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兴起与早期研究特点

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近代大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开始出现于部分高校的政治学系。1922年春季和冬季，梁启超先后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稍后，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相继推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也意味着该学科在中国的正式创建。

由于中国现代大学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划分院系专业，以传播和讲授现代知识为主，当时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基本上也是照搬欧美大学的相关专业，故中国政治思想史受重视程度远不及西洋政治思想史。后者在主流大学中开设较早，且多设为必修课，[※注] 前者最初多以讲座形式出现，在主流大学中多列为选修课。1928年，当萧公权受聘在南开大学开设西洋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发现“‘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准备起来比较容易”，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却“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收辑编排”[※注]。

政治思想史教学重西洋而轻中国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始终存在。这固然与当时大学教师多是欧美留学归来，知识背景西化色彩浓重有关，也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编撰体例、叙事风格过于传统，无法实现与现代概念的互释对接，难以纳入政治学知识体系有关。20世纪20—40年代，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梁启超和谢无量的作品外，虽陆续有十多部以“中国政治思想史”或“中国政治哲学史”冠名的著作出版，但大部分都是采用传统经学或史学方法，将相关资料整理归类，辨别真伪，考订含义，再略加解析。至于编撰体例和研究方法，梁启超早年提出的“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宗派研究法”,[※注] 亦多为这些作者在实际书写中所遵循。其间虽有强调要研究政治思想产生背景者如杨幼炯，也有主张应采取社会史研究进路者如陶希圣，但总的说来，他们所提出和坚持的编撰体例——“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注] 仍大致可以对应梁启超上述三种研究法。

当时也有作者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主要视角来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如此。吕振羽明确提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第一重要的，需要正确地掌握这一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注]。但在实际书写中，吕著与其他多数作品并无明显差别，仍是采取传统的列传体编写方式，运用训诂、考据等方法，以厘清概念和命题含义为重点，其间掺入少许分析和评论。故此，吕著与其他多数作品一样，都更像史学研究著作，其政治学色彩非常淡薄。

当此之时，现代学术在中国建立不久，多数学者传统知识功底明显好于西学基础，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上述特点，应该不难理解。其中萧公权是个例外。萧公权有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同时讲授中西政治思想史课程，更有利于锤炼出其学贯中西的职业素养。他坚持“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注] 的研究进路，写就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民国时期的典范之作。

“采政治学之观点”的典范意义，首先表现为借助政治学的主要议题来框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从而避免了上述多数作品普遍存在的研究对象选择过于宽泛、叙事主题难以集中等问题，凸显了政治思想史应有的特色，使之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区分开来，这为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相关知识纳入政治学学科体系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它的典范意义，还表现在概念和命题的引入和处理上。萧著引入了许多政治学概念，借助这些概念形成了与上述作品颇为不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风格。对某些很难以引入方法替代的传统概念或命题，萧著多以政治学概念加以对照，阐明两者之间的异同，使这些概念和命题的真实含义在比较中变得更为清晰。[※注]

虽然萧著开启的上述研究进路，后来也遭到过某些学者的质疑，认为萧著以西方政治学议题选择研究内容，又以西方观念对照解读，未必能做到“使客观数据呈现于读者眼前”，在研究中未免“失之主观”。类似的批评，当然可备一说，但萧著的影响经久不衰，却是不争的事实。其“采政治学之观点”的研究进路，不仅为1949年后中国台湾学者不同程度地遵循，[※注] 20世纪80年代后，亦为大陆许多研究者所坚持。

二 改革开放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建

1952年，政治学专业的部分课程被归并到法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学中，政治学作为完整的学科和专业不复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因此陷于沉寂。[※注] 在此后的近30年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吕振羽等少数著作曾再版问世外，新推出的相关成果仅有石俊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提纲》和侯外庐的《中国大同思想》等少量著作。因此，与中国许多事业一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也面临重建的任务。

