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传统优势学科，始创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组基础上组建而成。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分别组建了中外关系史第一研究室和第二研究室。其中，第一研究室侧重于中美、中日、中法关系及综合关系的研究;第二研究室侧重于中俄、中苏关系和香港史研究。1999年初，根据近代史研究所学科调整的需要，两室合并组建现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学科。学科目前有在职研究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3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2人)，副研究员6人，助理研究员1人，绝大多数具有博士、博士后学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评选中，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前辈、著名历史学家余绳武、张振鹍研究员当选为荣誉学部委员。

60余年来，在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刘存宽、陶文钊、薛衔天、杨奎松、章百家、王建朗等学者主持下，历经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多项成果分获国家级、院级奖励，并得到海内外学术界同仁的高度认可。学科在近代中外关系综合研究，民国外交史综合研究，中俄中苏关系史、香港史、中葡关系、中法关系史研究等方面处于中心地位，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2卷)的出版，曾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国内近代中外关系研究的框架。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4卷5册)被公认为是研究中俄关系最权威的著作。张振鹍等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力作，迄今仍无可以超越它的同类著作。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不仅填补了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刘存宽、薛衔天主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3卷)、薛衔天著《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李嘉谷著《中苏关系，1917—1926》、李嘉谷著《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等成果在当时极大丰富了国内中苏关系研究的内容。

余绳武、刘存宽等著《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简明香港史》、《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割占香港岛》、《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割占九龙》、《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香港的历史》、《香港史话》和英文书籍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等香港史研究成果为海内外瞩目，为香港回归祖国，在理论和学术作出积极的贡献。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成员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继承老一辈历史学家传统的基础上，对研究领域及范围有所拓展，出版了一系列成果。主要有:王建朗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张丽著《20世纪香港社会与文化》，刘蜀永、张俊义等著《二十世纪的香港经济》，黄庆华著《中葡关系史1513—1999》，栾景河等著《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陈开科著《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薛衔天等著《中苏国家关系史，1917—1949》，王建朗著《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五卷》，葛夫平著《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侯中军著《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张志勇著《赫德与晚清中英外交》，戴东阳著《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等。这些著述全面反映了中外关系史学科在近代中外关系史综合研究及双边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由王建朗、栾景河、张俊义等主编的《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等论文集，系统展示了本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丰富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容。此外，学科成员还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民国档案》、《明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俄罗斯《远东问题》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若干专题论文，扩大了本学科在学界的影响力。自2004年被确定为“院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以来，学科以打造海内外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心为宗旨，在努力做好研究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办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期达到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学科连续八年举办的四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研讨近代中外关系史中若干重大问题，已产生品牌效应，受到了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同仁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二　学科前沿动态

近代中外关系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涵盖1840—1949年间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及文化等诸方面。从现有的成果统计来看，学界所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交理论与体系、晚清外交、民国北京政府、民国南京政府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对外关系等方面，旨在积极关注双边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其综合与多样性，丰富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涵，呈现出由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转为多元化研究的新趋势。

(一)外交体制及理论研究

研究近代以来的外交体制及理论，是学术界近年来开始反思的重要问题。近代中国外交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过程，不仅应仅探讨制度层面的问题，更应关注其思想层面的因素，探究外交思想对于外交制度演变的影响，追根溯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显然，传统的儒家核心思想对近代中外关系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遭遇的种种挑战，迫使国人开始采取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传统思想对近代外交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深重的。[※注]在晚清时期的对外关系领域中，不仅事实上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也是清政府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适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注]

朝贡体制与宗藩关系研究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独具中国特色，成果大都以中朝、中越关系进行个案研究，以此论证该体系演变的复杂过程。有学者指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多年间，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并未因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中朝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相反，朝鲜每年都如期向清朝遣使进贡，且不定期向清王朝遣使谢恩、奏请、进贺、陈慰、陈奏、问安，同时进贡礼物。清政府也按例对朝鲜进行回赐与封赏。这一时期，为应对时局变化和巩固对朝宗主国地位，清政府对维系形式和礼仪上的朝贡关系愈加重视，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格。中朝朝贡制度未衰而亡，甚至一度“回光返照”，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注]

