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发展概况

目前来看，宗教艺术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发现，所以在研究领域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简要而言就是佛教艺术的研究成果最丰富、研究领域最为全面、研究种类最为多样，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相关研究次之，最为少见的是其他外来宗教艺术研究。这种情况与佛、道教长期占据中国信仰主流，因此遗留文物丰富有密切关联。

佛教艺术研究最为丰富全面，依然占据着宗教艺术研究的重心。根据近年佛教艺术研究情况，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佛教石窟及摩崖造像艺术、佛教地面建筑艺术包括佛寺建筑和其所属的壁画造像、佛塔艺术、佛教墓葬、佛教典籍和佛教服饰法器等类别。在这些类别当中，佛教石窟艺术研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成果最为丰富。很多古代寺院地面建筑多已不存，特别是时代较早的，如唐以前的地面佛寺建筑如今已很少见到。然而佛教石窟则因依附坚实的山体，且远离城市，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但仍然保存了大量佛教文化信息，尤其是对我国早期佛教艺术的了解，很多都是得益于对石窟的考古发掘、调查及研究而获得的。另外佛教典籍是佛教得以传播、延续的重要载体，亦是宗教艺术重要形态之一。自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大量的文书、经卷等文献材料现世，为敦煌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在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佛教系统当中，藏传佛教艺术不论是专业研究还是基本资料的画册图书，都有明显的增加趋势，而且图书多是以藏传佛教艺术丛书的形式出现。南传佛教艺术，在中国整个的佛教艺术中显得相对薄弱。

道教艺术研究中的重点是道教图像学和道教音乐。道教图像学一方面包括地面可携带道教文物中神像的变迁渊源，另外一方面涉及地下墓葬中神像与整个丧葬仪式关联的考察。作为本土宗教文化的道教音乐，学界原本涉足不多，20世纪50年代末，只有少数学者零星地做了一些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更多学者参与道教音乐的田野调查、资料收集、学术理论研究，以及将道教音乐引入剧院舞台作艺术性表演展示，这一学术“冷门”逐步形成研究“热点”。近年研究论文虽不多，但专著方面近两年却有成套的丛书出版，颇为可观。

对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的研究，由于资料等其他条件所限，虽然势头比前些年略减，但研究者开始向着更深入更系统的方向发展，但这种方向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三夷教的发展和教义方面，艺术方面涉及范围有限。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及景教统称三夷教，其中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基督宗教的艺术研究亦归入三夷教类别之中。琐罗亚斯德教是起源于古伊朗高原的一个古老宗教，因其供奉火，故而在中国又被称为祆教或火祆教。近二十年来，我国关于祆教的研究成果颇丰。基督宗教之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唐代前期的景教，然随着唐武宗的灭法运动，基督宗教在中国汉地消失。大约直至元代以后，基督宗教才又重新在内地出现，并对中国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在景教与其他宗教的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值得关注。关于伊斯兰教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集中在穆斯林教建筑体系、建筑装饰风格、特点以及清真寺建筑装饰构件在建筑体系中的应用。此外，研究还涉及了区域伊斯兰教建筑的概况、清真寺名录、现状、开发及保护等问题。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佛教艺术

在我国佛教主要有三大系统，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根据近两年研究成果的多寡，本文将研究成果较少的南传佛教艺术附在藏传佛教之后。汉传佛教的研究成果最多，种类也最为齐全，故依照宗教艺术的基本形态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并以条目标出。

1.汉传佛教艺术

(1)石窟及摩崖造像

关于石窟寺的考古发掘，2011—2012年间，我国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成果较为突出。这主要体现在陈凌、李裕群、李肖等人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进行的较为系统的考古发掘上，2011—2012年先后发表考古报告三篇。《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注]一文，记述此次发掘清理了50多处洞窟和许多窟前遗迹，以及一处地面佛寺。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00平方米，还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吐峪沟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新清理的两处礼拜窟应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注]一文记述了2010年对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的情况，共清理了50多处洞窟和许多重要的窟前遗迹，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00平方米，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和绢画、木器等。K18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第三篇是《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注]简报记录发掘情况，共清理洞窟14处，还发现一处上山踏步。出土一些纸文书、建筑木构件等，还发现较大面积的壁画、题记。NK2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特别是西区北侧石窟的发掘对研究吐峪沟佛教石窟群的布局及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佟文康、胡望林等人对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窟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有《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窟前遗址发掘简报》[※注]一文。简报记述了200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疆吐鲁番盆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窟前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情况，此次发掘清理洞窟、房址、佛塔等遗迹55处。遗址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出土器物包括陶器、木器、石器、铁器、骨器、织物、文书等，在一些洞窟中还发现了壁画和地画。此次发掘为深入了解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郭物、仝涛等人的《新疆策勒县达玛沟3号佛寺建筑遗址发掘简报》主要记述了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策勒县达玛沟乡托普鲁克敦3号佛寺建筑遗址进行的发掘情况。3号佛寺建筑是一处起居、学习、论经的综合性建筑，其中首次发现的广场式庭院和僧房为研究当地的建筑史提供了新资料。遗址内出土的壁画，反映了8—9世纪唐人和吐蕃人对和阗地区的影响。[※注]

摩崖造像也是佛教艺术中一种重要的形式，陈晓捷的《铜川耀州西部的石窟与摩崖造像》[※注]一文，介绍了2008年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西部的小坵镇和照金镇调查的6处石窟与摩崖造像。杨蕤和许成的《宁夏贺兰山苏峪口沟摩崖石刻调查及其相关问题》[※注]一文是关于贺兰山苏峪口沟摩崖石刻的调查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摩崖石刻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及遗存保存状况，推测凿刻成画时间大约在清代初期。

