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2年，先秦史学科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成果丰硕，有多种专著、论文发表。先秦考古、先秦历史、甲骨文、金文、简帛研究等方面都有新的进展。

一　学科前沿动态

（一）新材料的整理和发现

1.考古资料

《湖北襄阳楚王城西周城址调查简报》[※注]对襄阳楚王城遗址的布局、城垣结构、城内文化层堆积和整体文化内涵作了初步介绍，认为该城或许就是西周晚期楚熊渠征伐和封王之鄂王城，对于认识西周时期楚文化的分布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安徽六安白鹭洲战国墓为夫妻双墓穴，规格高，出土器物丰富，是近年关于战国楚墓的重要发现。[※注]

《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注]公布发掘西周时期墓葬65座，车马坑1座，出土铜器、玉器、原始瓷器、陶器等700余件。部分铜器上有“曾”、“曾侯”、“曾侯谏”等铭文，是曾侯的家族墓地，其中斗子鼎铭与西周早期的盟誓相关，十分重要。

2.甲骨材料

2010—2012年，甲骨文整理成果丰硕。综合三年以来的甲骨文资料的整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各收藏单位将所藏甲骨文整理出版，如上海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旅顺博物馆等。二是私家所藏甲骨整理公布，如张世放、朱孔阳、郭青苹、焦智琴等整理出版了本人或他人所藏的甲骨。

《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注]刊布甲骨文5002片，并介绍了所藏甲骨的来源、征集、著录等有关情况，是近年公布甲骨较多的著作。但在资料编号、分类等方面，尚有改进余地。

台湾李宗焜等编著《史语所购藏甲骨集》[※注]收录史语所早年购藏的全部甲骨338版，著录彩色照片、拓片、摹本，并有释文、来源表，多数材料为第一次发表。

宋镇豪、赵鹏、马季凡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注]，著录甲骨2023片，其中700多片为新材料，并收入10余组新缀。该书上册为甲骨彩版，中册为甲骨拓本，下册为释文和著录表等内容。本书所附各种表格，尤其便于读者进行学术研究。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注]于2012年4月出版，发表甲骨500余片，是近年来继《花园庄东地甲骨》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其中不乏新字、新人物、新事件及重要内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为甲骨学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又一批宝贵资料。

此外，还有许多甲骨材料正在整理中，即将出版。如清华大学所藏甲骨目前正由李学勤、刘风华、任会斌等整理，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正由贾双喜、胡辉平等整理，近年亦有望出版。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承担的《甲骨文合集三编》是社科院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计划对《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未收录的传世甲骨及拓本做全面的收集整理。目前，课题进展顺利，旧著录书中甲骨材料的选片、校重工作已基本完成。还完成了甲骨缀合总表和本室藏甲骨拓片资料的统计整理，为开展历史研究所藏拓本的进一步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正在进行先秦室藏甲骨拓本、旧著录书的整理工作，多种罕见甲骨著录书将于近期整理出版。

除原有甲骨文资料的整理公布外，已刊布甲骨文资料的再整理也取得重要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甲骨缀合。

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缀合和研究》[※注]收录缀合382组，其中不乏学术价值较高的材料。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集》[※注]，收录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缀合成果共316组，该书序言系统阐述了甲骨缀合工作的方法，并附黄天树《甲骨形态学》一文及莫伯峰等编《甲骨缀合总表》（有遗漏），对今后的甲骨缀合工作很有促进作用。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续集》[※注]收录甲骨缀合595组，成果引人注目。台湾史语所蔡哲茂也已编辑《甲骨缀合汇编》[※注]，收录《合集》出版之后的缀合1036组。

对缀合成果的统计是进一步整理的前提，统计已有的全部甲骨缀合成果是该领域最迫切的基础工作。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学科赵鹏已制成《甲骨缀合总表》初稿，史语所蔡哲茂、南开大学蒋玉斌也均制有《甲骨缀合总表》，各机构和学者的工作略有重复，如果能够及时向学界公布，一方面可以互相协助订正讹误、拾遗补阙，另一方面能极大帮助有志于甲骨缀合工作的学者提高效率，避免重复，加快补缀的速度。

