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2年，我国学术界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就研究领域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新成果，翟国强的《先秦西南民族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就是有代表性的新成果之一。该书34万字，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基础，充分利用前人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先秦时期西南民族的历史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考察西南民族的发展与变化。该书通过研究先秦时期西南各民族从多元到地区一体再到中华一体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而反映了西南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和应用，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上是一次开拓性的创新。

2.边疆地区的土司问题成为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且在西南边疆土司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学者们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中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注]认为，元以前的羁縻治策与元明清的土官土司制度，两者的核心思想虽有相通之处，但在经营思想、基本策略、施行的范围及成效方面却有明显区别。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演变，受到历朝治边的思想与策略，元明清三朝尤其是重要帝王重视西南边疆，元代后初步解决边疆经营中高成本、低收益问题等因素的影响。论文还分析了羁縻治策与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特点和局限。

李平凡等《略论元代彝族土司制度的创立》(《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注]提出，元代西南彝族地区创立的土司制度，以其深厚的彝族社会历史状况为基础，以元王朝治理中国西南的总政策为背景。元王朝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统一西南，征剿彝族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权势力，降服之后即委以各种职衔，规定任命、承袭、赏罚、贡赋等内容，渐次推行土司制度。在社会政治大变革中，彝族土司叛服无常，反抗不断，终元之世，确立影响深远的彝族地区土司制度，值得再探索。

杨庭硕等:《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注]认为，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在西南地区普遍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其基本内涵是用当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各级、各类土官，如土司、土职、土弁等。在土司制度执行过程中，朝廷又多次改土归流，以至于此前有的学者将土官与流官视为截然两分的行政机构，甚至将土司视为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化外”酋邦。然而，仔细排比元、明、清三代史志的资料后不难发现，即便是在执行土司制度的地区，朝廷任命的流官始终在土司衙门中任职。土司被改土归流后，其后裔还可以在当地充任各级土职，与流官一道治理当地，有的土司甚至还能以土司的身份因功受奖，未经科举考试而直接充任高级流官。这些事实表明，土司与流官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是朝廷职官制度中的构成部分。其间不仅可以并存，还可以互换，而且还能够相互制衡、互为补充，因而土流并治是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邹建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注]认为，乾隆三十年(1765)冬初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底，中缅双方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清军四次攻入临边一带缅甸实际控制的区域。在战争进程中，该区域内的众多土司头人降附清王朝，清廷遂将其接纳并授予土职，称为“边外土司”，从而改变了战争的目的。虽说设置“边外土司”是恢复元明统治规模，但此地久为缅甸占据，此举无异于一次复土开疆。但在付出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耗费巨额财物后，最终却未得尺寸之地，对此后中缅关系以及清王朝治滇治策，均产生重大影响。

郭声波等《从宋元五姓番、八番罗甸地域分布演变看元初边疆民族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注]，分析了宋代西南蛮五姓诸番地域分布及其与羁縻州对应关系，认为他们与顺化王等39部都是唐代西赵蛮诸部的后裔，一直生活在西赵蛮诸部原来的地域范围内，即今贵州黔南、黔西南及安顺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南宋时演变为八姓番与罗甸国。元初废除唐宋以来的羁縻州号，对八番罗甸地区实行新型统治方式，在今惠水县一地集中安置八番罗甸九安抚使司，原管1000多个侗寨，除罗甸国旧地改隶云南普安路，程、韦二番旧地改隶广西来安路外，重新归并设置为30多个蛮夷长官司，交给元朝派驻的管番民总管府管理，九安抚使亲辖地只限于今惠水县的部分地区，自治权力被收束架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向基层延伸。这是宋元之际边疆民族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之一。

田利军《民国时期川西北土司土屯史事辨析》(《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注]指出，民国时期川西北茂县、汶川、松潘、理番、懋功、黑水等藏羌民族聚居地区土司土屯虽经部分改土归流，但土司制度、土屯制度依然存在且处在变动之中。此文考察了清末民初松潘土司的具体状况，汶川瓦寺土司、理番绰斯甲土司、懋功汉牛屯撤废等详情，对有关史实做了较为详尽准确的辨析。