其他石窟的相关研究，主要有赖文英的《泾川王母宫石窟造像思想探析》，臧全红的《甘肃武山千佛洞石窟出土木片画》，李文生、李小虎的《龙门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等文。《泾川王母宫石窟造像思想探析》一文认为其所反映的造像思想有对于北凉涅槃学的承袭，也有糅合其他大乘思想的新意，对于中国佛教涅槃学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注]《甘肃武山千佛洞石窟出土木片画》一文在全面介绍武山千佛洞石窟出土木片画的基础上，从时代和功用方面对其作了初步研究。[※注]李文生、李小虎《龙门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阐明北魏时期的中原建筑是在传统固有建筑艺术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一定的外来因素，创造出中国特有的建筑样式，从中可见中原地区北魏时期真正的佛教建筑艺术风格。[※注]张善庆的《河西石窟阙形龛溯源刍议》一文通过对汉画中“西王母+双阙”模式和佛教艺术中“补处菩萨+阙形龛”模式的图像与意涵的比较、巴蜀与河西之间的交通以及河西地区天堂观念的考察，推断阙形龛的创意应该是来自四川地区汉画中的“西王母+双阙”模式。[※注]张善庆另一文章《马蹄寺千佛洞第8窟法华造像观世音菩萨图像考》一文就第8窟现存的一铺法华造像中题记漶灭不清的左胁侍菩萨身份进行了考证，该文结合其他石窟材料，将这身造像考订为观世音菩萨。[※注]张旭华、陈开颖的《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供养人身份考释》一文考证，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中共有五位供养人画像，其中两位男性为孝文帝和太子形象的宣武帝;三位女性分别为孝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幽皇后冯氏和太子妃形象的宣武皇后高英。[※注]沙武田的《北朝时期佛教石窟艺术样式的西传及其流变的区域性特征——以麦积山第127窟与莫高窟第249、285窟的比较研究为中心》是一篇关于石窟艺术的比较性研究论文，文章以麦积山西魏第127窟和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49、285窟为讨论的主要对象，在两地同时期石窟艺术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北朝时期佛教石窟艺术样式的西传及其流变的区域性特征。[※注]张雪芬、李艳舒的《安岳卧佛院第4号龛题记与相关问题》一文主要整理出两宋时期卧佛院四位院主(南宋称“住持”)的继承脉络，即惠文、法京、慈海、悟宣，其时间跨度自北宋中晚期延续到南宋中期。[※注]李静杰《乐至与富县石窟浮雕唐宋时期观音救难图像分析》一文是就中国仅存的乐至与富县石窟两铺浮雕观音救难图像所进行的研究，为研究唐宋时代的地域文化和社会心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注]

(2)地面佛寺

①寺院

寺院是佛教最基本的载体，故而对寺院的研究也尤为重要。特别是在考古方面，它能为研究者提供对一座寺院的相对完整的一手资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都市青白江区明教寺觉皇殿调查报告》，是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明教寺觉皇殿进行的考古调查和测绘。[※注]李艳舒的《四川威远县静宁寺》一文，主要介绍了北距威远县城17公里，南距自贡市区14公里，2007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静宁寺。[※注]宫德杰的《简析临朐白龙寺建筑基址的结构年代与性质》一文主要介绍了2003—200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瑞士苏黎世大学联合发掘的山东省临朐县寺头镇小时家庄村北朝至隋代寺庙遗址。[※注]王原茵的《西安卧龙寺的建置沿革与文化遗存》一文指出卧龙寺是西安地区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注]赖西蓉的《四川蓬溪县新发现元代建筑金仙寺》[※注]一文主要介绍的是遂宁市文物普查队于2008年7月在蓬溪县赤城镇周家店村发现一座元代寺院建筑——金仙寺。张笑峰的《圣容寺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则是以文献为主的考察。该文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有关圣容寺文书的重新录文梳理了黑水城地区宗教信仰。[※注]

②造像

佛教以像设教，从造像的内容、种类及组合等方面最能反映出信仰的状况，是佛教艺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张善庆的《凉州建德大地震与番禾瑞像信仰的形成》一文阐释北周建德年间番禾瑞像曾经发生多次佛首跌落事件，释道安和释道宣直接将其与北周政权的覆亡和北周武帝发动的灭法运动相联系。[※注]肖建军《论南北朝至隋时法华造像与维摩诘造像的双弘并举》一文着重考证南北朝至隋时法华造像与维摩诘造像的双弘并举的现象，文章认为这一现象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般若与法华双美、义解与禅观并重的佛教信仰与实践。[※注]李柏华《唐代“诸尊佛龛木雕像”考证》一文主要是对日本和歌山金刚峰寺保存的空海大师从中国带回日本的“诸尊佛龛木雕像”进行的考证。[※注]沙怡然等人的《从北印度到布里亚特:蒙古人视野中的旃檀佛像》，一文通过对旃檀佛像的介绍和对北京城中最后一座供奉此像的寺院的描述，讨论了北京作为蒙古人朝圣地的形成，并尝试探讨旃檀佛的信仰如何通过民间传说和官方记载在蒙古民族中流传。[※注]王锋钧的《西安地区西魏石刻佛教造像的类型及特征》[※注]一文考察了西安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此期石刻造像，种类主要有背屏式造像、造像塔、扁体造像碑、塔式造像碑、龛式造像和圆雕造像六种类型。王敏庆的《北周长安造像风格渊源》[※注]和《北周长安造像与须弥山石窟》[※注]两文的研究核心是北周时期的长安造像，前者对北周长安造像风格的南朝渊源进行了考察，后者则是通过对北周文献及造像的考察，发现须弥山北周石窟与长安造像关系密切，须弥山石窟北周造像忠实体现了京城佛教造像艺术的特征，是研究北周长安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崔峰的《论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组织及其造像》[※注]也是一篇关于北周时期造像的研究，该文通过对遗存的造像记的分析，指出当时以邑和邑义为名称的民间佛教造像组织十分发达，其内部构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层结构，规模也与地域性基层村社有关。这些组织主要以造像为目的，兼顾修建寺院、建义井、栽树等。从造像题材看，北周民众的信奉对象以释迦最多，其次是观世音，与北齐民众信仰有明显不同，反映了二者文化和地域性的差异。董华锋的《四川出土的南朝弥勒造像及相关问题研究》[※注]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四川出土的三尊南朝弥勒造像的图像渊源，揭示出造像所反映的“弥勒—无量寿”信仰和“弥勒—观音”信仰，并讨论了这两种信仰之间的关系。袁志伟《大同善化寺二十四诸天像考辨》是一篇关于佛寺造像身份考证的文章。该文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对二十四诸天像的名号及其宗教内涵进行考察，并从辽金时代佛学思想、大同佛教宗派等角度探讨这些造像的佛教思想内涵。[※注]古代造像一般多在造像上贴金、施以丹青，特别是泥塑，装銮更是其羽翼。党小娟等人的《山西长子崇庆寺宋代泥塑彩绘颜料种类及贴金工艺分析》一文通过光学显微镜剖面分析法以及扫描电镜能谱、激光拉曼光谱分析法，对山西崇庆寺宋代泥塑彩绘颜料及其贴金工艺进行研究，这些信息为解读崇庆寺宋代彩绘泥塑提供了保护修复的可靠科学依据。[※注]

