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所领导的关心和考古同仁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紧跟世界学术发展潮流，努力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积极与田野考古工作相配合，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推动下，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各学科的整合研究以及学术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以下首先按照考古信息工程、年代学、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分子考古学、食性分析、物质结构与成分分析、古代工艺研究、陶器产地研究、考古绘图在考古中的应用等分别汇报，最后做总体评价。

一　考古信息工程

考古信息工程包括考古测绘、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数字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三维模型建设与展示等考古现场的空间数据获取与处理、展示等技术集成。发展方向是三维GIS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深度运用、数字摄影测量与精细三维建模、虚拟三维展示等。

目前国外主要代表人物有希腊的萨里斯（A.Sarris）、美国的慕容杰（C.Roosevelt）等。国内主要代表人物是本所的刘建国（《三维GIS技术支持的古代人地关系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遥感技术》、《考古地理信息系统》）。

本所考古信息工程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自1950年开始开展考古测绘工作；90年代后陆续开展考古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将三维GIS、数字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三维模型建设与展示等运用到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之中。本所学者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课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考古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课题，以及秦始皇帝陵、良渚遗址等考古GIS建设项目。完成的研究成果有浙江良渚古代水利工程的探索与研究、四川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与陕西秦始皇帝陵三维GIS建设、贵州海龙囤等遗址的三维模型建设，以及甘肃马蹄寺、金塔寺石窟三维激光扫描与建模、辽宁东大杖子40号墓与新疆吐峪沟发掘区等摄影与三维建模。

发展规划是继续追踪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沿，快速掌握最新理论与技术，并将其完全融合到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之中。

二　年代学研究

包括碳十四测年和树木年轮分析。

（一）碳十四测年

传统碳十四测年方法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利贝研究建立的，近年来加速器质谱测年法，促进了测年手段的应用和普及，广泛应用于考古学、地学、环境学等领域。

该领域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碳十四测年精度，二是系列样品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国内碳十四年代研究近年主要围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年代测定，通过高精度系列样品方法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

国际上代表性学者包括荷兰的德•弗里斯（De Vries）、美国的弗格森（Ferguson）和斯托伊弗（Stuiver）等。国内主要学者有，本所的仇士华和蔡莲珍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陈铁梅和原思训建立了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还有本所张雪莲和北京大学吴小红等；他们的代表作主要包括《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研究》、《河南虞城马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碳十四年代测定》等。

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是国内建立的第一所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成为国内旧石器晚期以来史前年代序列的主要建立者。20世纪90年代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碳十四年代学研究，建立了夏商周碳十四年代框架；新世纪以来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年代学的研究，为二里头文化年代学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框架的建立作了突出的贡献。2011年开始参加院创新工程年代学课题研究，研究测定了甘肃张掖黑水国等遗址的年代，为考古年代研究提供了依据。

学科发展方向是继续加强碳十四测年研究，特别是加速器质谱测定的小样品测年研究，以保证测年数据的可靠性和精度；继续样品制备研究，以提高样品的可测定率；加强系列样品方法的应用研究，以提供进一步细化的年代，满足考古学的深入探讨。

（二）树木年轮分析

树木年轮分析法是考古领域断代测年中最为精确的一种定年方法。近年来，年轮分析手段不断增加，有年轮宽度、密度、稳定同位素、元素分析、结构分析等，且分析技术逐步深入，年轮的研究已经到了木材结构的分子水平。建立保留更多低频变化信息的树轮年表和探索引发树轮发生异常变化的环境事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本所树木年轮研究室王树芝副研究员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她建立了柴达木盆地2376年的年轮年表，重建了青海都兰县1176年降水量；积累了不同地区的考古出土木材；完成了陶家寨墓地及其他遗址出土木材的树轮年代学研究。

三　环境考古学

中国环境考古通过大量区域环境考古项目的研究，现已逐步完善了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对象和方法。

国内外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古代人类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动植物、土壤等生存环境进行复原；对一些遗址的古自然灾害（地震、洪水）进行了研究；对季风尾闾地区古气候变化与当时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对聚落选址、功能分化、兴废演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探讨了环境对文化发展进程的作用；开展了古代人地关系的综合研究等。

目前国内从事环境考古学研究比较活跃的学者有北京大学夏正楷（《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和莫多闻（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和第4辑）。

本所从事环境考古的研究人员包括齐乌云和王辉。在充分了解考古工作对环境考古要求的基础上，研究方法多样化、综合化，研究内容的广度继续扩大，自觉地从环境的角度来认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利用木炭分析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新建了粒度实验室、磁化率实验室等环境考古实验室，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院创新工程和国家文物局项目支持下，继续在中国北方开展古代人地关系的研究工作；以都邑性遗址和区域遗址的古代人类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至商代早期古城的环境进行重建；在内蒙古及陕北地区进行古代人地关系研究。

