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程相一致。70年来，国家理论研究一路走来，出现了多种研究主题。梳理70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划分为三大议题：国家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国家理论研究和比较国家理论研究，每一个议题又可以做进一步细分。本章将围绕上述三个议题，就7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述评。

第一节 国家基础理论

1949年以来，我国政治学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以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主，兼顾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中的相关理论学说；二是改革开放初至21世纪初，继续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研究主线，同时引入了大量新的议题，包括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三是从21世纪初至今，在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的基础上，对晚近西方国家理论和中国历史国家理论投以较多注意力，研究方法上也越来越呈现出科学化、数据化以及比较研究的倾向。综观70年来对国家基础理论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研究始终居主导地位。

一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国家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研究西欧资产阶级国家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国家观，反映了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有关国家的历史起源、阶级性质、类型与职能、历史归宿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逐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综览70年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学说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上。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针对19世纪西欧社会的现实，在反思和摒弃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国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它们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文本。

首先，黑格尔国家学说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关系。黑格尔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黑格尔把国家看作“绝对精神”在世界历史演进中的最高阶段，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性”。针对这种观点，郁建兴等指出黑格尔的国家观突破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机械联系，代表了“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的完成”，反映了维护政治共同体和实现个体自由、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有机统一的需要，因此不能将黑格尔的国家观纳入“极权主义”“自由主义”等范畴，也不能将其价值一概否定。[※注]陈炳辉从“文化”的角度把黑格尔国家学说解读为“政治文化论”。在他看来，黑格尔在论证国家起源时对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对伦理理念从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的三阶段发展过程的论述、对政治情绪和政治制度主客观辩证关系的讨论等，表明其所论述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是一个文化实体，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性”上，黑格尔的国家观因此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注]

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从“逻辑观念”层面来推演国家起源的论证方式转变为从“社会历史”层面来追溯国家起源和演化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化为阶级且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国家作为一套复杂的暴力机器，是统治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工具；国家从历史的地平线中产生，也将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新生产力代表者的无产阶级将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这一方面，刘俊祥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方面，包括辩证法思维、个人主义批判、劳动分工、个体发展与国家起源，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注]

其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动力来源。除黑格尔国家学说外，18—19世纪西欧的社会现实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尤其是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运动。这些事件既使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资产阶级曾经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又使他们看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一面，以及无产阶级将肩负的历史重任。陈周旺认为，19世纪的法国政治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供了现实动力，它使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深刻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通往无产阶级国家的道路。[※注]汪仕凯则从马克思、恩格斯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解放”的角度来定位其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只是他们建构起来的通往这些目标的关键环节和必要手段。[※注]也有学者专门就恩格斯晚年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如在蔡定剑看来，恩格斯晚年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主张可以概括为“组织真正人民当家做主、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权”[※注]。当然，大部分学者还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的角度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再次，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地位。列宁是首位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落实到单一国家和非西欧国家的革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于列宁的国家学说，在冯同庆看来，列宁对资本主义国家持“辩证”而非完全“否定”的态度，即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另一方面又给予其历史地位；既揭露其虚伪的一面，又肯定其某些正确观点。[※注]郝良真、何祥林就列宁的国家分类问题进行了阐述，在他们看来，针对1920年前后的国际背景，列宁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当时的国家划分为三大类型：占世界人口70%的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战败国以及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少数获得利益的战胜国；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注]这种划分为理解当时的世界政治力量分布提供了重要的指导。蔡拓则专门就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论述，认为列宁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现实，且直接领导了数年的社会主义实践，重温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防止社会主义变形和变色。[※注]

最后，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性质和职能是由统治阶级的属性决定的。唐兴霖根据上述观点，把国家的职能划分为“阶级性”和“公共性”两个方面，它们统一存在于国家实体中，赋予国家阶级压迫和社会管理两种职能，具体通过国家在政治统治和经济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现出来。[※注]李勇锋和尹继佐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划分为物质利益论、阶级分析论和斗争手段论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它们既是区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和政治统治职能的主要依据，也是这两种职能赖以相互转化的有机环节。[※注]周琪、王沪宁则认为，李勇锋和尹继佐忽视了国家性质的问题，以经济管理职能为例，它必须以国家具有的阶级性质作为依据，忽视国家性质来谈国家职能，将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全面理解。[※注]

除此之外，马克思等人有关国家形态、国家消亡等的论述也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在国家形态方面，国家是如何从原始社会破土而出的？国家的历史演进主要包含哪些阶段？马克思主义有关各种国家形态的论述，有关国家消亡的主要含义和基本条件的论述，以及东方社会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等，都是有关国家形态和国家消亡理论的主要探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还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消亡的理论与“治理” “善治”等当下主题结合在一起。例如，在俞可平看来，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性任务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主张创造条件、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做到“还政于民”，它表明了“现代政治的重心开始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型”[※注]。

（二）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主要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则主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变化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生活状况、组织方式等已迥异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与20世纪上半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取得革命成功的苏联和中国也差异甚迥。新的时代背景呼唤新的国家学说，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应运而生。它力图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情况，从阶级基础、国家职能、权力结构和统治方式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解构和重建，使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范围清晰的概念，但法兰克福学派被公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代表性人物包括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阿尔都塞等一大批声名卓著的思想家。20世纪晚期，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又聚焦了一大批思想家，包括拉克劳、墨菲、列菲弗尔、米利班德、利奥塔、德里达等，原来归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思想家也被纳入后马克思主义范畴，其中包括哈贝马斯、奥菲等人。不论新马克思主义抑或后马克思主义，都以反思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作为使命，反对单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国家，认为阶级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并非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简单对应关系。

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旋即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主题。在有关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总体研究方面，2004年，陈炳辉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对葛兰西、阿尔都塞、普朗查兹等12位西方思想家的国家学说进行了述评，是为有关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杨雪冬把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分类，将它们划分为“工具主义”“结构主义”“仲裁者”和“制度平台”四种类型，对应的代表人物包括米利班德、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奥菲、杰索普等。他们主要从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阶级关系与国家自主性、福利国家和合法性危机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修正和重建。[※注]