③壁画

佛殿的壁画往往与造像相配合，共同阐释着某一殿堂的主题，故而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避暑山庄安远庙主体建筑普度殿壁画题记尽失，且画面亦不完整，因此对壁画内容的判定比较困难。李建红《安远庙普度殿壁画内容初辨》一文以每层所供佛像为线索，参照经籍图录等文献资料，对其壁画内容进行了初步辨识，其中一层壁画描绘的中心为绿度母，二层绘佛传故事图，三层绘16位古护方神，体现了乾隆皇帝希望护佑国安的愿望。[※注]徐建中《怀安中所堡大师庙壁画》，怀安县中所堡大师庙的壁画总面积有37平方米，内容为礼佛图及佛传故事画。东、西壁的佛传故事画与其他寺庙的相比，在内容的选择和画面的描绘上同中有异，有着自身的特点。从绘制风格分析，文章认为中所堡大师庙壁画的年代应在清同治至光绪年间。[※注]雷勇等的《甘肃省永登县连城鲁土司属寺壁画的科学分析和时代研究》一文主要是运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激光拉曼光谱技术，分析了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中的妙因寺、感恩寺和雷坛中的部分壁画。[※注]关于蓬溪宝梵寺，范丽娜共有两篇研究文章，第一篇《蓬溪宝梵寺明代壁画罗汉图像考察》，蓬溪宝梵寺壁画绘制于景泰元年(1450)前后，是南方明代寺院壁画中的代表性作品。壁画主体为罗汉图像，基于《法住记》十六罗汉记述描绘。文章指出，该图像为探求罗汉信仰与禅宗思想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注]另一篇《蓬溪宝梵寺明代壁画图像综合分析》一文上承宝梵寺壁画罗汉图像考察，在逐一分析其他人物造型和属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壁画图像构成的总体认识。[※注]关于罗汉问题，白化文先生的《中国的罗汉与罗汉画》[※注]一文有总体性介绍，可资参考。杜慧娥的《浅析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壁画内容及艺术价值》[※注]一文介绍了始绘于明代、清光绪年间重绘的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壁画。戴晓云的《重泰寺水陆壁画内容考》一文以《天地冥阳水陆仪文》为标准本，对河北蔚县重泰寺的水陆画进行必要的释读，补充缺漏的榜题，对神祇分组并对明王本尊尊号进行了必要的释读。[※注]

(3)佛塔

丁友甫《浙江宁波天封塔基址发掘报告》是《文物》1991年第6期上发表的《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的延续，该文重点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解决了现存天封塔的建造年代应属宋塔而非唐塔，也并非在唐塔基础之上重建的，既印证了文献的记载，也纠正某些错误的认识。二是树立了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的筑基理念。由于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地脉虚软，建塔的工匠们没有生搬硬套《营造法式》，而是因地制宜，独创了换土垫层、隔层用材、侧脚立基的筑基之术。三是通过对塔身倾斜的原因探讨，为今后类似建筑的加固和重修无疑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注]张炜、徐磊的《陕西省古塔现状调查及研究》一文阐述了古塔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开展陕西省古塔现状调查及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介绍了古塔地基基础及倾斜变形的可靠性鉴定、可靠性评定方法，以及近年来陕西省几例古塔纠偏工程的成功经验。[※注]王自力等人的《陕西周至县八云塔地宫的发掘》[※注]报告的是2000年和2011年，对陕西周至县八云塔地宫进行的清理工作。文中介绍地宫上层为方形砖室，下层为地宫。地宫平面为方形，直壁，四角攒尖顶，南壁正中有券洞式甬道，甬道内有三道封门。地宫内出土石函、石棺、汉白玉佛龛造像和钱币等。根据地宫形制和出土遗物等推断，八云塔及其地宫始建于唐代，北宋庆历年间在原址重建或改建。吴勇等的《新疆吐鲁番市台藏塔遗址发掘简报》介绍的是目前新疆境内保存较好、体量最大的唐至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单体佛寺遗址。[※注]宋秀兰、别治明《河南中牟寿圣寺双塔》亦是一篇记录颇详的调查报告，文章对两座宋塔的现状记载详细，附有多幅测绘图，并对二塔的建筑特点进行了总结，阐述佛塔之所以坚固的建筑原理。[※注]

王丽敏、高小静的《曲阳修德寺塔塔心室发现明代佛教造像》一文探讨嘉靖十四年至十五年重修塔时留下的明代遗物，是研究本地区的佛教文化和佛教造像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注]王锋钧《西安地区出土的北朝隋唐石刻造像塔》一文主要论述的是西安地区出土的北朝至唐的小型石刻佛塔。[※注]廖旸《南京弘觉寺塔地宫出土金铜尊胜塔像新考》论述了明正统初年太监李童施入弘觉寺塔地宫的金铜塔为藏式的形制，属善逝八塔中的尊胜塔，为目前内地发现的较早遗例。[※注]臧卫军《西安唐代五重佛舍利塔的佛像系统考释》一文通过探讨早年从北方黄河沿岸某地流失的五重宝塔的佛像不同属性。[※注]俄玉楠《甘肃省博物馆藏卜氏石塔图像调查研究》一文考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卜氏石塔，该塔造像内容丰富而成体系，20幅图像联系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世佛信仰世界，受到学界的关注。[※注]杨效俊《临潼庆山寺舍利地宫壁画试析》一文采用“建筑和图像程序”方法重新考察了临潼庆山寺舍利地宫，认为地宫以石门为界分为纪念空间和瘗埋空间。瘗埋空间以舍利石帐为中心，主室壁画表现释迦牟尼涅槃的哀悼场面。舍利地宫的整体设计是依据大唐南海波淩国沙门若那跋陀罗译《大般涅槃经后分》反映释迦牟尼涅槃后天界和人间举哀的情景。[※注]杨效俊的另一篇文章《隋唐舍利瘞埋制度的形成原因及特点》阐述了隋唐舍利瘞埋制度的形成原因，瘞埋舍利时在地宫内外有僧俗信众参加的各种仪式。[※注]陈术石、佟强《从兴城白塔峪塔看辽代佛教的密显圆通思想》一文，通过对道宗孙女燕云公主于辽道宗大安八年出资修建的兴城白塔峪塔塔身砖雕以及地宫所藏文物记载的研究，揭示出辽代密显圆通的佛教内涵。[※注]张永波、于坪兰的《试论正定隆兴寺隋舍利塔到戒坛的演变》一文通过引证文献及碑文等资料，论述了正定隆兴寺从隋龙藏寺到唐龙兴寺，再到清隆兴寺的演变过程;认为隆兴寺内现存的明清建筑戒坛，其位置原为隋代恒州龙藏寺舍利塔的旧址，戒坛内现存的明代双面佛有明初永宣造像的风格，是深受藏密风格影响的铜造像。[※注]