甲骨缀合是材料整理方面值得注意的领域。以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为首的甲骨研究队伍，不仅富有实际缀合的成果和经验，而且提出了“甲骨形态学”等缀合理论，促进了甲骨缀合的进展。《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发表莫伯峰、王子扬、李爱辉、李延彦、何会等数篇甲骨缀合文章，发表甲骨缀合20组。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发表甲骨缀合数百组，成为目前发表甲骨缀合成果最多的网站。随着甲骨缀合的进展，相关的学术总结与理论探讨也随之展开，王宇信《新追求新境界 新进步——甲骨文断片缀合不断取得新成果》[※注]发表，对近百年来的甲骨缀合进展和缀合方法与理论进行了总结。甲骨缀合已经形成有较固定的研究团队，有集中发表成果的刊物和网站，有自身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分支。相信随着《甲骨文合集三编》及其配套课题的进行，新材料的进一步公布，缀合将进一步发展。

3.金文资料

金文资料大体可分为考古出土和私家所藏两类。

金文新材料，备受学界关注的是山西翼城大河口村西周霸国墓地。该墓地发掘简报已在《考古》2011年第7期上发表，新出气盉（鸟形盉）、霸伯盂（尚盂）、霸伯簋铭文，十分重要，李学勤、董珊、苏建洲、曹建敦、黄锦前、张新俊等海内外众多学者已撰文讨论。其中，霸伯盂、霸伯簋因记载周王对霸伯的赏赐及举行宾礼而受到学者的重视。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陈庄西周早期遗址出土的齐国铜器引簋[※注]，也吸引众多学者目光。引簋铭文揭示了周王命“引”这个贵族掌管齐国军队的历史，李学勤撰文对该铭做了论述。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曾侯”铜器，备受瞩目。其中M2出土的斗子鼎铭记载“王赏多邦伯”是研究周初制度的难得材料。《文物》2011年第11期刊载了该墓地发掘简报及专家笔谈。

2012年8月17日湖北省文物局和宜昌市联合主办“万福垴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公布宜昌万福垴西周遗址发现一处青铜窖藏，出土12件青铜器（编钟11件、鼎1件），其中一件铜钟刻有16字铭文，是为“楚季钟”，对于认识西周时期楚国历史极有价值。

2010年10月，朱凤瀚公布了一对国博收藏的西周晚期铜壶，作器者名为“射”，其铭文记载“尹叔”命射司贮，射追念其前人蔡公子兴用天尹之宠，并为其考作器。该铭对探讨“貯”字含意，以及考察尹氏家族均有禆益；邓佩玲公布了一件叔颂父铺（因为杜孟祁作器，似应称杜孟祁铺）。因海外私人收藏家手中还有国内流失的铜器，一两年内新出铜器材料应还会继续发表。

综合性的金文资料收集著作有刘雨、严志斌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注]与《近出殷周金文集录》[※注]，所收材料始于《集成》截稿时，止于1999年5月底，所有材料止于2007年底，编1346号（中间缺1142号、1202号，实收1344器）。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注]出版，全书共35册，收录商周有铭青铜器16704件，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用器等类。其中700余件系首次著录。该书既收录青铜器铭文拓本，又收录图像，同时将释文、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单位、尺度重量、行制纹饰说明等资料编排在一起，非常便于查阅使用。

此外，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商代青铜器，由史美德（Mette Siggstedt）与陈芳妹合作整理出版（BMFEA，2010年）。

金文释文整理也取得重大成果，张桂光主编《商周金文摹释总集》[※注]出版，汇集了全部商周铜器铭文16000余件，加以考释整理，为学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4.简帛资料

近年来，简帛资料出土很多，其中清华大学、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岳麓书社等藏简尤其引人注目，而先秦史领域以清华简、上博简最受学者关注。

