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苏联的比较文学算得上是独树一帜的：它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己的理论主张、自己的方法论、甚至还有一些自己的专门术语。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一般说来分两个阶段：从十月革命至二、三十年代为早期研究阶段；五十年代末至今为现当代阶段；中间的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上半期为相对“沉寂时期”，基本上没有进行什么比较文学研究。上述两个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理论立场，都相去很远，差异较大。然而这两者的理论与十月革命前维谢洛夫斯基兄弟的历史比较学派的关系倒很密切。因此，为了对苏联比较文学研究的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文从苏联比较文学的开山鼻祖——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学派的活动谈起。

一、苏联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渊源

苏联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70年，因为从这一年起，А·Н·维谢洛夫斯基、Н·И·斯托罗仁科、Н·П·达什凯维奇等人分别在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大学和基辅大学开设了总体文学史课。这些学者在把研究各国文学间漫长的关系史、各民族文学间的异同现象列为自己的任务，这就使他们跳出了原先相对说来比较狭窄的国别文学的研究框框，能够从更广更深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和文学史。这样，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文艺研究的舞台上便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学派——历史比较学派。

历史比较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他借鉴并发展了西欧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比较文艺学研究。正如苏联著名比较文学学者日尔蒙斯基所说：“在他的著作中比较文艺学从研究‘影响’、‘借用’等局部问题发展为一种具有原则意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旨在揭示文学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阐明文学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制约。”[※注]

维谢洛夫斯基有关比较文学的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社会生活的历史条件在文学影响中的主导地位。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天才作家个人创作的结果，而且还是社会生活的结果，还是时代的结果。他在他的名著《历史诗学》中写道：“伟大的作家都是群众中酝酿成熟的这个或那个运动的反映。”[※注]因此他认为要掌握文学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了解各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学的影响总是跟接受者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条件、跟受影响的国家或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外来因素的影响跟接受者的水平有一种内在的一致。当这种因素超过了接受者的水平，它或者不能被理解接受，或者被接受者按自己的方式理解接受，然后“汇入”接受者的社会环境。他对德国学派的“借用”论所作的发挥也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借用”的前提不是接受者一方的缺类，而是相近的思想流派和类似的艺术形象的“汇流”。

2.强调诗人、作家对前人的继承关系。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任何诗人，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其他人，当他进入一个既成的诗歌领域，他必然会对已经闻名的情节产生兴趣，必然会陷进流行诗歌的窠臼，受当时已经发达的这个或那个诗歌类型的影响。因此，为了确定他个人的创新成分，我们就应该对他的创作追本溯源，即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遍及诗歌语言史，风格史，文学情节史，还应包括诗歌类型的历史演变、它的发展规律……及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联系。”[※注]

因此，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应注意这样两点：一、应该阐明诗人的世界观与他所处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把它与诗人周围的思想、观念作比较，并找出持有这些思想、观念、与该诗人有直接关系的前人；二、在研究作品形式时，应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出已经出现过的情节、形象、风格模式等因素，借以确定作家个人创新的界限。

3.主张通过文学比较找出相似点。

在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必然会发现许多相似点和不同点，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找出相似点更有价值，因为相似点代表某种共同的、重复出现的东西，更接近事物的规律性，在相似点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各种实质性的东西。他指出相似现象有三种可能性：一、暗示某一共同的起源；二、揭示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影响；三、证明由于风俗、心理特点的相仿而形成的类型上的相似。

维谢洛夫斯基的这些思想对日后的苏联比较文学界，尤其是日尔蒙斯基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在历史比较学派里还存在着一批与维谢洛夫斯基观点相左的学者，他们夸大文学发展的独立性，把这种独立性和文学影响的意义绝对化，这批学者的代表就是亚历山大的兄弟——阿历克赛·维谢洛夫斯基。阿历克赛注重形式、忽视内容、夸大影响和借用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倾向，对二十世纪初乃至二十年代初的俄苏文艺研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二、早期研究阶段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三十年代中期是苏联比较文学的早期研究阶段。

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有两个主要组织：“莫斯科语言小组”和“诗语研究会”。前者的成员有布斯拉耶夫、维诺库尔、雅柯勃逊等，后者的代表有В·什克洛夫斯基、В·М·艾亨鲍姆、В·М·日尔蒙斯基、О·勃里克、С·伯恩斯坦、Ю·蒂尼亚诺夫等。形式主义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艺术是一种手法，形式是艺术特征的主要承载体，文学作品是各种形式手法的“堆砌”，为了要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只有研究形式。他们“试图创造一种研究特殊文学材料的独立的文学科学”，于是热心地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文体流派、表达方式和故事情节，把俄国作品与西欧作品进行比较，探溯作品的渊源，辨明普希金与法国文学的关系，莱蒙托夫所受的外国作品的影响等等。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无论对美国的文学研究（表现在韦勒克与华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和六十年代巴黎的结构主义（特别是托陀罗夫和吉纳特的研究），还是对本国的爱森斯坦、巴赫金等人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是形式主义学派在当时的命运不是很妙。首先，它那种过分强调形式，忽视思想内容的研究倾向遭到了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的批评。形式主义学派从二十年代中期起逐渐开始瓦解，至1930年什克洛夫斯基撰文自我否定后，便销声匿迹了。