道咸时期，在西方的触动下，中国传统外交体制不仅遭到破坏与摒弃，而且日益被近代外交体制取代。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外交体制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注]而东西之间因国际秩序原理的不同，在朝鲜门户开放问题上形成了属邦自主与实效管辖之间的冲突。所以转型，并非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如西方，也不是“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不如“近代西洋国际法”，而是力不如人所致。[※注]

不平等条约及其相关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近年来在不平等条约的概念、不平等条约特权、废约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系列成果，主要集中围绕中外条约展开论述，包括条约制度、条约关系、国际公约，以及条约与领水主权、条约与贸易冲突、条约与基督教及医疗事业、条约与有关人物及民国社会等问题。这些论题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中外条约及其所反映的中外关系，以及各类约章及其废约斗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的种种缺失和不足。[※注]《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专著的出版，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学界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研究。该书首次系统探讨了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评判标准问题，在全面梳理近代中国约章的基础上提出两个评判原则，并认为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有23个，共签订了343个不平等条约。[※注]

伴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条约关系的建立和深化，清政府的对外外交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历经“羁縻之道到条约外交”。[※注]通过对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条约关系的酝酿及趋向进行探讨可以发现，通过主导方英国的作为，显示了一种理性与强权相混合的复杂趋向。这是两种不同文明体制的嫁接。[※注]

(二)晚清外交史研究

晚清外交史研究大多集中于双边关系的研究，这与当时中外关系中的主体有着直接的关系，其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诸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有关鸦片的贸易问题，是鸦片战争期间参与向中国官员施加压力的英国官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又有外交大臣;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对华外交方针和政策。[※注]而来华西人在广州创办的《广州纪事报》、《中国丛报》、《广州周报》等英文报刊，在鸦片危机发生后迁往澳门继续发行事实上是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进行着前期的舆论准备。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注]

1874年法越《甲戌和约》签订后，中法在越南属国地位问题上展开长期交涉，并由此引发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冲突问题。清政府官员对国际法的援引和运用，表明他们已能较为娴熟地将西方外交惯例用于实践，以维护自身的权益。与此同时，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侵略与西南边疆岌岌可危的局势，促使清政府主动尝试改善与越南的关系，并得到越南的积极回应。《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由于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双方最终兵戎相见，中法冲突再次爆发。这与双方的根本利益冲突有关，但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一些技术性问题。[※注]

甲午战争赔款数额问题，主要包括日本在战争中消耗的军费开支、中国的实际支付、日本实际接收等几个环节。不论哪个环节，中日学者之间一向存在较大分歧。对中日两国现存的相关档案文献和主要论著进行分析考释，对已有的几种学术观点及依据予以深入讨论，结合战争前后与赔款有关的几种货币兑换关系的考察，综合考虑战争前后日元的币值变动，日元与中国库平银、英镑之间的比价关系等问题，可计算得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总数不超过1.25亿日元，而清政府的实际支付，陆续折换成日金，却总计3.5836亿日元。日本从中国强行掠夺的资金高达2.3336亿日元，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3倍。[※注]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实施联俄拒日外交，派李鸿章出访俄国，以出让主权利益为代价，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清政府高层对缔约工作采取高度的保密措施，但地方官员和民间社会仍从种种途径获知密约的局部内容，并就密约的可能结果表达了质疑和担忧。由于清政府对俄国仍然持有期待，因此这些不同意见未能起到促使清政府有效应对俄国毁约的作用。[※注]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势衰微，国际地位骤降。为延续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把其惯用的以夷制夷政策具体化为联俄制日。联俄政策的出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一政策的实施即《中俄密约》的签订，对中国近代历史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致使中国东北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引起列强瓜分中国并最终引发日俄战争，导致日本侵略势力再次侵入东北，中国的民族危机从此更加严重。清政府联俄政策的失败再次说明弱国无外交，同时也说明发展才是硬道理。[※注]