清华大学简自入藏以来，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已经出版3册。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注]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9篇文献，与史籍可以相参证，学术价值极高，引起学界讨论的热潮。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注]收录讲述周初至战国初期史事的编年体史书《系年》，全篇约4000字，有些篇目可与史籍相校勘，是珍贵的研究资料。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注]6种8篇文献，分别是《傅说之命》三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及《赤鹄之集汤之屋》，是历史学、文献学、文学史、思想史等领域的重要资料。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注]刊布了《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卜书》7种竹书。既有关于楚国历史的佚文，又有关于古公、文王与太公望，齐吏之子史蒥与孔子进行的问答，诸篇所记可与史籍相参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曹锦炎《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注]，其中有的篇章可能即《左传》抄本。但有学者对浙大藏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如邢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其为伪品，曹锦炎在《光明日报》上回应加以辩驳。此批楚简，由于真伪难辨，短时期内难以成为研究的资料。简帛真伪的争论在清华简发现时即已出现。真伪的争论，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眼光和认识以及鉴定标准的不同，另一方面还与目前收藏渠道和鉴定程序的不透明有关。希望学界关注学术资料的收藏和整理问题，为文物管理提出建设性的建议，避免伪品进入研究领域以及不必要的争议，影响研究的正常进行。

（二）研究热点

本年度研究热点主要有清华简、新出金文、先秦盐业、科技考古等。

1.清华简

简帛研究是近年来先秦史领域持续的研究热点，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尤为学术界所重视，特别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出版后，引起学者的激烈讨论，如对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保训》篇内“中”的讨论，学术界发表论文十余篇，成为一时的焦点和热点。2011年6月28日至29日，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50多人与会，共提交论文45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于2011年12月出版，更是引起学者对清华简的极大兴趣，仅2012年就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代表性的文章有赵平安《试说〈楚居〉“女充裳羊”》[※注]、陈颖飞《清华简祭公与西周祭氏》[※注]、田旭东《清华简〈耆夜〉中的礼乐实践》[※注]、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注]等，从句读、家族、礼乐制度等方面，对清华简所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

随着《清华简》的不断公布，学界的关注和研究还将持续下去。

2.铜器研究

山东淄博市高青县陈庄遗址墓地出土西周早期铜器，其中引簋、豐簋等器因有重要铭文备受关注。陈庄遗址被文物局选入“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列入2009年六大考古发现，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该遗址很可能与西周早期齐国有关。引簋铭文中有“王若曰：引，作既命汝更乃祖摄司齐师，余唯申命汝……”的记载，使学者联想到《左传》所载管仲语“（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推测器主引是周王派到齐国掌管军权的大臣。豐簋铭文曰“豐肇作厥祖甲宝尊彝”，另有一器铭曰“豐肇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学者多认为其中“齐公”与齐太公有关，对此我们持谨慎的态度。结合陈庄遗址包括小型城址、墓葬、“祭坛”（？）、马坑、车马坑，并出土刻辞卜甲（契刻数字卦）及较多玉器、骨器、玛瑙珠等文物的情况，可推断引与豐都是西周早期地位很高的齐国贵族。

2012年8月，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主办的甲骨学殷商暨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国际学会研讨会召开，对陈庄及引簋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和讨论。

西周史与新出“斗子鼎”铭文研究，也吸引了学界的注意。

西周史研究因新出金文而获得了新进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学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于薇（《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等撰文讨论了叶家山新出斗子鼎铭文，认为斗子鼎与西周初年成王会盟诸侯相关，与北京琉璃河等出土的克盉等铜器铭文所述史事相关联，记录了周初成王与诸侯的会盟。如果这些论点成立，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西周早期的历史事实、盟誓制度、分封制度等的认识。

此外，还有许多器物的研究也十分重要，诸如杨家村窖藏铜器（逨盘、逨鼎等）铭文和西周诸王世系及宣王纪年问题、五郡西村窖藏铜器（琱生尊等）铭文和召公家族析产问题、晋侯墓地出土的叔虞方鼎及流失海外的尧公簋铭文与晋国始封问题、尧公簋铭文与西周早期王年问题、应国墓地出土应公鼎与武王日名问题、海外回购的柞伯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南土控制问题、流失海外的何簋铭文与周公东征问题、横水墓地及大河口村墓地出土铜器与山西南部小诸侯国问题等。

