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发展概况

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两千年前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述汉代地名，往往追述先秦以来的沿革。郦道元《水经注》不仅记载河道的古今变迁，还注意到沿河城邑的建置沿革，所以都可以说是沿革地理著作。唐宋以来的总志、方志、专志等舆地之作，无不重视一地一水的古今变化。到了清代，沿革地理作为一门专门之学，迅速发展起来，清末杨守敬编纂的《历代舆地图》、《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是集沿革地理大成的传世之作，直至20世纪20年代，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这个传统。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1934年由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筹办了《禹贡》半月刊，开启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培养了一批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地理学得到了快速而充分的发展，目前，中国有几十所高校开设历史地理学专业课程，专业的研究队伍也有数十个，其中力量最为雄厚的当属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另外，武汉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南大学等单位也都集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在这64年间，历史地理学明确了自己的学科属性，也就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各个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涌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经典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市历史地图集》等。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研究

2010—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科领域比较值得重视的新资料，是一批古代地图的披露与相关研究。

1.“雪尔登地图”

2008年，两位外国学者在鲍德林图书馆中发现了一幅中国明朝时绘制的彩色航海地图，大小约为1.5米×1米，图中描绘了东亚、东南亚的大陆、岛屿、航线等丰富内容。此图原为英国律师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的私人藏品，1659年被捐给鲍德林图书馆，所以在国外称为《雪尔登地图》。香港学者钱江于2011年率先向国内作了介绍，并认为此图“应该是绘制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注]，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

2.“蒙古山水地图”

此图一直秘藏于日本藤井有邻馆，背面题签称“蒙古山水地图”，地图长卷式，幅宽0.59米，长达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这幅古地图所绘地理范围从甘肃嘉峪关到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林梅村用数年时间，考证成图年代大致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蒙古山水地图》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明代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2011年，此图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二）学术热点和新进展、新观点

2010—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新材料、新观点频出，并产生热烈争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具体的研究方法

2010—2012年发表了一批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著[※注]。王社教梳理了以往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的认识，并提出“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其原因即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注]。吴宏岐《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一书中第一章“引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第四章“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第五章“关于历史社会地理学与区域社会史的若干理论问题”、第六章“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等也非常值得阅读。[※注]

2.环境变迁与环境史

环境史和环境变迁，是2010—2012年历史地理的研究焦点之一。2010年，学术界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进行了热烈讨论，参与者有蓝勇《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四点认识》、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钞晓鸿《文献与环境史研究》、邹逸麟《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朱士光《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等[※注]。相关的论文还有张莉《从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注]、侯甬坚《环境史研究异于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注]、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注]、韩同超《汉代华北的耕作与环境：关于三杨庄遗址内农田垄作的探讨》[※注]、韩昭庆《从穷荒异瘠到荒年甚少荒地甚多——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注]、程森《清代豫西水资源环境与城市水利功能研究——以陕州广济渠为中心》[※注]、谭刚《个旧锡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1890—1949）》[※注]等。

这些论文中，有学者对环境史与环境变迁在学科上的差异，以及环境史当前学科、理论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如侯甬坚《环境史研究异于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一文认为环境变迁研究关注的是自然环境（或曰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因而属于地球科学相关学科；而环境史研究是以阐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为主旨，因之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内历史学科的工作。王利华认为环境史的研究“非但不能抛开以往的史学命题，而且应当积极地切入这些命题。唯有这样，环境史家才能从绵长深厚的中国史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在其学术发展脉络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坚信，环境史对于中国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可以提供特殊的视角，而且可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注]。由此来看，就学科性质而言，环境变迁属于地理学的范畴，环境史则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无论是环境史还是环境变迁，都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学科，除了理论、方法层次的探讨之外，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在理论、方法、学科内涵等方面与传统研究区别开之外，如何能在具体研究成果方面完全超越或者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研究，并且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认识。

