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前沿动态

（一）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研究

近年来隋唐史领域的新资料发现研究主要体现在墓志资料的刊布与整理上，最重要的成果如：《长安新出墓志》[※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注]、《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注]、《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4册）[※注]，其中大多数是隋唐时期的未刊资料。敦煌文献的整理也在继续推进：汉文文献方面，《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相继出版了第7、第8、第9三卷[※注]。藏文文献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藏文文献》第1—4册[※注]。

宋史新资料，主要有出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南宋徐谓礼墓的纸质文书，2012年由包伟民、郑嘉励整理，中华书局出版刊布，对于今后宋代官员管理及其相关制度研究的推动作用堪值期待。新见96篇欧阳修散佚书简亦于2012年发表，其内容牵涉到不少北宋的重要人物和重大时事[※注]。2008年发掘的宋代名臣富弼家族墓葬，近三年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注]。此外，孙继民、魏琳对南宋舒州公牍佚简进行了整理与研究[※注]。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新近发现的契丹大字抄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契丹文纸质文本[※注]。该抄本共计120页，其字数远远超出目前所有契丹大字石刻资料的总和。根据已公布的资料判断，其性质有可能是辽朝的官方文书汇辑，对于研究契丹王朝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乃至古文书学均具有重大的价值，中、日、俄学界均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注]。

《元朝秘史》是蒙元史研究最为基本的史料之一。乌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音译正文、旁译以及总译三个部分作了更为全面的校勘，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成就受学界瞩目[※注]。陈高华等点校的《元典章》[※注]的出版是蒙元史研究的又一幸事。《元典章》是一部元代中前期法令文书的汇编。《元典章》点校本的出版不仅给予学界一个使用便利的版本，更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元典章》和元代历史开启了门径。对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也取得突破。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注]是其历年所撰八思巴字碑刻文物考释文字的结晶，其中收录碑刻研究文字23篇，文物研究20篇。照那斯图、薛磊对809方八思巴蒙古字官印进行了研究[※注]。敖特根对敦煌莫高窟北窟出土的51件回鹘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文献进行了考察[※注]。

黑水城汉文文书大部分为元代文献。这批文献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孙继民发表了多篇黑水城出土元代文献的研究文章，其研究特点是采用敦煌吐鲁番学业已成熟的文献整理方法，对文书进行释录、定名，对其文献价值进行分析，其主要成果集中体现于《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以杜建录为代表，更多地集中于对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众多黑水城文书研究文章的发表推动了黑水城元代文献的研究。值得庆幸的是，黑水城元代文献的研究已逐渐由单件文书或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诸问题的研究扩展为元代某个专题的综合研究。

（二）学术热点和新进展、新观点

1.隋唐礼制史

吴丽娱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推出了900多页的专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之作。张文昌出版的博士论文《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注]，研究了《大唐开元礼》、《朱子家礼》等唐宋重要礼书，也是研究唐宋礼制史的重要成果。近年来，日本学者对唐代的“军礼”研究有所推进。

2.隋唐宗教史

道教研究方面，刘屹将之前发表的论文分两个主题结集出版：《神格与地狱：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及《经典与历史：敦煌道经研究论集》[※注]，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注]，分析了唐代宫廷道士叶法善被唐宋时期各种社会力量加注神性的过程，在结合文献考辨与田野考察方面颇引人瞩目。雷闻《碑志所见的麻姑山邓氏——一个唐代道教世家的初步考察》从墓志入手探讨了道教世家邓紫阳、邓德诚等人与麻姑山的关系，并对出家道士娶亲生子进行了研究。在《麻姑山邓氏与唐代“北帝派”的传法谱系》中，他又对邓紫阳创立“北帝派”的成说及所谓北帝派的传法谱系提出质疑。[※注]

佛教研究方面，贾发义《净土信仰与中古社会》[※注]，讨论了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古时期的传播与发展。吴洲《中晚唐佛教地理考释》[※注]，主要考察了中晚唐禅宗地理及其成因。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注]探讨了中古时期动物在政治、宗教（特别是佛教）秩序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这项研究可谓别开生面。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注]，是唐代三夷教研究的重要成果。