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国内学者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热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政治领导权”理论为国内学术界所热捧，它强调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管控功能。郁建兴、肖扬东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葛兰西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角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的新方向。[※注]拉克劳、墨菲、哈贝马斯等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则把葛兰西的“政治领导权”理论发展为“话语领导权”理论，他们强调社会历史演变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主张用激进的多元民主来取代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用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等。在陈炳辉看来，这些新观点反映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解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概念等理论的努力，它们表面上具有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却已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注]

国家的统治策略也是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重点。普兰查斯区分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主体的政治意志”之间的差异，指出前者较后者更缺乏纯粹性。以此为基础，普兰查斯把国家看作一种通过“策略”来统合社会矛盾、实现有机建构的政治结构。肖扬东认为，这一定义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阶级”角度来理解国家的做法，表明普兰查斯不再完全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注]南丽军则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从社会文化层面赋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新的内容，把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和合法性等都纳入国家统治策略的设计中，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理论框架，也没能提出新的、明确的国家概念，没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和超越。[※注]

“国家消亡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列菲弗尔从阶级统治、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职能三个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重新解读。在他看来，并非所有国家都拥有阶级基础、具备阶级性，国家可能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因此，国家政治统治职能的消亡应快于经济管理职能。国家整体的衰退则是一个更慢的过程，它会借助阶级力量来加强自身。针对列菲弗尔的观点，方贻岩指出，列菲弗尔是从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国家消亡论”的，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与过渡性关系的论述，而且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强调“过渡性”而否定“阶级性”，从而人为地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整体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注]

二 自由主义国家学说

自由主义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对立面。它兴起于17—18世纪的欧洲，深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浸染，在西方国家占据主流地位。这一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和西方现代国家的轮廓，且一直延续至今。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流派的国家学说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评析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的国家思想；二是关注其新近演化的方向，尤其是其有关国家职能的论述，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比较。

（一）自由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是公认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三大代表人物。他们提出“自然状态”“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等理论以说明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功能，它们构成了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容。霍布斯主张，国家是避免人与人之间陷入“战争状态”的正当权威，它维护人的平等、自由和安全，具有至上性、不可分割性和不可回收性等特点。也基于此，国家不参与同人民的缔约。黄裕生就“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这一问题，对霍布斯的国家学说提出质疑和批驳。他认为，霍布斯的这一观点与他把“国家建立在人与人相互订立契约基础上”的设想产生矛盾，忽视了契约本身的性质问题。[※注]苏力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霍布斯和洛克的国家学说进行评析。在他看来，这两大思想家的国家观“都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人民追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工具”，以贴合欧洲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注]卢梭把“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作为现代国家产生的前提，全意志和超阶级的法律是实现它们的保证。陈禹鼎指出，卢梭的“国家”是“全民主权国家”,“民主共和国”则是其国家主张实践的结果，不过，由于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掌握国家权力，“全民主权”最终可能蜕变为“资产阶级主权”。在这一意义上，陈禹鼎认为，卢梭的国家观存在空想性。[※注]

部分学者把上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国家观与近代共和主义代表人物马基雅维里的国家观进行比较。陈华文认为，马基雅维里关于国家起源和新政治秩序建构的观点实际上与霍布斯的很相近，但他对于君主与共和关系的看法则使他的国家学说呈现出“自然生成与人为创建”两面兼具的特点，这也是后人对马基雅维里评价不一的部分原因。[※注]任剑涛指出，综观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和洛克三人的国家主张，它们呈现出一条“驯服国家与驯化君主的国家建构理论进路”，同时也遗留下了“国家主义”和“英雄崇拜”两种精神病灶。这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后发国家的现代建国之路亦很难避开这些病灶。[※注]

（二）自由主义的国家职能理论

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贯穿于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整个过程，具体涉及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时机、方式等。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各种版本的自由主义观。邹永贤把自由主义关于国家职能演化的理论看作“现代西方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轨迹”[※注]。庞金友也认为，这是西方国家现实情境变化的反映，强弱政府的交替出场表明了“国家观念没有终极理论”，关键是要符合社会需要和客观规律。[※注]其中，新自由主义国家学说试图在自由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开辟出一条中间道路。它批判过度的个人主义倾向，强调道德责任和公共义务，同时支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经济活动，积极为国家管理社会生活辩护，认为国家能调解社会矛盾和维护和平，代表性人物包括早期的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以及晚近的大卫·哈维等。解海南指出，新自由主义国家学说实际上是以新的方法来追求旧的目标——个人自由，结果招致了传统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面攻击。[※注]熊光清、杨虎涛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混合物，它既要求国家进行政治管制，又希望政府兜底危机、保护垄断。并且，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学说转化到政策实践上，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间也会存在诸多异质性和非均衡性，它可能放大理论本身的问题，加剧现实社会的冲突。[※注]

三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学说

（一）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

社会民主主义也是近代西方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一定程度上又吸收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其代表性政治力量主要是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党或社会党。社会民主主义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参与调节社会再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型国家和福利国家。同时反对一元式的国家主权、倡导多元民主和联合统治，鼓励工人阶级参政，以改良而非革命斗争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

拉斯基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观的典型代表。对于他的国家理论，陈永忠等指出，拉斯基的国家学说不同于其他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超阶级国家观”，他主张从实际出发，由经济民主实现社会正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本质和职能。[※注]殷叙彝则从西欧社会党的治国主张和行动纲领等出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及其实践进行评析。他指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基本都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基本主张，他们把社会管理职能置于国家职能的首要地位，认为国家是“一个超越阶级之上的代表全社会的机构”，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围绕特殊利益展开竞争或合作，它们在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国家的性质。殷叙彝认为，这可能会加剧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导致工人阶级无法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继而过渡到社会主义。[※注]

