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择要介绍国际学术界2010—2012年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本状况、重要学术成果和动态，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科的历史沿革和三年来的主要工作与成果。

一　学科前沿动态

（一）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贰）[※注]公布了《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数》等内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注]收录了里耶古城一号井第五、六、八层出土的简牍。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缀合断片、校订释文并加以注解。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注]刊布了关于论政论兵、阴阳时令、占候等内容的大量佚籍。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贰）[※注]分别收录了金关汉简2351枚、2334枚，将进一步推动西北边塞汉简的研究。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注]收录了西汉竹书“老子”竹简221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注]主要有告地书、遣策以及许多有关社会经济内容的简牍。此外，2010年6月，长沙市文物考古所在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广场汉代古井中发掘出近万枚东汉中期简牍，这是首次出土大批东汉简牍，对东汉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长沙简牍博物馆等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注]公布了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发掘简Ⅰ区a—c段、第1—5盆5613枚竹简，并附录26幅揭剥位置示意图，对于吴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注]和齐渊编《洛阳新见墓志》[※注]，刊布了少量新见墓志。《中国墓室壁画全集：汉魏晋南北朝》[※注]，收录了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壁画作品。

（二）学术热点和新进展、新观点

1.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研究

官僚制度仍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领域。利用新出土文字材料，深化、细化制度的内容和实际运作情况，发掘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思想、文化因素，是近年来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要趋势，三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注]，从官阶制度的角度，探讨制度演变内在的线索与动力，以此认识中国历史的周期性问题。日本冨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注]，杨健《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注]，均是利用新出土简牍材料探讨相关制度。宋杰《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注]，细致考察了秦汉时期各级官府的司空及演变。

张家山汉简、长沙吴简公布后，学者开始重新反思爵制对于秦汉帝国形成的作用及其演变，将其与官僚制结合探讨当时的社会分层状况，这在东亚地区形成普遍的热点。杨振红《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注]，认为民指公乘以下庶民，官、吏分别对应长吏与少吏，官与吏民的区别源于士庶之别。日本和韩国学者对士伍和庶人的身份及其与二十等爵的关系等进行了热烈讨论。

政治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注]，继续探讨“春秋经”与汉代政治思想的关系。王刚《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注]致力于解析两汉时期知识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此外有日本渡边义浩《西晉「儒教国家」と貴族制》[※注]，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的起源》[※注]。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注]，讨论了“革命论”在西汉的演化过程及其与政局、政治思想的关系，揭示了王莽改制与“革命”相伴生的历史原因。

2.以赋役、财政为代表的经济史研究

沉寂多年的经济史研究，随着大量经济类简牍文书的公布，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版了日本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财政与国家》[※注]、臧知非《秦汉赋役与社会控制》[※注]等专著。杨振红对两汉三国徭、戍、算、事的新解读，凌文超对秦汉魏晋“丁中制”衍生的探讨，侯旭东对汉魏“给事”与“给吏”的研究，均利用新出简牍对这一时期的赋役结构提出了新认识。货币史方面有日本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注]。

3.法制史研究

以张家山汉简、岳麓秦简等为代表的秦汉律令简牍的公布，使秦汉法制史研究热持续至今。这方面的研究在延续过去专注于秦汉律令的性质、构造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同时，也逐渐重视对法制理论、法制社会、法制文化方面的研究。日本广濑薰雄《秦漢律令研究》[※注]、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注]、宫宅洁《中国古代刑制史の研究》[※注]、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注]、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注]等均是法制史的重要成果。杨振红《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注]等，对学界持为定论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说”提出质疑，反思“法律儒家化”学说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简牍资料为依托的法制史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此外，在家族犯罪、诉讼制度等方面均有专门之作。

利用传世文献方面，宋杰《汉代死刑中的“显戮”》[※注]、《汉代的槛车押解制度》[※注]，对以往较少关注的刑法制度进行了考证。楼劲《〈格〉、〈式〉之源与魏晋以来敕例的编纂》[※注]，从敕例及其编纂形态出发研究魏晋以来各种法律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史。