3.简帛研究

近年，因为简帛资料不断出土，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有多种研究成果出版，如陈伟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注]、陈伟《新出楚简研读》、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陈仁仁《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萧毅《楚简文字研究》、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

4.盐业考古

在以农业为古的先秦社会，手工业、商业等因素，是社会结构中变数最大的因素，因此值得特别关注，而本年度盐业考古与科技考古成果丰富，值得注意。

食盐是必需品，又无法自己获得，所以盐是必需的必然的商品，在农业社会中具有特殊位置。前些年，学界重视商周时代对南方青铜资源的控制，近几年则关注商周时期对东方盐业资源的控制。《山东北部小清河下游2010年盐业考古调查简报》、《鲁北莱州湾沿岸商周时期盐工艺初探》、《山东昌邑市盐业跨越调查简报》、《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遗址2007年调查简报》等多篇报告发表，对山东地区古代盐业生产和分布情况进行了介绍，对研究先秦盐业作了初步探讨。但相关历史研究领域的与盐业相关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尚未随之展开。

5.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是近年新兴的分支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利用碳14进行年代分析是较成熟的技术，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促进考古、历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利用孢子分析研究古代气候变化，以及利用微量元素分析研究古代动、植物、古代人类的食物构成等，近年较受关注，取得了大量成果，为学者更全面地认识古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利用青铜器中铅同位素做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如金正耀对殷墟青铜铅同位素的分析，认为商朝青铜来源于云南，曾在学界引起讨论，本年度依然有相关文章发表。利用骨骼中锶同位素研究人或动物的食物来源及其生活地域，是近几年兴起的学科。如荆志淳《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殷墟人牲、人殉的来源》对殷墟54号墓的人骨进行同位素测定，认为墓主来自南方，而陪葬者却是本地人，与历史学界原有的推论相反。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其成果值得思考。

（三）主要成果概述

近三年先秦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很难做出全面的评述，择其一二简要介绍。

由宋镇豪主编的《商代史》[※注]11卷全部出版，对商代历史研究有较大推进。自甲骨文1899年发现以来，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极大影响着整个先秦史领域的研究。一部完整的商代断代史，极为必要。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有学者提出撰定《商代史》，但一直未能完成。经过《商代史》课题组数年的努力，《商代史》终于出齐，共11卷，600余万字，从国家、社会、经济、军事、宗教、地理、生活、科技等各个方面对商代历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是目前关于商代历史的最全面的研究著作。《商代史》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全面、详细的关于商王朝历史的著作，改变过去很多领域涉及先秦时只能从西周甚至东周开始研究的状况。《商代史》的出版，将在一定时段内保持其在先秦史领域的影响力。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赵林的《殷契释亲》[※注]，是研究商代亲属称谓及亲属组织制度的一部力作。作者采纳欧美人类学在亲属制度研究方面的理论和民族学案例，剖析了商王室在婚姻、宗族、王位传承等方面的规律，为认识商代社会组织方式和国家权力结构提供了新视角。

晁福林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注]，是继《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之后的又一力作，从政治局势、财政制度、社会阶层、行政区划、法律礼制等方面，分析探讨了其间的继承与变化，梳理了500多年的春秋战国社会的演进历程，对于认识中国历史上这一关键阶段以及整个中国史的发展过程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晁福林的《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注]，讨论了先秦时期的巫术、神权、天命、社祭以及赏赐、忠义等观念，以具体的史实研究为基础，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思想。虽然论及范围很广，但基本围绕天命、人伦以及维系于天命与人伦之间的精神认同。

李峰《西周的政体》[※注]，弥补了当下缺乏一本扎实的、理论强性的西周史专著的缺憾。这本书基本上以西周金文为史料，考察了西周王朝的结构和发展、运作机制、官员入仕和升迁、王畿和乡村的管理以及诸侯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并阐述了自己对西周国家模式的看法。为一部严谨、扎实，富于理论建设的佳作。