(4)典籍

宗教典籍是宗教得以传播、延续的重要载体，亦是宗教艺术重要形态之一。自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大量的文书、经卷等文献材料现世，为敦煌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邹清泉《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书写——以藏经洞维摩写卷为中心》一文是对敦煌写经的考察，该文以对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写卷遗存的考察为基础，就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作了初步研究。[※注]王友奎的《敦煌写本〈咒魅经〉研究》将千余字的伪经《咒魅经》，按照各写本间差异程度分为了六种传本体系。[※注]当增扎西的《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观音经卷看吐蕃观音信仰》一文通过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观音经卷内容分析比较，探讨吐蕃观音信仰形态特征。[※注]敦煌文书内容丰富，其中不仅有宗教文献，还包括乐舞材料。黎国韬《敦煌遗书戏剧乐舞问题补述》一文对敦煌遗书中的“后座”、“头”、“了”、“钟馗”等问题作出考析，得出一些新的看法。[※注]蔡渊迪的《杏雨书屋藏敦煌舞谱卷子校录并研究》[※注]一文明确了在新近公布的杏雨书屋藏敦煌写卷中，编号为羽49号残卷是为敦煌舞谱的卷子性质，此为敦煌舞谱方面的又一新发现。文章认为《敦煌秘笈》对此卷的著录，却颇有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毛瑾《写经书法述论——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中心》一文以敦煌吐鲁番地区发现的佛经写本为例，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佛经的翻译与抄写情况，说明写经遵循一定的程序，写经人态度虔诚并关注书写的优劣;二是佛教写经所用书体的不同，说明唐代抄写佛经原典时均以正书书写，而抄录同时代人的注疏、释论时较多使用行草书。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各种因素。[※注]庆振轩的《图文并茂，借图述事——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渊源探论之一》论述了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在宣讲内容、讲唱形式上有密切关联。讲唱变文，变文变相结合，借图述事的形式，在后世讲唱叙事文本中，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河西宝卷中均可看到其影响存留之迹。[※注]杜成辉《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讲经文》一文将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讲经文和变文与敦煌讲经文和变文相对比，文章认为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讲经文和变文内容表现出总括性的特点，篇幅较短;而敦煌讲经文和变文的内容则具有具体入微的特点，篇幅较长。[※注]杜成辉的另一篇文章《从应县木塔秘藏题记看辽代的雕刻印刷业》主要论述了1974年在对应县木塔实施抢险加固工程中，于四层主像内意外发现的辽代秘藏。[※注]张延清的《吐蕃敦煌抄经坊》一文介绍了敦煌抄经坊这一最基本也是最具活力的佛经抄写机构。[※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基本情况，国内外学界知之不多，周娅的《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抄本概况研究》[※注]可以说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性质。该文对中国境内南传上座部地区的佛教抄本情况作了概要介绍，并以西双版纳为个案，对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抄本的源流、形制、存量、文字、内容结构以及濒危状况等方面都作了简要论述。

(5)服饰及法物器具

霍旭初的《龟兹石窟壁画僧衣考》一本文通过对佛教文献和龟兹石窟壁画对照，并用唐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关印度说一切有部“著衣法式”等记载，对龟兹石窟僧衣的相关问题作了探索与考证。文章指出，说一切有部比较考究僧衣标识，制定了与众不同的式样标准。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供养比丘和佛教故事中的比丘僧衣，充分反映出说一切有部的僧衣特色。[※注]费泳的《“垂领式”佛衣的典型特征及其在北方佛像中的应用》一文主要依据造像实物，对“垂领式”佛衣的典型特征及其在七佛、千佛、苦修像与单体造像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性揭示。[※注]赵前锋的《正定崇因寺铜钟小考》一文论述的是在正定隆兴寺大悲阁之东耳阁御书廊下悬置的一口明代铜钟。[※注]王惠民的《敦煌与法门寺的香供养具——以“香宝子”与“调达子”为中心》一文将敦煌资料与法门寺文物结合起来考察香炉的形象以及配置关系。[※注]

(6)专题图像研究及其他

李静杰的《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分上下两部分论述了佛足迹图像的产生、发展、流传及其信仰状况的流变。[※注]李翎的《“玄奘画像”解读——特别关注其密教图像元素》[※注]一文对西安兴教寺所存玄奘石刻像与日本现存无名氏画玄奘像，进行了考察。К.Б.克平著、彭向前翻译的《西夏版画中的吐蕃和印度法师肖像》一文对西夏译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版画《夏译佛经竣工图》中的僧人作了考察，认为不能简单地根据他们的党项或汉氏姓氏来判断其族别。何卯平的《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和《试论大足“十王”对敦煌“十王”的传承》两文续有研考。前者介绍了存世宁波佛画十王图的相关研究、数量和特点，并将宁波十王图和敦煌绢绘十王图进行了形制比较。[※注]后者则论述了蜀地大足“十王信仰”与敦煌“十王信仰”的关联。而且宁波“十王图”与山西“十王殿”的形制相同，属于不同于蜀地图像学系谱之系统。[※注]此外张总先生亦有《十王图》[※注]一文，充分利用了浙江黄岩出土的插图本十王经，陕西耀县神德寺塔发现的《阎罗王授经经》及安岳香坛寺十王地藏雕刻等新材料(香坛寺造像由作者考察认定)，对十王图源起等状况作了深入探析。与十王图谱系中更重的地藏菩萨，张总《风帽地藏像的由来与演进》一文，不止于列出披戴风帽地藏菩萨像之据的《道明和尚还魂记》，更重要的是以山西临猗出土绢画的露顶与风帽地藏并存的形象，反映出其演进过程。该文通过地藏主要形象类型的梳理与细节注重，可知地藏信仰发展过程中，形象特征也有重要作用与突出表现。[※注]此文得到好评，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的宗教类选文之中。余欣的《敦煌文献与图像中的罗睺、计都释证》一文主要依据敦煌文献与图像资料对罗睺、计都的观念渊源，实际占验中的运用及与传统天文星算思想之间的张力，星命与道教斋醮符篆的结合，星神图像程式的成立与演变，历法星占所见之东西文明交流史与“交错的文化史”等问题作了论考。[※注]

铭文碑刻本应随其功能、所刻内容性质归在相应的宗教艺术形态之中，但因数量较少，也为方便读者查阅，故将其归在一类置之专题图像研究之后。任乃宏的《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碑文复原及考释》一文以对位于河北成安县元符寺内的菩提达摩碑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的碑文进行了整理复原，考定此碑的重建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五月。此外，文章就碑文的真伪等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简单否定碑文为伪并不可取，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暂且存疑。[※注]陈良军的《河南济源新发现重修延庆化城寺碑考释》一文首先介绍了济源市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济源化城寺遗址上发现了一通元代重修延庆化城寺碑。[※注]毕丹紫玉《卢龙县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考》[※注]一文对此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进行了简单考证。该幢身共分6层，现基本保存完好，底4层为石刻文字，上2层雕刻佛像，除第四层幢身为明万历年间所建外，其余为金代大定年间重修。张国庆的《辽代经幢及其宗教功能——以石刻资料为中心》[※注]一文详细梳理了辽代经幢的种类，将其分为一般经幢、墓幢、记事幢、灯幢与香幢四大类。