1981年，徐大同等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问世，宣告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重建的开始。1984年，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1987年，刘泽华将70年代末以来发表的20多篇学术论文结集出版，这部名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的论集第一次印刷发行2万册，很快就被读者抢购一空，创造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著作发行的奇迹。同年，邹永贤主编的《国家学说史》出版。1988年，朱日耀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推出，与徐著和刘著都是由“文化大革命”前就业已从教的老一代学者完成不同，这部著作的编撰，“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如孙晓春，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年轻一代学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重建过程中的成长与成熟，标志着该学科即将度过复兴阶段而走向繁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各种成果大量涌现，出版的相关著作、教材、论集已超过100部，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虽无法做出确切的统计，但初步估算应该有数千篇之多。与80年代相比，这些研究成果涉及的范围更广，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研究外，还开辟了传统政治文化等新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列举如下。

（1）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3）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3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5）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6）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7）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8）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人格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9）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上、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0）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1）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2）张分田：《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3）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9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4）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5）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16）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随着研究进入佳境，也产生了一些梳理和反思学术史的著述，如葛荃主编的《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等。

三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兴起

与古代不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改革开放后才真正起步。[※注] 1983年，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出版之后，陆续有数十部著作、教材、资料汇编问世，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列举如下。

（1）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彭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桑咸之、林翘翘编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4）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5）许光枨、林浣芬：《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6）朱日耀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7）王金铻、李子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8）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10）田海林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众多研究成果的出版，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现在各大学政治学系大多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有些还围绕该课程开设了“近现代政治思潮”“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等选修课和研讨课等课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思想史或政治文化仅召开过数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已成为每年定期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与论坛同步发展的还有2014年成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尽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经由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业已渐入佳境，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节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一 对象与范围：视野的拓展与新领域的开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处于复兴的初始阶段，其研究对象和方法很自然地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徐大同等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上述三项内容中的重点，徐著又强调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注]

徐著写作和出版恰在改革开放伊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理刚刚起步不久，其主张带有些许时代的局限在所难免。若抛开这些局限，我们仍能看出这一认识对萧公权所开创的学科传统的承续，只是在徐著这里，“政治学之观点”的前面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这一限定用语。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颇为活跃的刘泽华，虽不反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但却从人与自然、阶级调和、社会规范的公共性等角度，提出许多思想现象具有“超阶级”特征，认为“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命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泽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实际上也包含着对“采政治学之观点”这一传统典范的质疑和修正。在刘泽华看来，以现代政治学议题裁定研究内容，会导致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像广角镜那样，从多方面着眼，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开展”，应该将天人关系、历史观等政治哲学问题，社会模式理论，治国的方略与政策，伦理道德问题，以及政治实施理论和政治权术理论纳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注] 在稍后一篇论文中，刘泽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指出就是要“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注]。

正如前文所述，对萧公权以政治学议题框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台湾学者王云五曾表达含蓄的质疑。虽然这种质疑的立足点也是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但却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可行的纠偏方法，所做的只是尽量将“客观数据呈现于读者眼前”。刘泽华的质疑却是出于其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思想整体特点的独特认知，带有明显的理论自觉性质。在刘泽华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利益问题“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政治权力“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注]，相应地，中国古代思想家也都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思考，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等这些看似与政治牵涉很少的论题，在他们特殊的思维模式下，都成为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注]

强调研究对象的选择应优先考虑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是会降低对研究者政治学知识素养的要求，可能会造成研究作品政治学色彩相对淡薄的后果，引发学科归属上的困惑。某种理论框架的引入固然可以引生新的问题意识，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但决定这些问题意识“真伪”或研究价值的，不是理论分析框架，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简单地按照政治学的议程选择研究对象，不仅有可能忽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大思想议题，还可能形成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这会使很多问题的研究滞留在浅表层面，难以深入作为其理论与逻辑基础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维等领域。

正因为以本身固有问题来确定研究对象，逐渐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才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选题视野的急剧拓展，这不仅表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更表现为政治文化传统这一全新领域的开拓，而该领域研究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清楚地表明“采政治学之观点”与充分观照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政治文化原本是现代政治学开创的研究领域。阿尔蒙德的经典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后，该领域的研究才在中国逐渐兴起。但是政治文化研究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依据“刺激—反应”理论，采取抽样调查等实证方法，其研究必须以样本的现实存在为前提，难以在历史研究领域运用。20世纪80年代末，刘泽华及其合作者开始尝试将政治文化重新定义为“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并发表长文呼吁开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注]