3.《天圣令》与唐代法制史研究

自从2006年历史所整理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出版以来，唐宋法制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些专著如郑显文《出土文献与唐代法律史研究》[※注]、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注]、日本中村裕一《唐令の基础的研究》[※注]等，大都利用了《天圣令》的内容。直接研究《天圣令》的重要成果是黄正建主编《〈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重要论文包括：黄正建《〈天圣令〉在唐宋史研究中的价值——以现有研究成果为中心》[※注]、戴建国《从〈天圣令〉看唐和北宋的法典制作》[※注]、牛来颖《时令秩序与唐宋律令制度——以〈天圣令〉为中心》[※注]等。

4.公文制度与政治运行

通过文书制度来研究唐宋时期的行政运作，是传统政治制度史取得新突破的增长点，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叶炜《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注]、吴丽娱《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注]、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注]、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注]等。这些论文大多收入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的《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注]中。

5.宋代政治史

政治史是传统的研究领域，对于宋太祖誓约的研究是近年政治史的一个热点。[※注]黄宽重出版有专著，强调国家政权并非政治运作的唯一中心，探讨了不同社会成员因地因时的政治行为及其与朝政的关系，这样的视角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注]。

6.宋代礼制、环境、城市、乡村史研究

礼制、环境、气象、灾荒等问题在宋史研究中渐成热点，可以预期在未来若干年内这些领域将会持续升温。[※注]城市和乡村史方面的成果也比较丰硕，代表作有日本久保田和男的专著《宋代开封研究》，以及包伟民的一系列论文。[※注]梁建国有多篇论文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切入，探讨北宋士人在东京的活动，切实推进了宋代都市史的深入研究，为士人社会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有助于对都市史、政治史、社会史等相关问题进行跨领域的考察。[※注]梁建国《朝野之间：宋代父老与国家秩序》[※注]通过考察宋代父老与地方官、朝廷的接触，探讨了基层社会与中央朝廷之间的互动关系。

7.宋代教育和学术史研究

江小涛长期致力于宋代教育和学术史研究，近年的代表作《王氏新学述论》[※注]，依据王氏今存的经学杂著，以“心性之学”、“致用之学”和“治经方法”为讨论重点，解析其结构，品味其气质，探讨了王安石经学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的确切定位。

8.南宋史研究

南宋史是宋史学界近年来的热点领域之一。2011年10月，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国际南宋史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收到80余篇论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1年第4期以“变迁中的南宋文化”为题刊发了部分论文。

9.辽金政治史、制度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仍是辽金史领域的重点，学界正致力于重新梳理辽金元政治史的脉络。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注]对辽金政区状况展开了全面细致的清理和研究。辽金科举制的研究更为深入，涉及的层面更为广阔。李桂芝《辽金科举研究》[※注]充分利用石刻资料补充史籍，对辽金科举制度、登科名录、人才培养以及社会影响诸层面进行了系统绵密的梳理、研究。日本饭山知保《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注]利用地方志、石刻资料，详细分析地方家族的晋升途径及其在金元鼎革之际如何维持自身的家族势力。王曾瑜出版了《辽金军制》[※注]一书，利用现代军制学理论梳理了辽金军队指挥系统、军事机构、军队编制等各个方面，其中辽代军制部分是国内外学界首次系统探讨这一问题。此外，关树东《辽朝墩官刍议》[※注]一文索隐发微，通过对比唐宋制度，对辽朝官员朝仪、朝班及宴会座次方面的礼仪制度进行了详尽分析。他还发表了《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金代的监当官》[※注]等论文。康鹏《辽代“五押”问题新探》[※注]利用汉文及契丹文文献，指出辽代“五押”制度源自唐代的押蕃落使，实际上就是“押五蕃落使”的省称，专门负责管押辽西南边疆的五个部族。康鹏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有《辽代燕云地区的统治方式——以军事职能为中心的考察》、《辽代西南面安抚使司研究》、《金代转运司路研究》[※注]等。