（二）第三条道路的国家理论

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一系列演化过程。在20世纪中期，它以民主社会主义自居，到20世纪晚期，为了摆脱传统福利国家的重压，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凤凰涅槃，演化成“第三条道路”。顾名思义，“第三条道路”即介于传统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思想家吉登斯出版《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系统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此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理若斯潘等西方政要都宣称遵循“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第三条道路”红极一时，形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欧洲”。“第三条道路”理论一方面延续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主张国家应干预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实行多元民主和联合统治等，同时又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主张重新改造福利国家，实施基于责任基础上的“积极福利”政策、重视家庭和社团组织的作用。

“第三条道路”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末传入中国，一时如一股清风吹遍中国学术界。作为对该理论的总体介绍，杨雪冬、薛晓源于2000年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郎友兴也于同年出版《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他们都对“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了总体性介绍，内容涉及该理论的起源、主要主张、主要争论等。对于这一理论的专题性研究，陶涛指出，“第三条道路”和“全球治理”对于世界相互依存和国家主权转让等的强调，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配置社会资源上存在的局限，公民社会和全球化的势力更是难以阻挡。[※注]郭忠华曾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吉登斯思想，在其出版的多部著作中都对“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了论述，包括“超越匮乏型经济”“对话民主”“生态政治”“认同政治”“情感民主”“气候变化的政治”等。[※注]

四 西方晚近国家学说

（一）“把国家带回来”

“回归国家”学派是20世纪中期美国学术界兴起的一股重要学术思潮。在风行一时的“行为主义”范式的主导下，政治学研究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关心国家、制度等宏大主题了，而主要集中于研究人们的行为、情绪等细节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批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开始取道历史研究方法、重新回到国家主题。代表性人物包括巴林顿·摩尔、查尔斯·梯利、西达·斯考切波等，代表性著作包括《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把国家带回来》《利维坦的诞生》《国家与社会革命》等。

“回归国家”学派于20世纪末传入我国并受到重视，出现了大量有关这一理论流派的成果。在周毅之等看来，“回归国家”学派的出现是美国政治学界与欧洲同行竞争学术话语权的反映和产物，它既表明“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也开启了这一主题研究的“科学时代”。他们受行为主义的影响，主张从现实社会问题出发，通过观察和分析国家在制度设计、市场活动、革命、战争、社会运动等活动中的角色、策略和行为选择，建构起对于国家的认识。换句话说，“回归国家”学派是把国家视为具有独立意志和行为能力的行动主体。它催生出许多用于分析和评估国家行为的分析性概念，例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内特尔的“国家性”，以及晚近颇受关注和讨论的“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等。[※注]刘剑则从知识谱系的角度比较了新马克思主义与“回归国家”学派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论述。在他看来，“回归国家”学派发展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把国家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现象来进行分析，突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但遗憾的是，“回归国家”学派没有明确回答“国家是什么”这一问题。[※注]

（二）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

就一定程度而言，新制度主义国家观也是建立在对行为主义反思的基础上。它认为行为主义忽视了组织、法律、历史遗产等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个体偏好和集体决策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别，单从“行为”的角度不足以理解全部政治现象。新制度主义内部可以划分为众多流派，如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学派、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不同流派对于国家也存在着迥异的理解。例如，历史制度主义偏重于从社会结构、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理性选择学派则侧重于从行动者的目的和理性角度来解释国家。

新制度主义于20世纪末传入中国，并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主题。何俊志较早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政治科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004年，他出版《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专著，就旧制度主义存在的问题、历史制度主义为政治学研究提供的新视角、制度的作用、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与行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总结，是较早对历史制度主义展开全面研究的著作。[※注]在有关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总体性述评方面，胡永佳较早进行了综述。1997年，他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述评》，就新制度主义有关国家起源、国家性质、国家模式、国家职能、国家目标等问题进行综述，是理解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一篇较好的入门性论文。[※注]此后，还有部分学者就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总结出三种主要路径，分别是路径依赖、路径替代和路径偶然。[※注]杨雪冬就诺斯的国家理论进行了研究，突出体现在对“诺斯悖论”的分析上。在他看来，借由“产权”理论，诺斯抓住了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潜在冲突，直接把“国家”置于“矛盾状态”。[※注]黄新华则就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主义关于国家经济职能的问题进行比较。在他看来，这两种国家学说都肯定了国家对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对经济发展的“双刃”性影响，但新制度主义进一步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经济职能的主张，它关注到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诸多要素的作用。[※注]

第二节 中国国家理论

中国国家理论是国家理论研究领域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如何在理论上刻画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有哪些动力推动中国转向现代国家？当代中国展现出哪些特殊形态？中国的国家建构经验在国家理论领域有何独特贡献？这些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学术界有关中国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本节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国传统国家理论、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动力理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理论。

一 中国传统国家理论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传统国家形态。如何认识和勾勒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这是学术界在理解传统中国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基于不同的分析立场，学术界提出过诸多有关传统中国国家形态的概念。例如，赵鼎新的“儒法国家”、赵汀阳等人的“天下国家”、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许纪霖的“家国天下”等。这些概念的分析重点不一。有些将重点放在对传统中国政权和国家形态的勾勒上，如“儒法国家”；有些则将重点放在对传统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总结上，如“差序格局”。鉴于本章以“国家理论”作为叙述主线，故将重点放在有关政权和国家形态的总结上。在这一方面，“儒法国家”和“天下国家”近年来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影响。

（一）儒法国家

“儒法国家”是旅美学者赵鼎新教授提出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与国内学术界已经存在的“外儒内法”[※注]观点存在亲缘性。根据后者，在从汉代到清代这一较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国国家政权一直沿用“外儒内法”的统治策略，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倡导“人本”“仁义”，但实际上也依赖法家，强调“以法而治”。中国传统政治从而体现出“外儒内法”“儒法相济”的特征。近年来，赵鼎新先后出版《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其“儒法国家”的主张。

