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个阶段：从起步到繁荣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的重建，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机遇。迄今为止，其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影响很大的教材。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虽仍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对研究重点、时间范围、线索梳理等关键问题的认识，对以后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姚凤莲、郑裕硕主编的《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桑咸之、林翘翘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鱼俊清、余子明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简编》等，都明显受其影响。

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政治”概念入手，提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现代历史阶段中各阶级、党派、团体、个人关于国家活动方式、任务、内容的理论和主张，各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和主张”[※注]。该书确定的上述研究内容也为后来的同类著作所沿袭。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开始出现了将近代和现代政治思想史放在一起研究的著作，如许光枨、林浣芬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后来谭双泉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则直接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时段确定为1840—1949年。二是吸收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成果，以贴阶级标签代替理论分析的非学术化做法大为减少。如许光枨等就指出，对被淘汰或击败的政治思想，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和抽象批判”[※注]。宝成关等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则首次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放置在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视野中，以是否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三是将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结合起来研究。朱义禄、张劲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近现代政治变革置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进程中，以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的互动诠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新变化。首先是不少著作改变过去的编写体例。刘强伦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将全书分为“变局与改革”“维新与革命”“新探索与新革命”等五编。刘刚、李冬君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将全书分为“引论”“通论”两大卷，“引论”提出以“近代性”区分近代史与晚清史，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世界史的观点，“通论”则以“近代化”为线索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在近代政治过程中的表现形态。其次是计量方法的引入和观念史研究的繁荣。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对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的分期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首次将计量方法引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创生出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使研究结果变得可以验证。闾小波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运用历史语境主义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1840—1949年民主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流变做出了全面的考察，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 体例与叙事：列传体+编年体与创新尝试

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时间性存在，其研究叙事必定会追求对政治思想的历时性呈现，其通史性的著作、思潮和观念的研究，都要客观描述并分析其生成、演化及实践影响等整个过程，故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编年体”就成为所有思想史最基本的表达样式。然而，思想又以一定的人物或群体为载体，直接表现为某些人物或群体的思想。故在“编年体”的框架下，思想史最常见的叙述方式就是“数人头式的思想与学说的陈列”[※注]。就是说，“列传式”+“编年体”是所有思想史最普遍的撰写体例。

虽然这些年来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大多是采取上述编撰体例，但也有一些著述力图实现体例上的创新，如刘强伦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就是先提炼出某一时段的思想主题，作为“编年”的核心提示，然后历时性阐述思想和思潮。再如朱义禄、张劲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直接将政治思想或思潮的主要特征作为每章的主标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受西方观念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开始通过阐释“封建”“革命”“共和”“自由”“民主”等概念在文本中的意义和在不同语境中所塑造的意涵，在揭示观念流变的多义性的同时，显现了人类的生活境遇、观念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多变性。但是正如闾小波所指出的那样，“观念的流变离不开观念人物”，观念史的考辨离不开对“风向标式的人物”的微观考察，[※注] 这同样摆脱不了“列传式”的撰写样式。

三 对象与视角：国家观与现代化

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虽有少数学者坚持从马列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定义出发，认为“保持和争得国家统治权力是政治的中心问题。环绕这个中心所形成的政治观点、主张和构想等，应该是政治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注]，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国家观构成政治思想最本质的核心的部分”[※注]。当然，其中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观虽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不能仅“对国家问题作静态研究”，而是要“就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国家的各种学说、流派作动态考察”，进而提出政治思想史应该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三个层面来研究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国家观。[※注]

与强调以国家观为研究中心不同，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界定研究主题。宝成关等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发展线索“就是要实现近代化”，故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力量、各个政治派别……对如何实现中国近代化，提出理想、设计方案、寻找解决办法的历史”[※注]。还有学者提出“爱国主义”“革命”“现代化”“向外国学习”，构成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四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主线，其中“爱国主义是原动力，现代化是目标，革命是主要手段，向外国学习是主要途径”[※注]。这一“四条主线说”，拓展了揭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演进大势的维度。

综合来看，上述认为国家观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的观点，强调的是要从政治内涵出发来关注政治思想本身的内容形态，而认为近代化是这一时代主题的主张，则更强调应该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现实逻辑有贯通一致的总体把握。两者的侧重点不同，但后一种主张明显吸收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成果，对扭转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线索阐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做法有重要意义。

四 文本与语境分析：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视域的拓展

1983年，邵德门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提出该领域的两个研究原则：“一是不容许把前人现代化，随心所欲地加以附会和美化拔高；二是不容许脱离历史实际，用当代的标准去苛求前人。”[※注]这两项原则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提倡和坚持的基本方法。2012年，孙津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出版，仍强调在研究中要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与含义的针对性相结合”[※注]。

因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要“以‘政治思想家’的文字记述，以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和学说为‘政治思想’的主要材料依据”，所以对精英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相关著述，以及他们参与的相关事件的历史记录做出分析，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常用方法。但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思想与信息层出不穷、不断碰撞的时期，新名词、概念、观念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各阶层交往的公共空间已然形成并日益发挥影响力，仅从文本入手，已经难以揭示其丰富多变的内涵。早在20世纪80年代，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就明确注意到这个问题，且开始尝试解决。闾小波在民主等观念的清理中，使用将历史语境主义与文本解读结合起来的研究进路，也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观念史的梳理更贴近政治文化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的政治文化概念及其方法，也同样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前述的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将政治文化的计量方法引入观念史的考察，开启了观念史研究的另类进路。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等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也促使部分新一代学者将研究的重点锁定于一般社会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郭双林的《“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潘艳慧的《〈新青年〉 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沈毅的《论证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 〈努力周报〉 为例》等代表性著作。上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重心的转向，拓展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单纯以精英思想家或政治家为叙事中心的研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