今后，环境考古研究主攻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因素，探索人地关系过程、机制和互动关系。

四　体质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是利用古代人类遗骸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形态学、测量学、统计学和综合分析等。近年来，生物考古逐渐涉入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如食性分析、古DNA分析等，生物人类学倾向更加明显。

国内外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利用古代人类遗骸研究现代人类起源和部分家族的传承；第二，形态学与古病理学等结合研究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以及某些疾病的起源问题；第三，结合古DNA技术全面分析古代人群或个体的遗传关系，研究人群和文化的变迁；第四，利用骨化学等手段研究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食物结构、生业形态和迁徙等问题；第五，多学科综合研究某些古代人群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文化交流和变迁之间的关系等。

重大理论创新和方法主要表现为：首先，对现代人类起源的认识更加深化；其次，不同人群骨骼形态学的差异与文化和生业形态的关系需要进行个案分析；再次，古代人类的健康状况深入到分子遗传学、影像学等领域；最后多学科合作推进历史的整合研究。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的近现代考古同时开展，近年来，中国体质人类学科研队伍和学科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科研队伍建设方面，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设置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内容和扩充了研究人员，初步形成了以中青年为主的科研队伍。

国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蒂姆•怀特（Tim D.White，Human Osteology-Third Edition）、夏洛特•罗伯茨（Charlotte Roberts，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国内主要代表人物有刘武（《现代中国人群形成与分化的形态证据——中国与非洲和欧洲人群头骨非测量特征分析》）、朱泓（《中国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研究》）、张君（《新疆拜城县多岗墓地人骨种系研究》）、王明辉（《西坡墓地人骨研究》）等。还有一些有益的尝试，如王建华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居民的人口考古学研究、魏东对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健康状况研究、魏元一对古代居民体内寄生虫的研究、吴秀杰对远古居民头骨创伤的研究等。

本所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一直与考古学同步发展，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研究理论和方法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称赞。目前本所学者从事的科研主要包括国家文物局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研究课题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等。

本学科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骨骼形态学的深度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仍然是今后继续坚持的方向；某些技术的进步也会适当引入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研究领域还需要扩展和深化；国际交流和合作仍是今后继续加强的领域。

五　植物考古学

植物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欧美学者最先开展植物考古研究，并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植物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进入21世纪后，中国植物考古学发展迅速，学科日趋完善，研究体系逐渐形成。

国内外植物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农业起源问题，当前的研究重心由栽培作物的研究逐渐向粟类作物、块茎类作物等非主体农作物种类倾斜；中亚、东北亚、南亚、太平洋诸岛等农业起源非中心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重新开始的有关栽培稻起源问题的争论值得关注。

目前国外植物考古学界比较活跃的学者主要有：马丁•琼斯（Martin K.Jones，Feast：Why Humans Share Food）、傅稻镰（Dorian Q.Fuller et al.，The Domestication Process and Domestication Rate in Rice：Spikelet Bas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潘派诺（D.Piperno and D.Pearsall，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Lowland Neotropics）、克劳福特等。国内主要是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顾海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山东大学考古系靳桂云、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秦岭等也参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通过培训年轻学者和培养研究生，逐渐壮大了植物考古研究队伍。

本所植物考古实验室在国内占有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赵志军是中国植物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曾先后前往全国各地的百余处考古发掘现场开展和指导植物考古学研究，积极推动普及田野考古植物遗存浮选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2012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行业标准），成立国家文物局动植物考古重点科研基地。赵志军获得并主持过多项科研课题，目前他主持的科研项目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生业与经济”，国家文物局指南针专项项目“栽培大豆的起源及早期耕作技术”等。赵志军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通过植物考古开展的农业起源的研究，建立了中国原始农业起源三条线并行发展的新模式；针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与古代农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学科发展方向包括：采集狩猎经济下人类的食物构成和获取方式、各种农作物的栽培过程、农业的起源、原始农业的发展对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古代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的互动关系等。

六　动物考古学

动物考古学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

国内外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包括家畜饲养的研究、骨器制作研究、特定动物的研究、特殊类型遗址的研究、随葬和陪葬动物研究、动物的社会和文化内涵研究等。近年来，国际动物考古学日益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

国际上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李•莱曼（R.Lee Lyman）、理查德•梅德（Richard H.Meadow），法国的让-丹尼斯•维涅（Jean-Denis Vigne）。国内的主要是本所的袁靖（《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科技考古文集》）及其团队。其他单位的主要包括北京大学黄蕴平、吉林大学陈全家、河南省文物局马萧林、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松梅等。通过培训年轻学者和培养研究生，逐渐壮大了动物考古研究队伍。