10.契丹文字研究

即实先生《谜田耕耘》[※注]一书详细校勘、研究契丹小字墓志，纠正前人诸多讹误，提出诸多新观点、新方法，是一部总结性的力作。康鹏与刘浦江教授合著的《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一文已被翻译成英文[※注]，其观点业已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康鹏《萧挞凛家族世系考》[※注]一文利用新出土契丹小字资料，考释出契丹小字中的“挞凛”一词，梳理出萧挞凛家族十一代世系的情况，同时在契丹小字墓志中发现了契丹父子连名、父子同名、从兄弟同名以及收继婚等民族文化现象。

11.元代政治、制度研究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研究》[※注]一书是迄今对于元代行省制度最为深入和详尽的研究。温海清《画境中州——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注]从行政地理的角考察了蒙古国时期华北地区对于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的历史变迁。薛磊《元代东北统治研究》[※注]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元代辽阳行省与东北统治的专著。

法制史方面，《至正条格》研究受到广泛重视。2010年8月由南京大学韩国研究所主办的“东亚多元文化时代的法律与社会——《至正条格》与蒙元法律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举行。这是自2007年《至正条格》在韩国发现以来，国内学界召开的首次《至正条格》研讨会，《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选刊了相关文章[※注]。由北京大学张帆主持的教育部重大基地课题“《至正条格》与元代法律研究”结项，结项成果汇集了近30篇关于《至正条格》本体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章。

12.元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

陈高华《中国妇女通史•元代卷》[※注]是第一部全面讨论元代妇女的专著。申万里对江南士人研究的成果集中收入其《元代江南士人与综合研究》[※注]。文化史方面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陈高华的多篇关于佛教史的论文解决了过去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纠正了学界的一些错误理解[※注]。艺术方面则以刘中玉对元代画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注]。其研究重在索隐元代文人画家“自内而生”的心性之画学，从历史的众多层面管窥士人的精神内涵和文人画产生、活跃的历史场域。

（三）理论动态和若干值得注意的趋势

在唐史研究中，礼制史与宗教史的研究已经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荣新江主编的《唐研究》第18卷“中古中国的信仰与社会”专号及余欣主编的《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论文集代表了这一潮流。

学界对“唐宋变革论”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谋求新的探索与突破。《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刊发了一组笔谈文章，另有牟发松的文章及李华瑞的专著[※注]。

在研究方法上，视野开阔、方法多样，且多学科交叉明显。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多，海内外学者无论是研究的关注点、视角的选取、问题的展开或叙事的模式，都有高度的融合。比如宋代日常生活、地域社会、史学语言的运用、文本的叙述模式等问题，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立足于历史学实证方法，尝试借鉴心理学、文艺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注]

在史料运用上，既注意对常见材料的重新解读，又积极利用新材料。新材料的发现和运用依然是隋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除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继续提供丰富材料之外，石刻材料特别是墓志资料业已成为隋唐史各领域研究的最大推动因素。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碑志材料的使用推向深入。又比如从宋人诗画中挖掘材料，加以仔细对比、分析，尝试利用一些过去被人所忽视的材料，如日记、文书、钞版、石刻、书画等，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注]

另外，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是唐宋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近年来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合作开发“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该项目积极倡导通过计算机分析汇总宋人传记的相关数据资料，来尝试分析宋代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对传统治史模式的极大挑战。

二　学科建设状况

（一）学科总体状况

在断代史中，隋唐史相对起步较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相比而言，宋辽金元史属于起步较晚的学科。不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宋辽金元史取得了长足进步，新成果不断涌现，发展势头良好。

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成立于1991年，由原魏晋隋唐史研究室中的隋唐史部分与原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合并而成。本研究室实际包括五个主要学科：唐史、敦煌学、宋史、辽金史、元史。唐史、宋辽金元史先后于2003年、2009年被定为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199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依托于本室。本室现有研究人员11人，其中研究员4人，副研究员4人。研究范围涵盖隋唐宋辽金元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社会文化（宗族、礼仪、祭祀、教育、宗教、占卜、社会生活、契丹文字等）、典籍等各个方面。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墓志碑刻、黑水城文书研究隋唐宋辽金元历史，既是本室特点，也是本室优势。建室二十年来本室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水平