（四）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的前进

在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方面，本年度成果丰硕。

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注]，对中国史学界数十年来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奴隶制、封建制等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讨论，是近年来关于该领域的全面总结。虽然没有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但对于推进学界薄弱的史学理论研究有一定作用。

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出土文献与史学思想的讨论。杨庆中、廖娟编《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注]按疑古学派、走出疑古、学术争鸣、出土文献与古史重构几个方面集录近来的相关研究，对疑古学派及相关辩论进行综合性的说明。梁涛、白立超编《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注]，从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方面，对数十年来的史学思想探讨做了总结。上述两书值得关注。

疑古学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近年来对疑古学派的反思也一度形成潮流。如何正确认识疑古学派、古史系统和出土文献，是每个先秦史研究者难以回避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战国简帛的出土，使这些课题日益被重视。2012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对疑古派的学术贡献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

可以看到，疑古派在学术史上的讨论较多，而关于目前和今后的具体研究则缺乏建树或者方向不明。相比而言，疑古派的反对者的工作则显得较为扎实而有序，具体的研究成果较多。应该看到，辩论还远未结束。在这一讨论中，涉及两个概念，一是史实，一是史学，史实是当时的历史事实，而史学是后人的认识体系。我们看到的是，古文献包括简帛所反映的史学的认识体系，正确的体系包含的未必都是史实。同样，史学的舛误，并不至于否定其中的某些史实。

如何认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即认识史实的演变和史学的演变是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认识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楼劲《汤祷传说的文本系统》[※注]认为，先秦以来汤祷传说的各种文本流传，可分为儒、墨两大系统，揭示出其中分化与演变的脉络，这为据传说治古史者提供了解析的个案样本，史料片段的真实久远与衍生史事的价值不可简单画等号。与此相类，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见解。如随着简帛等文字资料的公布和研究，学者对先秦典籍的认识更加丰富，与前几年相关研究多注重文本解读和与典籍的对比相比，本阶段的研究更加深入，开始由简帛出发梳理先秦典籍的形成、发展和流变过程，如晃福林《从新出战国竹简资料看〈诗经〉成书的若干问题》[※注]，杨振红《从清华简〈金縢〉看〈尚书〉的传流及周公历史记载的演变》[※注]，刘光胜《清华简与先秦〈书〉经流传》[※注]。这种从宏观的学术史的角度出发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典籍文本自身以及其所记录的史实的认识。

如何将考古资料应用于历史研究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先秦史领域考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的学者即言在先秦历史研究中考古具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但也要看到，从考古到历史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阐释，否则历史就成了考古资料的堆砌，而考古发现自身有天然的偶然性和片面性，没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很难与历史相联系。方辉、方堃杨译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注]，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资料。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刘一曼、曹定云《三论武乙、文丁卜辞》[※注]在充分利用新发现村中、村南甲骨的基础上，对甲骨分期的各项标准，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讨论，对“历组卜辞”时代提前和“两系说”进行了辩难。这是甲骨传统分期方法持论者沉默多年之后的一篇力作，再一次给学者提出了许多必须解决的难题。甲骨分期作为甲骨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分期方法和两系说，都有合理可行的部分，但也都有无法解释的弱点。此文的发表，把需要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到学者们面前，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

（五）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团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都是近年研究活跃的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拥有世界一流的甲骨学殷商史研究队伍，拥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全面的队伍建设，出版了《商代史》、《甲骨文与殷商史》等有影响的著作和刊物，又有先秦史学会、殷商文化学会等组织支撑，本所在先秦史研究领域拥有较强的影响力。

清华大学。随着战国竹简的入藏和整理，清华大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整理和研究的团队，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随着研究团体的建立，借助其对新材料占有的优势，清华团队在近几年内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凭借其在古文字领域的领先地位，充分利用近年来新出古文字资料丰富的条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成为学界的有影响团体。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是近几年在甲骨学领域成绩较为突出的团队，其有甲骨缀合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具体成果，受到学界关注，该团队研究方向明确，人员齐备，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先秦史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的出土资料整理太慢。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在披露后引起学界极大兴趣，但全面资料的整理和公布却十分缓慢，影响了相关研究的进行。

