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
二 农村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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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学，也称乡村政治学，是研究农村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农村政治学，是从政治学的维度，从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结构视角，从农村与城市相对的空间范畴，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变迁和农村社会变革，以集体化、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等为主线。而近年来徐勇等人又力图将农村问题置于历史深处,从时空背景下发现其独特性，寻找乡村治理的中国根基，这些为农村政治学在新时期的研究方法转向和提升奠定了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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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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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农村 农村政治 村民自治 乡村 政治 中国农村 基层政权 农民 变迁 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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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村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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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学研究以“农村政治”作为焦点研究领域。2019年初，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篇名“农村政治”检索，共有论文301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98篇、CSSCI论文67篇。以篇名“乡村政治”检索，共有论文205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77篇、CSSCI论文52篇。也就是说，二者相加，篇名含“农村政治”或“乡村政治”的论文共506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75篇，CSSCI论文119篇。由此可见，直接研究农村政治或乡村政治的成果并不多，按时序，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徐勇[※注]、金太军和董磊明[※注]、吴毅[※注]、仝志辉[※注]、贺东航[※注]、刘金志和申端锋[※注]、廖林燕[※注]、李德瑞[※注]、邓大才[※注]等对农村政治的缘起延展、回顾前瞻、研究主题、分析框架、实证方法等的总结研究。这些成果总体上关注以下核心议题。
（一）以政权为起点的农村政治管理研究
农村政治学研究的早期是将政治管理作为政治行为的一部分，着重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无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和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基层政治，还是对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都是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的，这是农村政治学研究的起点。
1986年，民政部的王振耀等组织课题组对四省县的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进行了调查。1988年前后，张厚安带领的团队也展开了广泛调查，1989年5月其组织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课题组与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共同主办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理论和实践研讨会。1989年7月，王振耀则推动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理论研讨会，成立了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1989—1992年，该研究会组织汇编《实践与思考》，收录了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论文。这一时期，李慷主持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组织（乡村）建设”课题，基于宁夏农村调查与研究，完成了《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区乡级组织》，对当时乡级政权的运行现状、结构现状、效能现状、机能现状等进行了案例剖析。这一时期，就著作而言，按时序代表性的有：张厚安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张厚安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研究》,[※注] 李学举等编著的《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李学举的《中国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研究》，白益华主编的《中国基层政权的改革与探索》（上、下），彭向刚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王振耀和白益华主编的《乡镇政权与村委会建设》。另有邸乘光[※注]等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在延续的基础上拓展到更加学理性的基层政权制度和整体治理研究等。如张静 2000年出版了《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2007年、2019年再版；又如赵树凯2010年出版了《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值得一提的是，徐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如何整合乡村的政权建设进行了研究，他用国家建构理论来解释中国乡村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形成了政党下乡、行政下乡、政权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服务下乡、宣传下乡等系列研究成果。
（二）以利益为纽带的农村政治关系研究
农村政治学研究早期除了关注基层政权建设外，还由之引申出因为权力介入而导致的国家与农民彼此型构、塑造和互构等政治关系问题。
在国家与农民的互构中研究权力利益关系，重点是探讨国家权力下乡与农民权利回应问题。主要有：一是干群关系研究。如王建军从农村干群关系角度研究了乡村建设的困境和出路。[※注] 二是权力结构研究。如唐忠新从村落组织构成和权力结构角度对乡村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行了研究。[※注] 还如于建嵘以岳村为例研究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三是政治稳定研究。张厚安、徐勇等人从政治稳定的角度主编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指出虽然政治压力使农村形成了某种稳定状态，但也影响了农民民主和法治秩序。四是维权抗争研究。如应星从抗争政治的视角分析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和谐问题。五是利益博弈研究。如郑欣以华北村民上访为例研究了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问题。赵树凯则直接将长期关注的农民与政治研究成果汇集成《农民的政治》一书在2011年出版，后于2018年再版，其认为在当下语境中，农民并不是讨论政治体制的主要考量，农民本身作为政治力量未有效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但人们又无法忽视其在政治中的分量和作用。周雪光也认为，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成功的但也是不彻底的，宗族组织等仍然发挥着较大作用。[※注] 舒秀文指出，中国农村的蜂窝式结构为村庄各自为政、抵制国家干预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弗里德曼发现，即使在农村集体化的高峰时期，农民社会中的宗法组织也在暗中发挥着作用，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在新时代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学者们也开始研究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例如，贺雪峰从农村土地利用的角度比较了沿海地区三种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模式；[※注] 赵晓峰、付少平认为，农村地方政府、企业、农村能人及边缘势力之间形成闭合性结构，垄断了农村的惠农政策，是当前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的新挑战。[※注] 张大维提出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形成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衔接和有效组合的优势治理格局。[※注]
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往往体现在一些关键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些特定关系的政治研究。一是土地政治研究。国家与农民的互动首先是围绕土地和税收关系而展开的。邓大才的《土地政治》、贺雪峰的《农村的土地政治学》,[※注] 直接论及了土地政治学。二是产权政治研究。与土地政治相关的是产权关系，由此引发了政府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国家与农民互动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如邓大才的《湖村经济》《城乡经济》《平原经济》和刘金海的《山村经济》等，为提出产权政治打下了基础，并逐步提出了产权政治学，如唐贤兴[※注]、董江爱[※注]、邓大才[※注]的研究。还有学者研究特定阶段的国家与农村基层关系的演变，如周飞舟的《乡镇政府“空壳化”与政权“悬浮”》[※注] 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以乡镇政府为中心的基层政府行为的“迷失”。李祖佩的《“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注]一文研究后税费时代项目制下乡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新代理人”兴起。
（三）以自治为主题的农村政治民主研究
农村政治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重要的主题是村民自治，这是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决定的，其间研究产生了大量成果。
有学者在产权视角下分析中国村民自治，提出了产权与治权相统一、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一致等观点。[※注]有的则从多主体、治理手段和工具角度进行研究。如悬浮型治理[※注]、内卷化（过密化）治理[※注]、选择性治理[※注]、优势治理等研究。还有的是从治理有效的视角，对治理单元[※注]、组织单元[※注]、社区自治[※注]、村治转型[※注]、协商治理等进行研究。[※注]再如徐勇关于培育自治、找回自治、重达自治、自治落地，邓大才关于自治单元、自治条件等的研究，刘娅等的管理方式论，吴理财等的国家政权重建方式论，以及村治格局重塑论、治理机制论等。[※注]唐兴霖、张紧跟的社会基础说，[※注]徐勇等的形式训练说、特色民主说，[※注]王振海的现实选择说，[※注]以及黄百炼的示范效应说等。[※注]
当村民自治研究延伸到乡村治理的研究，善治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援借到其中。例如，徐勇、赖海荣等将新兴的治理与善治理论和国际比较的方法引入农村政治学研究。有效治理是善治理论中讨论较多的话题。乡村有效治理包括单元对应论、条件—形式论、权力关系论。如程同顺等的研究[※注]、徐勇等的突破制度框架多形式说，[※注]唐鸣等的不同情况有效实现形式说，[※注]还有肖滨等对“三元制衡”和“上下联治”“自治下移”等的探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关注村庄善治更为重要，如黄雪芬提出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的问题；辛棋以广东顺德为例，进行了新形势下党建引领农村善治研究；有学者还讨论了善治视域下农村乡贤组织的开发与运用问题，以及善治视角下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发展和自治到善治的治理路径。还有学者从“三治融合”、协作治理等多个角度对乡村善治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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