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它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墓葬、书法艺术等。罗世平《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一文在讨论湖北襄阳新出相轮陶楼形制的过程中，分别联系同期北方墓葬中出土的陶楼明器和汉晋之际江南地区的佛饰堆塑重楼魂瓶进行类比分析，证明这两类墓葬明器都与文献记载的“浮图祠”相关联。[※注]李青峰:《浅谈乾陵文物中的佛教因素》一文阐释了乾陵不管是地下出土的以壁画和唐三彩为主的珍贵文物，还是地面遗存下来的精美石刻，许多都留有佛教文化影响的痕迹，带有佛教艺术熏染的印记。[※注]程旭的《论唐墓壁画中的佛教题材》一文论述了在佛教的影响下，唐代墓葬在表现形式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随葬明器大量减少，代之以墓室壁画和隐藏其中的佛教因素为主，并流传至今。[※注]霍巍的《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一文虽亦涉及墓葬，但内容与前两篇文章略有不同。该文通过对考古出土的这类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与唐宋时期持明密教在中土的流行有关，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咒术、避邪等方术相互结合，形成唐宋之际民间信仰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注]

2.藏传及南传佛教艺术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承中的重要一支，一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夏格旺堆、张建林等人的《查果西沟摩崖造像2009年考古调查简报》，[※注]记述了2009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查果西沟摩崖造像进行的全面而详细的考古调查。张纪平、丁燕、郭宏的《西藏江孜县白居寺调查报告》，[※注]对位于西藏江孜县的白居寺进行了调查、测绘。指出白居寺修建年代为1418—1436年，历时18年，寺内建筑构架、彩画、彩塑、壁画均为明代遗构，是研究西藏地区明代建筑、佛教历史的珍贵实例。该次调查于2008—2010年进行。刘冬梅、霍守义的《西藏昌都地区藏族民间美术资源调查》一文，指出昌都地区藏族民间美术面临着技艺传承人减少，技艺水平下降以及材料缺乏、技艺失传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民间技艺后继有人，二是政府的扶持与帮助。[※注]对于佛教遗存的时代判定，往往并不是一次敲定，特别对于那些没有明确时间题记或标志的遗迹，会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有所变化。霍巍的《关于古格王国早期佛教遗存的再探讨》[※注]一文，从考古学和文献学两方面的证据提出，上述佛教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认为不应当轻率地否认其中早期遗存的存在。玛尔仓·苏白的《合然寺考略》一文对合然寺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考察。合然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由隆务寺第一世活佛堪钦·更登尖揭创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该寺占地约两千平方米，分前后两院，现仅存后院。建有经营、弥勒佛殿。该文指出其壁画出自佛教绘画艺术大师加毛·洛桑华旦之手，弥足珍贵。[※注]

这一个个具体的寺院就是佛教的物质载体，因此以寺院为单位的研究，便也是佛教艺术研究中最常用的方式。如白日·洛桑扎西的《艾旺寺造像艺术风格再探》，[※注]该文探讨了艾旺寺的建造年代以及寺内三种风格的造像，尤其是藏式佛像的风格特征，认为这种三种风格集于一处的习俗是受藏传佛教第一寺桑耶寺设计理念的影响。指出其中藏式佛像风格值得学界进一步分析研究。色莉玛《8—11世纪西藏寺院建筑中来自印度佛教之因素——以桑耶寺与托林寺为例》一文以西藏典型藏传佛教寺院桑耶寺、托林寺为考察对象，指出桑耶寺设计理念主要依据佛教《阿毗达磨俱舍论》，深受印度佛教影响，也是吐蕃时期西藏密宗信仰的直接反映。而托林寺最早建造之迦萨殿则是仿照桑耶寺修建，同样受到印度佛教影响。在藏传佛教美术中的多闻子图像是一个复杂的图像系统，夏鲁寺现存44个建筑空间中有多处出现多闻子图像，不同建筑空间的多闻子像特征也不尽相同。[※注]贾玉平的《藏传佛教美术中多闻子图像及其信仰——以夏鲁寺为例》一文以其他地区的多闻子图像为参考，分析了此类图像特征之间的差异，对多闻子图像的演变及其在不同佛教地区的传播作一探讨。[※注]王开队的《试论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在康区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注]一文，通过对现有资料的系统整理，借助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对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在康区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阮丽的《瞿昙寺瞿昙殿、宝光殿文殊金刚四十三尊曼荼罗考证》[※注]一文通过对瞿昙殿、宝光殿十尊图像与文殊金刚四十三尊曼荼罗的比照，得出结论认为两殿的十尊图像是依据文殊金刚四十三尊曼荼罗绘制而成。

谢继胜、贾维维《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注]是一篇综合性较强的论文。该文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李俊的《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图像探析》[※注]一文从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上的雕像出发，追溯历史，探寻图像之源，力图展现乾隆统治初期以兼收并蓄为主的时代审美特征。

由于藏传佛教神祇谱系庞杂，故对一些造像的考证就显得十分重要。熊文彬的《北京首都博物馆藏四世班禅大师铜像考》[※注]一文指出作品不仅体现出藏传佛教艺术卓越的写实成就，同时像内装藏的两位班禅大师的圣物也使该作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韦陀、常红红的《武威博物馆藏喜金刚与大黑天金铜造像考》[※注]一文指出其制作之地极可能是在13世纪中期的西藏，并证实了它们在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武威塑像似乎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有着密切关系，萨班极有可能在举行喜金刚坛城仪轨时使用过这组金铜佛像。张晓艳的《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金铜佛像看藏传佛教艺术》[※注]一文主要概述了藏传佛教造像特别是金铜造像对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研究的深远意义。

西夏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佛教艺术深受藏传佛教影响。郑怡楠的《俄藏黑城出土西夏水月观音图像研究》[※注]主要考察的是在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教艺术品中的两件水月观音图像。这两幅图像刊布在其展览图册《ПЕШЁРЫТЫСЯЧЙБУДД》中。

佛教中的碑石铭刻，不仅可补史料、佛教典籍之不足，很多时候其本身也是一件佛教艺术品，故其在佛教艺术中十分重要。例如矗立于瞿昙寺内的五方汉藏双文合璧碑刻，无论是它们悠久的年代，还是恢弘伟岸的形制与雕刻艺术的精美手法，都是西北地区其他寺院所存碑刻难以相提并论、比肩媲美的。吴景山的《瞿昙寺中的五方碑刻资料》[※注]一文将各碑碑文以行列顺序录出，可称为学术界利用这些碑刻资料提供了不少的方便。周莎、楼朋林的《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记考》[※注]指出，七佛塔的塔亭设计、线刻佛像、所刻碑文等对研究清代的石刻艺术和民族关系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阿华·阿旺华丹的《北京地区的藏文碑刻文献》[※注]，对北京地区现存藏文碑刻作了整理编目并分别加以介绍。该文与谢继胜、贾维维的《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可谓相得益彰。

