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明史研究成果丰硕，其中，明代在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的地位、明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及其相关问题，成为三年来学者广泛关注的前沿热点。

明代GDP的研究，关系到明代在宏大时空背景中的地位，是2010年明史研究中的突出热点之一。继2009年发表《明代GDP初探》之后，管汉晖、李稻葵于2010年发表《明代GDP及结构试探》[※注]，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研究明代GDP及其构成，整理和估算了1402—1626年明代主要经济变量，并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经济相比较。主要结论是明代整体经济增长不快，年均GDP增长率为0.29％。学界认为，此结论显然应根据明代第一手资料来充实与修正。2010年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一书也对明代GDP加以讨论，并引起关注。古代GDP的研究，资料及理论方法关系到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应该首先加以解决。为此，2011年5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举办了“中国经济史中的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虽然研讨会不以明代为唯一讨论对象，但对探讨明代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2010年明史研究的另一热点，是关于明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的讨论。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认为明时期世界从“区域史”向“世界史”演变，中国也显现出走向“世界史”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赵轶峰《明史以外看明史：明史研究范式的四个问题》通过考察对明史研究影响甚深的“国家史”、“西方中心主义”、“地方知识”与“宏大叙事”、“支那学”与“满蒙学”四种范式，指出应将明史研究置于世界史视野下。商传《明文化：未完成的近代化转型》认为明前期的主体文化是官文化，中后期则是民间文化为主体；虽然晚明的社会转型促使了文化转型，但并未完成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蜕变。万明《明帝国的特性：以诏令为中心》认为明代诏令作为明代基本法律形式凸显了其特殊地位，并由此探讨了明帝国的特性及其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注]此外，晁中辰从银本位制的确立、反矿监税使“市民运动”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思潮出发，认为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注]。刘志刚讨论了史学界围绕明清易代提出的民族革命、王朝更替、阶级革命、近代化，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五类解释模式各自的诠释力度及缺陷[※注]。赵世瑜则指出，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易代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往往表现为“不清不明”，即不断出现反复而未确立某一正统的状态，这又与该区域历史的长期特点有关。离开明代历史，无法真正理解易代时期诸多史事，甚至无法理解清代诸多史事，即所谓“无明不清”。[※注]

继“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讨论之后，“世界变迁中的明代中国”成为2011年明史研究热点。学者们探讨了明代与世界大变迁时代的互动关系，突出了明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并一致认为在此视野下，发生于明代中国的地区性事件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论及明史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可能，具有一定的学术前瞻性。南炳文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角度解读明史，针对过去将西方的科学理论优于中国作为明朝落后于西方的论点，提出明代中国在技术层面上还是领先于世界的。万明质疑将明代官方海上力量与民间私人海上力量截然分开的研究模式，提出从整体中国海上力量高度看待晚明中国海上力量及其地位，认为晚明政治变迁中，海商集团登上政治舞台，官、商、民整合形成海上力量胜出西方，战败了荷兰。赵世瑜突破了将明代“北虏”问题仅仅放在明蒙冲突关系中加以探讨的研究视角，注意到所谓“北虏”蒙古与明朝以外地区如新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诸国间的联系。赵轶峰以“帝制农商社会”概念来概括明清时期国家、社会、文化总体形态，对明清社会形态进行了理论上的新探索。商传考察了晚明时期国家权力的实际作用以及民间产生的新情况，提出国家权力的异化使得国家更多的是对于社会利益的侵夺。高寿仙指出，无论是宋代的“团行”还是明代的“铺行”，都仅仅是官府强制编制的、功能单一的赋役组织，与西方的行会完全不同。

2012年明史研究各领域的讨论热点和新的观点，主要围绕“国家与社会”这一大的线索展开。

关于明代社会转型问题，陈宝良认为正德时期是明代社会转型的分水岭[※注]。方志远则提出：明代在建国百年前后即正统之后进入多元化社会，至成化正德时期社会价值标准呈现仕途、财富、文化等多重化的局面[※注]。与他们相呼应，赵玉田也将明代社会的变化定位在明中期，提出明代自成化进入城乡对立、危机与生机并存的“灾害型社会”及早期商业化之特殊时代，他的结论是：明之亡，非亡于万历，而是亡于成化[※注]。明代社会变迁与转型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关注，明代社会至成化发生的变化早已经引起重视，以上研究对转型的变化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性概括，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

此外，关于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赵轶峰《谈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以及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关系》、万明《关于明代国家与社会的思考》两文[※注]，是有关理论探讨的专题论文。

其他热点如明代货币及财政问题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本所万明《明代珍稀文书回归——〈钦依两浙均平录〉》一文，是对现藏于日本尊经阁的海内孤本《钦依两浙均平录》的首次专门介绍，并将嘉靖年间均平法改革定位于赋役—财政改革，指出在明代白银货币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从实物和力役为主的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伴随的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制度化成形。她还在另一篇论文中对明代的财政体系提出了新的看法，在对中国古代存留于世的唯一一部国家财政总册《万历会计录》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晚明发生了明代财政体系的转型，是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也即中国由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

三年来，明代区域社会史作为明史学科前沿的主要热点之一，持续升温，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明代江南、福建、广东、浙江区域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全国各地特别是华北、西北、江西、山东、山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地均已纳入研究视野，这些研究在吸收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三年来明代海洋史、口岸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明代宫廷史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明代外交、边防、经济、环境、灾害以及相关问题，因现实背景的影响，受关注的程度也一直很高，其研究也呈现更加综合的特点。万明有《明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等论文。

除内地外，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明史研究呈现较活跃局面，稳步扎实地推进着明史研究的深入。其研究在保持传统领域的同时，对新兴主题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

台湾地区拥有实力较强的明史研究群体，明代政治、制度、军事、思想、文化、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研究曾取得很大成绩，近年来的研究中明代的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最受关注，主题更为细化，领域交叉现象也比较明显。台湾前辈学者徐泓近年对建文帝问题关注较多，而朱鸿则注意对明代故宫的研究。长期从事明代医疗、北京、边塞及环境研究的邱仲麟近年在不断深化其研究的同时，2010年发表《明太祖的任官理念与洪武朝的文官试职制度》[※注]一文，显示出对传统领域的一种坚持。2010年，一直从事城市社会研究的巫仁恕等出版《游道：明清旅游文化》[※注]，他早年的著作《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注]2011年在大陆出版。王鸿泰近年在明清士人及文化研究上继续深入，2012年发表《倭刀与侠士：明代倭乱与江南士人的武侠风尚》[※注]等论文。林丽月在明清地方社会、文化等多领域成果丰硕，近年完成多个与明清地方社会相关的课题。其他学者如吕妙芬等均继续着自己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近年设立了《明清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遗产计划》，目前该计划还在进行中。

香港地区的明史研究保持平稳态势，但贡献良多。朱鸿林的《明儒学案》的整理和研究、李伯重的明代江南经济研究仍在进行中，刘光临2011年发表《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注]，重建了1580年以前明代市场中的货币流通规模。现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台湾学者邱澎生，在明清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后，近年明代社会变迁问题成为他关注的目标之一。执教于香港理工大学的美国学者罗开云目前正在以“异才，明代类书小说家邓志谟”为题进行研究。而青年学者卜永坚2011年以来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晚明中央财政和明清徽州社会上。澳门地区学者关注较多的仍是明代的对外交流，如吴志良、金国平的《火者亚三生平考略——传说与事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