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百年研究历史，国内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可谓突飞猛进。然而，研究似乎也到了一个瓶颈，如何有新的突破成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2010—2012年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阐述近年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的几个新特点，探讨学者提出的“大道教”概念对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的意义。同时，鉴于道教民间宗教研究领域理论建设的薄弱，着重介绍几个对宗教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意识，让道教与民间宗教这个最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为宗教学理论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学科发展概况

(一)历史沿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国内从事宗教研究实力最为雄厚的机构，但是在道教研究方面却起步较晚。从宗教所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本所没有专门从事道教研究的机构和专家学者。这不仅落后于同在北京地区的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而且也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的哲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1978年，任继愈先生招收本所第一届，也是国内最早一批道教专业的研究生，1981年又在本所设立道教研究室，开始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

(二)队伍建设

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室现有7人，学科带头人1人，科研骨干6人，国际交流骨干4人。其中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2人，6人拥有博士学位，1人拥有硕士学位。该室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道教研究学科和民间宗教研究学科成立最早的研究机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由朱越利、陈兵、王卡、羊化荣主撰。扼要介绍《道藏》所收1400多种典籍的内容，尽量考订其成书年代和作者，并附录《编撰人索引》、《道藏书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经书。此后朱越利《道经总论》以及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道教典籍》(王卡撰写)，对《道藏提要》的讹漏有所补正。自1997年开始，以中国道教协会张继禹会长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王卡为副主编组织全国各地道教专家，历时7年，完成了《中华道藏》的编纂工作。这一工作的完成对未来促进道教的发展必定有重要的影响。《中华道藏》的顺利完成更开启了教内，人士和学者通力合作的良好开端。王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全面搜索考察现已公布或者部分未公布的敦煌抄本，著录道教文献800多件。不仅数量超过以往学者的研究，在文献分类、经名考订、内容提要、缀合残片、核查《道藏》文本等方面，也较以往研究更为完善。《中国道教史》由马西沙组织编写，由王卡、陈兵、吴受琚、金正耀、马西沙、韩秉芳主撰。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道教通史，分5编19章，介绍了道教从东汉发展至近代的历程，道教的教义、方术和科仪等内容，以及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

1986年马西沙与韩秉芳开始国家“七五”时期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宗教研究》课题的写作。1991年4月此书完稿，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1998年马西沙独立完成《民间宗教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该志书以《中国民间宗教简史》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2012年马西沙主编的《中华珍本宝卷》第一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马西沙先生是国际上民间宗教与宝卷研究的领军人物。

(三)优势与问题

道教研究室成立30多年来，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尤其在文献整理、道教史以及思想教义的研究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在道教内丹养生、道教与易学、斋醮科仪、符咒法术等方面亦卓有建树。

与国内其他同行机构(如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相比，在人员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近年来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室在文献整理、宗派历史、哲学思想、内丹学说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少，其民间宗教研究在某些史实的梳理考辨和与国外开展合作研究等方面亦相当引人注目，因此，该室这两个学科在国内外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无法取代。存在的问题是道教的课题及成果仍比较集中在历史传统的研究方面，民间宗教研究则受到政策环境的制约，二者都欠缺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实证性研究，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变化。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思想与历史并驾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思想和历史研究一直处于人文研究的核心地位，道教历史和思想研究是道教研究的重要基础，这类研究主题在道教研究领域仍占重要地位。刘永海的《元代道教史籍研究》，[※注]通过对元代道教典籍的编纂、刊刻、传播过程的研究，揭示当时道教经典编辑中对道教义理的扬弃过程。赵卫东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论》[※注]，解决了全真派史中几个备受关注及有争议的问题。詹石窗编著的《老子道德经通解》[※注]，在吸收前人注释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校订《道德经》文字。

但是，新生代学者往往在研究传统问题的同时注入时代的关注。姜生、汤伟侠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注]，从科技史的角度关注道教从南北朝到唐五代对化学、医学、养生等领域的贡献。程乐松的《即神即心:真人之诰与陶弘景的信仰世界》[※注]，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陶弘景思想世界的重新阐释，揭示道教上清派神启文本的经典化和体系化过程。陈霞主编的《道教生态思想研究》[※注]从备受关注的生态问题切入，阐明道教的生态思想及其实践。