本所动物考古学发展水平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动物考古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动物考古实验室与植物考古实验室联合于2010年成立国家文物局动植物考古重点科研基地。袁靖是中国动物考古学的领军人物，积极推动动物考古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推行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2011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先后主持召开三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目前袁靖主持国家文物局指南针专项项目课题“中国古代家猪的驯化、饲养与迭育技术及其影响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中“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资源、技术与生业研究”课题的“动物考古研究”。

学科发展方向包括：建立和完善在动植物考古研究中应用同位素分析、DNA分析等科技手段开展动物考古学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深化动物考古研究内容，着重开展研究探讨古代人类肉食结构的特征与获取肉食资源的方法与变化，家畜的驯化过程以及传播途径，古代家畜副产品的开发与利用，古代畜牧业经济与渔猎经济特点与发展模式，古代游牧业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等。

七　分子考古学

分子考古学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提取和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存中的古DNA分子以解决考古学问题的一门学科，其核心是古DNA研究。20世纪80年代，古DNA技术应用于考古领域。

国内外分子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人类起源和动物古DNA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对古DNA做了大量工作，许多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如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德国马普研究院等都先后建立了古DNA研究中心，长期从事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传学的研究，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基础性研究资料和技术手段。

国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斯万特•帕珀（Svante Pääbo，A Revised Timescale for Human Evolution Based on Ancient Mitochondrial Genomes）。国内主要代表人物是吉林大学周慧（Genetic data suggests that the Jinggouzi people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onghu，an ancient nomadic group of North China）。

中国古DNA研究起步较晚，现在从事该项研究的主要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等。特别是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为中国的古DNA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所在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杨东亚的指导下建立了专门从事古DNA研究的实验室。该实验室共分三部分：PCR前实验室、PCR后实验室和现代DNA实验室，达到了国际先进古DNA实验室的水平和要求，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本所研究人员赵欣写作《中国古代家马起源的DNA研究》，利用古DNA技术探讨商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突然出现的家马的来源，并对中国古代家马的毛色进行了分析与进一步研究。

本学科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规划是：配合已有课题开展实验与研究工作，有针对性地设计重要并有意义的课题，为考古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加强与国内外学者之间联系，以增强实验方法与研究技术水平。

八　食性分析研究

人骨稳定同位素碳十三、氮十五分析目前是古人类食物研究的主要方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应用于古人类食物研究，80年代以后用于考古学、生态学、古环境等研究。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人类的迁移、农业的起源以及环境的变化等。

本所仇士华和蔡莲珍在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开辟了这项研究。21世纪以来，氮十五分析技术使营养状况研究得以开展。本所学者先后分析了中原、长江下游、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区域中的许多考古学遗址出土人骨的食性状况，为古人类食物研究提供了依据。国内许多科研单位也已开展这项工作，如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等。

近年来，配合所里的考古学研究并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文物局课题、院创新工程等，张雪莲通过食性分析进行了社会阶层的探讨。

九　物质结构与成分分析、古代工艺研究和陶器产地研究

（一）化学分析

本所于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国内最早的化学实验室，近年来已建成国内一流水平的ICP-MS超净实验室。紧跟国际考古学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趋势，学科发展的主要方向包括锶同位素分析和残留物研究。

1.锶同位素研究

探索人和动物迁移活动的主要方法是锶同位素分析。

本所对人骨和动物骨骼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与研究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院创新工程经费支持下，赵春燕已完成12个遗址出土人类与动物骨骼及牙齿的锶同位素的分析，在国内首次建立了多个遗址的锶同位素比值标准。

2.残留物研究

本所在国内率先利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出土容器内存积土进行了化学分析，为认识这些容器的日常用途、随葬功能以及当时人类的饮食结构及其它相关问题提供了依据。目前已完成18个遗址出土容器内存积土及残留物的化学分析。

本学科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规划主要是创建国际知名的实验室，力争本所成为中国古代样品检测数据的权威发布单位。

（二）古代工艺的研究

1.冶金考古学研究

关于青铜器的技术，在理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并以宏观的、动态的、演进的视角来考察。先秦冶铸遗址的发掘、考察、比较研究成为新的突破点。复原实验结合传统工艺考察的做法也得到了更多的实践，手工业生产、组织管理、技术和经济的关系等研究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成为新兴的热点。

国内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包括苏荣誉（《磨戟——苏荣誉自选集》）、梅建军和李延祥（《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5辑）、陈建立（《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以及本所刘煜（《殷墟青铜礼器的铸型设计》）。

本所关于商周青铜器与陶范的综合研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刘煜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指南针计划”试点项目“商周陶范数据库研究”；院创新工程课题“殷墟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课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大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之“晚商时期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创造与传播”等。

学科发展方向包括：继续开拓实验分析方法，发展无损分析技术手段，提高实验精度；加强技术研究和考古学的深层结合；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拓展古代手工业研究。

2.玉器研究

本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至今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工艺技术研究、玉质鉴定和玉料来源研究。