所谓“文化政治化”，一则指政治制度和体制形成的文化环境，二则指制度和政治主体行为动力中的文化因素；而“政治文化化”，则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对文化的影响和形塑作用。显然，这两个概念灵活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互动关系等理论，也借用了政治社会化等现代政治学理论，为将政治文化概念引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通道，可以说是移植欧美学术概念、切实做到洋为中用的成功范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很少涉及的问题，如政治思维定式、圣王崇拜、君权合法性、权威类型、政权与教权关系、精英群体的政治人格、皇帝名号的政治文化含义、臣民文化、巫术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等，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成为新的热点问题，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已经列出的葛荃、杨阳、陈侃理等人的著作外，还有张分田的《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张星久的《“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等力作。

二 主角和议题的复位：体例创新与学科自觉

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政治哲学研究的繁荣，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也改变了以往的编撰体例和叙事方式。如前文所揭，民国时，杨幼炯曾提出“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三种体例，在此后数十年的实际编写中，大多数著作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列出章节，再将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评介列入。这种“列传体”通行或独大的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得以改变。1991年，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19个重要问题一一列出，作为各章题目，分别阐述，从此“问题体”或“思潮体”亦成为重要的编撰体例形式。

编撰方式的创新，还显著地表现在通史的编撰上。1996年，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3卷本）采取了“问题体”与“列传体”相结合的编撰方式。虽然该书各章节仍主要以评介思想家个人思想为中心，但在这之前或之后，多有概述性质的章节，对该时期政治思想的主要问题、特点及演进趋势做出纲领性的论述。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以6章篇幅讲述西汉政治思想，首章将陆贾、贾谊、《礼记》、晁错、《淮南子》等西汉初期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思想统合于对西汉帝国的“政治设计”之中，次章则以“大一统”为主旨，从《春秋·公羊传》起，重点讲述董仲舒，最后以《盐铁论》收尾，不露声色地宣告了思想大一统进程的最终落幕。随后两章自然过渡到对思想大一统后果的讲述，分别用儒学政治观念的“经典化”和“社会意识化”，以及“君权合法性理论与君权调节论”予以展开。最后一章则谈西汉末年的政治调整理论及其最终结果“王莽改制”。

显然，这是一种将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有机统合于政治思想史书写的大胆尝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编撰体例的一次重要创新。类似的做法，更熟练地体现在后来出版的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9卷本）中，有学者曾有专文论及。[※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推出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大多采取类似的编写方式，如前文列举的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就是如此。

上述体例编排和叙事方式，不仅凸显了时代需求和思想家的问题意识，也使政治思想流变的线索跃然纸上，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逻辑性。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编撰和书写方式的创新，与内容选定上的“主角复位”一道，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学科特征。

如何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区别开来，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开始，就一直是许多学者倍感困惑的问题。简单地说，这个问题的出现，一则是因为中国古代思想本身就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二则是因为固有的经学和史学传统源远流长，现代政治学基础薄弱的学者在研究中难免会受其影响。20世纪80年代，这两者的影响又因学统一度中断而被放大。当时，因学科本身积累薄弱，学者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得不参照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成果，故而导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早期研究成果在对象选择上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高度重叠，很多在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或著作被忽略掉了；即便是那些纳入研究视野的思想家，对他们思想的研究，也因缺乏政治学视角而难以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研究区别开来。

上述这种“主角缺位”和“议题错位”的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得到了纠正。前述刘泽华主编3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许多部分——如前述西汉部分已经完成了主角和议题复位的工作，到2013年《中国政治思想通史》（9卷本）出版时，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分卷中都得到了解决。

这套书改变了过去以思想家作为单一议题的做法，大幅度增加了讲述统治集团和政治家思想的篇幅。如《秦汉卷》《明清卷》开卷都用3章讲述统治集团的思想，《隋唐卷》则用3章篇幅集中讨论了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的政治思想，《明清卷》对朱元璋、朱棣、高拱、张居正也都设有专节论述。在思想家的选择上，很多分卷也为以往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较少涉及的重要政治人物——如宋濂、方孝孺、邱濬、海瑞等辟出专节加以介绍。这种编写方式修正了主角和议题错位的问题，反映了经历数十年的复兴和发展，作为政治学的学科分支，中国政治思想史已萌发出了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