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已处于日没西山的时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并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决定了日本首先将魔爪伸向了朝鲜，从而使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挑战。此间中日两国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没落的清王朝尽管几经挣扎，但也无力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最终还是败给了处于殖民侵略扩张行列中的新兴力量日本。[※注]美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在甲午战争中声称中立，实际上却是偏袒日本方面。美国在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违反国际法，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唯一的调停者，美国不但拒绝欧洲国家的联合调停，且单方面劝说清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上述作为，其目的在于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注]有学者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及其结果的必然性，认为日本在战争发生前20年间经济增长的转型，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优势产业的培育使得日本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成功转型，而这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注]

(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对外关系研究

承认问题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之一。列强的中立及对革命军交战团体身份的默认，是中华民国寻求列强承认的前奏。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清帝逊位，属于过渡时期，不能简单地视此一时期的拒绝承认为刁难与要挟。日本虽主导了列强对中华民国的延迟承认，但承认问题并非由日本首先提出。在中国国内，面对承认问题的困难局面，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并不主张中国主动要求各国承认。美国虽然并不是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但其决定承认民国政府的政策影响深远。[※注]

过去人们普遍批评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的政策，并认为是日本胁迫中国出兵。《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上较有利的地位。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注]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给当时的中俄关系提出了新的问题，在引渡和经贸问题上，新疆与苏俄进行了积极交涉。此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在处理交涉问题上基本是成功的。双方交涉的重点在引渡旧俄领事、难民和败兵问题以及经贸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历史遗留以及新问题，关系着新疆的安全。在与中央政府的合作下，新疆地方通过交涉收回了部分主权，也使苏俄继续成为一支制衡英国势力的力量。[※注]1920年间，蒙古人民党的成立，是外蒙古走向分离中国的重要一步。正是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声中，外蒙古离中国越来越远。这里有中国内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内部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因素，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1924年间蒙古共和国宣告成立，外蒙古独立已经成为事实。[※注]

国家之间的外交是一个丰富的多层级、多方面的互动，研究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外交人员之间的交往固然重要，但普通人对外交的参与及其对外交的推动同样不可忽视，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国民外交运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其本质是一场复杂的民族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大体有四种政治力量参与其间，即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在野派系”和精英团体。在野派系借助国民外交运动之名，暗行倒阁运动之实，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已经沦为政争的工具。[※注]有学者系统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外交运动，从公众舆论和社会团体所从事的实际活动入手，考察了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概况及其与政府外交互动的关系，提出了若干以往研究者有所忽略，甚至完全忽略的理性认识。[※注]

(四)国民南京政府时期的对外关系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对外关系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与领袖人物的研究上。蒋介石30年代的对日思维以中国存亡为核心、以中日友好为理想原则，结合国际关系、军事战略、中国国家地位，阐述了日本扩张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同时认为中国不会亡于日本的基本要素是“主义、领袖和群众”。这种对日思维有力地推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从“不撤兵不交涉”向以两国外交部门之间交涉的彻底转变。[※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有一种侵华国策的同化过程。虽日本内阁确立了“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但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军权膨胀，军权蔑视政权、军权凌驾政权的军国体制日臻完备，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又从下层社会煽起“军国热”和“排外热”，加之“财阀转向”，主动投向军国主义怀抱，形成“军财一体”，终使日本完成举国一致，趋同侵华国策的异变过程。[※注]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注]

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后，又于1938年12月提出“近卫三原则”。通过日汪密约及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固定下来，对于这两个原则我们要看到其既矛盾又同一的现象。[※注]美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初采取了消极态度，但是，在看到了索尔兹伯里等人的调查报告后，对日态度始日趋强硬。[※注]

有学者通过蒋介石日记所展示的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认为其严重性大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等问题上的举措，引起蒋的严重不满。蒋对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诚意、魄力及动机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中国将与其争夺亚洲领导权。[※注]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获得美国财经援助的交涉中，努力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他能够调动有关外交官和特使的长才与积极性，与在华美国使节和来访美国高层官员沟通，有助于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但这其中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原因主要在于蒋介石等人对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决策机制及其实际运作都了解不够，对于战时中美关系的定位也难免错位。对于蒋介石及其僚属在战时对美外交中的作用和成败得失，应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注]