无论是思想还是历史，学者在关注传统问题的同时都渗入时代的意识与思考。历史与思想的研究带来几个问题。对古籍的解读到底是要抛弃自己的视域而进入别人的视域还是以自己的成见去领会同样的材料。[※注]理想的情况似乎是先理解前人的视域再自己去领会其中不同之处。这样能保证在不误读材料的前提下做出正确的解读，当然，是自己成见基础之上的解读。无论是陈霞的“生态观”还是程乐松的“神启经典化”似乎都是以自己的“成见”来解读材料。这种新的解读方式无疑挑战了旧有的历史经典研究方法。这种挑战值得关注，但目前还远不足以撼动以严谨著称的传统乾嘉之学的地位。

(二)文献与田野的互补

文献的含义无须解释，这里的“田野”有多方面的意思。田野原指人类学、社会学调查所选定的某个区域，也有学者把文本也看成田野的一种，本文所指田野兼有上述含义，但更指一般野外的调查工作，尤其是野外考察中发现的碑刻、文物、事情等。田野与文献的互补近年来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可。

道教研究的田野资料中，碑刻是最接近文献的资料，影响也最为明显，一些重要碑刻解决了不少道教研究的难题。由于碑刻时有发现，因此这一领域一直为学者关注，老一辈学者陈垣先生的《道家金石略》早就为学者所推崇。近年来由于经费等问题的解决，大量不为人知的碑刻被发掘出来，为道教研究提供了不少的新资料。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赵卫东《山东道教碑刻集》[※注]，该书通过田野调查收录了山东境内大量未曾公布的道教碑刻、墓志、塔铭、摩崖、经幢、题记等。这一成果无疑对山东道教乃至全国道教研究都有重要意义。碑刻等文字资料能直接提供信息，学者们利用碑刻资料大大推进研究进展。赵卫东著作的意义是集中提供一个区域大量的碑刻，这样对该地区的道教发展容易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其著作《金元全真道教史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成果。樊光春的《西北道教史》[※注]则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该书最难得之处在于它以一己之力完成西北部数省道教通史，贯通古今，这一地区的道教研究多为空白，原因在于文献记载极少，而大量的田野资料弥补了文献不足，皇皇巨著，得告功成。碑刻的资料不仅弥补正史的不足，一定意义上甚至弥补道教史上的空白，大大推动研究发展，如张广保研究员的《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以石刻、方志材料为中心的考察》[※注]，该文探讨了全真派发展中极重要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形成的时间问题，可谓全真派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之作。碑刻对道教，尤其是明清道教研究贡献良多，相信，以后仍会有不少此类佳作出现。

道教考古领域里的几部著作值得关注，张勋燎与白彬的《中国道教考古》[※注]、刘昭瑞的《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注]、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注]。考古文物从实物的角度弥补文献的不足，提供了实际存在状态的宗教物件。近年来，更多学者关注道教考古的新发现，道教造像研究成果突出，其中李松在《雕塑》上发表系列文章《中国道教雕塑述略》[※注]系统介绍道教雕塑方面的成就。此外，道教音乐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注]系统介绍道教音乐的乐器、曲牌，演变等，是道教音乐研究集大成者。道教艺术在道教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道教艺术的研究，丰富了道教研究的对象。

在道教研究中引入“田野”，开启了新资料的源泉，但当前的“田野”所带来的大多还只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补充，这显然把“田野”本身具备的丰富性大打折扣，当前的道教田野遗弃了许多本该有的丰富性，这就要求我们关注新方法在道教研究领域的运用。在这方面，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注]则是:对田野丰富性回应的一个尝试。这里的田野则更接近人类学调查的田野，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具体情境中的存在更能体现真实的一面。

(三)打破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学术概念

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专家马西沙先生指出:所谓道教，尤其是“所谓正一派，其多数支派的存在状态实即民间宗教的存在状态，对其进行研究，则要打破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学术概念，从历史、社会、生活的原状出发，写出真面貌。此即所谓生活之树常青，而概念往往是灰色的”。在研究道教与民间宗教时，应该充分关注二者的“教法”问题，法术仪式是道教与民间宗教的核心，研究道教、民间宗教应该“注意教派与教法两者之异同，以教派与教法相配合，教派无法打通透，则以教法继之。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注]。

