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发展概况

“中国哲学”学科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术传统的学科。自从建院(学部)、建所以来，本学科曾集中了一批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举办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从而奠定了本学科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科研前沿和学术中心地位。

自“九五”学科调整以后，特别是我院开展“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以后，本学科在院、所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在科研成果和科研队伍建设以及科研手段的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三年来，本学科进一步加强学科基础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推出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高水平成果，培养了一批具有广博深厚的学术素养、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关怀时代精神、具有世界眼光、能够开拓学术新局面的优秀人才，使本学科成为国内一流和国际重要的中国哲学研究基地和交流中心。在此基础上，本学科积极促进“中、西、马”哲学研究的对话，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

截止到2012年年底，本学科共有研究人员12人，其中研究员5人，副研究员5人，助理研究员2人，博士生导师三人，硕士生导师6人，职称结构较为合理。三年里为完善学科队伍引进一名博士后。本学科研究人员年龄结构也较为合理，60岁以上1人，50岁以上3人，40岁以上3人，30岁以上5人。学术梯队建设大致完备。

三年来，本学科共出版学术专著5部，重点教材1部，译文多篇，古籍整理2部3册，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这些科研成果体现了本学科的整体研究实力，学术质量大多属于上乘之作。在我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评比中，本学科获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在我所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评比中获一等奖一项。在我所第三、第四届青年学术论坛中获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

2011年本学科集体承担的国情调研项目《近年来国学热现象的社会文化脉络分析》结项; 2012年度本室部分研究人员参与撰写谢地坤研究员主编《哲学名著导读》(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共撰写14篇中国哲学名著的导读。2012年度本室研究员李存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理论文章一篇。2012年下半年本学科分别以三个项目组申报院创新工程成功，于2013年正式进入院创新工程。

三年来，本学科的研究人员广泛参与了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和讲学、访问等学术交流活动，共参加学术会议60余次，有五位学者前往韩国高丽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布朗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有一位学者前往台湾交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三年来本学科主办和参与举办了多项学术活动。2010年本学科主办了“哲学所建所55周年学术讲座暨国学与中国哲学论坛”，邀请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来所作演讲; 2010年度还邀请法国法兰西东方学院教授王论跃、日本东京大学原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池田知久、日本武藏野大学陈继东教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邢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龚隽等学者来我所举办讲座、进行学术交流。本学科还积极参与哲学所与浙江省衢州市联合主办的“中国衢州儒学国际论坛”，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同时继续深入与福建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合作交流，李存山教授前往讲学。

三年来本学科更加坚定了在建设中华文化传承体系上的责任感和政治方向感，认真学习落实院、所下达的理论学习任务，特别针对本学科与当前理论界有关的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从本学科出发关心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国情调研课题《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国学热”的社会文化脉络分析》的基础上，本学科继续围绕“国学热”进行关于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建设方面的思考和探讨，本研究室高海波助理研究员发表论文《国学热的社会文化内涵》深入探讨了“国学热”的时代内涵，张志强研究员去年发表的《传统与当代中国》一文则引起一定反响。同时，本学科李存山研究员参与马工程项目《中国哲学史》的撰写，陈静研究员担任马工程《中国哲学史》专家组成员，参与审稿与修改工作。同时，以本研究室为依托，中国—东方哲学党支部在获得2011年度院先进基层党支部称号的鼓舞下，继续发扬党建工作的热情，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室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以研究室团结和学风问题为抓手，配合研究室各项工作的展开。在全室同仁的努力下，本学科呈现出团结向上的势头。2012年底本研究室被哲学研究所推荐参加院先进集体的评选。

当前，本学科与国内重要高校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学科相比较，在专业领域方面配备较为齐全，在研究队伍的建设方面年龄梯队较为合理，研究整体力量较为明显，在集中进行中国哲学史领域的总体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本学科也面临一些发展的瓶颈。首先，本学科在未来几年内将有三位资深研究员退休，这三位资深研究员都在本学科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他们的退休将严重影响本学科在学界的影响力。其次，本学科三十岁以上的年轻学者较为集中，如何为他们创造学术条件，促使他们创造更多的学术成果，是本学科今后发展的关键。再次，由于退休和调离人员的研究领域都集中在先秦哲学方面，所以本学科专业领域完整的优势将会有所损失，今后如何引进优秀的先秦哲学研究方面的人才，是本学科未来发展的重点。