1943年签订的《中美新约》引发了中基会存废之争。国民政府内部的分歧在新约缔结后日趋激烈，以陈立夫为首的强大力量主张借助新约的历史契机，彻底铲除国耻色彩的中基会。中基会出于自身利益和维系中美文化合作交流的考虑，始终坚决反对撤废，并寻求美国外交支援，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中国国家利益。美国政府意图保留这项文化投资，经过利益权衡，其对策经历了不表态、公开弹压和停止干涉三个阶段的变化。中基会存废之争的缘起、经过与结果，暴露了新约的缺陷，体现出新约对战时中国社会和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注]

1942年春蒋介石知晓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即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表示效忠中央。1943年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不断强化，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日益减小，盛世才最终被迫辞职离新，新疆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注]盛世才乘苏德战争爆发、苏军失利之际与苏联翻脸，恰好为国民政府收回新疆主权提供了契机，新疆治权收回中央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注]蒋经国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存在重要关系，甚至可以称为中苏谈判之关键人物，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决策性建议。[※注]宋子文在谈判中虽然身居要职，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职位不高的蒋经国才是关键。[※注]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注]1933年日本与国民政府围绕税率问题展开交涉。[※注]财政部方面秘密的办事方式，误导了日本方面的情报，再加之日本正侵犯华北地区，双方之间沟通渠道不畅，导致了双方误解的发生。针对1934年伪满洲国出台《石油专卖法》给美国商业利益造成的打击，国务院加强与美孚石油公司合作，保持了在东北市场的营销额。[※注]

对华经济援助是抗战时期重要的中外关系组成部分，苏、美都曾对华进行过经济援助。苏联在援助国民政府的同时，也向当时的中共施以经济援助。抗战时期，苏联多次向中共提供数目不小的资金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共坚持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注]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既属美国战时经济援华的举措，也为中美战后经济合作开辟了前景。[※注]

抗战后期外交及战时外交研究都有著作或论文集出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外交史研究。王建朗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一书，是胡德坤主编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系列研究成果中的第五卷。[※注]该书在全篇章节中，对若干重大外交决策的研究，均参阅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除蒋介石日记外，作者还广泛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当一批未曾公开的档案，这些新档案的使用，无疑将作者的立论建立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之上。其他8卷分别涉及这一时期的重要双边关系或外交战略，在各自领域都有所突破，该系列研究大大丰富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四》论文集，收录了时下国际著名学者在战时外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该书中，学者们开始贯通研究战时的国际关系，并将战时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与其以后的外交方针相对比，更加注重长效性。除却中国、日本两个事件客体，研究者显然把美国、英国和苏联放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中来考量。此书收录的论文打破了这种研究惯例，尝试把德国纳入进来，在各个方面推动了战时国际关系研究，代表了目前的国际最新研究成果，预示了学界今后的研究方向。[※注]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

1946年7月29日发生在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安平事件，是中共与美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军队与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这次冲突正值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遭遇困难之际。必须要求得到国共双方配合的马歇尔，被迫对这一造成十余名官兵死亡的严重事件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处理方法。[※注]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对外工作与党的命运紧密相连，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8年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党对外交往的范围从仅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保持特殊关系，扩大到同一些西方人士和官方机构有所交往。由此，党积累了宝贵的对外工作的历史经验，逐步学会了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处理对外关系。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对外工作，不仅与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相配合，也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奠定了基础。[※注]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一次战役，不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也是中美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转折点。渡江战役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彻底破产，是美国以台制华策略的肇始。渡江战役前后中共中央的对美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中美关系积累了经验，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注]

1948年5月，印度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在疏附建立领馆的要求，虽然国民政府认识到印度的设馆目的并不单纯，但仍然决定同意对方在疏附建馆。作为一种对等行动，国民政府亦提出在印度的葛伦堡设立中国领事馆，并经中国驻印大使罗家伦向印度提出。虽经罗家伦与印度外交部长梅农多次交涉，印度方面始终未予以明确支持，而是借故推脱、阻延。中印设领交涉凸显出印度独立后国家主权意识空前膨胀，刻意继承英帝国侵略所得的边界及利益。[※注]

