领导人的“补课”倡议下完整恢复。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家议程引导着政治学研究贡献智慧和解决方案。90年代初，学科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的调整直接源于对80年代末政治风波的反思。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上层建筑的政治建设，同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也亟须政治学给出解释和提出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启的政治建设议程以及提出的具体政治表述都牵引着政治学研究的焦点选择和议题变迁。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学科扶持和资金投入进一步带动了政治学研究服务实践、资政建言的功能发挥。总之，中国政治实践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材和广阔的应用场景，政治学研究也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贡献了学术智慧。

从演进规律来看，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上不断建制化和国际化，在学术研究上持续专业化和科学化。在建制化方面，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科门类、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学位授予制度、学术评审制度、学科评价体系等建成并完善，政治学的院系和科研平台建设、学位点建设、资政渠道建设、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交流机制（协会、期刊、会议、网络平台）等稳步推进，政治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完善，研究教学团队、学术人才梯队已经建成。新时期，国家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上持续加大投入，学科发展的规划和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为政治学学科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在国际化方面，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不仅从封闭走向开放，而且从初期单方面的“取经”和“拿来”逐步走向知识生产的“本土化”和科研成果的“走出去”，从西方理论和概念的“试验场”日渐变成发现新知识的“梦工场”，从浅层次的人员往来、学术翻译、学生学者外派到深层次的科研合作、思想激辩和政治知识共建。中国政治学已经从过去与外界的“机械联结”变成与世界的“有机联结”，并且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其话语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

展望未来，经过几十年的学科成长和研究积累，中国政治学已经具备一定的学术根基，新时期的中国政治进程为政治学做大做强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几代政治学人的持续努力为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势能，未来前景被普遍看好。具体而言，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国内外政治学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相关争论聚焦在西方政治科学与中国政治研究两者的关系上，涉及诸如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和本土性等议题。近年来，倡导政治学“本土化”的声音显著增强（参见图0—1）。

中国的政治学科从20世纪70年代末得到恢复以来，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其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从问题的角度看，政治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迅速发展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影响力较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的发展为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法学界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程中，在提供智力支持、咨询规划和理论总结创新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学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相形之下，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尚不充分。

二是，尚未建立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为例，在新的历史时期，众多社会学者深入中国社会生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观察、记述和认识中国社会关系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特点、规律，逐步摸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以文化人类学为学科特点的中国文化人类学学派，开辟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学术发展道路。相形之下，中国政治学尚未形成具有显著辨识度的学科学术特点，尚未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方法体系。

从政治学学科发展总体过程与现状上观察，当今中国的政治学，学习型、运用型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演绎性多于归纳性，批判性多于建设性。应当说，造成中国政治学发展迟缓，落后于现实需要，落后于相近学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研究方法论的领域和角度审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和进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总体上仍然在沿用20世纪初及中叶中国政治学初创时期建立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从研究对象与类型上看，中国政治学以政治哲学研究为主，政治科学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注]

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政治学科的成长以及迈向世界一流，但“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去解决”，中国政治学有望伴随着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在科研实践中不断探索，提升超越，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