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是我国影响最大，最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象之一。那么，这个典型形象是怎样产生的？他是根据什么原型塑造出来的？这成了《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二十年代开始，《西游记》的研究者们对孙悟空形象的原型问题不断进行着探索、论争，取得了不少成果。以下分三个阶段概述这个课题的研究情况。

（一）二、三十年代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加以研究的是鲁迅和胡适。

鲁迅在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再《西游》（指题为吴昌龄撰的《西游记杂剧》）中两提‘无支祁’（一作‘巫枝祇’），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亦受此事影响。其根本见《太平广记》卷467《李汤》条。”可见鲁迅认为孙悟空形象与无支祁神话有关。

胡适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西游记考证》（1923年2月，载《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一方面说“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祁的神话里得知一点暗示，也未可知”，一方面又提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今译《罗摩衍那》）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齐天大圣的背景了。”胡适引述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的神通有：“能在空中飞行”；“一跳就可从印度跳到锡兰”，“能把希玛耶山拔起背着走”，曾被吞入一老母怪肚中，在里面伸缩变化后又从耳朵里钻出，等等。胡适认为：“中国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进中国来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

鲁迅不同意胡适的假说，坚持原说。他在《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10月）中详细征引了唐人李公佐小说《古岳渎经》（即上述《李汤》条）的材料，其中的“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被大禹制服后，“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鲁迅明确提出：“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进一步说：“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1.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2.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3.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三讲）

这以后，郑振铎和林培志发表了与胡适相似的观点。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中说：“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奴曼。”（见《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林培志则说：“至于人人都晓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却宛然是哈奴曼的化身。”（《〈拉马耶那〉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载《文学》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专号》2卷6期，1934年）

1930年，陈寅恪发表了《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他认为：“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故事多起源于天竺。”他又说：“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据此，陈寅恪考证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是由两个故事拼凑而成：一个即是《罗摩衍那》中猴神哈奴曼的故事，一个则是佛教经典《贤愚经》中“顶生王升仙因缘”的故事。这个顶生王神通广大，“张弓扣弹”，天宫“千二百门一时皆开”；天帝与他平起平坐；后来，他剿灭了进犯天帝的阿修罗王，遂生夺天帝之位、“独霸为快”的念头；因生此恶心，堕地而死。此即闹天宫的由来。陈寅恪以为，中国多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社会心理，君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藉，恐未必能联想及之”。

总之，二、三十年代前辈学者的探索，虽未形成一致意见，但他们从中国神话传说、印度史诗和佛经故事中去探寻孙悟空形象的原型，为这个课题的研究开辟了门径。

（二）五、六十年代

建国以后，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关于孙悟空形象源出于哈奴曼的假设，被作为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受到讨伐，这样，五、六十年代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就很少有人敢于问津，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等论著，都只是沿袭鲁迅的意见，没有什么新的发展。整个“文革”期间，这个话题当然就更无人提起。

（三）七、八十年代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思想学术界的解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孙悟空形象的原型问题，又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这个课题的研究，在前辈学者探索的基础上开拓了视野，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近五、六年来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1.进口说

1978年，长期研究东方文学并翻译出版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季羡林再次提出：“中国著名的长篇小说《西游记》里那个神猴孙悟空，据我看，就是哈奴曼在中国的化身。”（《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载《世界文学》1978年2期）

顾子欣也认为：“根据文学史的资料来看，我们这位猴王不是先从中国去印度，倒是万里迢迢，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孙悟空与印度史诗》，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3日）

此后，季羡林又说：“《西游记》这部长篇小说本身受到印度民间文学强烈的影响……为什么孙行者就不能是《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化身？”（《〈西游记〉与〈罗摩衍那〉》，载《文学遗产》1981年3期）