二、三十年代积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取得卓越成果、并为苏联比较文学奠定了厚实基础的是日尔蒙斯基。

日尔蒙斯基的比较文学思想虽然也脱胎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等著作，但是他没有照搬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他对历史比较学派的学说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他在那部为苏联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奠定基础的杰作《拜伦与普希金》（1924年）中，“简捷巧妙地把比较研究的重心从‘谁和什么产生了影响’的问题转移到了‘对谁，为什么和怎样产生影响’的问题上去。他提出了诗人接受影响，使这种影响适应自己的发展、适应自己的创作才能和创作需要的问题。他研究了个性鲜明的异国诗作在一个接受其影响、但同样富于个性的诗人的作品里的变形问题。这个崭新问题的提出使影响问题成了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

1935年日尔蒙斯基作的题为《比较文艺学与文学影响问题》的报告表明了苏联学者与西欧比较文学研究者之间在方法论和研究原则上的差异。日尔蒙斯基批评西欧同行们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有直接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上。他提出，文学和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同时它们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保持着一致。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在相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发生的类似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尽管这些现象相互间并无直接的关系。”[※注]他进而强调“比较应该成为确定文学现象与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相互对应的规律性的手段。”[※注]至于比较文艺学的任务，他认为就是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总体文学”。这样，日尔蒙斯基实际上提出了苏联比较文学的类型学研究观点。

日尔蒙斯基所谓的类型学的相似并不排斥具体的影响，他认为两者都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他汄为，任何影响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条件和需要的制约，必然会发生“社会变形”。他认为影响本身是属于历史范畴的，而影响的性质则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1937年出版的《俄国文学中的歌德》就是这一观点的深化和具体表现。正如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写的，他“想重新提出国际文学的相互作用，即‘文学影响’问题，想从更加广阔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掌握文化（包括文学）遗产的问题，而这个遗产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的支配。”日尔蒙斯基在这本书里详细地论证了一部作品在翻译成异国文字的过程中，在它的模仿作品中，在批评家对它的评论和阐述中，怎样或多或少地发生“社会变形”，怎样汇入另一个民族文学的洪流之中合并为其中的一个实在因素。同时日尔蒙斯基又强调指出，对歌德创作的接受和重新理解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因为“作家或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受到历史制约的客观特征上蕴含着”界限。西方一些比较文学家宣称一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文学作品的接受总是主观性的，随意性的，认为文学作品越出民族界限后就无法认识，日尔蒙斯基这种努力寻找真理的客观标准的作法，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已经一蹶不振，其主要人物或离乡去国（如雅柯勃逊），或自我否定（如什克洛夫斯基），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明显处于低潮。在此种形势下，《俄国文学中的歌德》一书的出版，无疑给了奄奄一息的苏联比较文学一线生机。

四十年代，由于当时苏联所采取的极左文艺政策和对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场批判连九泉之下的维谢洛夫斯基都未能幸免），比较文学在苏联渐趋凋敝，尽管在此期间日尔蒙斯基也撰有《比较文学中的东西方文学关系问题》（1946）等文，但终究杯水车薪，无力回春了。

三、苏联比较文学的重新崛起

苏联比较文学在五十年代末开始“复苏”并逐渐表现出勃勃生气。

有两个迹象表明比较文学在苏联的“复苏”。其一是，苏联科学院于1957年1月11日决定在列宁格勒的俄国文学研究所（即“普希金之家”）创设“俄外文学关系研究室”，在著名学者М·Н·阿历克赛耶夫院士领导下，该研究室在俄外文，学关系史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从1957年至1982年这二十五年间，该室宣读和发表了三百余篇论文，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专著和论文集，如：《俄国文学的国际关系》（1963）、《十八、十九世纪俄国翻译的荷马作品》（1964，А·Н·叶占诺夫著）、《莎士比亚与俄国文化》（1965，集体专著）、《俄国文学的国际文学关系史——启蒙运动时代》（1967，不定期丛刊）、《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1970）、《早期浪漫主义思潮》（1972）、《俄国与西方——文学关系史》（1973）、《西方对俄国文学的接受》（1975）、《俄国文学与伏尔泰》（1978，П·Р·托博罗夫著）、《十八世纪的俄国文化与西欧文学》（1980）、《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在俄国》（1981，Д·М·沙雷帕金著）等。

