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史地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民族史、地方史及相关专门史等。近三年来，在北方民族史研究方面，论文论著发表不少，不过新材料有限，解读史料的理论有待提高，研究角度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因而有创见的并不多见。以下论文值得关注。

史金波在《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民族变迁》[※注]中回溯了华北地区民族兴衰演替的历史，该文指出华北地区是民族大熔炉，留有大量多民族的文化遗存值得深入发掘。关于蒙古高原族群流变研究，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注]一文指出，乌桓处于汉、匈奴两强大政权之间，或役属于匈奴，或附属于汉。断定“乌桓没有建立过独立的国家”，只是作为一个重要族体被强政权控制和利用。这是因为乌桓的活动范围正好是匈奴与中原郡塞的过渡带，匈奴始终未放弃对乌桓的羁縻和役属，汉也同样想方设法争取之为己所用。随着南匈奴相当一部分成为汉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对乌桓再无任何威慑力和号召力后，匈奴与乌桓的关系逐渐淡化，乌桓也渐渐淡出史书的视线。汪高鑫《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注]一文认为，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在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胡玉春在《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和启示》[※注]认为孝文帝主观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强制鲜卑民族摒弃本民族文化而奉行汉民族文化，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注]结合文献与考古，认为拓跋鲜卑西迁既有本族的原因，也有汉、匈奴、乌桓、东部鲜卑等周围部族因素及生存环境等原因;本族英雄人物的出现是两次迁徙成功的主观条件。岳雪莲《试析隋与突厥经济关系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注]认为隋与突厥的经济关系既对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也对突厥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作用。

蒙元史研究方面，阿茹罕在《试论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注]一文指出，古代蒙古人出于生存需要，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协调平衡的发展观、保护动植物的伦理道德观和认为自然资源无比珍贵的价值观。这些思想反过来通过宗教和立法手段使之逐步习俗化、社会化、制度化，对当时当地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有重要作用。

在中外交通方面，徐良利《论蒙古第三次西征的历史动因》[※注]一文认为蒙古第三次西征的根本原因既有传统的征略政策，又有亦思马因派的刺杀恐怖行为对蒙哥大汗的安全及其统治构成威胁等原因。蒙古第三次西征严重地阻碍了西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客观上也对伊斯兰历史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国春雷《蒙古入侵期间罗斯东正教会拒绝与天主教会合并的原因》[※注]一文指出，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国家乘蒙古人入侵基辅罗斯之机企图合并罗斯东正教会。由于教皇无意反蒙援罗、十字军对罗斯西部领土的侵犯、蒙古人对天主教国家与东正教国家的不同政策、尼西亚东正教会对基辅罗斯的宣传与影响，罗斯人最终拒绝了教皇的教会合并请求。韩华在《蒙元时期传教士与中西交通》[※注]考察了元代前往东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沟通中西交通上所发挥的作用。刘迪南《13世纪至14世纪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人形象》[※注]也认为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舒健《蒙元时期高丽来华使臣接待考述》[※注]提到蒙元和高丽关系正常后，高丽国王经常前往元朝，使得元朝的接待具有特殊性。

在蒙元时期宗教研究方面，任红敏《萧辅道入侍忽必烈藩府及太一道在元代的发展》[※注]认为太一道四祖萧辅道顺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两次入侍忽必烈藩府，使太一道得到蒙元王朝的扶植和崇奉，这是太一道发展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进入全盛的原因。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注]利用碑刻材料，论述了元代景教徒与中国本土文化与宗教的交融与互动。周良霄《沽源南沟村元墓与阔里吉思考》[※注]根据元人许有壬的《晋宁忠襄王碑序》，经过细密考订，认为沽源县萧太后梳妆楼元墓主人是蒙古贵族阔里吉思，而非考古学界认定的汪古部部长阔里吉思，尽管两人都是景教徒。

对于蒙宋关系，石坚军发表《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注]，认为前四汗时期大理及周边诸蛮被迫卷入蒙古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蒙古与大理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色彩。