4.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得到进一步拓展。彭卫、杨振红《中国妇女通史•秦汉卷》[※注]，关于秦汉妇女疾病、知识体系中的妇女等论述颇为新颖。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注]，围绕汉代土地制度和私有权的确立研究汉代社会形态等问题。张金光对自己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战国秦“官社”说，展开了多角度的论说、补充，但遗憾的是学界对此鲜有回应。代表性论著还有：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注]、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注]、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注]、黄宛峰《汉代孝子图与孝道观念》[※注]、赵宠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注]、日本福原启郎《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注]、日本鈴木直美《中国古代家族史研究：秦律•漢律にみる家族形態と家族観》[※注]等。王子今等撰写了一系列与海路交通有关的论文。此外，还有室内空间营造、巫术、饮食、遗嘱、生日称庆、人际称谓、单名与双名等研究，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是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的。

河南内黄三杨庄农田遗迹的发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孙家洲《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村居民形式的多样性》[※注]、刘兴林《河南内黄三杨庄农田遗迹与两汉铁犁》[※注]等文章，从汉代农村里居的情境、代田耕种的形式等方面，对汉代乡里农业社会进行了摸索。

5.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领域研究

思想文化史方面出版了汤一介《中国儒学史•两汉卷》[※注]，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注]。受海外汉学的影响，医疗史、环境史、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并多与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学术史等相结合。代表性论著有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注]、熊铁基《秦汉道家与道教》[※注]、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注]、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注]、阎爱民《凑聚之道：古代的家族与社会群体》[※注]、冯广平等《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注]、葛兆光《“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注]、李祖德《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注]。杨华、田天等探讨了秦汉时期山川祭祀礼仪的演变及其与大一统进程的关系。黎虎对汉代的朝会制度和交聘制度展开了系列研究。

考古新发现的疑为曹操墓的安阳西高穴大墓引起了学者的争论和公众的关注。此外，利用吐鲁番新出的北凉及高昌国时代的纸文书研究十六国史也引起了不少学者重视。新出碑志较多的北朝史研究，日益强调碑志史料特殊性的分析意义。新出石刻较少的魏晋南朝史也因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考古学分析方法。关于墓志形制如大小等级、异刻、伪刻、铭辞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画像研究日益增多，出版了邢义田（台湾）《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注]、练春海《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注]等论著。

6.民族史研究

近年来民族史研究活跃，不少学者借鉴人类学的思路与方法，总体性讨论民族问题，反思历史文本中的汉族王朝中心主义；或从少数民族出发，探索汉化、华夏化进程。在北族名号制度方面获得不少新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民族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受民族史发展的影响，对外关系以及内地与边疆联系的研究逐步得到重视。韩国学界关于五胡政体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这是韩国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现的新动向。相关专著有：薛瑞泽《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明与草原文化的交融》[※注]，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注]、陈琳国《中古北方民族史探》[※注]、张庆捷《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注]等。

7.历史地理研究

地理研究成果不乏新见。这一方面得益于以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松柏汉简等为代表的秦汉简牍的公布。简牍新材料为重新审视西汉侯国地理、秦汉魏晋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可能。三年来关于汉代郡国形态、县乡行政制度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重要成果。辛德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上、下）[※注]，指出此砖铭文系后人伪造，并对当下学界存在的猎奇、不严谨学风提出批评。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发展的结果，出版了徐卫民《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注]、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分布》[※注]、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注]等专著。

8.简帛整理与研究

简帛学成果蔚为壮观，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出简牍方面。学界还专门举办了以“秦简牍研究”、“天长汉简”、“长沙吴简”为主题的简帛学国际论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乐贤《战国秦汉简帛丛考》[※注]、胡平生《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注]、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注]、邢义田（台湾）《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注]，日本工藤元男《占いと中国古代の社会：発掘された古文献が語る》[※注]等。利用中日韩出土的以汉文字书写的简牍材料研究先秦至8世纪的东亚文化，近年来也成为东亚学术圈的一个亮点。如出版了韩国权仁瀚、金庆浩、李承律编《东亚资料学的可能性探索》[※注]等著作。