金泽先生把正统宗教、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民间习俗分为四个层次，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聚与散的关系。[※注]这四个层面内容互相影响，构成信仰实际的存在方式。正统宗教因其比较固定的教义、经典、仪式而形成较为稳固的存在方式，但正统宗教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会发生各种变异，或被借用，或互相交融，形成新的宗教存在形式，如宋以后，道教把大量地方神灵吸收到自己的神谱中，罗祖教、三一教都吸收道教的修炼方式。[※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就把民间宗教收入其中。

最近在赣南、闽西、闽东所发现的民间宗教的最新资料值得关注。陈进国在闽东对新近发现的摩尼教珍贵材料进行了研究，为国际摩尼教研究界所瞩目。该文结合文献和田野，推证了福建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入明教门”的林瞪应该是宋代“地方化”的教派——明教门形成时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霞浦资料佐证摩尼教是从“陆路”而非“海路”传入福建的。上万村乐山堂遗址是一座始建于北宋，具有一定规模的“脱夷化”的摩尼教寺院。明代上万村三佛塔座石刻和盐田乡暗井村飞路塔的明教楹联，柏洋乡木刻摩尼光佛像等文物，也佐证了明教一直在霞浦有着较大的影响。[※注]李志鸿通过对闽赣边界现存罗祖教的田野调查，发现大量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上续马西沙先生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下接罗祖教在清末以及近现代的传承、演变，对理解台湾斋教的历史也有所补益。该文指出:该支罗祖教以罗梦鸿为初祖，罗梦鸿的异姓弟子李心安为二祖，江西的黄春雷为三祖，此支罗教不以“普”字为号，流传有78字字派，迥异于江南斋教，是闽赣边界地区流传的罗教正宗。[※注]港台学者一般把民间宗教也列入道教研究领域，如危丁明的博士论文《先天道及其在港台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注]。上述研究成果都依赖大量的田野调查，民间宗教的研究方法与传统道教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区别。

民间道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指道教发展成正统宗教之前的地方道教，如五斗米道、早期天师道等;另一种情况则是正统道教形成后传播到各地，形成的地方道教或与地方信仰或巫术相融合产生的信仰形式，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如闾山教、梅山教等，尤其以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道教影响较大。如豫南潢川民间道教在音乐的使用上就极具地方特色。[※注]张泽洪对梅山教的研究显示了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影响力。[※注]

民间宗教与民间道教大大拓宽了道教的研究视野，它预示着一种研究模式的转换，道教研究应该在典籍的高阁上呼吸田野的气息，注入现实社会的血液可能让道教研究更为精彩。少数民族地区道教的研究提醒我们，儒家知识掌控的传统中国社会中，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汉族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

(四)“大道教”观点的提出

综观当前道教研究的成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理论的运用与建设极为缺乏，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道教研究不需要理论是没有理论可言，还是道教研究难以产生理论成果?国内学者“大道教”观念的提出显然是对这一答案的否定，国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传统宗教方面屡有建树。[※注]这表明对于理论建设，不是不需要也不是不能，而是学者对这方面的意识不够。面对各种各样的西方宗教研究理论，杨庆堃认为，中国社会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应注意其解释方式的不同;范丽珠提出应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宗教，才可能突破目前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注]

而从中国的宗教发展历史来看，道教无疑是一个古代各种思想延续的载体，也是各类民间宗教形成的渊源。从道教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道教是中国各种思想、观念融合的结果，实际上代表中国宗教发展的模式。如金泽先生所言，信仰有聚与散的关系，对中国本土信仰而言，道教融合了传统中国的诸多观念，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思想融合的一种表现，而各种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则或多或少吸收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彼此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天生就有密切关系，后来者出于各种目的给予各种划分。由此，学者提出“大道教”的概念，力图涵盖道教和民间宗教，包括民间信仰在内，以期从更宏观的范围内研究中国宗教的发展，寻求中国宗教发展的特点，回应西方宗教的理论挑战。

从实际研究进展看，近年道教研究领域出现很大的变化。就研究对象而言，除了一直受关注的碑刻、出土文物之外，音乐、造像、建筑等艺术研究也纳入道教研究领域。其中碑刻的影响最大，弥补了许多道教文献的不足。新的研究对象带来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方法的改变加上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对道教研究的影响，道教学界需要新的理论进路引领新的研究方向。

作为对道教研究新进展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道教室学者于2007年，组织在京相关学者展开研讨，以“资料认知与道教”为主题，从资料的编纂、经典文献与田野图像、道教及其资料的地域文化特征三个角度展开探讨，此次会议的最主要特点是，把田野图像、地方道教资料与经典研究并列，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深度。此次会议还把民间宗教也纳入道教研究的范畴。