其他有关藏传佛教的文章还有吴明娣的《明清藏传佛教法器铃杵与汉藏艺术交流》、屈波的《一花一世界:藏传佛教擦擦艺术内涵探赜》、格桑益西的《藏族传统美术在当代的发展创新》等文章。吴明娣的《明清藏传佛教法器铃杵与汉藏艺术交流》[※注]一文根据历史档案、图像与存世实物，对藏传佛教法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金刚铃杵加以考察。擦擦是藏传佛教艺术中特有的一种形式，屈波的《一花一世界:藏传佛教擦擦艺术内涵探赜》[※注]指出，擦擦具有丰富的艺术、民俗、宗教内涵。格桑益西的《藏族传统美术在当代的发展创新》[※注]是一篇关于传统美术如何在当代生存、发展的文章。

最后需提及的是红梅的《蒙古族敖包祭祀诵经音乐中的藏传佛教蒙古化因素——以呼伦贝尔市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注]，该文阐释敖包作为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之重要载体，在藏传佛教蒙古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道教及其他本土宗教艺术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佛教传入后，在佛教的刺激下而得到迅速发展。就总体而言，道教开窟造像不似佛教多，因此也就更显珍贵。曾德仁的《四川省丹棱县龙鹄山道教摩崖造像》，[※注]主要介绍了别具特色的唐代四川丹棱县龙鹄山道教摩崖造像，该造像以天尊、老君为主要内容，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及四川地区的民间信仰。康予虎等人的《湖北武当山遇真宫西宫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注]便是发掘工作的文字记录，比较完整地揭示出遇真宫西宫的建筑布局与结构特点。

在宗教建筑艺术中，对道教建筑的考古调查及研究为数不少，但对于道教建筑室内空间以及陈设的研究则较为缺乏。续昕的《略论中国道教建筑室内空间与陈设的发展》一文结合白云观的室内空间与陈设，对道教建筑的室内空间与陈设变化有一个初步的研究。[※注]陈磊《周口关帝庙建筑彩画艺术研究》一文章系统描述了庙内各建筑的彩画构成。[※注]

在道教图像研究方面，唐宋之际，随着道教雷法的兴盛与发展，在道教的神系中，出现了一大批面目殊异的新神，李远国的《天蓬、天蓬信仰及其图像的考辨》一文，就其中天蓬与天蓬信仰的由来、演变及其造型进行了考证辨析。[※注]《三才定位图》是张商英参悟数十年、融合三教思想建构的一套天地新秩序。张鲁君、韩吉绍的《〈三才定位图〉研究》[※注]，从思想背景、宇宙论、图像解读、绘画风格及服饰四个方面对三才定位图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水平等做了分析。苏东军的《清代佛山道教历史管窥——以佛山市博物馆藏道士画像为主》一文以佛山博物馆藏属本地道观的清代十数幅道士真像图轴及其他有关道教的文物资料为基础，初步梳理了佛山道教历史。[※注]

墓葬美术的内涵十分复杂，其中往往也渗透着宗教因素，是研究宗教美术的重要资料。据岳涌、王海平等人的《南京西善桥明代长春真人刘渊然墓》认为此墓的发现对于研究明代墓葬制度、道教礼仪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注]罗运兵的《西陵峡区明代墓葬所见八卦砖与八卦图》[※注]一文介绍了西陵峡区4处明代墓地集中出的八卦砖和八卦图。姜生的《长沙金盆岭晋墓与太阴炼形——以及墓葬器物群的分布逻辑》一文认为墓内器物有其内在符号逻辑，表达着墓主人所追求的“太阴炼形”、飞升成仙的终极理想。[※注]此文阐述颇深，但该墓曾经盗扰，因而如此分析尚需谨慎。石红艳和牛天伟的《关于西王母与女墓主形象的辨识问题——与刘辉商榷》一文是对刘辉《沛县栖山石椁墓中的“西王母”画像管见》文章观点的反驳。[※注]

以下是关于道教神祇考述的两篇文章。一是王子林的《北方神玄武新说》，该文提出，钦安殿供奉的玄天上帝即玄武，一直以来被人们当作是一位北方神。然根据汉代人的解释，他最初却是一位地狱之神。[※注]另一篇是张振谦的《八仙早期成员徐神翁信仰考述》，此文考证的是，宋代民间道士徐守信，经过从师受道、道士和民间俗士附会、文人士大夫品题、帝王召见赐号等环节，神化为具有神异功能且被世人广泛信仰的“徐神翁”。[※注]

刘红的《从“冷门”到“热点”——道教音乐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一文以过去道教音乐的学术研究及艺术实践之综述和分析为主要内容，对当代道教音乐做了回顾和展望。[※注]另一篇关于道教音乐的文章，杨晓的《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以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例》是关于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评述，该文基于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相关英文文献的全面整理、分类与研读，在时间脉络上主要截取198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

道教内容庞杂，文物遗存丰富，研究者的研究也是多角度、多方面的。周克林的《摇钱树与早期道教教义的关系问题略说》一文从神像观、祭祀观和财富观诸方面讨论了摇钱树与早期道教教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前者并不符合后者的教义主张，应该不是后者的遗物，而应是民间宗教的产物。[※注]朱磊等人的《山东滕州出土北斗星象画像石》一文讨论的是1996年秋，山东枣庄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在滕州市龙阳镇征集到一块北斗星象画像石。文章指出，这是首次发现的以图像方式表现禹步除道辟兵仪式的文物，为研究汉晋时期的丧葬文化尤其是北斗信仰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注]曹群勇的《论明代天师道之符箓》一文主要阐释了明代天师道中符箓的作用，文中还讨论了明代帝王对符箓的态度，其对天师道的影响甚大。[※注]

中国书法艺术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而道教亦利用汉字的改造变形，创造了天书云篆，从宗教的目的出发，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形式和内涵。李裴的《略论道教书法艺术与审美》一文由此出发，探讨了道教书法艺术的核心追求和技巧论，并以天书云篆这一特殊的宗教艺术形式作为样本，从其宗教功能和艺术形式两方面进行了简要分析。[※注]

问永宁的《古回鹘文易经与道教因素之西传》，[※注]古回鹘文易经是作为道教文献传播到回鹘地区的。道教传到了高昌等地，其中的一些因素，如桃符治鬼等，在新疆还有流传。道教其他的一些因素，如九宫图、内丹、外丹等，在印度、欧洲和中亚地区都有影响。道教西传的载体，主要是留住西域的汉人、东来的胡商和一些神职人员。道教主要通过西域和西藏西传。