3.气候变迁研究

物候资料是研究历史气候变迁的重要史料，其中唐代荔枝分布北界是重要的历史气候指标。聂顺新认为成都和万州在唐代并非荔枝分布的北界，唐代荔枝分布在川江河谷是川江特殊的小气候所致，不能作为唐代温暖湿润的证据[※注]。蓝勇则认为区域小气候是受大的气候变化背景影响的，只是由于小区域的自然差异影响受大气变化影响的程度，所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是能够指示气候变化的。[※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推动了学界的思考，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此外，张兴照通过甲骨文揭示了商代的水环境，他指出：不同种类的水体称名及相关地貌用字，包括河流、泉水在内的一些水名及大量从水地名反映了商人对水环境的认识，甲骨文所见水上交通、渔猎活动反映了商代的多水环境。[※注]

4.历史政治地理研究

历史政区地理脱胎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但已不限于沿革地理的考证和复原，而是以探索政区变迁的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近年以来，清代“省”制的性质成为研究的热点。侯杨方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认为清初的分省实际是“地层累积”式建构的产物，“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而只是一种宽泛的通称[※注]。傅林祥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他通过对清代官定法典——五朝《清会典》的梳理，指出“省”是清代地方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也是对省级行政机构和省会的称呼[※注]。乔素玲考察了广东花县建县的过程，“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1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注]，文中分析了不同阶段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而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该文是一种对于过程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可以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与政区有关的一些概念也是逐渐构建形成。对于行政区划的研究，除了复原某一时段的静态瞬间之外，更应当分析行政区以及相关概念的形成、构建过程，除了清代的十八省之外，类似的还有唐代的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种真正的“人地关系”，而不是脱离“地”的人的活动。而且传统时代职官体系与政区体系是否可以一一对应，是否存在后世般闭合且唯一的政区边界，都是值得学界深入讨论与研究的。

此外，于薇从文本和地理学的角度指出：“《左传》中提到的‘汉阳诸姬’和‘城濮之战的文本可能都是晚至战国时代形成的’。战国时楚建立的‘淮汉’政治文化区域影响了对于南方地理原本就比较模糊的认识，形成了‘汉阳’地区有一大批姬姓封国的误解。由此看来，以往学者们认为周王朝曾在汉水流域封建一批姬姓小国来防御楚国的事件恐怕并没有真实发生过”[※注]，这篇论文的论证方法和研究视角对于我们分析、解读一些文献（不仅仅是早期文献）具有启发性。

5.中国地图学史

2010—2012年中国地图学史的焦点是新发现的“雪尔登地图”（The Selden Map），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幅地图进行了研究，钱江等学者认为，这幅地图应当命名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陈佳荣将该地图命名为《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交通图》，认为“其编绘时间约在1624年”[※注]。郭育生等人则认为，“这幅《东西洋航海图》的制作年代，不会早于明嘉靖末的1566年，也不会晚至明万历中叶的1602年”。陈佳荣的文章还将地图上的主要文字全部辑录出来，并且对所有海外地名进行了初步的注解与考证，为其他学者继续研究这幅地图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丁一指出：随着大量“水程单”以及耶鲁藏航海图、章巽藏航海图的出现，我们应该校正中国古代海图能自称系统者仅有针路图一种的传统看法，将“山形水势图说”和“针路水程单”视为独立并存的两个系统[※注]。

龚缨晏指出：图中标注的“万老高”即“特尔纳特岛”，“化人”即当时被称作“佛郎机”的西班牙人，进而推断此图绘制于1607年荷兰人在特尔纳特岛建立要塞之后，1624年荷兰人入侵台湾之前，并推测此图应出自侨居菲律宾的闽南籍华人之手。[※注]

关于此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者以及地理知识来源，学术界迄今为止并无统一意见，有待于历史地理、海交史、东南亚史等领域学者的共同研究。

在对其他地图的研究中，丁一比对了元明清时期不同地图对江南水系的画法，阐释了运用“知识史取径”而非“科技史取径”的思路。[※注]孙靖国整理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近百种古地图，并逐一进行了考证和研究。[※注]