三 超越史学方法：哲学史进路的引入与社会史进路的矫正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之初，研究者多是史学背景出身，多采用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叙事方式，一般先对思想家著作，以训诂、考订等方法确定其真伪，辨明章句本意，再分类归纳，得出结论。成果形式也多采“列传体”体例，按思想家生活年代依次排列。故这些作品很像资料汇编，少有理论分析，史学味道浓重，很难看出是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直到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问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萧著虽声称是“用历史之方法”，但“采政治学之观点”，使其对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以往大不相同。他不再注重思想家师承脉络的考订辨正，也不再执着于章句的训诂释义，而是将政治学的视角作为资料分类原则，按照政治学相关议题，对各种思想资料整理归类，再运用归纳逻辑推导出相应的结论。所以“采历史之方法”，在萧公权这里，除了表现为按照时间年代顺序的编撰体例外，更多的表现为对归纳法的运用。萧著的这一方法，一直为多数学者所沿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是运用这一方法完成的。

归纳法是证成或证伪命题的唯一方法，是科学研究和现代学术普遍运用的基础性方法。对思想史来说，归纳法的运用，是确保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的前提，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整理和归纳史料，固然可以告诉读者思想家说了什么或主张什么，但是却很难告诉读者他为什么这么说或为什么这样主张，更难以告诉读者思想家的主张A、B及C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思想史研究特有的魅力，因方法的局限而被消解。问题的关键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汇集着人类的理性和情感，其内在的机理、逻辑、意蕴和精妙之处，单纯地运用归纳法往往不能使之完整呈现，需要引入相应的办法加以补充和完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刚刚传入的海外新儒学作品影响，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体认、联想等方法来解读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被称为“哲学史进路”的研究方法，[※注]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书写风格，使研究者更加注重发掘思想史中的逻辑关系，力图将思想生产的思维过程和逻辑线索清晰地呈现给读者。这一方法的引入，对改变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因为方法单一造成的叙述方式枯燥等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至于其在某些“大陆新儒家”那里被过度滥用，甚至取代归纳法而成为最基本的思想史研究工具，则是另外的问题。

90年代，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尝试从这一特殊视角切入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注] 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刘泽华较早著文呼吁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提出所谓“思想与社会互动”，不是指在思想史研究中先做社会背景介绍，而是要研究“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具体地说，就是要研究“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以及“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注]。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刘泽华又列举出六个相关问题领域，作为开展这一研究的重点。[※注]

上述主张，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史研究进路。以往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在思想史的编写中，首先要陈述其社会背景，在最后的评论中也要述及思想的历史作用。这种研究方式的初衷，是希望以社会背景的陈述来解释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而评估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但在实际书写中，却逐渐变成了令人生厌的“新八股”。关键是在背景与思想之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原本就是困难的，至于对影响的评估，因全无数据支撑，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主义的陈词滥调。刘泽华强调研究“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就是希望克服上述流弊。

尽管在将政治文化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时，刘泽华等已经对其含义做出了一定的修正，但是作为行为科学概念，其特有的功能并未完全消解。“文化政治化”“政治文化化”，都必须依托特定的行为科学理论才能得到完整的诠释。剔除历史研究中无法完成的抽样统计等具体研究方法后，政治文化概念的行为科学导向，在历史问题研究中，必定会促使研究者以探究和建构某种解释模式为目标，而这又必须以打通思想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的区隔为前提。应该看到，刘泽华晚年主持编撰的著作，都带有这一尝试的痕迹。前文提到的葛荃、张分田、杨阳、张星久、陈侃理等相关著作，也都是尝试运用上述方法的代表性作品。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一 三个阶段：从起步到繁荣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的重建，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机遇。迄今为止，其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影响很大的教材。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虽仍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对研究重点、时间范围、线索梳理等关键问题的认识，对以后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姚凤莲、郑裕硕主编的《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桑咸之、林翘翘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鱼俊清、余子明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简编》等，都明显受其影响。