断代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历史研究所学科布局的基础。本室学科布局基本合理。唐史学科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地位，法律研究和礼仪研究影响尤其大。只要后继有人，这种领先地位还会持续下去。敦煌学学科地位正在提高。唐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的交叉是本室特色之一，目前共有4名科研人员。宋史学科曾经在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只有两名科研人员。前任宋史学会会长在本学科，本研究室即属会长单位，但现在没有一个理事。宋代政治史、学术史、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仍处于领先地位。辽金史学科发展潜力较大，目前的两位科研人员在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拥有懂得契丹文的年轻学者，假以时日，该学科将会有较大的发展。元史学科，若算上学部委员陈高华先生，现有4名科研人员，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文献学研究，成果显著。

近年来，本室研究人员主持、承担的数项研究项目获得各种荣誉。“天圣令整理研究课题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注]除点校外，近一半篇幅是唐令复原研究，2007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4万种图书中只有60种获此奖），2012年获郭沫若历史学奖三等奖，被誉为天圣令研究和复原唐令研究的“里程碑”；《〈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注]，入选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唐礼摭遗》[※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奖；《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注]获得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等。由陈高华领衔、刘晓为主要参加者的点校本《元典章》（178万字）[※注]，是国际上水平最高的元史资料整理和研究成果。2010年以来，学科成员有多项课题结项。如“礼与中国社会”、“宋会要辑稿整理”、“唐代道教金石的整理与研究”、“道教金石与唐代社会研究”、“元代法律史研究”、“《元典章•户部》校释”、“9至11世纪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婚姻家庭生活研究”、“《两唐书•后妃传》辑补及研究”、“辽代西南边区军政制度研究”、“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研究”、“《东京志略》补证”、“元朝前期北方的儒士”、“十至十三世纪黄淮海地区经济史研究”、“元代榷盐与社会变迁”、“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等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以及院、所重点项目结项，评级为优秀或良好。此外还有多项课题正在按计划进展，如“唐代道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辽朝外戚集团研究”、“辽代五京体制研究”、“《至正条格》与元代法制研究”、“《元典章兵部》校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辽史》《元史》”，“俄藏黑水城元代汉文世俗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黑水城出土元代财政经济文书研究”等。

本学科有两个科研项目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一是黄正建研究员主持的“《天圣令》暨唐宋法律与社会研究”项目，二是陈高华研究员主持的“中国古代的社会转型与文化交融”项目。刘晓研究员主持院“创新工程”之“中国古代区域军政与民族问题研究”项目。

2010—2012年，本室成员出版专著2部[※注]，主编论集4部，大型古籍整理1部，发表论文100余篇。“2011年国学论坛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以及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注]，扩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以及本研究室在学术界的影响力。2011年创刊的《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是展示本研究室科研水平的窗口，至今已出版3辑，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本研究室多人参加《中国通史》专题片、《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项目的撰稿。本学科创办的两个学术网站“唐史网”、“宋辽金元史网”顺利运行，不断更新内容，并依托网站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在学术界产生良好的影响。

三　学科发展前景

本学科研究领域横亘800年，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长时代的研究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高低，本学科的发展状况也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所的整体科研力量。就目前来看，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各断代研究人员颇显匮乏。2008年后，本室退休1人、调离2人，却没有补充人员，造成目前本室各学科只有两三人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学科的持续发展。虽然总体上说隋唐宋辽金元史的各大领域都有学者研究，但到具体断代，由于人员偏少，还不能做到各断代各大方向都有学者研究（比如经济史方面）。在每个断代中，最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大的方向都有研究人员，每个断代只有两三人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本室各学科恐将逐步丧失优势，这将是令人十分痛惜的。另外，学科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依旧存在。有些断代成果较少，力量相对较弱，这就直接影响了学科地位的全面提升。