蒙元民族政策方面，李大龙《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注]一文认为“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元代地方建制，李治安发表《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注]一文，认为巩昌汪总帅府为元代唯一允许世袭罔替的漠南地方军政官府。降蒙初汪总帅府所辖“二十四城”的地盘，应该是“癸卯春”皇子阔端“手札付”秦、巩等十九州，再加原属金熙河、庆阳二路而后割出的安西、河、泾、邠、宁五州。“五府二十七州”、“四府十五州”及“五十余城”说，则反映元世祖朝至元五年等不同时段，因汪氏军功权势及其与蒙古诸王、脱思麻宣慰司等彼此消长而造成的地盘扩张或缩小的状态。李治安另一篇论文《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注]认为，所谓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和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名异而实同，西部四行省蒙古军探马赤军诸军团之间的奥鲁老营、前线征行和二次签发征调等复杂联系，又是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居上一元化统辖指挥的基本背景。刘春玲《元代阴山地区的行政建制述论》[※注]一文认为阴山地区在大蒙古国时就已分封给诸王、驸马管领。元代统一后设立了直属中书省的路及地方行省，还在诸王、驸马领地增置具有双重性的特殊机构，使阴山地区进一步置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

关于元代文献研究，时培磊《元代实录纂修问题考辨》[※注]一文认为元朝坚持实录的纂修活动，是在史学上对中原传统王朝的一种认同。元、清两代在实录纂修中的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本民族历史文化条件所形成的特点。

明代蒙古史地研究。关于西北地缘政治，施新荣《明代西北地缘政治之演变》[※注]认为明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关系，是左右明代西北地域政治形势变化的主要因素。陈光文《明朝弃置敦煌考略》[※注]指出，明初设置沙州卫是羁縻卫所。其后由于瓦剌和吐鲁番等部族的侵扰等诸多原因，明朝弃置了整个敦煌地区。金星《隆庆、万历年间明朝与蒙古右翼边境贸易》[※注]觉得“隆庆和议”使明蒙边境设立了若干市场，以朝贡贸易为主转为以互市贸易为主是很大进步。达力扎布《17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注]一文指出，漠北喀尔喀不顾清朝阻挠，一度恢复了与明朝的贸易关系。清朝则通过军事威胁和利诱，迫使漠北喀尔喀停止与明朝贸易，转而与清朝通使贸易。清朝在贸易方面控制了喀尔喀。明朝则默许了清朝的间接贸易，以避免清军侵扰其北部边境。姑茹玛《明蒙通使之使臣的选派和接待》[※注]一文叙述了明朝和蒙古之间的通使往来，对使臣选派、每次通使任务，以及对彼此间接待使者的礼仪等事宜进行了分析。周松《明代内附阿鲁台族人辨析》[※注]考证了南宁伯毛氏家族与和宁王阿鲁台的亲缘关系，强调了内附少数民族贵族经过了身份转化，适应和融入明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明长城研究是长期关注的余波。马顺平《“界在羌番、回虏之间”——明代甘肃镇边墙修建考》[※注]指出，成化时期宁夏二镇开始修建边墙，弘治十六年(1504)甘肃镇完成了最早的边墙修建。嘉靖二十六年(1547)，约2000个关隘、营堡、墩台建成，奠定了甘肃镇边墙体系。刘景纯《明代九边官豪的私业经营与政府控制》认为明代九边准军事社会产生以军事将官为主体的官豪。政府管理和控制几乎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导致了九边诸多制度与政策失败，加速了九边防务与社会危机。关于土木堡事变，韩慧玲《刘定之〈否泰录〉的史料价值及其局限性》[※注]指出，《否泰录》可补直接史料之略，可证《明实录》之实，但亦有删减取舍、略而不书、为尊者讳等局限性。毕奥南、王文娟《明朝长城防御体系考述》[※注]勾稽有明一代边墙修筑资料，从工程角度论述了明长城修筑规模、分布格局等问题。赵现海《明九边长城军镇史》[※注]是明长城制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认为，围绕明朝国势兴衰，从战略长城向战术长城的演变，明朝戍边军镇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详细论证了这个过程，并将其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考量。