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政治”概念入手，提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现代历史阶段中各阶级、党派、团体、个人关于国家活动方式、任务、内容的理论和主张，各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和主张”[※注]。该书确定的上述研究内容也为后来的同类著作所沿袭。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开始出现了将近代和现代政治思想史放在一起研究的著作，如许光枨、林浣芬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后来谭双泉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则直接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时段确定为1840—1949年。二是吸收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成果，以贴阶级标签代替理论分析的非学术化做法大为减少。如许光枨等就指出，对被淘汰或击败的政治思想，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和抽象批判”[※注]。宝成关等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则首次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放置在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视野中，以是否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三是将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结合起来研究。朱义禄、张劲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近现代政治变革置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进程中，以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的互动诠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新变化。首先是不少著作改变过去的编写体例。刘强伦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将全书分为“变局与改革”“维新与革命”“新探索与新革命”等五编。刘刚、李冬君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将全书分为“引论”“通论”两大卷，“引论”提出以“近代性”区分近代史与晚清史，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世界史的观点，“通论”则以“近代化”为线索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在近代政治过程中的表现形态。其次是计量方法的引入和观念史研究的繁荣。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对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的分期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首次将计量方法引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创生出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使研究结果变得可以验证。闾小波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运用历史语境主义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1840—1949年民主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流变做出了全面的考察，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 体例与叙事：列传体+编年体与创新尝试

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时间性存在，其研究叙事必定会追求对政治思想的历时性呈现，其通史性的著作、思潮和观念的研究，都要客观描述并分析其生成、演化及实践影响等整个过程，故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编年体”就成为所有思想史最基本的表达样式。然而，思想又以一定的人物或群体为载体，直接表现为某些人物或群体的思想。故在“编年体”的框架下，思想史最常见的叙述方式就是“数人头式的思想与学说的陈列”[※注]。就是说，“列传式”+“编年体”是所有思想史最普遍的撰写体例。

虽然这些年来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大多是采取上述编撰体例，但也有一些著述力图实现体例上的创新，如刘强伦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就是先提炼出某一时段的思想主题，作为“编年”的核心提示，然后历时性阐述思想和思潮。再如朱义禄、张劲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直接将政治思想或思潮的主要特征作为每章的主标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受西方观念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开始通过阐释“封建”“革命”“共和”“自由”“民主”等概念在文本中的意义和在不同语境中所塑造的意涵，在揭示观念流变的多义性的同时，显现了人类的生活境遇、观念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多变性。但是正如闾小波所指出的那样，“观念的流变离不开观念人物”，观念史的考辨离不开对“风向标式的人物”的微观考察，[※注] 这同样摆脱不了“列传式”的撰写样式。

三 对象与视角：国家观与现代化

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虽有少数学者坚持从马列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定义出发，认为“保持和争得国家统治权力是政治的中心问题。环绕这个中心所形成的政治观点、主张和构想等，应该是政治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注]，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国家观构成政治思想最本质的核心的部分”[※注]。当然，其中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观虽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不能仅“对国家问题作静态研究”，而是要“就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国家的各种学说、流派作动态考察”，进而提出政治思想史应该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三个层面来研究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国家观。[※注]

与强调以国家观为研究中心不同，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界定研究主题。宝成关等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发展线索“就是要实现近代化”，故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力量、各个政治派别……对如何实现中国近代化，提出理想、设计方案、寻找解决办法的历史”[※注]。还有学者提出“爱国主义”“革命”“现代化”“向外国学习”，构成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四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主线，其中“爱国主义是原动力，现代化是目标，革命是主要手段，向外国学习是主要途径”[※注]。这一“四条主线说”，拓展了揭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演进大势的维度。

综合来看，上述认为国家观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的观点，强调的是要从政治内涵出发来关注政治思想本身的内容形态，而认为近代化是这一时代主题的主张，则更强调应该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现实逻辑有贯通一致的总体把握。两者的侧重点不同，但后一种主张明显吸收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成果，对扭转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线索阐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做法有重要意义。