6.历史城市地理

近几十年以来，都市国家、坊市制城市、中世纪城市革命和唐宋变革说成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的重要指导理论。但近几年来，这些观点日益受到中国学者的质疑。鲁西奇在《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注]一书中，在复原汉水流域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对一些当前在中国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理论进行了反驳，如都市国家、中世纪城市革命、坊市制，等等。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来源于西方或者日本学者。成一农指出：在中国古代，“坊”并不是限制人们活动自由的制度，限制人们活动自由的是夜禁制度，坊或者坊门的启闭只是实现夜禁制度的手段。在所谓的“坊市制崩溃”之后，由于夜禁制度的存在，城市居民的自由似乎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而且坊并不一定要修建坊墙，在很多地方城市中，坊的封闭有着其他的实现形式。他对坊市制城市与棋盘格形式布局之间的联系也进行了质疑。[※注]关于城市的选址机制，成一农指出：以往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多注重宏观因素，但城址最终是由人来选择的，而人对于各种因素、利弊必然有着不同的认识，其结果不是一种必然。城市选址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人地关系”[※注]。

7.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传世的户口数据，是重建历史时期人口数字的基本资料，但如何认识和使用，是学界的最大困扰。张鑫敏、侯杨方撰文，以江南为例，分析了三版《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及构建过程，认为在纂修《一统志》时“原额人丁”的含义复杂，定义不一，没有统一标准，并进一步提出“清朝官修志书中的数据存在着很多错误，只有在搜集和掌握清代较完整的资料——包括档案（赋役全书、咨文、人丁编审题本及黄册）、志书（地方志、一统志）、政书（清三通、会典）、史书（清实录）——的基础上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完整地复原清代‘原额人丁’及其他统计数据被建构的完整过程及其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不能对这些史料中的人丁及其他数据直接、简单地引用、利用，否则只会造成新的、更大的混乱和错误”[※注]。这篇论文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我们传统认为的总志的史料可靠性要高于地方志的“迷信”，实际上所有的史料都是建构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客观”、“准确”的史料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使用史料时应考虑并复原史料的形成过程。当然对于很多具体研究而言，这一问题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对于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和图像、古地图）形成过程的解读与复原应当作为今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8.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朱海滨对浙江省进行了方言分区，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自先秦以来各地区方言的情况，分析了影响方言分布的各种因素。并指出：南方方言是操不同音韵的南方人民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汉语模仿、拼读的结果，而非汉语本身单纯分化所致。此文颠覆了以往的成见，有助于拓宽该领域的研究思路。[※注]

（三）理论动态和若干值得注意的趋势

侯甬坚对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剖析，指出：前者归属地理学，重在地理变迁研究，后者归属历史学，取法于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重在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前者把人类活动作为驱动因子，后者把人类看成环境的一部分；前者以区域研究为主，后者以事件过程为主。[※注]

黄银洲、何彤慧指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主要依托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专门知识，其间也涉及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等专业研究方法。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研究的综合素质，由于历史文献的多解性或不确定性，尽管文献能够带来丰富的信息，作为历史学者或者历史地理学者也应忌讳在没有任何实际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固有的观念解读文献且排斥其他研究。[※注]

计量研究是近些年来历史学界，尤其是西方历史学界的一个新风潮，历史地理学具有双重学科属性，因此对计量研究应有所回应。2010—2012年，发表了一批依据历史数据进行数量统计分析的研究论文。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统计（或者计量、数据）与文字一样是对一种事实的陈述，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比单纯的文字描述能更清晰、明确地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数据的缺失，历史资料遗存的偶然性，不同区域间史料保存情况的差异，以及不同人对史料中数据的定义、理解等都会对统计样本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样本量很小的情况下，“偶然性”的数据往往会对统计分析的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史料留存的不平衡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如果仅仅使用现存史料来进行计量分析，而弃史料本身存在的问题于不顾的话，反而会使得计量方法受到质疑，也不利于历史地理学中计量方法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满志敏及其研究团队，在长江下游气候变化规律的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他与刘炳涛合作发表的《〈味水轩日记〉所反映长江下游地区1609—1616年间气候冷暖分析》[※注]，指出了明清时期中国气候在总体上较为寒冷的情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了多次冷暖波动的格局。《古代诗歌中的气候信息及其运用》[※注]对提取中国古代诗歌中蕴含的气候资料的方法以及材料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这是今后历史地理研究中运用计量方法必不可少的内容。