2.国产说

梵语文学研究专家金克木认为：“我国有人以为这个神猴（指哈奴曼）和《西游记》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这只是揣测，并无证据。这两个神猴的形象是不同的，而且汉译佛经中没有提到这个神猴和他的大闹魔宫，加以史诗这一段闹宫又是晚出成份，所以两个神猴故事还不能证明有什么关系。”（《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刘毓忱在《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载《作品与争鸣》1981年8期）和《孙悟空的演化》（载《文学遗产》1984年3期）二文中认为：《罗摩衍那》至今没有全部译成我国语言；汉译佛经中没有提到哈奴曼的名字，玄奘取经回国后的记载中也没有哈奴曼故事；吴承恩在他的作品中也从未提及哈奴曼；因此，“在《西游记》成书的之前，哈奴曼并没有通过什么渠道，万里迢迢从印度来到中国”。刘文认为：从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看，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品有相似之处并非是罕见；孙悟空与哈奴曼有相似之处，并不能说明就是哈奴曼在中国的化身。刘文提出：吴承恩在塑造孙悟空形象时，是继承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在我国丰富的神话宝库中，有四种类型的神话，给吴以启示：一是“石中生人”的出身，如《淮南子》所记大禹之子启“石破而生”的故事，《瀛涯胜览》所载石中产英雄的故事；二是“形若猿猴”的外貌，如无支祁、《补江总白猿传》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的白猿；三是“铜头铁额”的特征，如与黄帝争位的蚩尤的兄弟；四是“与帝争位”的战斗精神，如与天帝抗争的刑天。因此，“从孙悟空的演化历史看，他的‘形’既在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孕育，他的‘神’又立在明代中叶现实生活之上。他决不是从外国传来的“舶来品”，更不是某个外来形象在中国的‘化身’！”“我们的美猴王是具有中国民族的气质、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神话英雄。”

龚维英在《孙悟空与夏启》（载《学术月刊》1984年7期）中将大禹之子夏启诞生灵石的出身（据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淮南子》佚文），上天作客偷窃天乐的事迹、珥蛇乘龙的外形（均据《山海经·大荒西经》）等同孙悟空作了详细的对照比较后提出：“孙悟空和夏启之间定有形象的继承、发展和再创造的关系。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在塑造神通广大的猴王形象时，借鉴了夏启的古神话，应是毋庸置疑的。”比较起来，“无支祁出现得太迟，……时间是公元九世纪前期，哈奴曼虽出现于古老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但传入中华则是在佛教东来以后”，因此，“夏启是孙悟空形象的最古老的渊源。由这个意义上说，孙悟空大致称得上老牌的‘国货’。”

3.混血说

与“进口说”和“国产说”都不同，蔡国梁提出了“混血说”，认为孙悟空是既继承无支祁形象，又接受哈奴曼影响的“混血猴”（见《孙悟空的血统》载《学林漫录》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肖兵在《文学评论》1982年5期发表《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的长篇论文。文章提出：“到吴承恩手里才最后完成的孙悟空，既是一个综合的典型，又是一个独立的形象；在这个典型形象身上，既有传统的、继承的、移植的、外来的因素，更有创造的、本土的成分。”肖文详细引述了吴晓铃、赵国华等提供的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说明中国佛典，尤其是《六度集经》和《杂宝藏经》中，有相当完整的罗摩故事的记述，因此，“中国人民是熟悉《罗摩衍那》故事的”。肖文又从助人历难而取胜、身分、英雄事迹、文化教养、技能、善负重、钻腹战术、对待妇女之行为等方面把哈奴曼和孙悟空进行了全面比较，说明两个形象之间的继承关系。同时，肖文又认为：“我国古代有丰富的猿猴传说，它应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猿猴图腾崇拜，这是孙悟空形象‘基础之基础’。”肖文详细考索了无支祁神话故事的演变过程，说明它对孙悟空形象的影响。此外，孙悟空的形象还可能受到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劫女妖猿，华光大帝、二郎神等的影响。肖文认为：“孙悟空形象的创造并不象许多专家说的那样和哈奴曼毫无关系，也不是说这个独特的典型全然是抄袭的、舶来品。一个伟大的文化即令是在尽情吸收移植其他文化的因素之时，也会显示出其强大的鉴别力、消化力和改造作用。……孙悟空身上果然有哈奴曼色彩，但这色彩已被融化、改变、调谐，重新焕发出绚丽和辉煌。”

此外，近年来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矶部彰等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用力甚深，并有新的开拓。如矶部彰提出，孙悟空形象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佛教密宗护法神将、福建民间故事中的野猿及古代传说中的雷公形象的影响。（见徐允平《日本近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略》，载《文学评论》198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