其二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于1960年1月11日至15日召开了题为“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苏联三大研究所（俄国文学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和东方研究所）和全国各地有关科研机关、高等学府均派员参加，赴会代表达四百余人之众。苏联比较文学界的一些元老，如阿历克赛耶夫、别列茨基、古德济、日尔蒙斯基、康拉德以及一批后起之秀如洛米泽、涅乌波科耶娃、萨马林、菲基索夫等，纷纷登台发言。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无论是研究世界文学史，还是进一步研究单一的民族文学，无视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代表们强调，在研究这些联系和影响时，一定要搞清具体的历史条件，一定要重视国别文学的民族特征和民族传统——苏联代表认为，这是西方“比较主义者”所忽视的。针对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倾向，会议提出应重视对东西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大会的主要报告还专门谈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影响和文学联系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注]。对维谢洛夫斯基“卓越的研究”会议也重新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事实上，这次会议之后，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70年出版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注]对于苏联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该书第六章《文学的分类研究》里作者赫拉普钦科对文学分类研究的对象、原则、意义作了深入的阐述，他继承日尔蒙斯基的思想[※注]，进一步论述了文学的分类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差异，提出：“对文学的分类研究主张加以阐明的不是文学现象的个别的独特性，也不仅仅是这些文学现象的相似特征，不是这-一类的关系，而是要揭示那样一些原则和原理，由于这些原则和原理的揭示，使人有可能讲到某种文学的、美学的共同性，讲到某一现象对于一定的类型、种类的从属关系。”[※注]尽管赫拉普钦科所说的“分类研究”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类研究”、“主题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他的提法较易为苏联学者所接受，所以有力地促进了苏联比较文学的发展。综观七十年代以来的苏联比较文学研究，也正是朝着这两个方向（即分类研究和比较研究）发展的。1976年出版的涅乌波科耶娃的专著《世界文学史——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问题》在不少方面沿用了赫拉普钦科的这些观点。

1971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学术会议”是苏联比较文学界又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会上著名文艺理论家德·马尔科夫以明确的语言宣称：“比较研究文学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揭示文学现象的历史制约性与美学作用，是揭示文学现象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的道路。”

在1960年的讨论会上，日尔蒙斯基还说：“比较文学”、“比较方法”这种术语是“不可接受的”。然而1978年，苏联《简明文学百科辞典》第九卷补收了由日尔蒙斯基本人撰写的“比较文学”条目。

近十余年来，苏联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比较文学论著，随手可举的就有：洛特曼的《文艺篇章的结构》（1970），康拉德的《西方与东方》（1972），涅乌波科耶娃的《世界文学史——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问题》（1976），德·马尔科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注]（1978），论文集《文学的比较研究》（1976）、《十八世纪俄国文化与西欧文学》（1980）、《俄外文学的相互联系》（1983）、《斯拉夫语言文学的类型比较研究》（1983）等。此外，还陆续重版、再版了日尔蒙斯基的旧著和阿历克赛耶夫、康拉德等人的作品集。比较文学在苏联重新崛起了。

四、苏联比较文学的研究特点

近三十多年来，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同于自己早年在二、三十年代的形式主义研究，也不同于现今西方比较文学中的平行、影响研究。

首先，它不承认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迄今为止，苏联没有专门的比较文学刊物和组织，在高等学校里也没有专门的比较文学课程。但是，他们对比较文学的理论的研究倒是相当扎实的。除了把比较研究具体划分为两个方面外，他们还对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比较研究的基本单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提出了一些很有见解的观点。

也许是维谢洛夫斯基历史比较学派的传统影响比较深，也许是为了强调马克思、列宁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致性的观点，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多侧重研究文学现象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而较少作结构上的比较研究。不过这一情况似乎正在改变，洛特曼发表了专著《结构主义诗学》就是一个例证。另一个例证是A·米亚斯尼科夫在他的论文《论早期俄国形式主义问题》[※注]里，提出要以七十年代的眼光重新看待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

其次，苏联学者反对“欧洲中心论”，重视对东方诸民族文学和东西方文学间的比较研究。

还在五十年代末比较文学在苏联刚刚“复苏”时期，苏联的比较文学学者对东方诸民族文学间和东西方文学间的比较研究就表现出相当的重视。苏联科学院继1957年在列宁格勒俄国文学研究所建立了“俄外文学关系研究室”之后，紧接着于次年在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设立了专门研究东方诸民族文学间和东西方文学间相互联系的“东方室”。苏联学者对于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忽视东方文学和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们特别提到F·巴登斯贝格和P·韦纳编的比较文学书目，八万条书目中仅有五百来条与东方文学有关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注]。因此，与西方相比，苏联的几位比较文学专家，如康拉德、日尔蒙斯基等，不仅东方文学造诣都相当高，而且对这一领域的比较研究成绩斐然。康拉德的《现实主义问题和东方文学》、《东方各民族文学与一般文艺学问题》、日尔蒙斯基的《从比较文艺学的角度看东西方文学关系》、《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等，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

当然，应该说明，苏联学者所说的东方文学的涵义比我们所理解的要广。它除了包括中、印、日等东方文学之外，还包括其国内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亚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文学。

苏联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并不坚持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必须分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一本专著就是将“通常用于确定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比较方法和原则用于“一个民族文学范畴内的”文学作品分析[※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认为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也就不关心比较文学的研究界限。它强调的只是方法论，只是研究的对象。凡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类型学的相似，研究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就都可以纳入苏联学者所说的“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范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比较文学著作中，特别是研究俄罗斯文学与国内其他民族文学、俄苏文学与斯拉夫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著作中，颇多突出俄苏文学的“强大”、“先进”及其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大俄罗斯主义的倾向，因而为世所诟病，讥为“苏联中心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探讨建立中国学派的问题时引以为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