研究美国对台援助，以往一般侧重于经济援助，对于军事援助未做全面系统探讨。美国对台军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持续时间长。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台湾的军事联系一直未曾中断。其二，军援金额大于经援金额。截至1965年6月，美国对台军援总价值为23.8亿美元，经援总价值约15亿美元。这与美国对外援助的总体趋向也是相符的。

1950年6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总理谴责美国侵略台湾，随后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国民党当局反对美国将提案提交联合国讨论，但未能达到目的。为了寻求最终的平衡，国民党当局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反对美国的建议，也不允许联合国讨论台湾法律地位问题。[※注]苏联“二战”期间一度被中国逐出新疆，冷战期间与美国争夺新疆，并支持中共解放新疆。[※注]冷战初期，苏联支持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并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予以承认。在旧金山和会上，苏联与中国政府积极配合，坚称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将上述岛屿交给中国政府管理。[※注]

三　学科建设状况

不平等条约研究一直以来是中外关系史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前辈学者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论著中对不平等条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了系统的论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科成员对涉及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又作出了富有新意的研究。王建朗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和历届政府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展现了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逐步消亡的历史，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废约历程的专著。侯中军副研究员在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评判标准问题，以及准条约问题的研究方面，走在国内学术界的前沿，具有重要影响。此研究方向未来关注的重点:一是进一步论证不平等条约的评判标准，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近代所有约章的基础上精确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二是开展不平等条约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个案研究，为深入研究不平等条约的整体影响奠定了基础。

中外关系史学科民国外交史综合研究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王建朗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和李嘉谷著《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构建了民国外交史综合研究的体系，深化了对其中若干问题的具体研究。此研究方向未来的重点:一是将力求系统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弘扬中国在困难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办理外交的艰苦历程，勾画出中国国际地位在民国时期所经历的停止向下沦落和逐步向上攀升的曲线发展过程，并对各政治力量的历史功过作出客观的评价;二是将努力澄清以往研究中的一些不准确的观点，纠正史实错误，尽最大可能还原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真相。

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是中外关系史学科的传统研究方向之一。老一辈历史学家对沙俄侵华史、中苏关系史素有精深研究，且获得了学术界的公认。此研究方向的未来关注的重点:一是对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俄两大民族在领土与边界问题的不同认识与理解，以及在外交、文化、贸易往来中两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种碰撞与冲突等;集中力量，系统研究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嘉庆、道光、咸丰朝的中俄关系。二是充分利用俄罗斯公布的最新解密档案，深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研究。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中，中英关系史的研究一直是受到关注较多且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题目。然而直到今天，海内外仍缺乏一部完整地反映整个近代中英关系史发展的权威性著作。已有的相关专题研究成果也存在着研究专题的不平衡，很多领域仍需要进一步地开拓与深入。因此，中英关系史依然是本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作为当今世界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西方大国之一，研究中英关系史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上的意义，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香港史研究为学科传统优势研究项目，已陆续出版包括《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经济》、《简明香港史》等在内的十余部专著，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目前研究室前辈学者仍在港推动《香港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因此，本着继续保持学术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和争取再创辉煌的目的，研究室将香港史研究列为重点研究方向，计划在若干专题领域继续深入开展研究，取得更大成绩。

中葡、中法关系是本学科新兴研究方向。黄庆华著《中葡关系史(1513—1999)》，不仅是一部全面梳理和研究中葡政治外交关系历史的著作，同时也填补了中外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葛夫平著《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首次对20世纪上半叶中法两国合办的教育事业作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为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许多方面填补了空白，是国内外学界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此研究方向未来关注重点是:深化此研究方向的个案及专题研究，力争在某些重大问题能有新的突破。

鉴于近代中外关系史不仅包含中国外交史及国际关系史，还广泛涉及中外各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等专门史内容等特点，此学科未来研究的重点是，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更注重对多边关系的研究，力图从多个视角来研讨近代中外关系。

(近代史所　栾景河　侯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