简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更为精细化。李忠林《周家台秦简历谱系年与秦时期历法》[※注]、《秦至汉初（前246至前104）历法研究——以出土历简为中心》[※注]，利用简牍材料对秦至汉初的历法做了颇有新意的研究。邬文玲《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注]，则对该文书的性质和释文进行了有益辨析。近年来研究者愈加重视出土资料的本体研究。学者关注到岳麓藏秦简、北大藏汉简上的背划线，对其与简册编制关系做了有益探讨。张春龙、籾山明等学者对里耶秦简中的刻齿形态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基本搞清楚了秦代刻齿所代表的数字意义。凌文超综合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对走马楼古井简牍多种簿书进行了复原整理。这些对于今后册书的复原整理均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动态和若干值得注意的趋势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开始对“五种社会形态说”进行反思和讨论，但总体来说，参与讨论的学者不多，而且“破”多“立”少。一些学者提出诸如秦汉至明清社会为“选举社会”、“郡县制社会”等说法，但这些观点尚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撑，因此鲜有回应者。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战国秦为“官社体制”说，也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回应。对宏观理论漠不关心，热衷于实证研究，是近年来历史学界颇为普遍的现象，本学科也不例外，而这对于历史研究的总体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同时我们也可喜地看到，一些学者正以扎实的实证研究、强烈的问题意识，探索本学科中关涉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重大问题，例如战国秦汉社会转型、秦汉帝国的形成、汉魏变革、魏晋嬗代、赋役制度的衍变等。研究者通过深入的思考，翔实的论证，对“法律儒家化”等传统学说提出质疑，探讨“西汉革命论”、秦汉官僚政治社会构造、赋役结构、国家秩序与民间秩序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这些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并将推动今后学科的发展。

三年来，本学科共出版专著数十部，论文数千篇，成果蔚为壮观，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推动本学科发展的两个重要动力，一是大量新出土资料的刊布，一是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顺畅与活跃。重视出土考古新材料是国内外学界共同的研究传统。国内外纷纷成立专门的出土文献研究机构。以简帛、墓志为代表的出土文献，架起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尤其是法制史、文书信息传递、墓志整理等方面是当前本学科国内外互动研究最为密切的领域。利用简帛、墓志等石刻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相关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重要的增长点。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国际学术界间的交往合作日益频繁，海外论著译介到中国的速度在加快，中国大陆学者的论著也开始译介到海外，这使得中外学术研究的旨趣和方法有不断趋同之势。中外学界在不少领域逐渐形成共同关心的课题，如爵制、社会分层、赋役制度、法律制度、地域社会、信仰、医疗、性别等，相关成果渐多，令人耳目一新。

三年来，本学科虽然取得了众多成果，理论及研究方法也有所推进，但也存在下述问题：一是研究发展不平衡，例如东汉史、南朝史研究相对薄弱；二是选题细碎化倾向依然明显，比如简牍研究多为细碎的名物、制度解释，缺乏宏观的、长时段的视野和考察；三是研究各自为政，少有交锋争鸣；四是相当数量的研究选题重复，缺乏问题意识，质量不高；五是学界一直批评的学风浮夸，学术不规范，急功近利思想严重等问题，仍然大量存在。这些问题有些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例如学术传统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一定缺陷，学术机构的评估体制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等等。但是学风问题则不能诉诸客观因素，研究者有必要提高自己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近年来，多种经典著作重版重印，如《唐长孺文集》[※注]、《裘锡圭学术文集》[※注]，反映出这些研究成果经得起时代考验，历久不衰，值得年轻学者学习。

受文化差异和传统研究积淀的影响，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依然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日本学界流行的“中古贵族制”论、“豪族共同论”等，在中国一直未展开广泛的讨论或作出回应。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学者的成果重视不足。这些都是今后有待改进之处。此外，从研究队伍的情况来看，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比较多，后备力量也比较充足，海外的情况则呈现衰落的趋势，尤其是欧美国家，专门从事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屈指可数。

二　学科建设状况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奠基和发展时期。历代史家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进行了整理与研究。20世纪以来，随着史学近代化，以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史学家，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科开始建立。3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继承优秀学术传统和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古史分期、历代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了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翦伯赞、唐长孺、周一良、何兹全等史学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

