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近代史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由黎澍开创和倡导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黎澍已开始酝酿史学的专业理论研究。他主持编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为近代史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奠定了根基。

1985年蒋大椿牵头创建“史学理论研究组”，是为此研究室之雏形。1987年，因承担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课题研究，由蒋大椿、王也扬、刘俐娜、李林组成“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课题组。在此基础上，1991年4月24日，近代史所正式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2010年4月，改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室。

本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为蒋大椿研究员，第二任主任为王也扬研究员。成员先后有蒋大椿、吴廷嘉、王也扬、刘俐娜、李洪岩、黄敏兰、赵利栋、刘巍、赵庆云。期间还培养了数名史学理论博士、博士后及进修人员。

自创建以来，此研究室参与筹办了历届全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参与筹建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参与编辑《史学理论》(现名《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近30年来，国内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争论，历史理论方面主要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社会形态问题等;史学理论方面主要有史学功能问题、自然科学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问题。近代研究室成员积极参与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贡献了独创性的意见，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此研究室出版有《历史研究方法论集》(1987)、《历史学的发展趋势》(1989)、《唯物史观与史学》(1991)、《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1991)、《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1992)、《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1994)、《历史唯物论与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1995)、《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1995)、《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1995)、《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1999)、《二十世纪中华学案》(1999)、《史学理论大辞典》(2000)、《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2001)、《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2002)、《我们关心的历史》(2003)等多部论著，并编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理论》教材一部。研究室还积极与海内外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多次参加国际性会议。

研究室主要致力于建设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标志、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主要研究方向为:1.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研究。将理论性的研究与思考，寓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当中，通过学术史的方法与形式，作理论性的著述。2.历史理论研究，如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近代史研究中的理论、方法等。国内史学理论研究机构大多以西方史学理论、史学流派为研究对象，与之相比，此研究室更侧重研究本土的理论方法，致力于在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以我为主”的理论解释框架。这也正是此研究室的特色与优势所在。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关于唯物史观的指导

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这一问题持续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李文海指出，当前的历史研究对唯物史观有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一是用不屑一顾的态度予以排斥和否定;二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史学论著中空洞的标签，而不是分析历史进程的有力工具。提倡研究者学习、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关键是让人们真正了解唯物史观的深邃内容。[※注]步平认为，近年来关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本土化的话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社会越来越多地面对那些复杂而深层的难题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能破解难题的具有较高解释力的理论的时候，唯物史观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因而，中国近代史学术界应该在保持自身“知识系统”正当性的前提下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注]

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亦是当前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吴英认为，我们应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努力做到对马克思理论体系原旨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澄清人们在唯物史观认识上的种种误解与困惑。同时还必须结合社会发展形势而使唯物史观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注]薄洁萍提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呼唤着人的创造精神，而基于此所理解的历史发展则始终存在着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存在着内在的选择和创造的机制，从而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以前忽视了这一点，从而导致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及其与历史研究的隔膜。因而我们必须不断丰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以努力做到接近历史原本，展现历史的丰富性。[※注]

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如何，学术界的认识存在分歧。王也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源流及历史实践作了深入考证，他指出，阶级斗争学说不可等同或替代唯物史观，但它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列宁对这一学说的发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方针的理论依据。人为地将阶级斗争从唯物史观中“摘”出去，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反思此前几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时，在理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唯物的认识论，承认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我们今天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抱有其他非学术的目的。[※注]

(二)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时限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时限被确定为1840—1919年，这一限定通过教科书和高校课程设置得以固化。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对此加以反思，认为将近代史的研究对象以1840年与1919年作为上下限“斩头去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视野。经过胡绳、陈旭麓、张海鹏等学者不断呼吁，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对于打通1919年的人为分割，将1840—1949年的百余年历史进程前后贯通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大体已达成共识。