根据赵鼎新的界定，“儒法国家”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注]。在他看来，这一国家模式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才基本解体。“儒法国家”因此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政治模式。

儒法国家是如何兴起的？对于这一问题，大部分学者把它归结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政治形势造就了“儒法国家”。在赵鼎新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需要以及由此导致的“工具理性文化”是造就“儒法国家”的基本动力。战争推动了工具理性文化的发展，使社会不断趋于理性化。同时，战争也造就了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大一统国家再通过驯服战争而实现社会稳定。在赵鼎新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譬如，与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相比），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注]。

“儒法国家”为什么能够延续？对于这一问题，“儒法国家”的倡导者主要从“儒家”和“法家”两方面寻找解释，认为“儒士阶层”和“儒家文化”为统治者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政治合法性；法家则为统治者提供了理性主义基础和制度规范。对于儒法两家在儒法国家中的功能，赵鼎新认为，儒家集中体现在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供给上，而法家则集中体现在工具主义的驭民之术、中央集权型科层制国家的建立以及严密法律体系的形成上。例如，对于儒家的政治功能，赵鼎新指出：“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他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注]

（二）天下国家

“天下国家”代表了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国家的另一种理解。“天下国家”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政治观念紧密关联，是基于“天下”观念衍生出来的“国家”理解。“天下”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它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想象，也是当时人们对已知地理空间中的“文化/政治秩序”的思考与安排。[※注]

要理解“天下国家”，首先必须理解“天下”概念。邢义田追溯了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演化史。殷商时期虽未出现“天下”词汇，但通过“服制”而形塑了“天下”的基本结构。西周初年，“天下”词汇正式出现，认为“天下就是由文化较高的华夏诸邦和落后的夷蛮所组成”。战国时期，天下观念最终形成，认为天下“是由本不相干的方位观、层次观和文化的夷夏观交织而成。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地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秦统一后，“大体而言，中国人的天下观并没有基本上的改变。尽管两千年来和中国接触的外族代有不同，但是变化不大”[※注]。

相比于邢义田从历史维度总结“天下”观念的演化过程，王柯则从“内涵”角度归纳了“天下”的三层含义：其一，对理论上的天下和现实中的“天下”进行区分，理论上的“天下”指按照正统王朝思想进行理解，统称为“四海之内”，而现实中的“天下”则指王朝政治权力实际上或被认为应该达到的领域，主要指“九州”；其二，“天下”基本的政治结构主要包括“内服”和“外服”,“内服”指由天子和朝廷直接管辖的区域，即王畿；“外服”则指由天子和朝廷间接统治的区域，即诸侯国；其三，“天下”是华夏与四夷共同的生活空间，且通过濡染华夏文化，四夷迟早会成为九州天下的一部分。[※注]

基于对“天下”范围的不同理解，李大龙勾勒了“天下国家”的主要形态。在他看来，“天下”是一个难以明确具体范围的词汇，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范围，但它是古代中国人经常用于表示“中国”“正统”皇帝理想中的管辖区域。可以将“天下”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郡县（府州）统治区、特设机构统治区和外围民族政权羁縻统治区。由此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个层次：郡县（府州）统治区是王朝政治权力能够实际到达的区域，特设机构统治区处于王朝政治权力实际控制和名义控制之间的模糊地带，羁縻统治区则是皇权无法直接到达，依赖诸侯和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的区域。“天下国家”的三个层次反映了王朝政治权力从实际控制走向名义控制的动态过程。[※注]

总体而言，“天下”是前现代中国人基于地理空间而形成的关于世界政治秩序的想象，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和“正统”而不断扩展开来的政治同心圆结构，与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背道而驰。具体而言，“天下国家”主要以以下三种理论为基础：第一，“大一统论”，即政治上一统乎天子，文化上一统乎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第二，“畿服论”，即依据“服制”，形成以王畿为中心的同心圆状政治秩序与地理分布格局；第三，“夷夏论”，即以“畿服论”为基础形成的对外民族关系，其核心在于，华夏居于中、夷狄居于表。

二 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动力理论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中国从此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学术界的认识并不统一。综合起来，主要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内部因素说”“外部动力说”和“内外均衡说”。

（1）“内部因素说”将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内部。它与美国史学界已经存在的“中国中心观”存在智识上的关联。“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注]按照这一观点，鸦片战争及以后事件尽管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压力，但它们只有经中国的内部结构才能发挥作用。“内部刺激说”在中国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张媚玲认为，中国近代国家转型深受历史惯性的影响，“历史惯性总是在长时段下形成并塑造着下一个时代的基本面孔”，长期“大一统”政治诉求的惯性和儒家传统文化的惰性，影响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以及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方式和建设道路。[※注]其还探讨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选择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原因，认为“封建帝制”只是传统政治思想观念之外形，中国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政治观，才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与西方国家的“联邦制”乃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结构类型，“中央集权制”暗合了“大一统”思想。[※注]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均选择了“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合理和必然的选择。“内部因素说”并非完全无视鸦片战争以来外部因素的刺激，它只是强调传统历史文化、制度遗产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内部因素相对于外部因素的重要性。

（2）“外部动力说”也与海外中国研究存在智识上的关联。美国学者李文森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注]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一个观点——“外部动力说”，并在中国学术界形成重要回声。

在这一观点看来，西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主要体现为“内生型”变革，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则是“外生型”的，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驱使下畸形步入近代社会的。闾小波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防御型现代化”，即“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现代化运动”[※注]。杨春时也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外发型”的，“它不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要求，而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提出来的；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来自西方文化传统”[※注]。

（3）“内外均衡说”则认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影响，而且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影响，因而不能将现代转型的动力完全归结于“内部”或者“外部”。例如，徐奉来认为，“外部因素激发起来的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动因素。这种主动因素同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近代化的自发因素汇合起来，就逐渐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注]。林尚立也认为，“中华民族实现千年古国的整体转型，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发展模式，造就这种奇迹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来自中国人对自身历史遗产的创造性转换”[※注]。