1954年，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成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组，本学科正式建立。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挂靠在本室。贺昌群、林甘泉、黄烈、朱大渭、吴树平、谢桂华、李凭、卜宪群先后任研究室主任，现任主任杨振红。本学科自建立以来，便汇集了一批又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文史大家张政烺、学部委员林甘泉、荣誉学部委员朱大渭。

本室的学术优势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关注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注重把握和引导学科发展方向。积极参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东方专制主义、新儒学、“封建”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出版了大量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其二，注重学科平衡发展。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等是本学科的传统优势领域。近年又开展了法制史、文书学、道教数术等学科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力作。其三，重视学科基础建设，在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特别是在出土简帛方面，先后主持、参与了许多重大出土简帛的整理工作。简帛研究中心主办有专业性书刊《简帛研究》杂志和“简帛研究文库”丛书，并被纳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本室现有研究人员9人，其中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4人，助理研究员2人。60岁以上的研究人员1人，50岁以上60岁以下研究人员1人，40岁以上50岁以下研究人员4人，40岁以下研究人员3人。科研队伍的年龄和职称构成较为理想，是一个年轻化、富有活力的团队，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但从学科构成来看，魏晋南北朝史和秦汉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严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人员只有3人。

本室成员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法制、社会、思想、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传世和出土文献整理等方面。承担的创新工程项目有：林甘泉主持“唯物史观的传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构建”；杨振红主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形成及其在汉魏六朝的发展”，赵凯、杨英、凌文超承担该项目子项目；邬文玲、宋艳萍承担“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性整理的新探索”子项目。

国家课题：林甘泉“《中国历史大地图集》第一册”（参与）、邬文玲“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戴卫红“魏晋南北朝谥法制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凌文超“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簿书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交办委托课题（成果）：林甘泉主持撰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概论》；卜宪群主持、杨振红参与《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卜宪群主持、杨振红参与《简明中国历史知识手册》，卜宪群主持“国家海洋局软课题123项目”，卜宪群主持、杨振红和赵凯参与“中国通史专题片”；邬文玲、凌文超参与“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汉书》、《晋书》修订；宋艳萍、凌文超承担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及院委托项目“中国古代史名词审定”中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名词审定”，等等。

院、所课题：林甘泉“郭沫若年谱长编”（院重），杨振红“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院重，参与），杨振红“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院重，参与），卜宪群“安徽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整理与研究”（所重），杨振红“秦汉财政史”（所重），马怡“简帛书信辑证”（所重），邬文玲“居延汉简研究——释文补遗及相关问题探讨”（所重），杨英“东汉魏晋王朝祭礼与道教的分流”（所重），宋艳萍“秦汉经济法研究”（所重），赵凯“秦汉民政研究——以老年群体为中心”（所重），邬文玲、赵凯“中国历史图谱”（院重，参与），戴卫红“中国灾害通史”（院重，参与）、“三国吴简所见仓库制度研究”（所重），庄小霞“近二三十年来散见秦汉魏晋简牍综合研究”（院青年启动基金）、“近二三十年来散见秦汉魏晋简牍辑考”（所重），等等。

三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和众多成果。对本学科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纵贯这一历史时期的简帛、石刻等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对新出土资料本身的研究以及以新出土资料为基础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成为本学科研究的最大特色。本学科遵照拟定的目标，在学科负责人、带头人的带领下，学科成员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坚持走前沿性、基础性和理论性并重的道路，坚持整理与研究并重，鼓励创新，有计划地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取得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提出了富于创见和对未来学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观点，在国内乃至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政治史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战国至南北朝时期以来官僚政治构造、社会形态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杨振红《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注]、卜宪群《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注]、凌文超《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注]，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秦汉魏晋社会的转型。二是对地方行政制度深入细致的研究，代表作有卜宪群《简帛与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注]、杨振红《长沙吴简所见临湘侯国属乡的数量与名称》[※注]。

利用新出简牍资料研究赋役史、经济史，出现了许多重要成果。如杨振红《徭、戍为秦汉正卒基本义务说——更卒之役不是“徭”》[※注]、《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注]，凌文超《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注]、《走马楼吴简库布账簿体系整理与研究——兼论孙吴的户调》[※注]等，对秦汉魏晋的赋役结构提出了诸多新认识，改变了该领域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