但是分歧仍然存在。一方面，有学者对以1919年作为分期界标提出质疑。房德邻认为，从通史的视角看，1919年五四运动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意义远远超过1919年五四运动，因而应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为界标，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1840—1912年的近代史其实只是“前近代”，1912—1949年才是“近代”，因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才建立了一个近代的国家政体。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实际上是晚清政府史与民国政府史，二者简单相加并不等于中国近代史。[※注]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强调“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的相对性。姜涛认为，所谓“近代”是指距离自身所处不远的年代，其本质上是相对史，它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与特定的绝对历史年代重合或分离。相对于研究者而言，近代史活的灵魂就是“近”。因而根本不必拘泥于近代史的上下限的划分，这些年限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近”也不是无限逼近，而是应该与“眼下”保持一定距离。在目前，中国近代史至少应当包括整个清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前30年。[※注]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应打通明清史与近代史的樊篱。赵世瑜认为，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明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之间的连续性，导致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简化。近代的历史不仅是东南沿海的历史，近代的主题也不仅是帝国主义侵略和近代化。如晚清时期大规模的西部移民以及由此而来的“边村社会”的形成，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重大历史变化，然而这一变化如果不从明朝、至少是清雍正以后的移民浪潮去把握，则看不到其在19世纪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刘志伟亦提出，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存在历史脉络的断裂，但问题的逻辑从来都是贯通的，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必要事先划定一个时间断限，而要依研究的问题伸延时间上的视野。[※注]

(三)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问题

近年来，有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受到学界较多关注。郑师渠提出，引进“范式”这一主要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固然有助于开阔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若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所谓“现代化范式”在当下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而远非业已形成的客观存在。同样，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还仅是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角力。[※注]

步平指出，两种范式之所以产生争论，与对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与“革命历程”孰轻孰重的判断有紧密关系。而这种孰轻孰重的判断并非产生于主观性的政治立场的动摇，而是源于客观的时代变化。两者并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他也指出，“范式”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所以需要将“范式”的讨论加以一定的学术限制，否则就会产生负面效果。[※注]

夏明方将既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趋向概括为革命史、现代化、后现代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在其产生时都曾适应当时历史的需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走上教条主义道路。由于时代变化，这些范式都不再适用。中国近代史研究应以一种反思的形式成为这场新革命的组成部分，以建立“新革命范式”为趋向。其具体内涵为:1.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 2.把中国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考察，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 3.关注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地理环境问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历史的智慧与借鉴; 4.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注]

(四)关于“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问题

美国学者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提出了新的认识，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但其理论本身的偏颇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反思和批评。

李学智指出，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是从史实出发，如果过分强调某种“模式”，则很难避免用公式去剪裁历史的弊端，具有很大风险。即使要运用某种模式，这种模式也应该是建立在对这一阶段历史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弱化乃至否认近代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否认西方列强的侵略对近代中国所造成的冲击，模糊甚至混淆了“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区别，对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西关系作了背离史实的阐释，因而难以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预设某种取向，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和思维。[※注]

朱浒通过分析“中国中心观”指导下的研究实践，以把握这一取向达成的研究后果及其缺陷:追寻内在连续性的迷途、作茧自缚的地方史路径，以及反东方学的东方学措辞。“中国中心观”在看待中国历史的时候，无非是将自己从原先东方学式命题中的西方立场，转移到中国一边，它既没有真正顾及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没有放弃那种作为代言人的身份。“中国中心观”对原有认识框架的挑战，在实践上更多采取了某种单向度逆反立场。它其实未能形成对外部与内部、整体与局部、上层与下层、西方与东方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超越，而是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从迄今为止的研究实践观之，“中国中心观”所累积的认识误区，必须引起研究者的警惕。[※注]

(五)有关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否定、质疑“五形态理论”的议论此起彼伏。有学者明确表示，“只有走出‘五种社会形态’的误区，具体地、细致地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科学地认识社会、理解历史和设计未来”。[※注]

与此同时，主张坚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声音为数不少。王伟光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从学术的角度看，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概括，只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具体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直线的、绝对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特例、偶然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为满足，而是努力进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注]

庞卓恒认为:马克思所列举的那些形态和更迭顺序都只是作为“大体上”讲的历史例证，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形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不是认定其中每个形态和更迭顺序都是各个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也不是要描绘那样一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注]

王伟光、庞卓恒等学者强调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对“五形态理论”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同时强调，不能将“五种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研究的教条和图式，而应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实际，揭示其具体发展道路和模式。

总体说来，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五形态理论”，持坚持与反对态度的两派学者，仍缺少学术层面的对话与交锋。欲获得共识，仍需要进行更多的理论探讨。由于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性，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它仍将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

(六)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

近年来，所谓“碎片化”问题引起近代史学界广泛关注。《近代史研究》在2012年第4、第5期，连续发表多篇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贡献了真知灼见。