苯教是中国雪域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传入西藏后亦深受苯教影响。苟象寺是藏地历史上著名的苯教寺院之一，在川北藏族社会影响具大。阿旺加措的《川北苯教名寺——苟哇象仓寺历史考证及现状调查》主要考察了苟象寺的历辈主持象帕大师的传承，历史上的属寺和所属部落领地，以及寺院的法事法会、教育体制、传承和现状。[※注]阿旺嘉措的另一篇苯教寺院调查文章——《甘南藏区苯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注]一文，主要是对甘南藏区苯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的介绍和分析，是研究苯教艺术重要重要的资料。陈于柱的《唐宋之际敦煌苯教史事考索》以敦煌藏文佛教疑伪经、苯教仪轨书、占卜书、医书等相关资料为依据，认为苯教教团广泛地从事丧葬祭祀、占卜禳厌、驱鬼疗疾等宗教社会活动。[※注]石硕的《藏地山崖式建筑的起源及苯教文化内涵》一文，认为这种建筑主要同世俗权力相关，它的起源与苯教观念有密切联系。此外，苯教“以上方作供祀天神”所派生的以“高”为神圣的观念，也是山崖式建筑的重要文化土壤。[※注]

萨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宗教形态，人们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过。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由满族人所建立，该民族的本有信仰即为萨满，栾晔的《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的萨满祭祀遗物》[※注]首先对满族萨满教源流、演变作了简要叙述，该文根据沈阳故宫、北京故宫现藏清宫萨满祭祀遗物，作了论述和评介。萨满的分布地域很广，曲枫《大地湾骷髅地画的萨满教含义》一文通过对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地画内容的分析以及对萨满教有关理论的引证，试图探讨建立考古学发现的骷髅式美术(X光式美术)与萨满教宇宙观之间关系的可能性。[※注]王伟的《仪式过程与符号象征——索伦鄂温克火神祭祀仪式的田野研究》一文立足于对索伦鄂温克人岁时仪式中火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调查资料，借鉴了范·杰内普和特纳的仪式研究理论及方法，从象征的角度分析了火神祭祀的仪式过程、仪式结构与秩序。[※注]

(三)三夷教等其他宗教

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及景教统称三夷教，其中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在这里，本文将所有基督宗教的艺术研究亦归入三夷教类别之中。

琐罗亚斯德教是起源于古伊朗高原的一个古老宗教，因其供奉火，故而在中国又被称为祆教或火祆教。近二十年来，我国关于祆教的研究成果颇丰，冯恩学《下颌托——一个被忽视的祆教文化遗物》一文主要考证了粟特墓葬中墓主所戴下颌托的来源和意义，即这种下颌托是受祆教祭司神灵戴口罩的艺术形象影响而产生的神器，具有神灵佑护的含义。[※注]侯会的《二郎神源自祆教雨神考》一文考察了二郎神信仰产生于具有祆教文化背景的川蜀地区，二郎神的种种神性又与祆教雨神(得悉神，又作蒂什塔尔)特征相吻合，由此该文推测，二郎信仰源头应为祆教雨神崇拜。[※注]凤翔新发现的唐代石棺床构件，为研究关中西部粟特人及祆教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孙宗贤的《凤翔发现的唐代祆教石棺床及构件相关问题浅析》[※注]一文认为石棺床构件为一位身份地位显贵的粟特商人墓葬遗物，这是粟特商人留居凤翔的历史见证，充分说明凤翔是关中西部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其画像石上的线刻火坛图像、瑞兽互斗纹、胡人套马纹等具有明显的波斯及中亚风格，是唐代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同时，该文认为这对探讨该地区粟特人聚落、祆祠、墓地、族源以及归属提供了重要线索。孙武军《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死亡观研究——以葬具图像的解读为主》一文结合粟特故地、丝绸之路及其他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资料与中外历史、宗教文献记载进行考察后认为，入华粟特人死亡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犬视尸毒到视死如生;从善恶二元观到钦瓦特桥审判;圣火与善神崇拜;灵魂不死与天国享乐。[※注]

宗教典籍是宗教艺术的重要形态之一，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信息。元文琪的《福建霞浦摩尼教科仪典籍重大发现论证》一文主要是对2008年10月以来，在福建霞浦再次发现数量可观的摩尼教斋醮科仪典籍的论证。由于文书中包含不少佛、道教的术语、概念和佛神名号，其是否为摩尼教文献使人产生质疑。[※注]与上文相呼应的另一篇关于霞浦摩尼教典籍的文章是樊丽沙、杨富学的《霞浦摩尼教文献及其重要性》一文，该文肯定了这批文书的重要性，认为是研究宋元以后中国摩尼教史的第一手资料。[※注]许蔚《吐鲁番出土编号81TB65: 1摩尼教残卷插图之臆说》一文对吐鲁番出土编号81TB65: 1摩尼教残卷插图进行了考察，指出摩尼教残卷插图来源于多种艺术传统，特别是受到袄教图式的影响，并将图中两位手持乐器神的身份推测为日神和月神。[※注]

基督宗教之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唐代前期的景教，随着唐武宗的灭法运动，基督宗教在中国汉地消失。大约直至元代以后，基督宗教才又重新在内地出现，并对中国艺术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在中国境内存在的景教寺院遗迹较为罕见，北京房山十字寺便为其中之一。但有关十字寺在佛教与景教之间的身份转换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内学界。唐晓峰的《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注]一文，除了介绍十字寺的概况及遗迹外，还对学界多年来对于房山十字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史料提出了有关十字寺之景教身份的三种假设。牛汝极的《近十年海外中国景教研究综述》一文对近年海外与中国景教研究相关会议、机构和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评述。首先，重点介绍了分别于2003年、2006年和2009年由奥地利莎尔斯堡大学主办的第一、二、三届“中国与中亚景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和收获。[※注]褚潇白的《明清基督宗教画像流布状况综述》一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进呈宫廷之画像、教堂空间中的壁画、民间流传之画像等三方面论述了基督宗教画像的流布方式;第二部分则从艺术层面:视觉兴奋与画技品评，信仰层面:接纳与拒斥两个方面分析了国人对基督宗教画像的接受状况。[※注]