对新材料的关注超越对传统问题的探讨。许多学者更关注新资料，资料新颖性一旦丧失，即失去研究兴趣，后续研究不足。对于传统重要问题的研究还显不足，特别是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进展。

在具体的研究和著述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综合性著作和通史性著作缺乏。以2012年为例，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出版，虽然印刷标为第一次出版，实际却是2007年丛书基础上的修订本。另一本有着同样情形的是胡厚宣、张政烺、安金槐、刘起釪、李学勤先生合著的《先秦史》。也就是说，本年度实际没有综合性的著作出版。

二是普及性著作缺乏。从近年整个出版情况看，一方面是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吕思勉《中国简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旧著作被不同出版社多次出版，另一方面，多种带有戏说、调侃性质的通史性作品大量印行。这说明，此类历史普及性著作社会需求量极大，大量读者需要相关的普及性书籍。但我们看到，由专业学者撰写的同类新著作十分少见。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简明中国史读本》[※注]，取得了销售和评价双优，应该算一种值得肯定的方向。

三是对先秦文化现象重视不够。炎帝、黄帝、尧、舜、禹等所谓传说时代，虽然不能确定为史实，但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影响却是不能忽略的。即如《伪古文尚书》，虽然有伪，但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被作为真书对待并奉为指导人生社会的经典的。如果就此抛弃，反而不利于对相关历史的了解。尤其是随着文化市场的开放，大量以历史著作面目出现的关于五帝时代的作品，极易引起社会的误解。专业的学者，应该予以研究、纠正和引导。

学者作为专业的社会思考者，有义务将真实的历史教给大众，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成果，在历史普及性著作方面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　学科建设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组，成立于1954年，尹达、胡厚宣、李学勤、杨升南等学者先后担任负责职务，现主任为宋镇豪。

目前，本室共有研究人员12名。其中，研究员4人，副研究员4人，助理研究员4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4人；博士后1人，博士8人，硕士2人。

本室团队完整，阵容强大，研究门类齐全，研究范围跨度大，涵盖时段长，包括史前、夏、商、西周、春秋各断代史及专题史。其中甲骨文殷商史研究是本室传统优势领域，是院重点学科，近几年来，在保持原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在文明与国家起源、夏史、西周史、金文与年代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进步。

本室自组建以来，出版学术专著60余部，论文千余篇，在海内外有较好的影响，尤其是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一直为学界所瞩目。由本室研究人员编著的《甲骨文合集》、《甲骨学一百年》、《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英国所藏甲骨》、《甲骨文合集补编》、《殷商历法研究》、《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甲骨文献集成》等重要论著，极大推动了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本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学科优势，承担了《商代史》、《甲骨文合集三编》等重大课题。

本室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A类项目成果《商代史》，已于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商代史》11卷600余万字，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对商代社会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了商代社会历史的基本轮廓，填补了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促进先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其将在较长时段内对相关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室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A类项目“甲骨文合集三编”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完成选片任务，课题进展按计划进行。

本课题不仅利用和整理本室原有拓本，还对本室所藏甲骨实物进行了彻底整理。由宋镇豪、赵鹏、马季凡编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获清华大学李学勤中国史研究奖二等奖。

课题组除搜集整理本室所藏甲骨和传世拓本外，还在宋镇豪研究员的带领下，有计划进行搜寻、整理、出版甲骨实物或他处所藏拓本材料。目前已经完成的工作有：

第一，本学科成员墨拓、拍照了安阳民间收藏家张世放先生所藏甲骨，并进行辨伪、编次、释文，已著录出版，名为《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

第二，整理上海朱孔阳先生所藏甲骨拓本（《殷虚文字》与《甲骨文集锦》），与旧著录材料进行校重、对比、缀合，编辑为《云间朱孔阳藏戬寿堂殷虚文字旧拓》，已出版。

第三，课题组与旅顺博物馆合作，完成旅顺博物馆所藏2000余片甲骨的整理工作，《旅顺博物馆藏甲骨文》将于近期出版。

第四，课题组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合作，完成对爱米塔什博物馆藏200多片甲骨文的整理，《爱米塔什博物馆藏甲骨》将于近期出版。