不少学者认为，就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而言，所谓“碎片化危机”言过其实。郑师渠指出，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依然坚持追求总体史的传统，其中出现的所谓“碎片化”，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本质是积极的。因此，所谓“碎片化”，并非“危机化”，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酝酿大突破的征兆。而当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仍不免给人以“碎片化”之观感，是因为对近代历史的阐释，在根本的理论架构上，仍未实现真正的突破。由于缺乏对新的权威性理论架构的统整，具体的研究便无由得到整合，进而难以提升为对近代历史总体性新的认知。因而，在当下的语境下，应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注]罗志田也认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说已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因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题目都必须阐发各种宏大论述。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及更具体的层面，或许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现象。[※注]王笛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历史学界，碎片化未必真的成了一个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它与整体化共存，二者同等重要。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注]王玉贵指出，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总是由宏观逐步走向微观和具体，大而化之的宏观和粗线条研究终究要被细致入微的精深和细部研究所取代。所谓“碎片化”问题，难以经受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碎片化”在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是一个问题。[※注]

也有学者对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深感忧虑，并呼吁回归总体史，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王学典认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一些攸关历史进程本身的理论问题长期无人问津，因而在局部知识点上，有长足进步，甚至形成了一系列颠覆性认识，但在历史学的整体面貌上却未能实现根本改观，依然在前30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中国近代史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受益于国外的理论建构，而本土的理论创新却显得贫乏。因而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的路数上去。[※注]行龙则强调，克服“碎片化”，关键在于回归“总体史”，具体而言，一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要重视“长时段”，三要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注]李长莉指出，中国的新兴史学出现了“碎片化”趋向，是不争的事实。矫正“碎片化”的方法，则为:1.“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 2.强化联系观点，多作综合性研究; 3.强化问题意识，多作中观研究; 4.加强“建构性”思维，力求理论概括与提升。[※注]

三　代表学者及代表作

前文主要以问题为中心，对近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加以概括和梳理。兹以代表学者为中心，概述其关于史学理论方法的代表作品及主要观点，以期对前文所论有所补充。

1.黎澍、蒋大椿、王也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此书于1961年初版，主编为黎澍，是近代史所早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之一。该书出版以来，在中国史学界影响巨大，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1981年修订再版。2010年以来，史学理论研究室承担并开展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点摘编(论历史人物评价)”工作，由王也扬研究员主持。在1981年版本的基础上，依据最新版的马、恩、列、斯文集对之作了较大幅度的补充订正。除了文字勘误之外，主要是补充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同时也以最新翻译文字替换了老的翻译文字。另外，由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被人们进一步发掘和加以更深刻的领会，因此也随之增加了诸如“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条目的内容。经过近两年努力得以完成修订工作，并于2012年底出版修订版。

历史人物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此书摘编经典作家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理论原则，以及对若干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这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而进行的奠基性工作，对于在历史研究中弘扬历史唯物主义当能产生切实影响。

2.余新忠《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余新忠认为，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其内容至少有几个方面有待进展:一是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以降特别是对民国时期卫生的探讨，对晚清社会在卫生行政等方面的努力和成绩重视不够，对传统时期的卫生观念和行为，研究几付阙如。二是现在的一些探究中国近代公共卫生的研究，往往存在着割裂传统和近代之嫌，不能从内外两个方面多视角地来认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的演变。三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其学术视野、学术理念都还有待提升。而海外的一些研究，过于注重对意义的探析，反而影响了对具体历史经验的呈现。总体说来，对近世中国的卫生观念、组织和行为及其近代演变脉络的梳理和呈现，都还难尽如人意。在当前的学术情境中，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若研究者能有选择地汲取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使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体现出一种新意来，就会更具意义。

3.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观念(概念)史，也被称作“历史语义学”，这是一个近年来受到不少学者青睐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梳理那些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关键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流行的过程，进而揭示词语的特定语境及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反映它们对历史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史的影响。

金观涛、刘青峰此书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进行观念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开创性。作者以十年之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这个包含了大约一亿两千万字的文献数据库以关键词为中心，分别对重要的概念进行时间分布上的统计，并且根据其不同的意义归类解读，力图由此找到一份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时期的观念史地图。[※注]金观涛此著的研究方法受到置疑。一方面，观念的流行与心态的变化有时并无蛛丝马迹可寻，也很难根据数据库中揭示出来的新名词或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表征其流行程度与广度。计量方法在处理文化、观念、心态等比较模糊且缺乏明显数据的问题时存在较多局限。[※注]金观涛则认为，引进数据库方法只是一种辅助方法，为对关键词的使用情况和类型分析这一素材搜集和整理的环节上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他的研究是在数据库基础之上，再以人文学科的基本范式和其研究分析这些资料。因而，其研究并非计量史学，而是利用计算机数据库，令其服务于人文研究。[※注]