关于基督教的音乐，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较少，徐凤林《东正教音乐浅释》一文就东正教音乐特点、形式进行了阐释。文章指出，东正教的礼拜歌唱具有祈祷、交流和传达教义的功能，其歌词内容来自《圣经》和教会传统，歌唱特点为无乐器伴奏，方法有单声部的伴唱、对唱以及后来俄罗斯东正教会运用的多声部合唱等。俄罗斯东正教歌唱经历了符号歌调、基辅歌调、道路歌调、多声部合唱、作曲家作品等形式。教堂钟声在俄罗斯东正教生活中不仅是报时的工具，指示礼拜时间，而且能够表达快乐、痛苦与喜庆。[※注]此外，2012年年初徐凤林还出版有关于东正教绘画艺术方面的专著——《东正教圣像史》，堪称与此东正教音乐方面的论文相辅相成。杨民康的《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新变异》一文结合与以往变异现象的比较，对该类宗教仪式音乐进行跟踪考察，该文共分主流化、艺术化、旅游化、通俗化、包装化五个方面对其新变异进行了阐释。文章指出，该文化群落与各种各样的本文化和异文化、宗教的与世俗的音乐文化因素杂糅共生，导致形成一种互相依赖而又互相竞争的生存状态。[※注]

关于伊斯兰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马若琼《浅谈兰州伊斯兰教建筑装饰艺术》[※注]一文主要是以兰州的伊斯兰建筑为调查对象，探讨了伊斯兰教的建筑体系、建筑装饰风格、特点以及清真寺建筑装饰构件在建筑体系中的应用。马永平《青海循化县孟达清真寺建筑艺术》一文主要对位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的孟达清真寺进行了介绍。文中指出孟达清真寺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形式与伊斯兰建筑形式融为一体的建筑艺术杰作，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注]吴杰伟的《东南亚清真寺建筑中的多元文化元素研究》一文选取伊斯兰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清真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各种文化元素的表现形式，探讨其艺术特点。东南亚人保留了清真寺的经典样式和宗教含义，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并倾注了大量的民族性格。[※注]

巴哈伊教旧译大同教，19世纪中叶由巴哈欧拉创立于伊朗。巴哈欧拉规定，应在每个巴哈伊社区的中心建立面向所有宗教信仰者开放的灵曦堂及附属机构。周卡特的《巴哈伊教灵曦堂建筑艺术》一文通过对全球九大灵曦堂的详细介绍，展现了巴哈伊教的建筑艺术以及“宗教同源、人类一体”的精神，体现了巴哈伊教的思想主张。[※注]

三　学科建设状况

2011年7月22日，“中日佛教文化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主办。此次会议共进行五场研讨，收到中日学者论文34篇，内容涵盖了佛教绘画、造像、书法、经文刊印、文字、摄影、园林，特别是蒙藏地区的唐卡等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艺术形式，学者们通过对其渊源、内涵、发展、演变的挖掘和梳理，深层探析了佛教文化艺术与中日两国本土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历程，以及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研讨会还对佛教的六大语系、四大传承在中日佛教发展史上的渊源、演变、发展、交融进行了探讨;部分论文还涉及了多位在中日两国佛教交流史上具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阐述了其生平和主要活动，对其思想、著述及影响进行了探究。

2011年11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嵩山大法王寺佛教文化艺术论坛在河南登封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讲道:宗教艺术研究在社会全球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意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及国际文化交流，宗教文化艺术又迎来了一个“文艺复兴”的光辉时代，产生了许多艺术精品。最近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使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又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楼宇烈教授阐述了中国最早寺院之一的法王寺在中国佛教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文化艺术对于佛教的承载、传播以及融入社会文化生活方面起到的独特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主任何劲松教授讲解了以花鸟山水为艺术表现对象的中国绘画艺术，与禅玄思想，尤其是“道”“心”本体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对宗教思想对于主流艺术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基地授牌仪式举行，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首次在河南设立“宗教艺术研究基地”，该基地的设立旨在进一步加强宗教艺术的深入研究，其对于完善我国宗教学的学科建设及促进宗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此次论坛的主题以大法王寺的历史文化艺术为核心，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知名专家学者的论文35篇。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会议共分四个专场:理论研究、文物考察及研究、宗教艺术、文化交流。与会学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大法王寺的历史源流演变，在中国佛教、文化上的地位，历史上的高僧大德，建筑艺术、出土文物、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使人们对大法王寺的文化历史面貌有了更多的认识。

2012年10月22—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联合举办的“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第五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该项国际会议每3年举行一次，已成为汉藏佛教学界和艺术史界的国际例会。会议旨在从考古学角度促进汉藏佛教美术的深入研究。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广泛，包括汉藏佛教美术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辽金西夏与吐蕃佛教艺术的联系，中国内地遗存的藏传佛教文物和遗址的考察，藏族地区特别是卫藏和川西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具有汉藏艺术风格的佛教艺术品的分析调查，西藏佛教后弘期艺术风格，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美术，藏传佛教文本与图像，传世作品及西藏壁画与雕塑的保护与维修，故宫的藏传佛教文物等。

四　学科发展前景

宗教艺术作为新兴的交叉型研究领域，目前最大的阻碍在于尚未能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大致有两个研究路线:美术考古路线与宗教历史路线。从美术考古的路线出发，便于对新出土的文物发现进行准确的时代定位和风格分析。因为20世纪是个考古大发现时代，所以从美术考古路线阐释宗教艺术成为目前该研究领域最为常见的学术视角。而从宗教历史角度研究宗教艺术，更加方便阐述艺术作品背后所蕴涵的宗教精神元素。这两个研究角度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弥补，但如果两者能够融合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之下，那么宗教艺术现象会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只是就目前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情况下，很难出现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研究范式，因此宗教艺术研究碎片化的倾向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宗教艺术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分布不够均衡，简单说来就是佛教艺术研究独大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研究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言宗教艺术研究依托于美术考古有密切关联，因为就考古成果来看佛教占据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但是就宗教艺术本身而言，各个宗教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不能仅仅凭借出土文物多少来决定其研究价值。这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将美术考古和宗教历史两个视野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只有具备了宗教历史的视野，宗教美术品才具有深度考察的空间，而不会在发掘报告之后再次淡出视野。换个角度来说，宗教美术的重心应该向宗教而不是美术偏移，这样才会使宗教艺术研究具有可持续的探讨对象，从而避免对新考古发现的过度依赖。

目前宗教艺术研究的另外一个盲点就是对当代宗教艺术现象缺乏关注。很多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虽然未必有明确的宗教派系属性，但并不意味着作品背后没有隐藏的宗教内涵。对于这种“文化宗教艺术品”的界定和解说，是我们目前面对的独特问题，须提出新的研究路径。另外对于目前实用型的宗教艺术作品的研究和评价，也缺乏相应的研究规范和研究数量。如大量露天佛教造像的兴起，是历史上很少出现的情况，无论其艺术成就还是相关的社会影响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已经将“当代宗教艺术现状”作为创新工程的课题，希望对宗教艺术的现状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地拓展。

(世界宗教研究所　聂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