法制史研究深入发展，杨振红《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注]，对“以礼入法”说的前提以及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进行了探讨，对学界持为定论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说”提出商兑。邬文玲《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注]、《〈甘露二年御史书〉校读》[※注]，对汉简中的案例进行了细致分析。楼劲《〈格〉、〈式〉之源与魏晋以来敕例的编纂》[※注]、《魏晋时期的干支诏书及其编纂问题》[※注]对汉唐之际法律规范的存在形式和编纂态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戴卫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谥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注]等。

社会史、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彭卫、杨振红《中国妇女通史•秦汉卷》[※注]是第一部秦汉妇女专史，某些章节的设置如健康与疾病、社会知识体系中的妇女等较为新颖。宋艳萍《公羊学与汉代社会》[※注]探讨了汉代公羊学的内容，以及公羊学在汉代兴起的社会、思想背景。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注]，讨论了“革命论”在西汉的演化过程及其与政局、政治思想的关系，揭示了王莽改制与“革命”相伴生的历史原因。楼劲《魏晋墨学之流传及相关问题》[※注]对秦汉以后墨学为绝学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赵凯《〈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注]对汉文帝“养老令”提出了新看法。杨英《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考述》[※注]、赵凯《“郑声”与“赵女”：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的地域性研究》[※注]等论文提出不少新观点。

本学科十分重视学术史的研究，杨振红、戴卫红等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注]中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78年以来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总结。邬文玲等人编著的《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注]全面展示了百年来中国简牍帛书的出土、整理、研究概况。

作为本学科的传统优势项目，“出土文献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研究”、“新旧简牍的整理与研究”得到稳步推进，尤其在简牍、画像石与秦汉魏晋史研究，天长汉简的整理与研究，居延汉简的再整理和吴简文书学探讨等方面取得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安徽天长纪庄西汉木牍整理基本完成，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如杨振红《纪庄汉墓“贲且”书牍的释读及相关问题》[※注]、宋艳萍《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所见“外厨”考析》[※注]、庄小霞《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所见“玉体”考——兼及武威出土“王杖”简释读商榷》[※注]等。邬文玲对汉简，凌文超、戴卫红对吴简亦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如邬文玲《“合檄”试探》、凌文超《走马楼吴简两套作部工师簿比对复原整理与研究》、戴卫红《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直”、“禀”简及相关问题初探》[※注]等。马怡、宋艳萍在汉画像石研究方面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如马怡《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从汉晋画像所见粮食出纳场景说起》[※注]、宋艳萍《汉代画像中“牛郎织女”星象图试析》[※注]等。此外，本学科还主编出版了四辑《简帛研究》（2007、2008、2009、2010）、《东亚资料学的可能性探索》和《简牍法制论稿》，《简帛研究》已被纳入CSSCI来源集刊。

三　学科发展前景

总的说来，本室在出土资料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学术史等方面均走在学界前列，杨振红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的研究、经济赋役史的研究，马怡对汉代名物的研究，宋艳萍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赵凯对汉代社会史的研究，邬文玲对秦汉简牍的整理研究，戴卫红对谥法的研究，凌文超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簿书复原研究，杨英和庄小霞的学术译介工作等，皆在本室中具有前沿性地位。本室的既往研究成果、研究水平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表明本室居于国内甚至国际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科研团队的前列。但由于人员较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南朝史和民族史研究。一方面我们期望今后能够增加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我们也将鼓励本学科成员积极拓展领域，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

本学科将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形成及其在汉魏六朝的发展”、“唯物史观的传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构建”、“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性整理的新探索”等创新项目为契机，继承和发扬本学科的优良传统，坚持走前沿性、基础性和理论性并重的道路，进一步推进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出土文献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研究”、“秦汉魏晋法制史研究”、“汉晋赋役制度研究”等传统强项的研究，积极开展新出土简牍资料“安徽天长纪庄汉墓木牍”和已刊简牍“居延汉简”、“走马楼吴简”的再整理与研究，重视简牍文书学理论的探讨，保持和巩固本学科的传统优势地位，继续加强学科基础建设和科研梯队建设，创新研究方法，广泛开展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争取推出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将本室建成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基地和重镇。

（历史研究所　杨振红　凌文超　邬文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