清代蒙古史地研究。清代蒙古地区城市发展是近年来学者关心的议题。何一民《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清代蒙古地区城市之变迁》[※注]认为，清中期以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外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清朝在内蒙古地区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融合政策，促进汉蒙贸易发展，允许人口流动，从而对内蒙古地区城市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侯宣杰《论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的特征》[※注]指出，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内力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动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往所形成的“外力”实现发展。张威《喇嘛教对归化城兴建及城市形态演变的影响》[※注]一文认为通过修建喇嘛庙将蒙古民众统一在喇嘛教信仰下的构想，在明朝末期蒙古各部落政权竞争过程中及清廷扶植喇嘛教策略的倡导下得以实现。归化城的城市发展及形态演变过程一直与喇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注]一文认为归化城是漠北、漠西蒙古和新疆地区与中原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杨耀田《康熙朝对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浅析》[※注]一文认为，康熙朝从最初继承顺治时期严格的封禁政策，转为宽松的默许汉族移民出口外谋生，但加以限制和控制的政策，前后期有所不同。学者还关心到蒙古地区近现代社会变迁。郎元智在《锡良与东蒙古地区近代化》[※注]中指出，锡良对东蒙古地区近代化改革的主导思想主要由改革政治、扩大县权、训练军队、巩固边防、发展经济、兴办实业、改革宗教、限制僧侣、发展教育、开启民智等方面构成。白图雅、阿思根《蒙古游牧社会变迁与“蒙古族村落群”成因关系追溯》[※注]以连带性视角盘点蒙古游牧社会变迁的另类历史轨迹;同时以“历史欠账”与当今蒙古族聚居区生存条件捆绑探究蒙古游牧社会变迁与当今蒙古族村落群形成的因果关系。

清代蒙古史地学也是关注焦点。张春燕《清代蒙古史地学研究》[※注]一文认为清代蒙古史地学研究由祁韵士发起，张穆、何秋涛为后继者，其间还有徐松、龚自珍、魏源等名家辈出，但要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最具代表性。哈斯巴根《传教士与康熙朝蒙古舆图的绘制》[※注]注意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七年(1718)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中实测过的全国631处地方的经纬度中，蒙古地方就占据了93处，囊括了几乎全部蒙古地区的较为详细的地名信息。数量和准确度方面，远远超出了之前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地图。哈斯巴根、成崇德《关于〈口外诸王图〉》[※注]经过对图中人名、地名的考证，认为这份“口外诸王图”(或相近的摹绘图)首先是作为康熙《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中有关蒙古地区地图的底本而形成的。但从“口外诸王图”提供的很多信息不太准确来看，认为该图可能是诸多底本中准确度较低的一个。关于蒙古王公喇嘛朝觐、年班制度，张双智《清朝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与朝贡制度》[※注]指出，清朝视国内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境外的国家为“外藩”，这可以划分为“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两大层次。清朝针对内属外藩，创建了边疆民族首领朝觐年班制度;针对境外外藩，清朝延续前代实施了朝贡制度，两者有本质的区别。红霞《清代喀尔喀蒙古王公的朝觐制度述略》[※注]指出，清政府关于喀尔喀蒙古王公的朝觐制度，对怀柔喀尔喀蒙古王公、巩固北部边疆、稳定清政府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喀尔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乌云《试论清代蒙古地区喇嘛洞礼年班制度》[※注]认为清朝对蒙古地区喇嘛教上层人物规定年班制度，这是清朝抚绥蒙古地区高级喇嘛阶层的一项政治措施。蒙古地区法制史仍是关注对象。爱如娜《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在蒙古地区的体现》[※注]认为由于蒙古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和财政极端困难，再加上思想观念封闭保守，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缺乏，使得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在蒙古地区好像无多大价值。旗兵制度研究，阿鲁贵·萨如拉《论清代呼伦贝尔地方的旗兵制度及其特征》[※注]利用相关蒙、汉、满、日等文字的档案、文献资料，对清代呼伦贝尔地方旗兵制度的特点及产生原因、兵役制度的性质等问题做了探讨。乌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姓氏考》[※注]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收录的230多个蒙古姓氏进行整理。刘金德、王苗苗《三十年来大陆学者对八旗蒙古研究综述》[※注]介绍了近三十年来八旗蒙古建置过程、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和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以及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及其历史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概况。