二　学科前沿动态

在2010—2012年三年间，中国哲学学科在基础研究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动态，我们将这些新的发展动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出土文献研究逐渐成为先秦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重镇;二是经学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主流;三是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成为中国哲学学科关注的重心;四是中国哲学传统的近代转型问题成为新的热点。

第一，出土文献研究成为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所谓“显学”。各知名高校和研究单位纷纷组建出土文献研究的机构。在继郭店楚简、上博简之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又获得并整理出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竹简，引起学界广泛讨论;此外，北京大学也获得并整理出与道家思想和数术相关的重要竹简资料。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以及与之相关的简帛学的建设，成为近年先秦两汉学术思想研究的热潮。这些简帛资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界重新认识先秦两汉的学术思想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学术史的认识。简帛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是清华大学的李学勤先生，由他领军整理的清华简，对于重新认识《古文尚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此外，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都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学者。青年一代学者当中首都师范大学的刘乐贤教授在出土文献中的数术文献研究方面、武汉大学的丁四新教授在出土文献中的《老子》和《周易》的研究方面等都有特别的贡献。

第二，经过近年来的酝酿和沉淀，经学研究开始逐渐成为当前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主流。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波经学研究潮流，具有与以往经学研究不同的面貌和特质。以往的经学研究，基本上是近代形成的文献学研究范式下的经典和历史研究，着重于探讨具体经典的形成，并进而将经典视为研究古史的材料。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经学研究，基本上是经过现代学术洗礼之后的“六经皆史”说的某种后果。而当前的经学研究，则尝试还原经学在中国学术思想传统中的固有地位，重新认识“经学”在中国学术思想传统中的功能和作用。这一学术取向的渊源和动力，来自于接续近代今文经学传统的努力:一方面以经学的名义对儒学加以深入的系统教义化，另一方面则发扬近代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精神，试图经由经学的发明来提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再次确立起“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学研究》第一辑《经学的新开展》前言中所说，“经学的重新开展，意味着重回古典，再造文明”。“通过重新开启经学研究，接续华夏二千年来文明的主流，为往圣先贤的学问，探求现代转化的方式”。在经学研究方面，老一辈学者沈文倬先生居功至伟，清华大学的彭林教授则在经学研究的复兴和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国经学》年刊，非常有效地组织了经学研究人才，开辟了经学的重要阵地。

第三，近年来，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都在本年度将“儒释道三教关系问题”列为重大课题。儒释道三教关系问题进入学界的视野，预示着以往儒释道三教分别研究、各自成学的局面有所打破，以往长期进行的三教分别研究而形成的深厚积累，有可能出现新的整合。这种趋势是中国哲学学科研究深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从原理上加深对于中国文明之认识的需要。以往在中国哲学名义下展开的儒释道三教的分别研究，并未深入追问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文明和中国哲学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决定并支配这种关系的更高原理，因此，也并未能够深入探讨中国文明在形塑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原理作用。因此，对三教关系的研究势必会深化我们对中国文明和中国哲学的认识，同时也将会更深刻地服务于认识中国、促进中华文明之更化与复兴的目的。在三教关系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有筚路蓝缕之功，南京大学的洪修平教授比较早而且全面地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此外，本学科的张志强研究员的研究领域也集中在儒佛关系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第四，关于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自80年代以来始终是中国哲学学科乃至思想理论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呈现出非常丰富的时代意义和理论内涵。不过，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传统近代转型的研究则具有不同以往的理论内涵和学术意义。首先，对中国哲学传统近代转型的讨论，将不再仅仅关注传统是否以及如何适应现代的问题，而是更多关注中国的传统是如何从自身中开展出自己的现代的特质;其次，对中国哲学传统近代转型的讨论，实质上是对近代哲学之特质的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更多从传统哲学为近代哲学提供的前提出发，来理解近代哲学给传统带来的创造。因此，当前关于中国哲学传统近代转型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传统与近代哲学的关系之全面认识，将逐步扩展和提升为对中国现代的哲学理解。2012年11月在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召开的第七届年会即以“中国革命的中国前提”为主题，尝试从中国哲学传统出发来理解革命的实践与思想; 2012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召开的“章太炎学术思想世界的新开掘”学术研讨会则以章太炎为中心，全面探讨了中国哲学传统下的近代哲学创构的特质。关于中国哲学近代转型问题，本学科的李存山研究员在此领域沉潜多年，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考和认识。此外，清华大学陈来教授也曾出版《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等著作就此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的现代哲学研究也多着眼于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联。