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具有复杂的动力机制，不能完全归结于“外部动力”的推动，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内部因素”的制约。传统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现代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强大刺激和示范效应，对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解释过程中，关键还在于将内外部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它们如何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转型。

三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

尽管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建构”概念存在不同理解，但以下要素通常被视为其基本：主权的建立、民主制度的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些要素通常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某些标志事件联系在一起。具体到中国，以下事件通常被看作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鸦片战争、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其中，鸦片战争被看作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起点；辛亥革命是传统封建帝制终结的标志，中国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而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发生调整，即从近代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体制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改革开放则使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一）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较量，成为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新纪元，开启了中国人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并成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分水岭。[※注]一方面，鸦片战争使当时的中央财政危机四伏，从而动摇中央政权，撬动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权力的根基，从内部瓦解了传统帝国结构；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使当政者和社会精英阶层认识到传统帝制结构无法与新生的民族国家相抗衡，制度绩效的衰变注定了战事的失利，国家结构的转型不可避免。[※注]士大夫中的极少数先觉者开始开眼看世界，使得传统世界秩序观念被打破，中国由“天下”回归“国家”。[※注]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催生了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或许是因为直到列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注]。

（二）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被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这集中体现在现代政权建构与民族建构两个维度上。

就现代政权建构而言，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首先，破除政制变迁的帝制锁定，建立了第一个“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宪政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中国“从此再也无法回到皇权的老路上去”[※注]；其次，勾勒了现代中国的基本蓝图，即民主、分权和统一；再次，推动国民政治观念的嬗变，中国政治观实现现代转型，从“天下”观转向“民族国家”观、从“臣民”观转向“公民”观。

就民族建构而言，“经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向‘五族共和、五族一家’，使得‘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得以强化，初步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型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转折，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新起点，[※注]民族关系也由传统的“夷夏之别”转变为各族平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相较于现代国家的建构而言，辛亥革命在民族建构上的理论准备不足，遇到了难题，即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注]因为在辛亥革命前，西方传入的是“一族一国”的单一民族国家观念。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以一种零星的状态传入中国，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五四运动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之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指导思想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注]建构方式由片面的政治革命转为全面的社会革命。[※注]

首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剥开了国家权力的神秘面纱，看到了国家本质，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相对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说则把国家看作社会个体之间订立“契约”和“同意”的产物，声称为了所有社会个体，实际上却服务于少数统治者。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宪政和政党政治虽然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但这只是少数精英而非众多国民的民主，[※注]西方民主共和的建国方案从而被否定。其次，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国目标，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终将被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取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而意识到民主的阶级性，即没有全民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民主才是多数人的民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奋斗的目标。[※注]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途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工人政治”开始蓬勃发展，并且建立起了坚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四）改革开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人民共和国和主权国家得以初步确立”[※注]，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奠定了政治基础，至此，始于鸦片战争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初步完成。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主要是“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开始进入全新的阶段。

贺东航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取得的主要成就应以改革开放为起点，改革开放对传统的集权体制进行调整，以放权作为基本取向，从而使许多要素从国家流向社会，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他还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其一，现代行政科层制的成长，初步建构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官僚行政国家体制；其二，国家在沟通、利益表达、聚合、决策制定、政策实施与政策输出等方面的能力增强；其三，政权合法性的巩固；其四，公民社会的成长。[※注]

改革开放促进了现代民主国家建构。徐勇认为，自1949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初步建立以来……国家建构带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民主—国家建构”明显滞后于“民族—国家建构”。[※注]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心在于独立主权国家建设；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开始由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迈进，开始尝试理顺党政关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四 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理论

当前中国到底属于何种形态？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种提炼，形成了各种有关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素描。其中，“政党—国家”描述了中国当前国家形态的宏观形象，而“税收国家”和“预算国家”则从某些侧面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建构所取得的成效。

（一）“政党—国家”

鉴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部分学者提出“政党—国家”概念。在这一观点看来，“政党—国家”既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同时还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任剑涛认为：“从国家建构的角度看，政党国家是革命建国的产物。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治国基本方式就是以党治国。”[※注]

中国缘何走上“政党—国家”的道路？任剑涛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进行了阐释，“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兴起，是由于帝制中国内部很难生长出民族国家，需要先知先觉的建国者促成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从理论的角度讲，后发外生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借助于一种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才足以解除国家建构的窘迫状态。在足以实现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上，只有政党国家具有优长之处。政党国家借助于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将分散的国家建构力量迅速聚集起来，以政党强大的政治意志形成国家的建构意志。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的国家形态也有促成国家发展奇迹的效用”[※注]。也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政党—国家”体制植根于中华文明体中。

关于“政党—国家”的优点，在部分学者看来，“政党—国家”的最大长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应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紧迫感和效率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通过严密的党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政党—国家”能够有效应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能够对国防建设、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等项目进行长期规划。[※注]

（二）“税收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改革前的单一结构转变为改革后的混合结构。针对这种变化，有学者提出，中国开始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注]

对于“税收国家”的建立基础，主流观点认为，“税收国家”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国家财政收入依赖于税收。但针对中国的情况，也有学者提出，“税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而不是所有制，“税收国家”不是私有制的专利，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能够实现“税收国家”。[※注]后者为中国向“税收国家”转型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向“税收国家”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被重构，纳税人意识开始形成和发展，财政民主的要求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强烈，要求国家治理做出回应。马骏由此提出了两个理论命题，即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高，中国向“税收国家”的转型就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就越大，民主化的社会要求就越强烈；在财政收入中，利润和租金的比重越高，国家对社会的依赖越小，国家的自主性越高，民主化的社会要求越弱。[※注]然而，当前中国财政是混合型的，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的特征仍很明显，因此，现阶段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仍不是很高，纳税人意识不强，公民权要求也不高，同时，国家的自主性依然很大。张长东认为房产税征收也许能成为一个契机，政府真正从老百姓口袋中直接掏钱，这将有可能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从而提升政府的回应性和问责性，进而改善公共物品的提供。[※注]