发掘新史料及介绍文献。黑龙《1688—1690年康熙救助南下蒙古喀尔喀之新史料》[※注]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蒙古堂档”中抄录有数十件反映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二十九年(1690)康熙救助喀尔喀难民的满文、蒙古文档案。那顺达来《〈蒙古游牧记〉考辨》[※注]就《蒙古游牧记》同治六年(1866)版，根据清代盟旗地图等资料，试图对其地名、人名误引误考进行考证和纠谬。王惠荣《位卑未敢忘忧国——〈蒙古游牧记〉著述年代考》[※注]根据对张穆遗留于世的书信、文集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相关文献之考订，确定《蒙古游牧记》始撰之年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乌日娜《清代蒙古文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概况》[※注]列举流传至今的清代回纥蒙古文历史文献10部，对成书时间、版本及整理情况逐一介绍。丁晓杰的《河原(一宫)操子著三种版本〈蒙古土产〉之比较》[※注]对河原操子的〈蒙古土产〉、《新版蒙古土产》、《我与喀喇沁王妃》同书三种版本进行介绍比较。

清代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及相关问题受到部分学者关注。包翠珍《清代蒙古地区经济法律制度初探》[※注]指出，清代蒙古地区贸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当地牧民以其丰富的牲畜、畜产品等资源搞活了经济，结束了牧区经济与内地经济的孤立状态。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有关经济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当中。刘秉贤《清政府挽救蒙古茶叶利权的措施——围绕〈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两次修订》[※注]一文，认为19世纪以来茶叶贸易在中俄两国的边境及陆路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但随着列强侵华的加剧，中俄两国贸易的公平性逐渐被颠覆。同治元年(1862)《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后来的两次修订，使蒙古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逐步占领了蒙古市场，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民族关系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国传统的“以茶治边”政策宣告失败。何宝祥、李文玲《清末蒙古地区经济商品化》[※注]指出，外国商品以及资本大规模进入蒙古，加速了蒙古经济商品化;清政府为摆脱内忧外患实施“移民实边”的政策，使蒙古地区经济在农业化基础上，进入了外资完全控制下的商品化时代。布庆荣《清末蒙古王公振兴蒙古的经济思想探析》[※注]认为在“开放蒙地”、“移民实边”热潮刺激下，蒙古王公提出了振兴畜牧业、整顿农业、发展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蒙古经济的思想。这是清末蒙古王公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思考，是蒙古民族要求实现经济近代化的表达，在蒙古民族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满蒙联姻带来随嫁人员及皇庄问题，祁美琴《公主格格下嫁外藩蒙古随行人员试析》[※注]通过对清代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的封号以及因封号而获得的陪嫁待遇的考察，从而对其随行人员的性质和“陪嫁人户”总体规模作出估算，进而探析这一人群对当时蒙古社会产生的影响。刘蒙林《清代晋蒙沿边皇庄旗地初探——以内蒙古凉城县曹碾满族乡为中心》[※注]利用有关资料对驻马口皇庄形成的背景、设庄的时间、庄头和壮丁及佃户、面积与范围、粮租银赋、奖罚制度、革除庄头、领催任职、庄头来源、官收丈放、满汉关系和满汉文化交融等史实进行了全面探讨。围绕清代蒙古人物，研究者多有议论。白英《简论清朝末年的齐默特色木丕勒》[※注]指出，齐默特色木丕勒作为封建蒙古王公，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时期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之一。范丽君《阿勒坦车臣汗与沙俄的关系》[※注]一文认为，硕垒·乌巴什是蒙古历史上较早与沙俄建立关系的蒙古封建首领。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和独立，硕垒·乌巴什及其继任者没有屈服于沙俄政权，保护了喀尔喀的领土完整，对沙俄的东扩起到了重要的阻碍作用。