中国哲学学科对以上四方面的学术新趋向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已经将儒释道三教关系和中国哲学传统的近代转型作为创新工程的课题方向。

在以上所列四项动态之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当前思想理论界的重要资源。儒家思想开始介入时事性议题，同时，在各个层次上复兴的儒学和国学，也在社会建设上表现出一定的实践活力。

三　学科建设状况

哲学所中国哲学学科承担着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的任务，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并注重理论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本学科研究人员的配置基本上涵盖了对先秦、两汉、宋明和近现代等各断代哲学史和儒、释、道等领域的研究，尤其在先秦儒家哲学、宋明理学、道家与道教哲学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人员配置比较齐全，并形成了专业研究方向的几个重点，这在全国设有中国哲学学科的各高校和研究单位中是具有较大优势的。在研究方法上，本学科除运用哲学史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分析与综合统一等方法外，还运用古典文献学的考据训诂与哲学诠释方法，以及历史学的观念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等研究方法。本学科的人员配备既具有综合优势，又各有所专长，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具有学术个性。就总体的学术实力和科研成果水平而言，本学科目前仍保持了在国内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哲学学科在2010—2012年度发表一系列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在相关研究领域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新观点、新思路。在基础研究和学科资料建设、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取得许多新进展。

2010—2012年本学科申请立项在研及结项的课题有如下多项:

1.李存山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已经完成初稿;

2.张志强研究员承担的院重大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2011年结项;

3.陈静研究员承担的院重点课题“注释、诠释与建构——四书学与宋明理学的发展”，2011年结项;

4.任蜜林副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纬书思想研究”，2012年结项;

5.姜守诚副研究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晋道教与方术民俗——以出土资料为背景”，目前在研究当中;

6.马晓英副研究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南赣乡约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国近世儒学民间化转向的理论与实践”，目前在研究当中;

7.刘丰副研究员承担院重点课题立项“宋代三《礼》学综合研究”，目前在研究当中。

此外，本学科承担北京大学儒藏整理工程中的四书类共10部典籍的整理，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正式出版了2部3册。

2010—2012年本年度发表的科研成果当中，张志强研究员的专著《朱陆、孔佛、现代思想:佛学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任蜜林副研究员的专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巴蜀书社2012年版)、李存山研究员的学术论文《气论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陈静研究员的学术论文《自由的含义》(《哲学研究》2012年第11期)、陈霞研究员的学术论文《相忘与自适——论庄子之忘》(《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刘丰副研究员的学术论文《叶时〈礼经会元〉与宋代儒学发展》(《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姜守诚副研究员的学术论文《宋元道教神霄派遣瘟治病诀法考述——以〈道法会元〉卷二二一〈神霄遣瘟治病诀法〉为中心》(台湾《宗教哲学》2012年第60期)等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高正研究员的著作《荀子版本源流考》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版。下面对其中六篇代表性成果的创新之处加以重点描述:

1.《朱陆、孔佛、现代思想:佛学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张志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325千字)

该书的核心关切是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问题，切入点是佛学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现代转换的关系。探讨了几个贯穿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议题:一是孔佛会通是否也是一种新文化?二是现代条件下成德之学如何讲?三是在政教分离的共和之后，教化任务由谁以及如何承担?四是客观的学问是否也可能具有价值指涉?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构成了晚明以来学术思想大师们思考的基调之一。该书尝试将晚明以来的思想史发展置于阳明学的基盘之上加以考察，以阳明学基盘上的朱陆问题重构作为整理和诠释清代思想史展开的核心主题，在朱陆问题的视野下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复杂谱系与儒佛会通问题，从成德之学的发展、教化重心的重塑、礼治秩序的再编成等问题出发，来理解现代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纵深，以源流互质的方法论来突破现代思想史诠释中的自由、保守与激进的三分法。