（三）“预算国家”

建立“预算国家”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议题。王绍光最先提出“预算国家”概念，认为有预算不一定是“预算国家”，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现代预算制度，且只有“税收国家”才可能演变为“预算国家”，尽管“税收国家”只是“预算国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注]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是“预算国家”必备的两个显著标志，且财政统一是预算监督的基础。“预算国家”的产生实际上是“税收国家”遭遇危机时采取的应对措施，即国家汲取能力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张力。[※注]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逐渐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国家预算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国在短期内进入“大政府”时代，为应对挑战，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公共预算改革，以1999年试编部门预算改革为标志，中国开始向“预算国家”转型，并形成一个以项目支出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制。[※注]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有三种模式，即先统一后监督，统一与监督交替推进，先监督后统一。

关于“预算国家”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将使得国家治理的最核心部分发生根本性变化，整个国家治理变得更加高效且负责。[※注]“预算国家”构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关怀是“政府再造”，包括“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再造，从整体上重塑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从而使得政府各个部门的行为趋于规范。也有学者认为，预算改革为中国的反腐提供了一项基本制度供给，有助于防止腐败。[※注]

第三节 比较国家理论

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重要主题，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国内学术界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投以较多注意力。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治学科的重建，比较国家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出现了大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著作和专业期刊。但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真正发展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原因以及新兴国家的发展走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建国模式、政治转型、民族问题、冲突要素等成为新的问题域。及至当下，全球化、恐怖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给世界民族国家带来的改变则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一 改革开放前的比较国家理论研究

面对鸦片战争及以后事件给中国造成的屈辱，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开始主动了解国外情况，这成为比较国家理论的早期来源。为加强对世界的了解和使中国成为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国家，魏源、林则徐、徐继畬等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编著有《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它们介绍了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化和社会情况，开始用其他国家的思想来关怀本国前途和命运。这些早期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虽然很少涉及明确的国家理论，但对后来的比较政治和国际问题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还编辑出版了《东方杂志》《世界知识》《时事月报》等杂志或者资料汇编来介绍其他国家的政治。[※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极为重视将救亡运动与对国际社会的了解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解放周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报道了大量国际时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期间发布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时事问题研究会”以研究国际形势和其他国家问题。[※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比较国家研究与共和国的外交息息相关。面对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中国开展独立外交的需要，中国加大了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研究。[※注]196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原来政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国际政治学系，分别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学科方向作为研究重点。此后，其他一些高校还分别设立了针对苏联、东欧、朝鲜半岛、拉丁美洲、日本以及印度等的专门研究机构。[※注]当时“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主题包括帝国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之后，围绕“第三世界国家”所展开的研究更成为重要主题。[※注]翻译《国际问题丛书》《国际事务概览丛书》等内部发行书籍，编写《世界知识丛书》等列国志书籍，以及由专门部门所撰写的各国研究报告等，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别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观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不论在当时的政治学还是国际政治领域，比较国家理论都不构成重要主题，而是更多地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主题混合在一起，呈现出“嵌入”状态。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特色为改革开放后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建奠定了基础。[※注]

二 改革开放后至“冷战”结束前的比较国家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初，饱受冲击的政治学科得到恢复。面对新技术革命等世界发展浪潮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认识到加强政治学、国际政治研究的必要性，提出了“补课”的要求。以这一要求为契机，政治学、国际政治学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国家建设重心的转移和国际形势的转变也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为改革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需要避免其他国家的苦痛经历，而开放所带来的大量资本、资源和人才流动，更要求加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在这种背景下，比较国家理论作为一个综合性议题而受到重视。

在政治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王惠岩等明确地将政治学研究定位为有关“国家”的研究，认为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本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学说、制度形式和管理模式，也要批判地吸收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学说、制度形式和管理模式。[※注]“比较国家理论”研究在政治学恢复和重建的进程中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政治学恢复的早期，更加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将国家与民族、国家与革命、国家的历史类型、国家的历史更替等内容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注]1982年赵宝煦等主编的《政治学概论》教材专门辟有“国家论”章节，并围绕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家消亡等问题展开讨论。[※注]同期出版的许多政治学教材也辟有“国家论”部分，分别探讨国家起源、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等主题，特别是从社会性质、国家演进、国家类型、国家与民族等维度对不同国家进行了比较，表明了比较国家理论的早期探索。1987年，基于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邹永贤主持编写的多卷本著作《国家学说史》出版，此后还进一步出版了《现代西方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概论》等著作，成为当时有关国家理论研究的系统性著作。

然而，尽管政治学在那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有关国家理论的丰富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对国家的一般性理论研究或思想史研究上，比较国家和国别研究则比较有限。相对而言，国际政治领域则更多地以国别和比较国家研究为主。在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大量综合性或者地区性学术期刊，综合性期刊如《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地区性专门期刊则如《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美国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等。通过这些刊物，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制度、政治运作、宗教文化等主题开始系统地被引入中国政治学界，比较国家研究开始获得较好的发展土壤。

总体而言，在“冷战”结束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比较国家理论处于“潜伏期”。那一时期中国政治学人将主要精力放在大规模引进和评介西方当代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上，从微观角度进行比较国家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同时，意识形态色彩也表现得较为明显。总结该时期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特色：第一，集中探讨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政策；第二，集中探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经济改革和民族关系；第三，集中探讨第三世界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国家制度、经济建设和国际结盟等。

三 “冷战”结束后的比较国家理论研究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严重挫折，地缘政治也由于“冷战”的终结而出现根本变化。两大阵营的对抗暂时沉寂，民族国家重新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行为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国家建构重新被置于世界各国的政治议程，比较国家理论研究在“冷战”谢幕后成为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而中国的崛起则为政治学人从事比较国家理论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环境。“冷战”结束后，比较国家理论兴起最为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政治学原理教学指导纲要》的制定，它明确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基本理论”作为主要内容。[※注]从此，“国家观念”“国家起源”“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民族与国家”“公民与国家”“国家制度”等主题系统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定位，主要以对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转型，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建设，全球化、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等对世界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作为重点。