此后，道教室主任王卡先生提出“大道教”的概念，以此来区别传统道教研究，统括新的道教研究领域。该概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所谓“大道教”把道教研究从单纯的宗教扩大到文化，道教文化研究则包括与道教有关的艺术、习俗、器物等领域。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道教研究的范围，也是对近十多年来道教研究范围扩大的确认。

第二，“大道教”把传统的五大宗教中道教范围扩大到民间道教及与道教关系密切的民间宗教领域。鉴于民间宗教与传统佛道教关系密切，把部分民间宗教纳入道教研究领域有助于理清其思想来源。这一做法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直以来，民间宗教因为与反动会道门关系密切，对其研究一再受到限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原有在海外的部分民间宗教作为华侨信仰组织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近年来，道教作为合法宗教，在国际宗教交流合作中也表现出积极的作用，把部分民间宗教纳入道教领域，显然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信众。

第三，大道教也主张把民间信仰纳入道教范畴，这是针对解决民间信仰管理问题而言。民间信仰作为基层群众的信仰形式，广泛存在于各地，而其神灵大部分与道教有关，将其纳入道教，也有助于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

大道教概念主要以传统道教为核心范畴，外延扩大到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领域，同时以文化的概念来扩大研究对象。大道教的概念具有很强的涵盖统合能力，它的提出有利于打破道教与民间宗教和民间宗教之间的樊篱，促进对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与演化的理解。

(五)民间宗教宝卷的收集整理

宝卷是唐、五代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成的一种传播宗教的艺术形式，[※注]是独立于佛经、道藏外的另一中国传统宗教的经典。据统计，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宝卷约计有1500余种，5000余种版本。[※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郑振铎、向达等学者开始搜集、研究宝卷。此时的研究主要是将宝卷作为民间俗文学来看待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进行文献学上的编目。[※注]日本学者泽田瑞穗著《增补宝卷的研究》，是海外汉学界收集最丰者。在宝卷目录研究上，车锡伦堪称集大成者，其著《中国宝卷总目》是目前收入最全的宝卷目录。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有学者开始对宝卷演唱活动进行调查。[※注]80年代之后，宝卷的田野调查卓有成绩。[※注]随着宝卷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对宝卷研究进行了反思，[※注]对“宝卷学”[※注]也进行了阐述。

作为尚未被充分发掘、整理、研究的民间文献，宝卷与宋元以来的中国民间宗教有着重要的关联。明代中末叶，是民间宗教兴起的时期，也是宝卷大量撰写刊行的时期。几乎所有有实力的民间教派都以宝卷为名，撰写刊刻自己的经书。现在能见到的明刊本民间宗教宝卷不下百部，多为大字折装本，印制精美，与正统佛经无异。这些无疑都说明了宝卷对于民间宗教研究的重要性。宝卷包容的思想极为庞杂，兼杂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又有历代积淀的各类民间宗教的思想资料，乃至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内容。就道教而言，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道教的哲学、炼养、斋醮、神话传说都深深渗透到多种宝卷之中，其中道教的内丹术及斋醮仪范对宝卷的影响最大。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宗教所研究员马西沙先生主持《中华珍本宝卷》，该课题的第一期成果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注]

(六)道教与艺术

道教与艺术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无论是佛教传入之前还是之后，中国本土宗教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倾向。我们必须从对本土宗教的剖析本身，找到理解本土宗教艺术的关键。[※注]景安宁的《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注]该书以全真教宋德方派系的宫观系统为中心，重点探讨了全真道教的宫观形制和造像设置。“宫观形制”指宫观的形状、造型、总体结构，主要建筑的等级、数目、关系和位置安排等。“造像设置”指宫观内所供奉的主像，以及造像的整体安放布局。全真派宫观、造像的最大特点在于，特别强调祖师的地位，把祖师续接在传统道教主神之后，以此展示全真祖师是道教正传的继承者和全真教在道教内的正统地位。该书的重点即是探讨全真宫观、造像与全真祖师的这一密切关系。该书试图将现存的宫观和文献记录的宫观结合起来研究，把它们放到特定历史、宗派的环境中观察，把宋德方派系的宫观与其他全真宫观比较，力图找出全真宫观在形制和造像设置方面的主要特点。该书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介绍王重阳和全真教的兴起;第二章讨论全真列祖谱系的形成;第三章考察宋德方派系的宫观及其他一些全真宫观;第四章探讨全真教石窟;第五章分析永乐宫建筑、雕塑和壁画所体现的全真列祖思想。贯穿这五章的主要论点是:全真祖师的“金莲正宗”地位是全真教宣教和宫观造像的最经典主题。