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将佛教作为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将佛教不断内在化于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过程，看做是中国文明在精神文化层次和社会体制方面不断调试自我的过程。该书通过对晚明以来学术思想史的探究，尝试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兴起的历史性诠释。该书主张从前近代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的转换出发来理解中国现代的发生，从更长时段的历史纵深来理解中国现代历史变动的深层动力和方向，一方面借此来相对化那种将“欧洲的近代”等同于“普遍的现代”的观念，另一方面则尝试从中国出发、在中国的前提下来理解中国现代的发生，并进而提出“不同的近世本可以由不同的近代之创生”的主张。

2.《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任蜜林著，巴蜀书社2012年第1版，330千字)

该书在全面系统地收集了纬书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中国传统哲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架构，根据现有材料，从哲学内涵以及理论特色的角度对纬书的宇宙观、阴阳五行思想、天人关系思想、礼乐制度、伦理观、历史观、圣人观等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在汉代社会思想的背景下探讨了纬书的形成过程，考察了纬书与汉代经学、政治的关系等。该书通过从西汉的经学传承来探讨纬书的形成，一方面展现了经学对于纬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纬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该书特别指出，汉代儒家是儒家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并不能完全概括儒家的基本思想，两者都是适应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二者虽都吸收了当时代的其他思想的影响，但作为儒家的根本东西并没有丢失，汉代儒学如同宋代新儒学一样，也是一种“新儒学”。该书的一大特色在于全面考述了纬书的源流、作者及其时代，对汉代政治文化与纬书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对纬书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对其中包含的哲学性内涵进行了系统整理和重构。总之，该书是汉代思想史研究、纬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作，填补了当前学术研究中纬书研究不足的空白。

3.《气论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李存山著，《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15千字)

气论的思想内容非常广泛，作者曾将其概括为“一气涵五理”，即“气”概念中包含着哲理、物理、生理、心理和伦理等方面的内容。从气论在哲理上的意义而言，它是中国哲学自然观的主要形态。因为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天人合一”或“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气论与儒家的仁学、道家的道论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或特质。该文就此来论述气论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作者指出，就儒家哲学而言，气论主要表征了这个世界的实在性，而仁学就是要在这个实在的世界中高扬仁义的道德理想。因为天地万物与人的生活世界是实在的，而不是神创的，或虚妄的，所以儒家的仁学不是像基督教那样要到“上帝”的彼岸世界去寻求解脱，也不是像佛教那样去追求超脱六道轮回的“涅槃”境界。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自然之二分”，而只有一个“存有之连续性”的世界，故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中“自强不息”、永不绝望、前赴后继、依自(人)不依他(神)地“厚德载物”，努力实现个人、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道德理想。

4.《叶时〈礼经会元〉与宋代儒学的发展》(刘丰著，《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18千字)

本文详细讨论了南宋经学史上重要的一部《周礼》学著作《礼经会元》，以及它与南宋儒学思想发展的关系。叶时《礼经会元》一书的总旨是要协调《中庸》与《周礼》，将儒学当中的性理之学与制度之学相结合。宋代理学重视性理之学，对儒家的内圣之学做了充足的发展，但是对儒学的礼、典制则相对重视不足。这就使后人对宋代儒学以及宋学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其实，即使在理学昌盛的时期，儒家经学依然保持了重视礼制的传统，并且力图将性理与制度相结合，叶时的《礼经会元》一书就体现了这种努力。《礼经会元》一书与南宋中后期的学术、政治环境是一致的。他的经学观点配合着南宋学术、政治议题，因此对这部经学著作的研究，不但可以深入了解《周礼》学在南宋时期所发挥的实际学术、政治影响，而且对于认识理学与儒学的关系，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自由的含义:中文背景下的古今差别》(陈静著，《哲学研究》2012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7.5千字)

本文考察“自由”的中文词源和词义的近代转化。通过追溯“自由”的词源，本文指出，“自由”在东汉末年就出现在中文里了，郑玄(127— 200)注释《礼记》，三次用到了“自由”;赵岐(约108—201)撰《孟子章句》，也使用到“自由”一词。“自由”的最初含义是行为举止上的自我做主，是一个中性词。但是，由于自己做主的行为只能发生在“帏薄之外”，不能进入关系和制度，所以，自由与制度构成了相互拒绝的悖反关系，而制度下的自由必定是劣义的。由此也形成了自由与纪律相对立的传统理解。严复等人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等近代观念之后，才扭转了自由的劣义，使自由从制度之外转入制度之内，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思想观念。

6.《相忘与自适——论庄子之忘》(陈霞著，《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11千字)