新世纪以来，玉质鉴定和玉料来源研究的观察技术与测试的无损性得到了很大提高；玉器工艺方面借助电子扫描显微镜对玉器进行了微痕观察；利用高倍数码拍摄技术展示了玉器的加工痕迹和使用痕迹。近几年，邓聪、叶晓红等进行的微痕对比分析和干福熹等对玉料的无损分析，对工具性质进行了探索。近期，国内外在绿松石矿源研究上有了进展。

国内外玉器研究的前沿动态主要表现在：石器研究理论的引入和创新性应用；微观观察和测量技术用于解决工具性质等问题。当前的研究热点，一是玉器在中华文明探源进程中的作用，一是史前辘轳轴承器的发现及其在玉器技术上的意义。

本所在玉器研究方面的优势：其一，我们掌握了国内外最前沿的研究手段，并且已率先开始研究；其二，配置了最好的大型仪器。本所玉器研究人员叶晓红已取得了一些创新性成果（《绿松石的矿物学分析和来源探索》和《史前玉器技术中辘轳机械的SEM分析》等）。

学科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划：有计划地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出土玉（石）器进行微痕SEM分析和技术总结；结合玉器技术发展情况，思考玉（石）器在中华文明探源进程中的作用；考察绿松石、闪石玉等其他矿物的矿产资源，逐步建立相关数据库。

（三）陶器产地研究

国内外陶器产地研究主要有器物类型学，陶器中的微量元素、痕量元素组成分析和岩相学研究等方法。

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中最早的应用是1954年，是由美国的几个实验室开始的。

最近几年，随着ICP（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的广泛应用，这一分析技术被应用于分析陶器中的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进而研究陶器产地问题。岩相学应用于陶器产地研究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本所近年来购买了新的扫描电子显微镜，有利于我们进行陶器的岩相学研究。在陶器研究方面，主要应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通过分析陶器中的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组成来研究陶器的产地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十　考古绘图在考古中的应用

考古绘图是将制图学应用于考古学的一门制图技术，它依据测绘制图、技术制图等相关的国家标准，形成适合考古学的制图体例，用以准确记录和说明考古发掘材料及文物资料，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近年来利用数字摄影、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绘制出土遗迹、遗物图，致力于考古绘图的规范化、科学化与数字化。

本所绘图室主要从事田野考古制图和考古出版物插图绘制工作，经过60年的建设发展，奠定了本所在全国考古绘图领域的领先地位。以课题制作为基础，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通过《田野考古制图标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田野考古制图理论和插图方法。

本所在考古绘图方面成果丰硕，完成了近千期《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古代文明通讯研究》、《中国考古学英文版》插图的审定、修改和绘制，完成《中国考古学》（多卷本）等80多部专刊、专著、论文集插图的绘制，编绘出版了考古类美术丛书13部，词典插图3部。在创新方面，完成了“数字摄影制图法在考古绘图中的应用”院创新工程课题的撰写工作。

在田野制图方面进一步探讨数字摄影与计算机相结合的制图理论及方法，应用适合考古绘图的软件，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

科技考古中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整体科研实力已经位居整个东亚地区科技考古研究部门的前列，同时也是世界上从事科技考古研究门类最为齐全、拥有研究资料最为丰富的研究机构之一。科技考古中心近年来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硬实力大幅增强。中心新建了DNA实验室、ICP-MS实验室、扫描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加速器制样实验室、环境考古实验室等，加上原来的几个实验室，可以说在拥有涉及科技考古多个领域研究的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等硬实力方面，中心在国内外学术界是名列前茅的。

二是多学科通力合作，综合研究，进一步“发掘”考古信息。从内容到模式都将为推动考古学研究进入新的层次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是为科学考古学科发展的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国际化作出突出贡献。中心通过制定某一研究领域的操作规范，为确立在国内这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地位奠定基础。

四是研究前沿，成果丰硕。出版专著多部，在一级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还在美国和英国的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多篇英文论文。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楚认识到，在学术研究水平和学科建设等方面与世界一流科技考古机构相比，我们还存在相当的差距：一是各研究领域发展不平衡。有些领域还有待加强，有些学科还很年轻，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和基础研究工作；二是问题意识和课题意识薄弱，综合全面研究尚需完善；三是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我们将充分把握科技考古所具备的文理结合特点，发扬其特有的跨学科优势；充分发挥各个研究领域的作用，建立各个研究部门的数据库，提高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装备水平；和所内各个研究室开展广泛合作，组织课题研究，与国内和国际考古学界广泛建立联系，开展合作研究或学术交流；积极把握国际科技考古学术前沿，全面参与国际上科技考古的前沿研究；继续加强学风建设，完善科研体制创新，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在巩固自己在国内科技考古领域里的整体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向世界知名研究机构这个目标努力。

（考古研究所　赵志军　王明辉　吕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