4.梅雪芹《环境史研究述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环境史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兴起的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开辟了史学的新领域，目前已逐渐成为国际史坛之大宗。在中国，由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不断推展，环境史研究亦呈现显学之势，成果颇丰。《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约集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刊发一组题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笔谈，以支持、倡导环境史研究。

梅雪芹是国内较早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环境史研究述论》系统梳理了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晚期逐渐兴起的脉络，并对环境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不同流派、理论方法及研究主题等各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最后一章为“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刍议”，强调指出: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已取得较丰富的成果，而中国近现代环境史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我们应从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反作用，以及人类有关环境的思想和态度等方面，来提出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课题。

5.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 期)

桑兵较早注意到学科分割的弊端，强调贯通的重要性，呼吁打破近代史研究中的森严壁垒，融合学科界限。他特别强调，近代史事纷繁复杂，治近代史须克服偏蔽，通贯整体。学问支离破碎，失去整体性，所治窄而深的局部研究乃至对于学问的见识判断也会扭曲。研究领域过于偏狭和整体史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的瓶颈症结。近代史研究必须追求贯通，不通不仅不能揭示和把握历史整体的渊源大势及内在联系，甚至无法恰当研究具体的历史。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的“通”，须破除分科的成见和局限，既要贯通古今中外，还应沟通各门各类。如何才能具备“通”的眼光，他强调研究者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而应通过放眼读书发现问题，在博通与专精之间求得平衡。

四　学科建设状况

长期以来，史学理论研究室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史学理论界处于领先的地位，受到同行推崇。

2010年史学理论研究室改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室”以后，学科有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但对此是胜任愉快的。史学理论研究室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围绕“马工程”来推进学科建设。

2012年，王也扬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点摘编(论历史人物评价)”课题顺利结项，书稿于年底出版;刘巍副研究员承担的所重点课题《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渊源——以晚清民国的经史学之学为中心的探讨》、赵庆云副研究员承担的所重点课题《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均顺利结项，书稿可望修改之后出版。

目前史学理论研究室在研课题主要有:

1.院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新中国卷)”，王也扬研究员承担。

2.所重点课题“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家研究”，王也扬研究员承担。

3.所创新课题“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60年”，王也扬研究员、赵庆云副研究员承担。

4.所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黄敏兰研究员承担。

5.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1949—1966)”，赵庆云副研究员承担。

6.院马工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研究”，赵庆云副研究员承担。

近年来，史学理论研究室的主要学术成果主要有:

1.王也扬研究员圆满完成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点摘编(论历史人物评价)”工作，并于2012年底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修订版。

2.王也扬研究员进行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撰写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阶级斗争学说及其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又是中国近代至今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对于如此重大且关键的理论课题，学界研究却很不足。此文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源流及历史实践作了深入考证，分析了这一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历史命运”。此文试图将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密切结合起来，拓展了史学理论的研究视野。

3.黄敏兰研究员撰写《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的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一文，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下，指出“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而是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中国人误解和滥用“封建”的根源》，探究“封建”一词在中国被非学术性地广泛使用的原因，发人深省。她的《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经济现象给予史学理论的观察和思考，立意较高，视角独到，产生了一定影响。

4.赵庆云致力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史研究，其论文《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讨论会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均能充分挖掘新的档案资料进行实证性研究，不乏新论。

五　学科发展前景

无须讳言，大陆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火热争鸣的盛况已然不再，众多学者纷纷投身于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对一些宏观理论问题相对漠视甚至拒斥，因而近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不免略显沉闷。然而，理论之于史学，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少学者对大陆史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其中相当关键的一点，就是本土理论缺位，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学界提出的理论架构。这需要我们紧扣时代与学界的脉搏，结合大量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提出具有学术意义和较高关注度的史学理论课题。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必须与时代同步发展，并为推动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科学的突破性的见解。

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室将着重从事中国近代历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将理论性的研究与思考，寓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当中，通过学术史的方法与形式，作理论性的著述。我们将扩大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密切结合起来，突出与现实相联系，力求为中国的现实发展提供理论的动力和历史的资源。

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史学理论研究与史学史研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二者绝不可偏废。史学理论研究室将集中精力做好近代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尤为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前文所列史学理论研究室的各项在研课题，均体现了此研究室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方向与规划。

(近代史所　王也扬　赵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