洪涵《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延伸——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注]提出，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指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我国元明清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基于对土司授职、承袭、考核的规定，使土司成为朝廷命官，将土司地区作为国家防卫的屏障，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朝贡、纳税义务，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方的下沉。与内地相较，这种政权建设方式在组织、制度、文化支撑等多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证明。

此外，一些刊物陆续刊发了土司研究的论文，如《乌江论丛》就先后发表多篇相关文章。该刊2011年第3期有田小雨的《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周渝津的《论明代秀山杨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注]。前者认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是各方面互动与和谐、冲突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结果。后者认为，杨氏土司的战争类型多样，其性质也不尽相同，既有参与平叛、征蛮、讨贼、援辽和抗倭的正义战争，也有镇压农民起义的非正义战争;通过对战争类型的分析，可以反映出四种民族关系:一是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二是土司与周边土司之间的关系;三是土司内部的关系;四是土司与辖区百姓之间的关系。

3.近代中国取得一些新进展，主要反映在两个领域，一是辛亥革命前后西南边疆省区的历史、社会研究。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国内学术界一方面整理相关资料，较为深入地思考辛亥革命的背景、影响，其中广西地区学者的成果有两种:蒋钦挥主编《我们没有忘记——辛亥革命广西百年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用30万字的篇幅，以通俗的文字介绍了辛亥革命时期广西地区的历史演变;黄振南、蒋钦挥主编《〈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选编》分上、下两册，以68万字的篇幅，收录了从1889年9月至1917年4月《申报》中广西地区相关资料，进行编辑、注释，为广西地区辛亥革命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另一方面，学术界对边疆省区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行了理论探讨。2011年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民族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中华民族与辛亥百年”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50余人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思潮”、“少数民族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中华民族认同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等主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的论文大多收入了方素梅、刘世哲、扎洛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与西南边疆密切相关的论文主要有孙宏年的《辛亥革命前后“殖民”、“同化”的治边理念及其演变》，赵玉敏的《1912年蔡锷出兵援藏的历史反思》，贾益的《清末民初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滇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喜饶尼玛的《关于辛亥年间西藏的几个问题》，扎洛的《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邱熠华的《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以陆兴祺研究为中心》，等等。

二是学术界对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云南大学青年学者张轲风关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划”问题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张轲风所著《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划演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在广泛搜集民国时期的文献、地图等资料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西南大区概念、区划实践和建构过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的总体趋势体现了从自然发展下区域横向(东西向)联系向国防战略下纵断(南北向)联系的转变过程:抗战前，“西南”以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为主体范围，抗战以后逐渐转变为以西南五省(川、滇、黔、桂、康)说为主导看法，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南四省(川、滇、黔、康)说则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

4.当代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一是当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领域出现了新成果，在国家级媒体和云南、广西等地区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大量新闻报道之外，一些学者开始较为深入地对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历程进行探讨，赵永忠的《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发展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就是其中的代表成果之一。《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发展史论》以当代中国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简要介绍了这些地区解放、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进而论述了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民主改革的历程、各民族社会发展的情况，评析了当代中国西南的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与文化变迁等。

二是西南边疆地区民主改革研究取得新突破，这主要反映在四川、云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方面，代表成果主要有秦和平所编《云南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和所著《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20世纪50年代四川藏区彝区的社会变革》(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前者是秦教授通过十数年的搜集、整理之后编辑而成，为当代云南边疆地区治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后者虽然以20世纪50年代四川藏区彝区的民主改革为研究对象，但由于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对邻近的西藏、云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它对于当代西南边疆治理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这几年间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方面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既有国内学者参加的会议，又有一定规模的国际会议;既有综合性的会议，也有专题性的会议。这些会议主要有:1.2010年10月“边界问题暨西南边疆稳定”学术研讨会在武警学院召开。来自公安部边防局、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国家民委、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安边防部队以及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各界专家学者80余人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2.国内的院校、研究机构多次召开土司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如2011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吉首大学合办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研讨会，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云南师范大学与景东县合办第二届中国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研讨会，均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3.西藏研究方面有2012年8月召开的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67名藏学学者出席会议; 2012年8月17日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近现代史学术研讨会”; 2012年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外，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在本年度多次出访波兰、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蒙古国、巴西、阿根廷等地向海外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以增进外国对西藏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