总体来说，2010—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斐然，但主要是在内容上的创新，在对历史学和地理学的重大问题的回应，以及推进历史地理学某一学科深化发展方面则比较少见。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重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索以及多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

三　学科建设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成立于1960年，成立以来，承担了国家交办的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边界研究的两大任务，并在历代疆域与政区、历史军事地理、历史地名、地图史、历史城市地理、历代地名文献等领域做出了独特的成就。现有研究人员6人，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3人，现任主任毛双民。当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军事地理、城市地理、文化地理、地图史和环境史研究，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占据一定学术地位，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院所两级领导的关心下，2010—2012年，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学术活动颇为活跃，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2010—2012年，本室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有：

创新工程课题：毛双民、成一农、孙靖国承担的“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性整理的新探索”子项目，李万生承担的“中国古代区域军政与民族问题研究”子项目。

国家课题：成一农主持的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孙靖国主持的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沿海地图研究”；张兴照主持的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商代水环境研究”。

院、所课题：孙靖国主持的青年启动基金项目“历史上永定河上游城市地理研究”；孙靖国主持的所重点项目“历史上桑干河流域城市地理研究”；成一农主持的院重点项目“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研究”；张兴照主持的所重点项目“魏晋南北朝北方地区水上交通研究”。

在以下几个领域，历史地理研究室同仁的研究水平已经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可以作为以后继续发展的方向：

1.历史城市地理

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研究，也就是把城市作为“面”进行研究。成一农的《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注]和《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注]两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现状，认为虽然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论著数量众多，但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而且存在很多错误。这并非由于史料的缺乏，而是由于研究方法上存在各种问题，导致当前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认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当侧重于在研究方法上的修正，并以此为基础，以新的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研究新的内容，以期能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城市形态。

另一方面是对城市选址和分布规律的研究，也就是把城市作为点来研究。成一农《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注]、孙靖国《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市分布的地理特征》[※注]、孙靖国《明代雁北地区城堡的职能与选址特征》[※注]通过复原不同地域的城市选址机制和空间分布，指出城市选址不完全由客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而是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生产方式等人文因素的影响。

2.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整理、研究历史地理文献，是历史地理研究室的传统之一。本研究室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是古地图整理与研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并参与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

孙靖国撰写的《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对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80余种地图逐一进行了介绍、判识、鉴定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这批舆图绘制于明清两代，涉及世界知识、政治、军事、边防、海防、水利、河工、盐政、城市建设、礼制等众多领域内容，作者一一进行了解读与研究。

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的《中华舆图志》中，成一农和孙靖国分别承担了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七章的编写工作，对传世的世界、全国、城市、军事地图进行了研究。

在古地图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还有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舆图研究》[※注]、《〈广舆图〉绘制方法及数据来源研究（一）》[※注]、《中文舆图中所载今“波斯湾”地名的演变》[※注]、《浅谈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年代的判定以及伪本的鉴别》[※注]；孙靖国《〈福建海防图〉初探》[※注]、《〈马兰镇属肆至八到相距里数图册〉与〈［清穆宗梓宫安奉陵寝路程图（自白涧至桃花寺）］〉初探——从舆图看清东陵的管理与殡葬活动》[※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清沿海舆图概述》[※注]等。