（一）对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转型研究

“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教训，苏联、东欧地区新兴国家的制度设计等，成为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

（1）“来自上层的革命”。在部分学者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结果，而是“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李慎明强调，苏共自身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注]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民族矛盾、经济衰退，以及外部对抗所造成的负担是导致上层革命的基本因素。例如，郝时远等认为，如果说上层演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那么，国家领导层内部所执行的错误民族政策所导致的民族冲突，则构成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民族问题应当成为分析苏联解体的重点。[※注]

除苏共和民族问题外，也有部分学者将分析的眼光聚焦在苏联的经济体制上，认为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早期和卫国战争等特殊时期尽管有其优点，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显得弊端重重，且长期得不到纠正，经济因素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例如，高放认为，斯大林时代开创的政治集权制度、计划经济制度等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且在此后的历史中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变得愈加严重，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注]

（2）“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它们希望通过意识形态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方式来达到此目的。基于这一立场，薛小荣、高民政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归结为“来自外部的革命”[※注]。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外部动力，而是应将内外部因素结合起来。例如，左凤荣认为，尽管不能否认美国等外部因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苏共自身[※注]。

（3）苏联、东欧地区新兴国家的转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分化出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和国家转型的？这也成为国内学术界从事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这些国家在建国之初尽管都困难重重，但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实行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等，同时，都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是以重构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来源。部分学者重点对这些国家的制度设计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偶然”（path contingency）模式。[※注]

（二）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

“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是苏、美两国的竞争对象，只有在“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才真正获得独立，开始进入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的快车道。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和“国家分裂”，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

（1）非殖民化与第三世界国家转型。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非殖民化”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的主要方式。李安山在研究非洲国家建构时认为，非洲国家的独立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以“非殖民化”方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二是在发展自身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民族国家。[※注]当然，那些曾经经历过长期殖民主义统治的非洲国家在实现国家独立后，也常常经受民族问题的痛苦折磨，由于国内存在着巨大的民族差异，实现各民族团结和国家一体化的任务异常艰巨。[※注]

除非洲国家外，东南亚国家同样是研究重点。在对东南亚国家建构的研究方面，韦红选取了五个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东南亚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通过殖民统治而抑制了民族问题，但民族主义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得到唤醒，并且形成“政治对立型”“经济利益冲突型”“文化碰撞型”等多种民族问题形态。[※注]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族际整合、宗教关系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注]

（2）国家分裂与第三世界国家转型。“冷战”结束后，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挑战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民族分离主义的考验。基于民族问题而导致的国家分裂，成为“冷战”后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

以“战争相关研究项目”（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数据库2016年所发布的数据，郭忠华、谢涵冰分析了经由“国家解体”所导致的国家建构方式，认为“国家解体”是仅次于“非殖民化”的第二种主要建国方式，在全世界193个国家中，有36个是通过这一方式建立的，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18.6%。[※注]杨恕对民族因素所导致的国家分裂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分离主义既有内生性原因，也有外生性原因，现代国家的地理空间、文化差异、权威不足或者外部势力介入等都可能成为导致分裂的因素。[※注]同时，他还对比了爱尔兰、巴斯克斯、车臣、魁北克、泰米尔、亚齐等国家共同体要求独立的现象，考察当今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不同形式。李捷等研究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概念、产生和威胁，并就民族分离主义的国际化进行了研究，认为民族分离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扩散而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它对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危害。[※注]长期在民族学领域耕耘的刘泓则选取了比较典型的民族分离主义案例进行研究，如加泰罗尼亚、魁北克和南苏丹等，在对比国外民族分离主义多个案例的基础上，他有针对性地提出，必须从现代国家的组织、制度、社会及国际合作层面下功夫，对民族分离主义的非理性进行揭示，为反对民族分裂提供合法性和现实策略。[※注]

四 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当前走向

“冷战”结束后，由东、西两大阵营主导的全球竞争开始转变为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越来越摆脱国家控制而演化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衍生出大量其他现象，如地方化、全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所有这些现象都对民族国家构成了冲击，它们改变了此前民族国家的性质、形态和运作方式。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发生了何种变化？全球恐怖主义给民族国带来了哪些冲击？如何看待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现象？它们构成了当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比较国家研究的基本主题。

（一）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转型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无疑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但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或者认为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损害；或者认为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机遇。对全球化持消极态度的一方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给民族国家主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以全球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力量对民族国家造成了空前的压力，使之无法再对自身经济、政治、人口等因素进行独立自主的管理。[※注]同时，全球化还对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力造成了挑战：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过于强大，单一民族国家政府无法单独加以应对，在全球化力量面前，民族国家的政府有时显得过于渺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瞬息万变又使民族国家政府显得过于笨拙而无法灵活做出反应。[※注]但也有学者站在积极的一方认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职能得到了强化。[※注]

全球化成为考察民族国家理论的新视角，学术界先后出现“民族国家终结”“国家主权过时”“国家主权弱化”“国家主权多元”“世界政府” “新帝国主义”等论点。[※注]例如，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已使民族国家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在此基础上，国内部分学者提出，应当反思和扬弃传统民族国家概念，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和未来，实现对“民族国家的重构”。[※注]在“后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国家的内外结构已发生根本改变，不仅民族国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降低，而且公民的认同结构也发生巨大改变，公民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核心要素已遭到重构。[※注]

（二）恐怖主义与民族国家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成为世界舞台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以“9·11”事件为标志，全球民族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内外政策带来了改变，特别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深的美国及其盟国。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恐怖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例如，孙昂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了国际反恐问题，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国际反恐，破坏了国际法和国际多边主义，挑战了基于主权平等和独立的国际秩序，破坏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注]张家栋从民族国家的成熟度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恐怖主义对建构程度高和较为发达的民族国家的威胁要小，而对建构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则影响较大。[※注]在他看来，恐怖主义对发达国家没有构成根本性威胁，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在政治框架内对恐怖主义进行有效应对，而“弱国家”则由于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民族冲突等问题，恐怖主义有时可能给它们带来致命的打击。[※注]