这是一篇纯哲学意味的讨论，重点谈的是《庄子》中的“忘”的概念。作者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是第一个对“忘”进行了最深刻、最全面、最系统思考的哲学家。他高调地将“忘”作为哲学概念而推出，针对“忘”大发宏论，赋予“忘”极高的哲学价值。他认为，在人的精神旅程中，“忘”最终应超越“记”和“忆”。“相忘于江湖”的“忘”的状态是高于记忆的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不断地“忘”才能不断地与自我相一致。本文主要梳理庄子之“忘”的具体内容，它包括忘物、忘德、忘知、忘己四个方面，体现为从感性、理性、道德走向自由的精神旅程。所以庄子之“忘”具有强调人类精神自由、自我去蔽、自我解放的价值性意义。文章同时指出，在“记”、“忘”之间，“记”是“忘”的前提。在日常生活中，“记”比“忘”重要;在哲学领域，“忘”主要体现为一种方法上的扬弃;在艺术、创造、信仰等精神活动中，“忘”比“记”重要，是使人专注凝神、爆发创造性和发现自我的重要途径。

从这三年来的科研进展状况和科研成果的水准来看，本研究室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发掘新的研究论题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在以往具有优势的个别研究领域出现了人才和成果不足的问题。由于老学者的相继退休，本学科的实力有较明显的削弱。在未来几年内，本学科仍然会有几名资深学者相继退休，势必会对本学科的研究实力造成影响。本学科自2008年以来引进了三名青年学者，补充了新鲜血液，但仍然需要为青年学者的成长创造条件，营造气氛。从本学科现有科研队伍的数量和整体实力看，本学科在国内中国哲学界仍是力量较强的，可望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今后的发展前景还要取决于中青年学者的成长环境和主观努力。在当前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普遍重视国学研究、儒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形势下，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已面临很强的学术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青年学者的科研队伍能否稳定、科研人员能否潜心治学、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能否有所拓展从而产出科研精品的竞争。

四　学科发展前景

哲学所的中国哲学学科是一个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学科，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本学科同时又是一个在人员构成上逐渐年轻化的学科，同时在哲学所内部本学科也是一个在研究阵容上能够大致保持原有规模的学科。年轻化的优势是有发展的后劲，但同时，年轻化也对如何继续保持原有的学术优势构成挑战。今后本学科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深厚的传统和年轻化的现状，在勉力维持既有研究规模和研究实力的前提下，争取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绩，为本学科赢来新发展。

本学科今后的发展将配合院创新工程的要求，根据本学科创新工程项目设计，确定发展方向，制定发展重点。本学科创新工程项目共有三个项目组，分别是“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儒释道三教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将在20世纪60年代我室编撰的《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的基础上，重新设计编选框架，重新编订选文，重新整理注释，以期形成一部适应时代需要、反映本学科学术水准的资料集，同时也起到锻炼本学科研究队伍的效用。本项目组成员由本学科全体研究人员参与，将是今后本学科发展的重点。“儒释道三教哲学关系研究”项目组将整合本学科儒释道三教研究人员的力量，借助本学科三教独立研究的基础，积极参与当前学界对于三教关系研究的热点讨论，关注三教互动及其背后的政教原理。今后本学科将在三教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三教互动关系的研究，整合三教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将延续本学科注重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结合的传统，发挥本学科兼重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优势，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对哲学传统的近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探讨。本项目将进一步要求年轻学者在既有研究领域之外，在近代哲学中开辟相关研究，做到古今照应，史论结合，开辟学术视野，拓宽学术基础。以上三个项目研究的主题将是本学科今后发展的重点。

今后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将着重关注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风气，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方面加强研究和思考，对于中国哲学史界正在反思和讨论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国学研究、儒学研究(以及经学研究)、学术思潮研究(学术史、思想史)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如何参与“中、西、马”哲学研究的对话，如何坚持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理论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等，进行深刻反思，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进路。对于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曾接受了专深研究的学术训练，而在当前新的学术形势下，如何在加深既有专题研究的同时也逐步扩展宏观的视野，把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中国近现代的哲学转型以及对现实思想理论的观照结合起来，是本学科今后发展需要特别重视和着力的方向。总而言之，本学科今后的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发挥研究人员的学术个性，另一方面要重视学术交流以增进学术共识，争取为本学科的发展开创新局面。

(哲学所　张志强)