另外，孙靖国《〈水经注〉“乱流”新解》[※注]对意义一直未得到准确阐释的“水经注”的常用词汇“乱流”进行了重新解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历史政治、军事地理

李万生《说“关中本位政策”》[※注]重新厘清了学术史上的“关中本位政策”。他指出：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说的主要批评者岑仲勉和黄安年的看法都是误解的结果，因为他们都是根据《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的论述而作的批评，没有疏通该书中篇及其他相关论著的论述。李万生《记两晋南北朝之华山郡》（上）[※注]指出：西晋在匈奴氐羌之乱后设立华山郡，然未发挥其应有之作用，西晋之亡与其有关。东晋之华山郡助东晋守潼关以东地带乃至洛阳。南朝宋齐梁之华山郡显示南北朝历史之主流在北不在南。北魏华山郡反映北魏历史发展及民族融合之实际。自西魏北周之华山郡可见南北朝历史向西晋统一历史之回归。

孙靖国《中古时期桑干河流域农牧环境的变迁——兼论北魏为何定都平城》[※注]发现汉末以来，桑干河（灅水）流域内的经济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别。所以在北魏时期，形成了“灅北地瘠”的经济格局，也最终导致了北魏定都平城。

4.历史环境研究

历史环境研究是历史地理研究室近年来新拓展的研究领域，张兴照的一系列文章对商代时期的水环境、水上交通、航运条件、水路贸易、农田水利等自然景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揭示了商代的多水环境以及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的关系等内容。他指出：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有密切的关系：商代都城选址及战略要地的建构考虑到水运这一重要因素；水上交通在军事征伐中发挥着作用；商代的贡纳、贸易特别是江南铜的北上有赖于水运；水运之路推动着商代文明的自身发展与向外播衍。[※注]

四　学科发展前景

总体来看，2010—2012年本室出版发表了大量研究论著，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上一年度，而且在影响力上也有所扩大。李万生关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进一步拓展，试图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阐释王朝兴衰治乱等宏观变化，这是对以往军事地理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重大突破；历史城市地理方面，除了实证研究之外，力图在前人基础上，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取得创新。此外，本室获得最大突破的领域是古代舆图整理和研究方面。本室成员近年来参加了一些重要的舆图整理工作，获得了大批研究者通常难以获见的舆图，为今后古代舆图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资料的积累，本室研究人员除发表了一些舆图整理方面的论文之外，还对中国古代舆图的绘制方法等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并且尝试用舆图作为史料来探索历史问题，这些研究视角在中国古代舆图整理与研究领域都是具有前瞻性的。

在取得一些进展的同时，本室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人员配备不足、基础设备依然滞后等。在未来几年中，在院创新工程的资助下，力争解决一些长期制约本室发展的问题，扩大本室传统的优势领域，以期巩固和提高本室在全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影响力，具体包括：

第一，巩固和扩大研究领域。

本室的优势研究领域现在包括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和古地图研究，但人员的不足束缚了研究的发展。即使是相对优势学科，每一学科研究人员也不超过两人。另外，在历史自然地理等诸多研究领域本室都存在空白。面对这一困境，我们一方面鼓励本室研究人员拓宽研究领域，互相交叉、渗透，发挥历史地理学多重学科属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呼吁补充研究力量，有计划和针对性地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保证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蓬勃生机和空间。

第二，鼓励理论和方法创新。

本研究室的人员大多具备良好的历史学和地理学学科背景，以后应更多关注不同学科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GIS等地理学领域新技术手段的应用，融会贯通，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第三，加强学术交流。

由于人员和经费限制，本室以往很少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历史地理学科实力较强的单位，如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一至两次学术会议，由此不仅可以出版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集，而且也可以广泛接触国内外第一流的学者，有利于学科的发展。通过学术会议不仅可以扩大本室的影响力，而且与中青年学者的接触也可以为人才引进起到铺垫作用。希望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在未来几年主办适当规模的学术会议，并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讲座。

（历史研究所　孙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