第五，课题组与重庆三峡博物馆合作，整理三峡博物馆藏甲骨文200余片，《重庆三峡博物馆藏甲骨文》将于近期出版。

同时课题组还与故宫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台北历史博物馆等单位有合作意向，对各单位所藏甲骨进行整理和刊布。

近年来，配合创新工程，本室一方面继续发挥原有的甲骨学殷商史研究方面的优势，加强甲骨文资料整理工作，设立由宋镇豪主持的“历史所藏甲骨墨拓珍本的整理与研究”课题，马季凡、赵鹏、孙亚冰、刘义峰等成员参加，对本室所藏多种珍贵甲骨文拓本进行细致整理。另一方面，拓宽先秦史领域的研究范围，设立由王震中主持的“中国早期区域文明与夏商周政治文化”课题，宫长为、刘源、徐义华等成员参加，研究上古时期文明与国家起源、早期国家政治制度以及国家与社会的融合等问题。

本室个人课题研究也基本遵循保持优势和拓宽领域这一原则，在最近三年，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就各人主要工作而言，宋镇豪主持本室主要课题“甲骨文合集三编”，同时统筹各地所藏甲骨的排查与联合整理工作。马季凡主要整理本室所藏甲骨拓本，承担的“殷虚书契四编”、“尊六室藏甲骨拓本”等已经完成，即将出版。赵鹏承担的所重点课题“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已经结项并出版，现正参加室藏甲骨拓本整理工作。孙亚冰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已完成，目前参加旅顺博物馆藏甲骨的整理工作。刘义峰承担的所重点项目“无名组卜辞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甲骨文分类与断代的主要标准”等已结项，现正进行本室所藏故宫甲骨拓本的整理。

王震中是国家与文明起源领域的领军人物，近年来发表论著多种，其提出的中国早期复合制国家理论[※注]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目前侧重早期区域文明研究，尤其关注先秦时期东夷文明的研究，同时关注国家起源的理论探讨。宫长为承担的“周礼官联研究”已经结项，继续先秦官制方面的研究。刘源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研究”已完成，继续对夏商周政治文化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徐义华承担的“商代神灵研究”已结项，现正对商、周分封制度和商、周社会变革进行研究。

王泽文承担的“西周春秋纪时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已经结项，在西周青铜器、年代学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任会斌承担的所重点课题“清华藏殷墟所出一坑卜骨研究”、“齐长城研究”都已经结项，成果将于近期出版，目前还承担“战国齐长城研究”、“清华大学藏甲骨研究”等项目。郜丽梅承担的所重点项目“夏代族邦研究”、青年启动基金项目“路史有关夏代史料辨析”已经完成，对夏史领域的其他研究将继续关注。张翀承担的所重点课题“西周金文笔顺研究”已经完成，另外出版《商周青铜豆整理与研究》[※注]一书，其论著主要集中于青铜器研究、先秦美术史领域。

本室研究人员继承本室一贯严谨的作风，著作受到学界的好评。继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和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分别获得首届、第四届胡绳青年学术奖之后，赵鹏《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荣获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显示出本室研究人员在先秦史领域的优势地位。

在加强学术研究之外，本室还致力于推动学术交流，主办有《甲骨学与殷商史》等刊物。同时，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与商史研究中心、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依托本室，为本室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甲骨文与殷商史》已经出版三辑，刊布了大量学界名宿和学术新秀的优秀论文，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阵地，推动了研究前进。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筹备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甲骨学暨高青陈庄西周遗址重大考古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先秦史学会也筹备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集结出版了《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全国首届商汤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学会的这些活动，都对学术发展和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推动了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的联合，增强了学术的社会影响力。

在加强学术研究并推动国内学术交流的同时，本室注意加强对国外学术成果的吸收和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本室多次邀请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到本室访学或讲座，同时积极派研究人员赴他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在充分吸收国外学术成果的同时，把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推介出去，展示了中国学者和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和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

（历史研究所　徐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