四 文本与语境分析：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视域的拓展

1983年，邵德门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提出该领域的两个研究原则：“一是不容许把前人现代化，随心所欲地加以附会和美化拔高；二是不容许脱离历史实际，用当代的标准去苛求前人。”[※注]这两项原则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提倡和坚持的基本方法。2012年，孙津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出版，仍强调在研究中要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与含义的针对性相结合”[※注]。

因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要“以‘政治思想家’的文字记述，以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和学说为‘政治思想’的主要材料依据”，所以对精英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相关著述，以及他们参与的相关事件的历史记录做出分析，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常用方法。但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思想与信息层出不穷、不断碰撞的时期，新名词、概念、观念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各阶层交往的公共空间已然形成并日益发挥影响力，仅从文本入手，已经难以揭示其丰富多变的内涵。早在20世纪80年代，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就明确注意到这个问题，且开始尝试解决。闾小波在民主等观念的清理中，使用将历史语境主义与文本解读结合起来的研究进路，也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观念史的梳理更贴近政治文化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的政治文化概念及其方法，也同样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前述的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将政治文化的计量方法引入观念史的考察，开启了观念史研究的另类进路。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等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也促使部分新一代学者将研究的重点锁定于一般社会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郭双林的《“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潘艳慧的《〈新青年〉 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沈毅的《论证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 〈努力周报〉 为例》等代表性著作。上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重心的转向，拓展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单纯以精英思想家或政治家为叙事中心的研究传统。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涌现出众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泽华总主编的9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部长达535.6万字的皇皇巨著，是在刘泽华及其团队数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在研究视野、对象选择、编撰体例、研究方法和叙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

因刘泽华及其团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特殊贡献，进入21世纪后，学界逐渐产生了“刘泽华学派”或“南开学派”的说法，2013年之后，还出现了多篇研究该学派的专论。[※注]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领域虽尚无扛鼎之作问世，但其作为独立学科在短短的40年间，就已经迎来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也足以令人振奋。今天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其对象都更明确，视野和范围更开阔，编撰体例和书写方式更多样化，方法论上也多有创新之处。但是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许多挑战：研究队伍虽不断壮大，但仍存在学科背景庞杂、专业训练不足等弱点，新一代研究者大多存在古汉语或历史学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研究成果总量上虽不断增加，但大多是重复前人的选题或观点，真正有创新价值的高质量成果还总量不足。

作为交叉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创建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学科身份辨识的问题。萧公权通过“采政治学之观点”的方式强化了其政治学学科属性，却无法消除其以中国固有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特征，因而也就无法彻底消解中国传统知识与现代政治学这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固有张力。过分强调以政治学议题裁定研究对象，固然会扭曲中国政治思想的本来面貌，但单纯地以中国思想特殊性为由拒斥政治学概念、命题和理论的引入，又可能将研究封闭在传统经学的狭小空间内，使之丧失政治学学科属性，进而丧失其成功转换为现代知识的可能性。如何缓解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张力，如何通过概念和命题的互释，实现这两个话语系统的衔接与融通，一直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

从萧公权“采政治学之观点”开始，到刘泽华等开辟传统政治文化领域，再到近现代观念史研究的开启，历代学人在研究中引入了众多的政治学概念，这些概念今天已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某些很难用引入方法替代的概念和命题，研究者多以政治学概念加以对照，阐明两者的异同。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参照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固有概念基础上创造新概念的努力。比如刘泽华借鉴专制主义概念，结合中国历史上“权力支配社会”的现象，创造出“王权主义”概念。这些努力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种知识间的张力，但要想彻底消除这种张力，还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和努力。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本土化呼声的高涨，有人试图用固有概念、命题来重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于这些固有概念，大多存在着分类随意、内涵模糊、边界难辨等问题，运用它们进行研究，用现代学术标准衡量，很难做到逻辑自洽。运用它们书写出的政治思想史，不仅难以纳入政治学知识体系，也会为今天的读者制造不必要的阅读障碍。政治学的概念和命题，不单是话语表达形式，它还体现着当下的政治实践所衍生的问题意识。缺乏政治学的理解和分析视角，在研究中有可能陷入无意义的思考而不自知。这种倾向，虽不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但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