此外，美籍华裔学者Shih－shan Susan Huang(黄士珊)，所著Picturing the True Form: Daoist Visu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a，由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出版。[※注]该书着眼于传统中国道教的视觉文化，对诸如道教的坛场、道教的服饰、道教的法器等皆有独特的研究。

中国学者聂清博士所著《道教与书法》亦出版。[※注]该书通过书法来演示两种宗教精神对于中国艺术的内在影响，并不仅仅因为书法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艺术形式，也不仅仅是因为书法在传统艺术中具有持续而典型的表达，主要是因为书法同时横跨了表现艺术和造型艺术两个领域。萨满精神在表现艺术领域有强烈影响，祭司精神往往渗透到造型艺术的各个领域。书法的创作过程属于表现艺术，而它的最终成就大多被理解作造型艺术，而书法的创作过程又同它的最终成果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书法艺术天生就具有萨满和祭司两种精神气质，它在每个时期的变化都可以表现出两种宗教精神的消长与离合。

(七)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调查研究值得深入

民间宗教与民间道教大大拓宽了道教的研究视野，它预示着一种研究模式的转换，道教研究应该在典籍的高阁上呼吸田野的气息，注入现实社会的血液可能让道教研究更为精彩。少数民族地区道教的研究提醒我们，儒家知识掌控的传统中国社会中，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汉族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

应该说，在长期的民俗文化传承中，民间宗教应该是由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等更多的因素结合而成的。进入民俗生活的民间宗教其所具有的融合性，成为民间宗教深入民间信仰世界的有效方式。[※注]这些信仰民俗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对于基督教而言，在闽西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民俗传统的地区进行传播，必然面临民间信仰习俗的巨大挑战。这些以烧香、拜佛、吃斋、念经为表现形式的习俗是宗教多元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维持当地宗教生态平衡的关键。[※注]

港台学者一般把民间宗教也列入道教研究领域，如危丁明的博士论文《先天道及其在港台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注]。此后，危丁明发表《田邵邨与先天道在香港的传播》等文章，指出先天道作为中国内地较有影响的民间教门，在清末民初陆续向香港传播，而最初的关键人物则是著名高道田邵邨。田氏在香港的开拓历程和采取的策略，包括以文会友，以善弘教等，虽然基本上是先天道弘法传统的沿袭，却开启了本派乃至香港道教各派阐教历史的先河。特别是田氏根据香港移民城市的特点，做出的实践和规划，仍一直为本地各道派所继承和发扬，并形成了今日香港道教的特色。由于资料所限，对于田氏弘道生涯的研究并不多见，该文主要以新发现的田氏文稿和先天道内相关史料，对此进行史实重整及探索，使读者对这位香港道教的奠基者有更深入的了解。[※注]

三　学科建设状况

该室以研究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为主，涉及其历史、哲学、文化、典籍、方术和修炼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准的论文及专著，其中《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中国民间宗教史》等成果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此外该室还与港台学者以及日、美、德、法等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行了多次项目合作及学术交流。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民间宗教资料集成”、“炼丹术史”、“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对民间宗教的政策措施”，“道教内丹学研究”(2007—2009)，“东北道教史研究”(2012—2014)，“闽西罗祖教调查研究”(2012—2015)，院级课题“北宋道家道教研究”、“国外宗教法案汇编”，所级课题“唐代道教医学”、“道教科仪研究”、“乐育堂语录与内丹学研究”(2003—2005)。

四　学科发展前景

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在保持中国道教、民间宗教、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道教文献典籍进行整理，对道教教义思想、内丹养生学等方面的研究;对明清及近现代道教及民间宗教科仪道法的研究，以经典文献整理与田野调查结合的方法，了解中国乡土社会民众信仰的历史渊源及文化遗产;探究台港澳地区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开展对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的调查研究，了解中国本土宗教文化对海外华人精神生活的影响和现状，发挥中国本土信仰在联系海外华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初步拟定以东南亚的真空教、德教等作为调研重点。

(世界宗教研究所　李志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