旅蒙商研究，李治国《复杂的利益分配——旅蒙商予以蒙古负面影响的再认识》[※注]从成本的重新核算、债务产生的原因、利益的分配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旅蒙商经营具有复杂性，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商业利润还要分配给地方官、蒙古王公、上层喇嘛等。周建波、项凯标《旅蒙晋商明清时代开发蒙古市场研究》[※注]认为旅蒙晋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蒙古地区成功开展流动贸易，使蒙古地区变为自己巩固的战略大后方。

民国蒙古史地方面。蒙古地区军政制度研究，张建军《从蒙疆经略使到热察绥巡阅使——民国北京政府后期奉直两系对蒙古地区的争夺》[※注]指出，只有将蒙疆经略使、热察绥巡阅使的先后置废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北京政府地方军政制度的运作。两军政职位使蒙古地区与全国军政联系更趋紧密，但实质上是北京政府对实权军系既有及潜在地盘的认可。其先后置废，自然成为奉直两大军阀在蒙古地区实力消长的重要标志。毕奥南在《中俄关系与蒙古问题(1911—1924)》、《1920年代中国朝野对“蒙古问题”的反响》[※注]两篇长文中，利用苏俄档案，对20世纪20年代中俄蒙历史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论述与辨析，运用新史料对以往陈说做了诸多更正。由于这一研究领域被视为“敏感”，旧说多简单从沙俄侵华史角度谈“蒙古问题”，陈陈相因，鲜有新观点。毕文应该在相关研究中是一个新进展。冯建勇在参加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时发表了《“政治博弈”与“国家构建”: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问题》论文，认为外蒙古王公喇嘛宣布“独立”，其后俄国插手其中，事态遂变成中俄蒙三方参与的政治博弈。北京政府以构建国家认同为路径，通过立法、劝谕、册封、厚给利益、教育统合等各种怀柔手段，加强了与外蒙古地方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边疆地区之统合，但从整体来说实效不足。

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在2011—2012年有几部具有原创力的专著问世。张建军的《清末民初蒙古议员及其活动研究》[※注]涉及人物众多，资料零散难觅，学术界鲜有人注意这个群体，相关研究十分薄弱。清末民初的国会政坛为台前台后强权操控，“国家利益”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冲突抵牾，作者能在有关档案尚不能自由查阅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多渠道的资料爬梳，还原史实，撰成4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真令人感佩。周竞红的《蒙古民族问题述论》[※注]以王朝中国转型为节点，认为蒙古社会精英和上层从不同的渠道接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从王朝国家的藩邦臣民向主权国家平等成员转变中面临着复杂的历史选择，在这一条件下蒙古社会如何发展、对国家转型的影响和作用等进行论述。作者注意到种族、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潮在蒙古民族问题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历史语境下探讨蒙古民族问题的发生、处置过程，进而揭示该问题的历史启示。长命《资料分析与历史解读——从百灵庙自治运动到绥境蒙政会成立》[※注]，在看似众所周知的历史表象背后，向学界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内幕，如绥远省方为解决百灵庙自治问题编制的《关于内蒙自治问题建议书》详细内容。作者首次运用《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关于内蒙自治问题之件》，客观考述了阎锡山、傅作义为首的晋绥实力派瓦解百灵庙蒙政会的细节，解开了“鸦片过境税”、“西公旗事件”、“百灵庙兵变”的历史迷雾;将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德王分期评析，较为客观。

近年来蒙古部落史已经成为研究热点。诸如科尔沁史、土默特史等30余个课题正陆续落实。

在中蒙历史关系研究方面，有吉日嘎拉《简述清朝对漠北喀尔喀的赈济措施》[※注]、香莲《简述漠北喀尔喀归附清朝的过程》[※注]、《论述清朝赈济漠北喀尔喀蒙古赈济政策的作用》[※注]，从灾荒、赈济角度分别论述了清朝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

中外众多专家学者对蒙古族族源问题不断探索。武国骥的专著《蒙古族族源》在吸纳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艰难探索，最终形成了此书的基本观点，认为蒙古族的先祖是荤粥族，蒙古族有五千年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