另外，民族国家也对恐怖主义带来影响。面对民族国家的反恐大联合，恐怖主义也建立起跨国网络组织，甚至出现了以恐怖主义为基础的“伊斯兰国”“跨国圣战”等准民族国家组织。这些组织一方面挑战了传统民族国家概念，另一方面，又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建立组织自身，有学者甚至称其为民族国家“怪胎”。[※注]由此延伸，部分学者研究了国际联合“反恐”问题，国际联合“反恐”需要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框架内进行合作，这无疑会改变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政治带来挑战。[※注]

（三）新保守主义与民族国家转型

“冷战”以后，不论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还是全球层次上，主要以“合作”为主流走向。但其中也存在相反趋势，即将自身国家利益置于首要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时有抬头，特别是当某些国家感觉自身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利益损害时更是如此。刘曙光认为，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反全球化”思潮，它认为全球化代表了市场对于民族国家的胜利，代表了民族国家对于民族共同体利益保护的失败，新保守主义主张把自身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注]当前，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美国至上”“让美国再次强大”等旗号，代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在新保守主义复兴的背景下，民族和国家的地位被重新提升，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右翼势力占据政治舞台，出现反建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上升、多元文化失败、民族认同空洞、区域和全球合作衰退等现象。[※注]

除此之外，新保守主义还认为，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主权的消解、国家民主的消退、社会的分化、贫富差距过大、技术鸿沟深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它们给民族国家造成了结构性损伤。[※注]新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无的放矢的思潮，而是人们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地位和走向的一种反应和反思，无疑将对民族国家的下一步发展产生影响。[※注]向红认为，新保守主义的反全球化取向，既是反对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及地区或者全球合作，也是反对霸权主义以及与全球化紧密关联的资本主义的反映。[※注]毫无疑问，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保守主义将变得更加活跃。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民族国家将更加以“国家中心主义”“民族至上主义”来塑造国际关系，民族国家将再次发生蜕变。[※注]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术界主要围绕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建构和比较国家理论三大议题展开了关于国家理论的全面研究。今天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国家理论研究的三大议题，可以清晰地看出理论研究的流变与脉络，从既往流变与脉络中，还可以展望未来国家理论研究的趋向。

一 国家理论研究的轨迹

第一，国家理论研究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经历紧密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同时受“冷战”格局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上，希望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尽管仍是重点，但研究的主题已开始明显多元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由主义国家学说、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等的传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大量国外时新的国家理论也开始传入我国，如回归国家学派、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等；同时，中国学者还基于自身国家建构的经验提出了“预算国家”“税收国家”等理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每一个步骤都反映在国家理论研究上，催生出新的研究主题。

第二，从侧重于知识“引介”走向“自主知识创新”。与政治学的其他大部分主题一样，国家理论研究也深受西方知识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曾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著作，夹杂其中的西方国家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西方国家理论的引介虽然有所停歇，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引介依然是重点。改革开放后，在“补课”思维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翻译热潮，西方国家理论知识再一次涌入中国，翻译和介绍西方国家理论再一次成为重点，主要体现在对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国家思想的解读上。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自主意识的提高和方法论训练的加强，国家理论研究的“自主化”倾向明显加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研究和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开始从西方国家理论知识的“接收者”转变为国家理论知识的“供给者”。

第三，从主题“相对单一”走向“一体多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主题显得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解读和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运动的研究上。从改革开放至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尽管仍是中流砥柱，但也出现了大量其他主题的研究，如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的国家学说。同时，国家理论研究还基本与现实政治脉动保持同步。例如，“冷战”格局的终结催生了学术界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催生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则催生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或者比较研究。从当前形势来看，国家理论研究已呈现出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主导，其他国家理论同步发展的“一体多元”格局。

第四，研究方法从“规范”向“实证”转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一直到21世纪初，国家理论研究主要建立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思想史”研究曾经是支配性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特定思想家著作的解读上。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集中体现在邹永贤先生主编的多卷本《国家学说史》上，全书基本涵括了西方近现代主要思想家的国家学说。进入21世纪初以来，伴随着经验研究方法的强化，国家理论的经验研究倾向明显加强，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科学化”“实证化”色彩明显加强。比如，近年来有关“预算国家”“税收国家”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相关面板数据或者其他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毫无疑问，研究方法的进步不仅反映了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进步，而且使我们对国家理论形成更加科学的认识。

二 国家理论研究的展望

70年来，我国国家理论研究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发展空间，部分领域和主题的研究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部分领域的研究则亟待加强。

第一，国家基础理论研究亟待加强。目前，我国学术界虽已出现大量有关国家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主要体现为对西方理论的引介，真正原创性的成果并不多。由于我国有着长期和大量引介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历史，目前充斥我国政治学界的基础概念和理论基本来自西方，基于本土历史和经验的概念和理论则比较有限。当基于西方社会历史背景的概念和理论被横移到中国，并成为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时，这不仅将极大地影响我国国家理论研究的议题设置，而且还将极大地影响我国国家理论研究的价值选择。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时代使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基础理论上下足功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

第二，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国家建立、国家演化、现代转型、现代建构的经验既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共通的一面，也有诸多独特的一面。但从当前国家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成果明显偏少。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又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中的重要一环。就当前的情况而言，需要重点加强中国传统国家理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和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

第三，比较国家研究亟待加强。随着新时代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我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崭新格局。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亟待加强对沿线国家的认识。这给比较国家理论研究提出了时代性课题。在国际战略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别研究、比较制度研究、比较文化研究等理应成为重中之重。只有在积累起有关世界各国的丰富知识的基础上，我们的国际交流才能更加有的放矢，才能更加有效地建立起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