本学科的短期发展目标是，自2012年起的五年内，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繁荣史学研究为目标，以保持唐史和元史的领先地位、提高其他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为主要任务。在巩固和发展优势的基础上，保持并扩大现有研究阵容，保持广泛的研究领域，争取强势研究继续走强、薄弱部分努力变强，从总体上使学科在学界的地位有大幅提高，并在相当多的领域走在学界前列。

今后我们抓学科建设将突出以下特点：

第一，做大做强优势学科：唐史和元史。这两个学科目前在学术界都保持领先地位。今后要进一步夯实基础，扩大优势，补充新鲜力量，引进人才，完善学科布局，保证可持续发展。

第二，稳步发展其他学科。宋史与辽金史学科的当务之急是更充分发掘现有人员的研究潜力。敦煌学急需补充新的科研力量。要重视发挥科研骨干的能动性，以科研骨干为中心，以创新工程为抓手，带动学科整体向上发展。

第三，继续做好优势课题的后续研究：法律史与礼仪史研究。其中法律史包括以《天圣令》为中心的唐宋法律史研究，以及以《至正条格》为中心的元代法律史研究。其他如宗教史、社会史、政治史、古籍整理研究也是我们的优势课题。

第四，建立新的学术增长点：文书研究。本室有研究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传统，近年又开展黑水城文书的研究。中国存有丰富的文书资料，但没有自己的“文书学”。目前历史所拥有研究战国秦汉魏晋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黑城文书、徽州文书的学者，研究时段从战国直至明清。倡议建立中国自己的“古文书学”，争取拿出打通断代的成果来。

第五，加强与国内国外学者的交流。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学术会议，同时创造条件主办适当规模、形式的学术会议，提升学术交流的质量，提高在学术界的地位。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访演讲、座谈。

今后五年我们科研攻关的重点领域包括：

1.唐宋元法律与制度研究

《天圣令》是近年新发现的一部含有唐宋两朝令文的北宋法典。我们的《天圣令》研究位于学术界前列，将继续利用《天圣令》探讨唐宋法制及各项制度，同时办好《天圣令》读书班，加强与台湾地区、日本各相应课题组的交流。《元典章》与《至正条格》，分别为民间与官方编纂的两部法律文献汇编，相关研究很不够。我们将继续加强研究，推进对元代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诸方面的认识。

2.中唐迄元的社会转型与文化交融研究

唐朝中后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谓“唐宋变革论”在思想学术界产生广泛讨论。辽金元等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国政治、经济形态的改造，对社会整体结构与社会发展轨迹的重大影响，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中唐迄元这一时段也是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时代。在长时段视野和多元文化视域下，通过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多层面、多视角地探讨中唐到元朝这一时段的社会转型以及多元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将是未来数年我们研究的重点。

3.文书资料的整理研究与“中国古文书学”

敦煌吐鲁番文书大部分已公布，但系统发掘其内含史料价值的工作还有待时日。黑城文书也是如此。近年新疆又出土了大批文书，日本藏最大宗的敦煌文书也在陆续出版中。俄藏敦煌文献尚有小部分未曾刊布，已刊布的文献中有一万余号文书没有定名，混入其中的吐鲁番、黑城文书有待甄别。对俄藏敦煌文献的深度整理与研究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努力建立具有中国自己话语权的“古文书学”。

4.重要典籍与新出石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最大限度地复原《宋会要》的体例和内容，推出新辑本《宋会要》，使之成为史学界和古籍研究领域的重大创新性成果，同时利用整理过程中所获资料深入研究宋辽夏金史。对元代《经世大典》的整理，也是一项全新的大型典籍整理研究工作。近年各地出土、征集了数以千计的唐代墓志，我们将积极参与有关馆藏墓志的整理，并充分利用这些新发现的石刻资料推进唐史研究。辽代新出土的汉文、契丹文墓志的研究已成国际潮流。我们幸而拥有国内极少的研究契丹文的学者，对契丹文墓志的整理研究将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

（历史研究所　雷闻　梁建国　康鹏　张国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